近代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嬗变的政治秩序
——基于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

罗浩轩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传统封建官僚制度土崩瓦解，曾经凝聚各种势力的政治共同体分崩离析。军阀混战、党争迭起,不仅让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让中国政治现代化徘徊不前。在近代中国，作为现代民主制度三大支柱之一的政党制度，历经了多党制、两党制、一党制到多党合作制的曲折发展历程。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来担负起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①亨廷顿被公认的关于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作主要是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和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根据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运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相关观点和论断。是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奠基之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所阐释的“变化社会”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既以近代中国政治为研究案例之一，一方面又对近代中国产生了较强的解释力。该著作中关于革命先决条件、革命的革命性衡量标准、政党发展阶段、“政治衰朽”公式以及强大政府等观点，能对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曲折发展历程作出较好的解释。在他看来，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往往面临政治参与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而政党组织恰好可以同时满足政治现代化的两方面要求。因此，就上世纪前半叶处于社会急剧变化的中国而言，能否成功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建立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有效推动政治制度化以实现政治秩序和确保政治稳定的政党制度。

一、政治的衰朽：民国初年短暂的多党制

从长期来看，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使得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并造就了一大批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自1895年“公车上书”以后，知识分子开始提出政治要求，1898年终于展开了 “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变法流产之后，革命党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前的中华大地，已经躁动不安。虽然表面上仍然是清王朝的封建官僚统治，但地方督抚们各自为政，袁世凯掌握的北洋军阀已经 “养虎为患”。在政治组织上，除了传统的“立宪派”，还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除此以外，还有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中的丈夫团等。亨廷顿认为，革命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1］（P228）迫于新生社会力量参政议政的强烈要求，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 《钦定宪法大纲》，其后各省选出了以地方士绅为主要成分的谘议局代表，这些各省的实权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宪，成立责任内阁，然而清政府不愿真心扩大群众政治参与，仍然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终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的统治被迅速推翻。

亨廷顿认为，衡量一场革命的革命性如何，应该“看其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和范围”。辛亥革命的革命性毋庸置疑，它促使各种社会势力纷纷登场，积极参与政治，其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和范围是惊人的。然而，“衡量一场革命成功到什么程度，则应看其所产生的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1］（P222）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一个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的制度，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却陷入了“政治衰朽”。1912年3月，孙中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文件，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人民有“结社自由”的权利，人民群众参政的热情被激发起来，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统计，这一时期有名称的政党达312个。看似如火如荼的政治参与，怎么会导致“政治衰朽”呢？亨廷顿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治参与的水平要与政治制度化的速度相适应。当“党禁”被革命打破，各种政治团体纷纷参与政治，但是新建立起来的政权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却十分低下。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其程度可以根据它的那些 “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1］（P10）。

从政治组织来看，辛亥革命后的两大势力——北洋军阀集团和中国同盟会都十分脆弱。北洋军阀完全是一个以宗派关系建立起来的旧利益集团，处在亨廷顿认为的政党发展四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1］（P344）其成员关系主要依赖于头面人物袁世凯。这样的集团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都很低，而且正如随后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宗派集团倾向于在议会内部施展权术，并且在头面人物死后这个宗派迅速分裂。而同盟会也仅是一个松散的组织，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组织于1905年合并而成。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还闹过分裂。不仅其存在年限短，适应性差，而且自主性也不高，进入同盟会的人同领导层离心离德，心怀鬼胎。孙中山等人的行动屡屡受到各种社会势力的左右，根本难以承担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大历史使命。

新生的政治制度也十分脆弱，遭到各派的质疑，甚至被其缔造者国民党举起革命的旗帜加以反对。民国始肇，就有究竟应该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分歧。这充分说明上层政治精英对于政治共同体缺乏认同。南京国民政府迁都北京以后，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将本来已经实行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同盟会改组后的、以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的国民党，希望通过在1912年冬的国会大选中占多数议席来遏制袁世凯的专制统治。然而，当大选胜利，宋教仁准备出任内阁总理之时，却被暗杀了。宋教仁之死的始作俑者是否是袁世凯仍然有争议，但这也说明，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对于民国的政治制度的认同程度很低，国民党和北洋军阀集团的尖锐对立并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在现存政治制度内得到化解。宋教仁死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还是发挥了效果，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司法独立。刺杀宋教仁凶手已经被捕，国务总理赵秉钧破天荒的被传讯。如果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宋教仁案很有可能在现存制度安排内得到妥善解决，这对于加强新生政治制度的权威是很有帮助的。然而，这个国民党亲手缔造起来的政治制度，却被国民党给抛弃。北洋军阀集团虽然使用各种手段，但毕竟都在民国政治制度框架之内，或者受到民国政治制度的约束，而1913年，国民党却擅自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被袁世凯用武力镇压，孙中山流亡海外。二次革命使军队国家化，刚刚建立起来的民选议会以及以法治国等建立民主国家之必须举措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取而代之的是名目张胆的军人干政、风起云涌的革命与反革命，从此兵祸连连。而孙中山则将议会式的民主国民党改造成一个帮会式的中华革命党。

很显然，民国初年在短暂的和平后开始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根据亨廷顿给出的政治衰朽的公式［1］（P42），我们可以理出这样的政治逻辑：①清王朝灭亡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出现，社会动员广泛中开展起来——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却依然落后，造成了社会颓丧；②缺乏权威核心的新生政治体制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其流动机会大大增加，各个社会势力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然而，政治制度化低下使得社会势力不能有序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并且采用各种手段去攫取权力，党争不断，最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动乱。

民国初年的政党在经过斗争、分化、重组，大体上形成了三个派系四大政党的格局，三个派系即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和地主买办阶级派，四大政党包括由革命派组成的国民党、立宪派组织的民主党、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和统一党。［2］在一个强大的多党制中，社会势力和政党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劳工、商界、土地所有者、城市中产阶级、教会都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而且彼此间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妥协和适应手段。这样的制度总体来说适应性是很强的。［1］（P353）但是如前所述，民国初年各个党派之间缺乏制度化的“妥协和适应手段”。党争四起最终的政治逻辑就是走向武装的对立。亨廷顿在统计了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多党制国家军事政变的数量后也得出了结论：“具有多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远比具有一党制、主从党制或两党制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更容易招致军事干预。 ”［1］（P352）民国初年的事实不幸验证了亨廷顿的理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初年实行的议会多党制是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国情的。这个国家需要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来填补暂时“由魅力领袖或军事力量来填补”的权力和权威真空。那么，这样的政治组织在哪里呢？

二、一种可能性：国共两次合作初步形成两党制的雏形

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1914年，袁世凯又下令解散了国会。之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也为了压制地方分裂势力，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自此，中国实质上进入了“寡头普力夺社会”。“在寡头普力夺社会里，大地主、教会头面人物和握有军权的人是主宰社会的势力。 ”［1］（P166），在中国则是握有军权的北洋军阀集团。寡头普力夺政府以暴力为手段，控制全国的局面，但是却极大限制政治参与，更无法承担起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因此只有暂时的替代作用。

亨廷顿认为，“在处在现代化的国家之中，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是革命性的集团。但是，要发动一场革命的话，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同盟军。 ”［1］（P247）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孙中山逐渐意识到了革命需要有同盟军，特别是要获得来自工人和农民的支持。认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但是，这样的同盟军在哪里找呢？孙中山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队伍里虽聚集了一些人才和干部，但在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方面几乎是空白。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给孙中山带来了光明与希望。他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纪律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它成立不久，便有声有色地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由此得出结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队伍里荟萃了一大批这方面的精英人才。［3］于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展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是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仍然独立存在。当时合作的共同基础是反帝反封建，完成“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历史使命。这样的合作基础很好的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纳入到政治共同体中，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在1924年至1927年的短暂时间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4］（P364）然而，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右派认为，除了东三省以外，中华民国已经取得了全国政权（尽管是形式上的），中国革命或以成功。已经不再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日益扩大的工农运动也威胁到了国民党的既得利益，因此，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巩固政变”，开始了清党，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亨廷顿指出，革命造成的结局之一就是军事独裁和武力统治。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亨廷顿评论道，“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则试图把合法的军事来源与现代来源联结起来。国民政府部分是党治政府，部分是军事独裁。但是它却没有能在国民党内部创立一种有效的制度来使自己适应变化中的参与方式。”刚刚形成的两党制的雏形就这样被摧毁在襁褓之中。

第二次国共合作始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双方都有军队，有自己的政权。然而，这却是一种“没有成文纲领，只是遇事协商”的合作。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联合政府的历史机遇逐渐浮出水面。这是中国最有可能走向两党制的历史机遇。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执笔的社论，称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社论谴责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而“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书面政治报告 《论联合政府》，他要求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尔后随着马歇尔的到来，对日战争胜利后短暂的政治僵局被打破。杜鲁门和马歇尔也曾设想，未来的中国将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以共产党为少数派成为合法地位的反对派，在美国看来，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然而，野心十足的蒋介石却抛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积极结果，准备继续进行军事独裁统治，并悍然发动了对解放区的战争，从此关上了在中国建立两党制的大门。

综上所述，中国的两大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曾经有过两次成功的合作，并且都有可能使中国走上两党制的道路。但是中国最终没有朝这个方向迈进，究其原因，除了经典的阶级对立说和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说以外，还同国民党的组党理念、制度安排和解决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的国家建设路径有关。

三、合法性危机：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破产

国民党建立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的标志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是，问题在于蒋介石为什么敢于在孙中山去世不久之后就违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且还获得了党内大部分的支持呢？这是与国民党的组党理念、制度安排和解决民族问题及民主问题的国家建设路径有关。

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认为，“一党建国是拯救中国的必由之路”。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甚至声称非本党党员不得享有公民资格，不得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干涉政权。孙中山一党建国的主张，本来目的是要消除党争，统一意志，集全党之力实现革命。但是，他无法回应现代化带来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遭到了来自国民党内外的反对。然而，孙中山却将反对者一一免职。这样的组党理念和制度安排致使国民党内一党独裁的观念得到强化。而在解决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的国家建设路径方面，孙中山提出了 “国民革命三阶段”理论，即中国革命应该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而在国民党一党建国的组党理念和制度安排下，国民革命的三阶段理论的主体就是国民党，军政则成为“以党建国”，训政则成为“以党治国”，只有到宪政时期，才是“还政于民”时期。［5］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下，蒋介石堂而皇之的提出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一个政党就是国民党，一个主义就是蒋介石所阐释的三民主义，不允许有第二个主义和第二个思想存在；一个领袖就是蒋介石。因此，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统一的国民党，自然要开始“清党”，而“清党”的中心，则是对已经深入国民党内部，声势日益浩大的共产党的清洗。自此以后，国民党开始了一党专政。

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就一党制和多党制到底孰优孰劣的问题，众多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世界历史的发展也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涌现的许多一党制国家对于本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一面。断然否认一党制的合理性有失学术公允，正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1］（P350）

不过，区别一个政体是传统政体还是现代政体，关键就看其政治参与的水平，而区别一个政体的发达与否，就看它的政治制度化的水平。［1］（P61）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参与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各种社会集团纷纷出现问政。而一党制的真正挑战，就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同化、吸纳这些新兴的社会集团。比较起来，虽然一党制比多党制更加简单，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构建政治共同体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同化、吸纳新兴社会集团的途径也少了很多。摆在一党专制的领袖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新兴集团吸收到这个唯一存在政党的组织构架中来，比如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让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将要付出的代价是削弱党的团结、纪律和热情；要么将新集团拒于党的大门之外，“他们当然能维护党的内聚力，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危及党对政治参与的垄断权，并诱发以推翻现存体制为目标的紊乱和暴力政治行为。 ”［1］（P356）显然，1927 年以后的国民党选择的是后一种，蒋介石主动站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公开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拒之门外，也将中国共产党“逼上梁山”，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

从亨廷顿的理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国民党必败，中国共产党必胜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国民党却在1928年宣布军政结束，开始训政，颁布各种法令，加剧独裁统治。亨廷顿一针见血指出，“得农村者得天下”，“农村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1］（P241）。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准备继续进行独裁统治之时，共产党已经在农村深深的扎下了根。解放区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合法性来源，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就将不得人心，群众基础狭窄的国民党赶出了大陆。

不过问题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那样建立一个一党制的国家？这个问题可以等同于袁世凯为什么没有像礼萨·汗·巴列维一样建立起一个新王朝。亨廷顿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的政治动员更加深入”，“中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力量已经充分发展，足以支持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学生和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1］（P224）而且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同工会和农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建立政权之后设立了不同的部门将他们都整合到了党的体系之内。在政策创制方面，卡德纳斯使得建立起来的政权“有能力提出新目标、同化新集团并能展开一系列彻底的新式改革”。这其中包括土地改革，铁路和油井实现国有化，教育范围扩大，和新的社会福利计划。［1］（P263）这一切都是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国民党当局难以做到的，也是受深刻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蒋介石难以意识到的。

四、现代化基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如前所述，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与否，关键看各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扩大的程度。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限制新兴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坚持一党专政，其结果是自绝于人民之外，不得人心。但是，群众政治参与势头已经不可逆转，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真诚的与一切进步社会力量合作。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 ”［6］（P809）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7］（P1437）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相对照，中国共产党展示了宽阔的胸襟，也符合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但是，根据亨廷顿的理论，扩大政治参与的速度必须与政治制度化的程度相适应，否则就会造成社会衰颓，最终酿成政治动乱，陷入普力夺社会。因此，这就要求已经具备了高度制度化的中国共产党，也能领导建立制度化水平很高的新中国政党制度，使之一方面能够符合中国民主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能够符合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要求。［8］那么问题是要建立怎样的制度呢？

构建这样制度的指导思想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特点是将人民和敌人区别对待，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而对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根据毛泽东对于人民的定义，也就是让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充分参与政治，由此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最终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对反动阶级实行有效的专政；同时，也只有对反动阶级实行了有力的专政，才能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保障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比孙中山割裂“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国家”建设的关系，提出一党建国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国家建设路径要更加符合实际情况［5］。此外，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以阶级维度来对社会进行分野的，它强调了阶级的本质。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无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因此，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样的政党制度。这个制度包含三个层面：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和由各党派、各界别参与所形成的人民政协制度，是由领导、合作和协商三个层面构成的。无论是经济现代化理论或者是政治现代化理论，都认为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权威政府：一方面，经济的突飞猛进而造成的社会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另一方面，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要同政治制度化水平相适应。［9］中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保证了一元化的领导，树立了足够的权威，使得政权能够掌握足够的经济、政治、社会资源来引领中国进行现代化；另一方面，一党制的最大困境就在于不能够适应政治现代化对于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要求，而八大民主党派的存在能够促进各个社会集团有序的参与政治，并对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起到监督作用。

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符合政治逻辑的发展。当前，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这项基本制度，以提高制度本身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起到中国政治现代化基石的作用。同时，可以借鉴亨廷顿的观点，在现有的政治架构基础上，通过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来有序扩大群众政治参与程度，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