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学到范俗
——明代安福复真书院的讲学活动

陈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明代江西吉安府安福县是江右王学的核心区。复真书院位于安福县南乡。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影响力来说，它与位于安福县城的复古书院相比似乎都无法企及。可以说，大凡论及明代安福阳明后学如邹守益等人，首先会谈到复古书院，而复真书院虽偶而涉及，多半也只是稍带一笔。因此，将复真书院单列出来进行讨论，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其一，资料的相对丰富和集中。复真书院志在明清时代数修，保存到今天的尚有清初的《安成复真书院志》十卷本（存卷一至卷六）。①《安成复真书院志》，清康熙年间刻本，二册。该志标注为“王吉”纂，有王吉、朱经、刘瓒宝、左方兴、王谦言、郭汾、颜赤、王燕及等人康熙三十二年序，然实出众人之汇编，修志姓氏列名124人，如朱经、方兴、郭汾均在列。如左方兴序云：“兹以道院止有编录而无志载，以故先后实迹散佚难稽，于是同司寇冢孙朱行翁先生率二三同志，搜辑遗文，遍稽旧乘，晨夕参订者弥月，著为凡例若干，条规若干，分卷详列，巨细毕举，俾登斯堂者观。申饬圣训益凛，率士从王之义。”（《安成复真书院志》左序，叶十四下至十五上）郭汾亦云：“王枚翁先生忧之深，爰会乡都人士，毅然以修志为己任。出其编辑，命汾偕同乡诸先生共订阅，一月而校对毕，阅四月而剞劂竣。”（《安成复真书院志》郭序，叶十九下）按，王吉，字枚臣，南乡金田人，顺治辛丑（1661）进士，知光泽县，解组归，“倡修复真书院，重刊院志”。参见同治《安福县志》卷十《人物·宦绩》，第187页。此前，安福人数度有为复真书院修志之想法。郭汾《复真书院志序》云：“汾少时从舅父张荔波先生举祭，因示以先贤事迹，示以创修源流，且示之曰：‘乃高王父九溪公与家秋渠公（张崧）讲学，尝欲修书院志，而力不逮。今余亦有心，而尚有待也。’”（《安成复真书院志》郭序，叶十九上）但这些志都未能形成。在其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数部“录”。《复真书院志·凡例》中即说：“一、汇刻明嘉靖戊午创建书院全录、天启癸亥、崇祯丙子二录。”（《安成复真书院志》凡例，叶一下）这表明之前书院有三部书院录曾经存在。不过，李才栋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完成《江西古代书院研究》一书时称《复贞书院记》尚存，而不言残缺，且书中大量引用邹守益《创建复贞书院序》、刘邦采《创建复真书院后序》、王时槐《会规十七条》、刘阳《除夕记》、刘邦采《甲子纪除》等此类在《安成复成书院志》卷七、卷八的留下了目录的文字。这说明李才栋先生可能见到完整的《复真书院志》，惜不知志存何处。据称今安福洲湖中学仍保存有《复真书院志》一种，不知是否为全帙从目录看，佚失的四卷对研究复真书院的历史最为关键，几乎都是涉及书院本身的文字，包括书院序记及诗文、书院会规、书院田、创置书院姓名等内容。如果这些内容未散失，对复真书院的历史也许可以叙述得更充分一些。但是，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完全散失，因为在方志和族谱等材料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二，复真书院在安福乃至江右学派的讲学活动中有重要地位。明人刘元卿说：“今天下谈学，动推安成，而安成宿学，半在复真。”［1］（P71）然而，与复古书院往来多异地的大儒不一样，复真书院讲学更具地域性，是安福尤其是安福南乡阳明学者的大本营。活动在安福复真书院的阳明学者除了邹守益、刘文敏、刘邦采、王时槐等人有鼎鼎大名之外，王钊、朱调等阳明学者一直是人们忽略的。因此，研究复真书院的讲学，可以看到最基层的阳明学者们在讲些什么？但另一方面，复真书院也像清人郭汾所说的那样，“虽不能媲美鹅湖、鹿洞，而亦非仅一乡之名区”［2］（P19a），虽是一地域性讲会书院，却又有其超地域价值。其三，复真书院的存续与三舍刘氏、大桥朱氏、金田王氏等几个家族有密切关系。由对复真书院历史的探讨，可以见到理学与家族间的互动。当然，对于复真书院讲学，已有不少研究。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对复真书院的建立、藏书、会规、会友除夕聚首等事情均有介绍。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代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对阳明后学在复真书院的讲学也所描述。吕妙芬在其对吉安府讲会的讨论谈到复真书院的建设、规制以及后来的祭祀、重修的情况。张艺曦讨论安福王学与家族时专设有一节 “王学与南乡各族”，讨论复真书院及环绕它而存在的三舍刘氏、金田王氏以及大桥朱氏。张卫红《邹东廓年谱》也谈到了邹守益在复真书院创建与讲学中的作用。①参见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27-330页；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代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82-284页；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6-127页；张艺曦：《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6年版，第189-215页；张卫红：《邹东廓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409、433-434页。尽管已有不少前期研究成果，但如前述几层原因，仍有再探的空间。当然，本文写作的角度自然也不一样，主要是将焦点对准在复真书院的讲学活动上。复真书院在明代的历史，概而言之，“创自嘉靖，盛于隆、万……启、祯二代，渐以衰息”［2］（P14a），之后在崇祯年间、清初康熙年间，又经朱世守、王吉等人先后修复，然其时讲学风气已衰，徒留其表征而已失其精神。

一、复真书院的建立

复真书院位于安福县治南五十里原北真观址，始建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康熙《安福县志》载：“复真书院，治南五十里，嘉靖戊午邑南士民建。 ”［3］（卷P17）这段话里没有突出任何个人的作用，而强调复真书院乃众力成之。王吉《安成复真书院志序》云：“远迩各著族共勷之。”［2］（P1b）自字面推测，王吉认定复真书院的建立有一部分理学家起到重要作用，但各个大族起到相应的辅助作用。清人朱经《安成复真书院志序》中起首即云：“南里复真书院，先贤邹文庄公暨刘狮泉、三五、尹湖山、周东川诸先生所创建者，今百数十年矣，弘敞壮丽，岿然灵光，与复古、连山书院而并峙。”［2］（P7a）他指出在复真书院的创建过程中，邹守益、刘邦采、刘阳、尹一仁、周东川等人起到关键性作用。实际上，在复真书院的创建中，邹守益的号召、惜阴诸贤的赞助、临近南乡各族的赞襄，共同推动了复真书院的成立。

颜赤《复真书院志叙》强调邹守益及王、刘、尹、周四姓作用：“粤溯文庄邹公，濬姚江之渊源，集同志而诵习，潜占蔚葱之佳气，应萃南里之英华，爰谋坐论之址，鼎构连云之居。维时王、刘、尹、周之济楚，居然濂洛之正宗。经史典坟之购求，屹若秘府之充积。雅聚十三冬之首，校课浃数旬之勤。阐幽发微，名言霏霏盈耳；表微纠慝，懿训秩秩儆心。匪华阀巨宗，鲜敢叩户；非庄緌肃□，讵易升庭？绵历既久，费支之裕饶，规制之明备，人文之联翩，习俗之醇美，景慕者环墉观听，羽翼者霞起云蒸，未可谓非吾乡之奇观。”［2］（P23b-24a）邹守益不仅是倡议者，在书院创建过程中还有亲身参与，其亲笔批买书院的契纸可见。《亲笔批买契纸》备载复真书院购址前后经过：“前村王邑侯面许以所佃北真观作南里书院，而照与、旦时等能继而述之。诸同志合议，前村居官清囗，其捐地尚义者，前村父子之高也；必偿其费以备前村夫人俯仰者，同志之厚也。廼以众银贰拾伍两偿其佃价及费，斯为两尽其道。书院告成，豪杰汇进，前村有知，必拊掌九原矣。书以告来者。 东廓翁邹守益书于聚奎楼。 ”［2］（P7a-9b）虽不是真正的“契”，却是邹守益对北真观址的购买作了前后综述，让我们知道当时北真观址的售价是二十五两白银。邹守益《亲笔批买契纸》后的按语云：“书院基址于王前村公桥梓以义让，而诸先辈必以价售……更见其用心周密，诚不甘以一家之基址为众姓之书院，必本之价值，授受毫无苟且，乃为可大可久云”。这是防范于未然。以历代书院的基址看，即便售买者尚不免于侵占，而受人捐让，一旦有纠纷，则不免失算。当然，慨然愿捐书院基址的王有楠，无疑仍是值得表彰的，故《契纸》后仍附《王前村公行实并像赞》。王有楠号前村，王屯沙洲人，嘉靖壬午（1522）举人，历任建平、罗源、乌程知县，其在三县时，“倡三县讲学，每月朔望宣六条以谕父老”，“晚年与邹东廓先生讲学于安成四书院”［2］（P9b）。 《澈源邹氏七修族谱》 卷十二杂记的《复真书院行台事略》更是将复真书院之倡建归功邹守益：“文庄公施教南里，从游日众，门人周儒、朱调、朱叔湘、王皦、彭湘、王禅、王有楠、王汝懿、王汝震、刘最、刘伯寅等请建讲堂于北真观旧址”［4］（P407）。 复真书院门匾上的“复真”二字，亦“邹守益之笔”［5］（P328），可见邹守益于书院创建之功。

王谦言《复真书院志序》云：“吾里之有复真，则始于惜阴诸贤倡以祀新建者也。”［2］（P16a）嘉靖五年（1526）开始的安福惜阴之会，是复真书院讲会的源头，从志书首载阳明的《惜阴说》手书可知。所提到的“惜阴诸贤”，是指最早在安福南乡成立的惜阴会，主要领导者是刘晓、刘邦采、刘文敏等人。三人皆出自安福三舍刘氏。刘晓字伯光，号梅源，正德八年（1513）举人，刘戬之孙，“蚤承谕德晋轩人之家学，蜚声遇科，筮仕广东新宁令，甫三载即挂冠归”［2］（P3b）。 地方志的记载也说：“（刘） 晓合诸同志岁时讲谈，而题其端早惜阴。安成惜阴之会，自晓始”［3］；“结屋梅花之源， 合同志岁时讲业，题曰惜阴。 ”［6］（P201）“梅花之源”即刘晓的梅源书屋，最早是刘晓祖父刘戬读书之所。刘晓与刘邦采诸人结惜阴会，最早经常性的聚会地点在梅源书屋，当然也包括别的“地之雅胜处”。刘晓《惜阴会约引》云：“晓之事夫子也最早，愧无以为诸君子倡，因念生也异方，不能往受教。在乡也，又势各有便，不能聚一。惧夫离群索居，固有因而怠焉者矣。乃与诸同志立为惜阴会，期以各双月望日轮有志者若干人主供应，择地之雅胜居焉，互相切磋，各殚厥心，尽五日而散。 与会者非有大故，不得辄免。 ”［5］（P325）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惜阴会大概在每个双月的望日举行，而会的供应则“轮有志者若干人”负责。作为一草创的讲会，无论经费与场所均无法保证。这或许是之后同志们要倡建一个固定的书院来行讲会的根本原因。复真书院建成后，对讲学的保障是明显的，所谓“肄业有所，博闻有书，供会有田”［2］（P1b）。 南乡之讲会，开始得最早。诚如王时槐所言，“吾吉闻阳明先生之学，结合聚讲，最盛者称安福，安福之盛乃在南乡”［7］（P142），然而到复真书院创立之后，才真正有定所。邹守益《创建复贞书院序》谈得很具体：“嘉靖丙戌（1526），吾邑诸同志举惜阴之会。……丙申十五年（1536），松溪程侯始作复古书院。……癸丑（1554），北乡同志始作连山书屋，……于是北乡有同会所矣。南乡耆旧髦倍于三乡，而每会辄僦屋移具，湫隘而劳琐，或因以中废。师泉、梅源、三五、湖山诸君病之，谋诸东川周子，慨然倡其义，而具疏属四友诣门敛之。首诣山屋，山翁助银五两修屋，五两置田，如连山例。 ”［8］（P328）这表明，在复古书院以及北乡连山书院相继成立之后，南乡阳明学者集体倡议修建书院，而邹守益亦首捐银襄建。从讲无定所、随地聚讲的惜阴会到复真书院，反映邓洪波先生称之为“随地举会，归之书院”［9］（P5）的明代讲会发展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惜阴会在安福县既具体指刘晓等人创办的惜阴会，也指之后所有的闻风而起的阳明讲会，即复古书院及四乡所行之讲会均可言“惜阴会”。因此，王谦言所说的“惜阴诸贤”，应当既包括刘晓、刘邦采、刘文敏等人，也包括嘉靖初年参与阳明讲会的士绅如刘阳、尹一仁、周儒等人。刘阳，字一舒，福车里人，曾受学于彭簪、刘晓二人，又从阳明学，嘉靖四年（1525）举人，历官砀山知县、福建道御史。他在复真书院建成后为复真书院蓄书做了大贡献。刘阳《复真书院藏书序》云：“是岁，书院成。阳疏而告也，谓古训当求，当有藏书之阁，有诸经、诸史、诸子，俾学者探讨。有皇明御制诸书，俾伏读而遵守者。于是先生长者暨诸同游各以书至。越数月，书数千卷萃矣。往者简册之富也在私家，称二万轴。其在秘省，至三十七万卷，而作者之意无论辩也。乃今异其所务，则有所裁，诚不以博，于其雅尔。 ”［6］（P386）从刘阳藏书序看，复真书院的图书征集主要是靠 “各先生长者暨诸同游”的捐赠，而且对于藏书的种类和内容是有要求的。刘阳可能后来还在书院附近建了自己的居所，以便讲学，其《语傅子公善之春官》一文即云，“傅子公善行，别予于复真之舍”［2］（P24a）。 尹一仁，字任之，号湖山，安福下南乡口林人，嘉靖七年（1528）举人，历官诸暨教谕、工部主事、归德知县。相比较而言，周东川名儒，名气最小。同治《安福县志》载：“周儒，号东川，南乡社背人，嘉靖甲午解元，授直隶镇江同知，有政声。解组归，构书室于松云窝，偕同志举惜阴会，互相砥砺，又倡修复真书院，与邹守益、刘邦采、刘阳诸名儒讲学不倦，士习为之一振。 ”［6］（P207）周儒是邹守益的门人。 然而，从《安成复真书院志》卷七《旧刻序记诗文》所著目录来看，非但有《周东川先生创建书院募序》、《周东川先生聚奎楼记》，则此位平时我们比较忽视的人物，在复真书院的创建中其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刘瓒宝《复真书院志序》对周儒对复真书院的创建之功有所概述，说：“惟东川周君承东廓邹先生、狮泉家先生暨诸先生之命，克谋厥始。 ”［2］（P13a）显然，周东川是书院建设的直接经营者和规划者。邹守益家族的家谱《澈源邹氏七续族谱》中也说：“方书院创建之日，周儒独力任行台之工。”［5］（P407）

宗族的势力在复真书院的建设与维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肖永明先生谈到宋明以来宗族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家族书院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衷海燕曾谈到其后安福西乡的识仁书院建设 “端赖于当地大族的参与”［10］（P102）。 复真书院创建中宗族参与也很明显，而且超越了一族的范围，有若干个家族卷入其建设之中，而动机显然是要通过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扩大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提升、树立家族形象”［11］（P106）。前面提到复真书院由 “邑南士民共建”。“士”的参与容易理解，而普通百姓参与到这种文化事业中来，则主要是因为宗族的参与。复真书院后来在清代乾隆八年的 “朱翰倡输修葺”、道光八年的“上南里各都捐赀重修”［6］（P77），也都可能有宗族的参与。前引颜赤所提到的“王、刘、尹、周之济楚”，就充分认可四姓在复真书院创建中的作用。王、刘、尹、周四姓，或指王钊、刘文敏、尹湖山、周儒等人所在几个宗族。王钊字子懋，先后从学于刘晓、王阳明、邹守益，所谓“学凡三变”，而“闻四方惜阴之会，辄往相质正，而本邑同志尤胥协于公，其倡会讲学之力实居多焉”［2］（P13b-14a）。 王钊的弟弟王铸，字子成，师王阳明，卒业于邹守益，“与复古、复真诸君子讲学不倦，……殁祀复真书院”［6］（P207）。 王时槐曾说：“吾吉夙称东南邹鲁之邦，而安成南乡赖两峰、师泉、三五三先生倡学于复真，其时吾族诸叔柳川、石泉、潜轩实相与切磋而兴起之。 ”［7］（P62）金田王氏对于复真书院的投入，除了王钊、王铸等人外，王时槐、王士翘等人亦均出自金田王氏。王士翘，号吾厓，嘉靖七年（1528）进士，既贵之后，“置田复真书院”［6］（P166）。 在这四个主要的资助的家族之外，另有吴氏也曾向复真书院捐银助购学田。刘阳《答吴麟峰兼谢继峰、汶峰、云峰共助金买田复真书院》云：“流水高山结构缘，吾乡精舍尽堪传。君家兄弟笃同好，同画山田试井田。 ”［6］（P79）可见，捐金为复真购田的吴麟峰等四人为兄弟。

二、复真书院的讲学

作为复真书院的主要倡建者，复真书院创立之年，邹守益即讲学于此。邹德涵《文庄府君传》称“邑中士为建东山、复真讲院，肃府君主教事”［14］（P1364），诚非虚语。 在复真书院初创时，邹守益对“复真”二字阐释说：“圣门慎独之旨，从心从真，即此是本体，即此是工夫。自真之严毅曰恂慄，自真之流贯曰威仪。……南里同志协建书院，以复真为的，书以致交儆，砥德励材，神占告之矣。 ”［2］（P1a）在此后不久的复真书院讲会中，邹守益再次从“慎独”的角度对“复真”二字进行阐述。他在《乐安钱街余氏族谱序》中说：“东廓子之趋复真也，与同志研师门之旨。曰：真也者，其帝降之良乎！复真也者，其慎独之学乎！独知之神，超然声臭，不可覩闻，而体物不遗，莫见莫隐。阳明先师以恂栗释斋明，以成仪释盛服，愚夫可以与能，而圣人有所不能尽。故自尽性至于能化，安勉虽异，而与几存义，更无二德业。世之豪杰，孰不愿学也？俄而厌；孰不愿诲也？俄而倦；率本于不真而杂以妄耳。书院之建，捐利尚义，砥德砺材，神人交相之矣。凡入斯门，升斯堂，无少长，无穷通，孳孳以复其真，书院其不为虚器乎！同志咸欢然有省。”［12］（P300）从序文中对“书院之建”的追述来看，此次邹守益所赴讲会应该即创建当年冬季的讲会。据耿定向记载，在该年冬天的复真书院讲会中，邹守益所讲还谈及“仁”。耿定向《东廓邹先生传》载：“冬，复真书院成。示学者云：‘仁者，人也，是圣人示做人正脉。须仁为己任，方可顶天履地，立三才之极。否则无恻隐羞恶，便近于禽兽。然仁义之实，只从事亲从兄自迩自卑做去，便可通神明、光四表云。’”［13］（P560）对于邹守益而言，他也极重视这样一个新的讲学阵地。他在写给陈昌积的信中也说：“近南里协建书院，得切偲其间，直觉儆惕，老年不求结果，汩汩尘坌，何时得洁净？ 真是虚过此生！”［12］（P631）虽然复真书院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才开始“初举大会”。但是，之前鄒守益对复真书院却一直非常关注，所谓“青原、白鹭、武功、复真，积岁每再至”［2］（P2b）。同治《安福县志》亦云：“同志建连山、复真书院，延守益主讲其中，其言明白简易，学者多所启悟”［6］（P196）。 例如，他在《复王信卿》的书信中说：“远游逾百日，得以趋奠先师于天真、兰亭之间。……第积劳冒暑，旧痔复发，静息久之，乃渐就愈。重阳后，已约入复真矣。正念旧岁之聚，思欲再晤，惠讯远至，气机相感，能拨冗一至，切偲数宿，月尽乃散，何如何如？”［12］（P674）从邹守益所言其游天真、兰亭之间，则当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而其中所称“旧岁之聚”，则似暗示邹守益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参加过复真书院讲会。在为王贞善所写的墓志铭中，邹守益也确实提到王贞善之子王一俞“趋复真以征铭”［12］（P1003）。可见，复真书院是邹守益在复古书院之外重要的讲学之所。邹守益甚至在复真书院内有经常性住所 “行台”。万历《吉安府志》云：“（复真书院）中为堂，堂后为聚奎楼，……楼后为东廓先生行台，祀主其中。 ”［12］（P213）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复真书院举行大会，与会者“凡二百六十余人”，而邹守益亦赴会。会中，邹守益讲《论语·为政》数条，［12］（P772）还讲了孔子“随气习而变化之”的教育思想，并且说：“谨悫者不能奋拔，颖爽者不能平实，介亢者不能宏远，是以气习自限，未可语弘毅。宗脉任重道远，真诚恻怛，战战兢兢，以进皜皜，是岂鲁者能之。复真书院大会，录以致砥砺之助，且以质于来游诸君子。 ”［2］（P2b）《复真书院志》卷二载《邹文庄先生学语（亲笔）》，即邹守益集内所录《复真书院讲语》，文字小异而已，而所讲则《论语·为政》内数条。《学语》云：“壬戌之秋，复真同志举大会，各邑缙绅及耆旧俊髦，凡二百六十余人，敬录以交儆。”其后万历己未 （1619）朱世宾按语云：“此其年初举大会后，为先大父松嵓先生请而作也。今刻于惜阴说之左，见自会稽以来师弟一脉之递承云。”可见，此段亲笔是邹守益赴会讲学后为朱叔相所书。［2］（P1a-3b）值得注意的是，朱世宾所云的“初举大会”四字，意味着复真书院举行大会，始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现在无法判断复真书院所举行的“大会”，究意是从何层面上讲。然而，二百六十余人的规模，堪称大会。参加这次大会后不久的十一月，邹守益便逝世了。因此，这也是邹守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参与复真大会。

邹守益的南乡门人不少，多参与复真书院讲学。除南乡朱叔相、朱调外，庐陵萧文冈也曾参与复真讲学。王时槐《寿萧文冈丈八十序》云：“（萧文冈）先生蚤受学邹文庄公之门，既拔贤科，为霍山令，仁慈真恳，先德教而后刑辟，邑人诵戴迄于今未衰。比解组归，与郡中同志讲学于青原、西原、复古、复真、游仙，退而家居，则月联乡族为会。”［7］（P157）邹守益门人刘萃源也直接参与到复真书院的日常事务管理。王时槐 《寿萃源刘君七十序》云：“君蚤游邑庠，词艺烨然，已而以亲老奉诏例归而侍养。……师事文庄邹公，尝直书院之事，约己而节费，复增田制器，院事秩然一新，诸同志交贤之。……君寿跻七袠，朱生允作以复真诸同会友人之意，谒予一言以贺。”［7］（P86）自王时槐最末交待寿序之作以复真会友之请，则其所掌“书院”当为复真书院。邹守益门人彭湘因居近复真书院，乃筑雪蓬以隐修。同治《安福县志》卷十一《人物·儒林》：“彭湘，字元宗，王屯人，少为博士弟子，闻邹守益倡惜阴会，往师之，甚见称赏。遂购古书，旦暮搜讨。居迩复真书院，独治一室，题曰雪蓬。侍郎周寀为作雪蓬记。客至，焚香煮茗，评校古今人物，晰如撑掌。性疾恶，或讽其隘，终不改。师事刘阳，与同里王橝友善，每有疑义，相与剖析。族子伯训博学工诗文，亦游刘阳之门，称高弟。 ”［6］（P202）

邹守益之外，南乡的三位阳明高第弟子——刘文敏、刘邦采和刘阳——显然是复真书院讲会的核心。王时槐说：“往吾邑南里先进刘两峰、师泉、三五三先生倡集诸士，岁萃于复真书院，以正心修身之学互相切摩，一时善类兴起，里俗率归淳厚。 ”［7］（P164）万历《吉安府志》记载云：“（刘邦采）与诸同志聚讲于复古、复真、青原、五云、楚越之间，皇皇引掖弗倦。”［14］（P365）刘文敏虽然未曾入仕，在讲学中却有重要地位。其门人说他“虽布衣之未贵，而与东廓、双江、三五三先生并齐名于乡邑之评”［7］（P243）。 刘文敏门人王时槐虽然在嘉靖初年已移居府城，其讲学主要在庐陵西原会馆，所谓“西原、复古，其洙泗也，青原，其洛社也”，但因为常回安福金田祭扫，常到复真讲学，所谓“他若复真，若复礼，若道东、龙华、玄潭、萃和、云兴、明新、明学诸书院，岁一再过，随地异施”［2］（P16a-17a7）。 王时槐自叙云：“予既老，无他营，惟以孔孟正学与郡邑诸同志时时聚于西原、青原、复真、元阳之间。 ”［7］（P29）又说：“某自归金田以来，赖吾郡先觉倡明正学，遗风尚存。郡邑岁时会讲不辍。如在郡有青原之会，安福有复古、复真、复礼、道东之会，庐陵有宣化、永福二乡之会，吉水有龙华、元潭之会，泰和有萃和之会，万安有云兴之会，永丰有一峰书院之会，永新有明新书院之会。每及期见招，必往赴焉。”［7］（P667-668）同治《安福县志》亦云：“以告归，与邹元标、邹德溥诸同志往复讲学于复真、复礼、道东诸书院，每登讲席，危坐终日。 ”［6］（P198）王时槐八十一岁时，即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仍然“赴复真会五日，远近闻先生至，咸忻跃，聚至数百人”［7］（P691）。 《安成复真书院志》内录其《复真会语》二则，一则论“性”，一则论人不可“有意见”，以道无穷，人宜学大舜之舍己从人、颜子之若无若虚。［2］（卷六，P20a-b）王时槐还为复真书院订了《会规十七条》，首称“学以求仁为宗”，而最末一条言“举业一事……实圣学中之一事也”，而会规于讲会中的气氛也要求以从容为上，所谓“会时宜肃容敛气”，“会中同志或有过失，不必对众面斥”等等。［5］（P329）刘文敏、刘阳二人入祀复真书院时，王时槐有 《奉先师两峰刘先生主入祀复真书院告文》、《刘三五先生主入祀复真告文》，可见王时槐在万历年间的复真书院中有较大的话语权。王时槐万历三十三年（1605）殁后，其门人朱世守乃为其鼎建专祠于复真书院，后圮，康熙间朱玉槎孙朱一行又重新修复。

刘邦采因留下的著述不多，故而难见其在复真书院的活动。然《安成复真书院志》卷七目录中有刘邦采《创建书院后序》，则其参与书院之始建可知。其门人在复真书院的讲会中极其活跃，如朱氏之朱叔相（1511-1581）、朱调（1512-1596）、朱意（1534-1592）等。朱叔相，字汝治，号松岩，槎江人。他认为人的气质偏处难化，而 “逸豫吾之痼疾”，因此“深以厌喧耽寂为戒，凡书院轮值会事，邑中清理税册，皆委琐，一任之不辞，意欲从性偏难克处克之”［7］（P141）。 同为邹守益、刘邦采门人的朱调，字以相，大桥人，晚年“每岁青原、复古、复真士友大会，虽祁寒暑雨……必杖履而趋”［2］（P20a）。 邹德泳《答复真书院书》说：“复真一坛，吾乡理学院派之宗也。忆不肖儿时，犹及承松岩、易庵二先生之教。当时虽不知领会，然获见道范，岳然雍然，非复人间仪表，真有目击道存者，而不俟夫阐发之及也。 ”［6］（P479）朱叔相之侄朱意，字肯诚，先师事朱叔相，继受学于刘邦采，“经理复真书院，皆尽其衷诚”［7］（P147）。 另外，刘邦采门人刘汝栋、康士宾均曾参与复真讲会。刘汝栋（1554-1580），字邦桢，初学于朱调，“继及师泉先生之门”，“凡复真、复古、炉峰、青原之会，虽寒暑风雨必赴，出无仆从，裹粮徒步而行”［7］（P183）。 康士宾，号晋吾，安福南乡黄陂人，师事刘邦采、王时槐，“每岁率弟士宸、侄祐讲学复真，议论铿发，学者信从之”［6］（P203）。

刘阳虽然在整个江西地区的讲学活动中活跃程度不高，但在复真书院的讲学中却比较活跃。《安成复真书院志》记载了刘阳《复真会语》一则，专就《论语·子张》中“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一语而发，以子夏“在圣门犹称笃信谨守，使今日学者皆得称于笃信谨守，良亦幸矣”，而不必今之学者尽皆颜子也。［2］（P20a）他甚至有段时间在复真书院长住，读书为乐。其《宗兄以治别复真》诗云：“宗家兄弟心能共，来共函中几卷书。 ”［15］（P19）其中隐然可见刘阳读书于复真书院的情境。有时除夕守岁，刘阳也在复真书院度过，其诗《元日有怀刘郡丞师泉，度岁复真书院》可证。刘阳的门人因此也经常参与复真书院的讲学。据载，刘阳“尝会复真，群公夜讲罢，门弟子就公绕床趺坐，退若有得也”［2］（P10a）。 这样环侍听讲的场面温馨而动人。其门人中可知者如朱汝昌。王时槐 《朱康夫墓志铭》载：“康夫讳汝昌，……年二十弃举子业，受学三五先生之门。先生辟云霞之馆于三峰，康夫缚椽依其馆侧。已而先生讲学九峰、青原、复真、复古之间，康夫无不侍几杖焉。 ”［7］（P142-143）但是，刘阳的门人对于复真书院的担当似乎不强。被刘阳众门人视为刘阳嫡传的李挺（1535-1603），南城外人，似乎并不关注复真书院。王时槐《一吾李君志铭》记载说：“公讳挺，字秀卿，姓李氏，别号一吾。……肃贽邹文庄公之门。……文庄公没，公谓学不可以无师，亟趋三五刘先生之蓬圃受教焉，先生深器重之。……三五先生没，同志创崇训祠，共聚以绎师训，复以所事先生者事公。”［7］（P168-170）或者是因为有崇训祠的讲学，淡化了刘阳门人对于复真书院的感情。

三、从讲学到维风易俗

随着安福南乡的阳明第一代门人刘邦采、刘文敏，以及第二代门人朱叔相、朱调、朱意等人的相继离世，加以经历过万历七年的毁书院运动，复真书院虽然得以保存，但其讲学却相对沉寂了下来。万历初年的毁书院，由于王皦、刘肇衮、邹善等人的保护，复真书院虽然未毁，但却变卖了书院院田以抵价。《安成复真书院志》记载：“白室王先生，讳皦，字内虚，汶源人，……师事刘狮泉先生。……时江陵禁学毁讲院，或危公弗避将自及，公毅然与刘燕峰、黄一明诸先生谋之邹颖泉先生，易院田输官，用是院不毁。 ”［2］（P21b-22a）燕峰刘先生即刘肇衮，字内重，下南乡口林人，与邹东廓、尹一仁等人为友。此时，复真书院建筑虽存，但显然风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甚至人们对于“书院”的名称也有所忌讳，要称之为“复真书社”［7］（P9）。 在此情形下，复真书院讲学虽然在士绅们的努力下得以保存，但讨论阳明学的学术气氛却在削弱，唯有维风易俗的功能正在突显。

应该说，明代安福的讲会自嘉靖年间以来就兼具讲学与教化的双重功能。在邹守益等江右阳明学者来看，学问与风俗本就不可分割。讲学的目的或效果，是要使“君子有所诱而为善，小人有所惮而不敢为恶，浅者习威仪，守绳墨，深者略言语，而优入于性命……其教立而俗以不偷”［6］（P428）。 王时槐为复真书院所订的《会规》十七条，也要求“礼以范俗，而士者民之望”［5］（P329），对士作为民之表率以正风俗提出了要求。而且，邹守益等人在讲学之余对地方风俗和社会事务的参与很广泛。复真书院由惜阴会发展而来的，其主旨是商讨师说无疑，但像刘阳、朱叔相、王钊等人在讲学之余，也都积极参与乡里与家族的建设，倡行乡会和族约。复真书院创建中尹、刘、王、周诸族的襄建，大概也表明复真书院既具有其“学术性”，也具有“社会性”。与阳明学并无渊源的地方士绅也会参与到复真书院的讲学中来，如刘勋、周寀等人。刘勋，字建伯，号北华，与邹守益、蒋道林等人友善，“闻王文成良知之旨”，“晚归安成，讲学复真书院，直抒所见，便欲夺席矣”［16］（P593）。 周寀，字济甫，号三泉，南乡龙田人，嘉靖壬戌（1562）进士，“尝游罗洪先门，学务践履，义利介然”［6］（P166），致仕后因“家近复真书社，数从乡之先生长者，携衾炊黍而问学焉”［7］（P9）。随着万历年间具有领导力的阳明学者刘邦采、刘文敏等人的相继逝去，复真书院对于学者的吸引力大不如前。从前述王时槐在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赴复真会时“远近闻先生至，咸忻跃，聚至数百人”的场景就能明白，学术领袖人物对于讲会是有关键性作用的。鉴于复真书院之前作为阳明学重镇的地位，不少著名学者在晚明也曾陆续到复真书院讲学。安福籍的王时槐、刘元卿（1544-1609）自不待言，即吉水邹元标亦曾到过复真书院。邹元标《愿学集》卷一诗《复真书院覩雪蓬旧隐处》可证。但是，由于万历朝后期整个吉安府阳明学的重心已不在安福，新一代安福阳明学者如王时槐、刘元卿的讲学活动，或在庐陵，或在安福西乡，复真书院作为阳明学重镇的地位大为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负有参与地方事务之责的士绅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复真书院事务。万历二十四年（1596），也就是刘邦采的门人朱调以八十五岁高龄离世的那一年，刘思瑜号召重新复真书院讲会。刘思瑜（1544-1598），字伯美，南乡九女窟社背人，隆庆元年（1567）二十四岁时举于乡，五上春官不第，谒选为石城教职，万历十一年（1583）成进士，历行人、御史、彬州判、磁州判，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谢事归家，“息跡世荣，独惓惓欲兴起复真之学以开后进，不啻饥渴”。斯时“先进凋谢，诸士失所宗依”，刘思瑜 “复偕诸大夫入书院振励之”，言于众曰：“里俗之淳漓，观于士习，士习之隆替，系于乡大夫。今复真正学不力，无以劝士而训俗，吾侪从大夫之后，责不容诿，盍共勉诸？”至万历戊戌 （1598），“公已预订季冬二日复真之会，至期公寝疾，犹促仲弟往供会事毋怠，后二日而公不起”［7］（P164-167）。 刘思瑜与阳明学并无直接关系，甚至很难说他是一个阳明学的爱好者。他对众人到复真书院讲学的动员，也清楚地表露重新修复的复真书院的讲学，不再主要讨论学问，而主要的目标是要正士习，是解决“里俗”浇漓的问题。所以说，刘思瑜晚年重兴复真书院讲学，目的不是商学，而是化俗。相对来说，来自槎江的朱世守对复真书院讲学的参与，更有“学”的意涵，因为他是刘邦采门人朱叔相之孙，又是王时槐门人。朱世守，字惟约，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吏部侍郎。他“通籍五十余年，强半林下，壮年师事塘南王先生，至老诵法不衰，每岁复真聚讲，必躬亲值事，可谓克承祖志”［2］（P25b）。 他对于复真书院讲会在十七世纪以降的维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略本青原册式而汇增之”［17］（P235），制成《复真会册》，又编纂《复真书院志》、《复真续志》。天启年间魏忠贤禁讲学，毁书院，朱世守“力为护持，潜移默挽，复真得以不毁”［2］（P25b），并在崇祯年间又重修了复真书院。所以到清代，复真书院又增加了对朱世守的从祀。从万历到崇祯年间的讲学期间，为扩大复真讲会的影响，朱世守约西乡刘元卿赴会，而刘元卿亦曾经应约参会。在写给朱世守的信中，刘元卿说：“西南之隔，直一砺山耳。以尘纷相撩，不获时就有道之教。顷取便登龙耿焉，弗肃承命，宴丰腆，何以能承？”但是，朱世守并不长于理学。刘元卿在信中对他有委婉的批评。刘元卿说：“近幸从丈闻复真诸大老之教，大要谓学当著察，当用心，不当用意。”然而对于朱世守“当著察，当用心”之类讲学语，刘元卿或认为太浅近，毫不客气地指出：“学必识心，乃能无意，乃谓之著察。识心则小事大事，无非此心之用。 ”［19］（卷三《简朱玉槎文》，P71）大概在刘元卿看来，讲学而只论及于“著察”、“用心”这样的层面而无向上语，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提出要学者“识心”。

透过这样的批评也许可以看到：由于同志离落，早期阳明学讲会商谈学问、讨论心性的特点，在十七世纪的复真书院讲会可能很难再见到了。相反，无论是著察，用心，更像是作为一般的教育士人的理念，是“正士习”，而不是要悟彻性命之学。崇祯初因谏而被罢黜后回乡参与复真书院讲学的刘垂宝（1625进士）在《复真书院记》的一段话，堪作此种功能转变的注脚：“学者不独得诸言，而尤必见诸行。不独自淑其身，而尤必公诸天下。……假令吾辈今日拾性命之余谈，修雕虫之末技，无裨世用，无论其于学无所得也。即稍有所得，处士纯盗虚声，庸足多乎？然则为训诂为词章，非学也，维纲纪正风化，乃学也。 ”［6］（P423-424）时移势易，书院讲学的目的也发生变化。当然，复真书院的讲学风气的变化，既有其特殊性，也是晚明重整社会道德诉求抬头在讲学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