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构建

赖章盛 ， 黄彩霞 ，2

（1.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2.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分强调“文化自信”，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曾经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习近平还进一步把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上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认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习近平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揭示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深层次关系，阐明了文化自信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价值，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供了纲领性指导。

在强调文化自信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价值的基础上，习近平还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因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

坚持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本文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构建为议题，来谈谈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理念为遵循，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几点想法。

一、生态文化的内涵

人类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才能生存与发展，人类的文化也就是在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环境包括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对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体系，生态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适应性体系。”[3]各个民族在其不同的发展历史时期，人及其文化与其所处的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方式也是变化着的，由此决定了其生态文化也就会呈现不一样的形态。文章所要讨论的生态文化，是指当下意义的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生态文化。广义来说，当下意义的生态文化是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人类生活方式，是以维护良好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相处为目标，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内涵的生态物质文化、生态精神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行为文化构成的总体，它通过一个民族的哲学观、价值观、宗教信仰、社会组织与制度、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表现出来。狭义来说，生态文化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内核的观念体系，包括了生态哲学观、生态伦理观、生态科技观、生态美学观、生态文艺观、生态生产生活观，等等。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并要求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概念，并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纳入“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4]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所以也可以说，生态文化就是与生态文明新时代相适应的、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体系。

从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来看，文化既是“人化”的过程，也是“化人”的过程。前者是指文化的人为性，即文化是人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果。后者是指文化对人的“化育”作用和功能：文化是被社会（民族或社区）群体共同认可并遵循的行为模式，它有着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并影响和制约人的行为方式的深层的机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价值，价值是文化的内核，它对文化起统领和规范、规制作用，是文化最深层的机理。人是处在文化之中的人，人无不受着文化的熏陶、影响和制约。某种文化价值一旦内化为人们的共同倾向，就会成为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因此，生态文化建设，不仅是一个“建立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经济法则、生活方式和管理体系”的“人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引导人们“改变以往那些不良观念，以生态学的思维和方式来认识世界、观察世界”的“化人”的过程[5]。生态文化要实现“化人”的作用，并成为我国人民大众的自觉生活方式，就要实现 “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于某种文化的倾向性共识和认可，它经过文化的接触、融合和内化的过程而实现，能够支配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6]。生态文化要被大众认同，就要设法将生态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价值理念转化为能被大众容易接受的形式，使其成为社会的普遍准则，并内化为大众的自觉信念和行为方式。

二、“文化自信”对当前我国生态文化构建的启示

文化认同过程首先是一种文化选择的过程。所谓文化选择，是指“文化环境发生改变时，关于文化改造与发展的态度、取向及行为的设计”[7]。在我国，作为文化认同的客体的生态文化，应作何取向和设计？我国现代意义的生态文化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适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植根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和思想，吸收国外生态文化的积极成果，总结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而形成并发展着的观念体系，概而言之，就是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实现生态文化的大众认同，就是要使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观念体系面向大众，通过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大众所理解、认同、吸纳，并内化为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

我国当代的生态文化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并且首先是从译介西方生态思想开始的，有意无意套用了西方的学术框架和研究模式。比如生态伦理学，主要概念和理论都是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照搬照套。西方现代环境伦理学毕竟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伦理话语体系，而近代西方工业文化是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哲学世界观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体系。尽管西方现代环境伦理学试图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文化模式，但却依然有意无意地从二元相分和对立的观念基础与和思维方式出发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很难摆脱其传统文化的窠臼。虽然西方生态环境伦理学也不乏精湛的生态思想和观念，但对东方只具有相对的借鉴意义。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在吸收、消化西方环境伦理积极成果的同时，一方面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创造出适应中国文化和中国大众的环境伦理话语体系。中国环境伦理学会原会长余谋昌早就意识到西方话语体系作用和发展的局限性，提出了“创建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国生态伦理学学派”的倡导[8]。

习近平更是强调：“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1]

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对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遵循这一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特色生态文化不能仅成为西方生态文化观念的摹本，一定要体现本民族文化的 “根”“基因”和“种子”。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9]因此，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建设应当传承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种子，这就要求我们尊重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自觉地理解、解读、发掘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维护中华民族生态文化基本元素，挖掘和阐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思想价值和现代意义，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得到发扬光大。我们对传统优秀文化要怀有敬畏的心态，特别是不能够生硬地搬用一些西方的观念，随意地进行解构和颠覆，否则，就会把作为文化大厦的一根根支柱精品给卸掉，导致整个文化大厦的坍塌，中华民族就会丧失致力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文化之根。

第二，把握好文化建设的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使中国生态文化既富有中国特色又永葆生机。中国生态文化的发展，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面向未来。一方面，全球化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秩序与准则，我们必须通晓并掌握，才能符合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而永葆生命活力，否则就会在国际社会被边缘化，并有被这个时代所淘汰的危险。另一方面，中国生态文化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生态文化，必须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本民族的文化个性，在转型与发展中保持自主地位，增强自主能力，体现民族文化的自我，保证中国生态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否则不能被广大民族成员接受。因此，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构建要关注我国现实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使其成为大众易于接受的价值观念，这也是生态文化的“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只有把握好文化建设的这一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生态文化才能既富有中国特色又永葆生机。

第三，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既要坚持中国特色，又能“通天下之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有能力和魅力通达并影响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为全球生态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这就要揭示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魅力、优势及其普遍性意义，以及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精神在全球人类生态问题治理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以呈现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人类性维度。

三、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应具有的规定性

依据文化自信的理念，中国特色生态文化至少应具有以下几个规定性，这也是创建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应探寻中华文化的基因，以中华民族的精神为核心，并体现中华民族生态智慧的精髓

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天人之辨”，即天人关系问题。几千年来中国思想界都在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一主题开展讨论。这其中，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天人相分”，但只是支流；一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才是主流，源远流长，声势浩大，绵延不绝。“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母题、最重要的思维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此，国学大师钱穆指出：“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所谓‘合一’，就是指人类与大自然和合无间，融为一体。”[10]。余治平也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第一大命题，也是中国哲学的最重要传统，数千年来，它非常真实地塑造着中国人思维与文化的精神基础。”[11]佘正荣则明确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思想的哲学母题，“这个哲学母题，不仅包含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也包含着人际社会关系、物我关系、人己关系的合理态度……”[12]所以说，“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精髓。

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为人类文明做出的最杰出贡献之一，对现代人类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正确看待人类自身在自然中的地位、恢复人对自然的情感和尊重、重建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也有特殊的意义。从实践层面上讲，要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生态价值观的诉求，首要的是确立合乎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中国传统的整体与和合的思维模式不失为改造当代业已变形的思维模式的重要思想资源[13]。

（二）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建设应吸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感悟智慧，以及整体、宏观、连续与和合的思维方式，突破拆分自然或远离自然的研究模式的窠臼，建立以体验感悟与逻辑推论互补的生态整体思维模式

中国的先哲认知世界的方式是体察和感悟，即所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天人合一”理念就是中国古代的先哲们通过亲身实践，亲近自然，融入自然，观察体悟自然与人文相互关联的现象，思考、感悟而形成的人与天、地、物同根基、共命运的理想信念，体现出中华文化和东方思维独特的魅力。反观近代以来研究自然的模式，主要是采取拆分（分析）的方法，把单个事物从自然整体中分离出来加以考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只看到自然的部分，而看不到自然的整体以及部分与整体的联系。而且人是远离自然的，只关在实验室里研究自然，单纯用逻辑方法去推演自然的法则，既无法体悟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也难以培养人与自然的亲切关系。

中国先哲的悟性，如老子哲学中对宇宙与道的体悟与揭示，让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现代宇宙学研究界大感震惊，因为远在二千多年以前老子所描绘的宇宙生成与演化图景，与现代大爆炸宇宙学所揭示的宇宙起源与演化的模型有着惊人的相似。还有老子的“道法自然”和“自然无为”的思想，通过对宇宙大道的感悟揭示生存的智慧，无疑对今天人类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和警醒意义。

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老子的宇宙生成、演化观念，还都体现出了一种整体、宏观、连续的思维方式。例如在老子那里，一方面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另一方面，人由道的演化产生后，并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使人与自然形成主客二分关系，因为他还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感悟智慧和宏观、连续的研究方法可以弥补西方思维的缺陷，并充分体现中国生态文化的民族特色。

（三）生态文化中国特色的实现，要求跳出绝对化的“中心主义”理性思维的框框，并要建立以情感为基础的生态伦理道德

现代生态伦理学，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二者争论的焦点就是自然的主体性和价值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否认自然的主体性和自然的价值的观点，承认非人类的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具有主体性和内在价值。非人类中心主义还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只从人的利益出发,把自然界看作是实现人的利益的工具,把人的利益看成是唯一的、优先的和绝对的思想，而承认生物和自然界也有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因此，人类除了关心人类自身的福利,还要关心地球上千百万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福利。从这里可以看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歧,即主体性问题：是否只有人类才有主体性？自然物和自然界是否有主体性？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人是唯一的主体，非人类中心主义即强调除人是主体外，自然也可以成为主体。西方理性思维模式中，人们对生态道德确立的依据的讨论，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生态中心主义”，而其所说的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认定自然是以自身为目的，是自在和自为的。有学者指出，既然自然是自在自为的，且人类要以自然生态为中心，这样的自然岂不是与人类无任何关系？诸如此类在西方理性思维模式中提出的命题，依然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二元相分和对立的思维框架基础之上的，很难在中国大众中传播和被大众接受，这也是目前生态文化很难成为我国的主流文化的重要原因。

显然，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是不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的，因为在自然的化育过程中，天地人都是重要的因素，天地人共同作用才促成自然的变化与发展。“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①“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②《荀子·天论》.天地人都是万物之本，各有自己的功能，天地人交互作用，才能养成万物，故不能排除天地自然的作用，也就承认了天地自然的主体性。而人之所以可以参赞化育，是因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即天与地提供了条件，人才可以与天地相参，故人的主体性离不开天地自然的主体性。在宇宙创化过程中，天地人共为万物之本和创生的主体，相互作用，才有宇宙的生生不息。中国儒家的传统生态智慧似乎看起来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有较多共同点，但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主体性和利益时，有意无意地产生忽视或贬低人的主体地位和利益的倾向，所以遭到持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学者们的猛烈抨击。而在儒家的传统生态智慧中，人的主体地位始终是得到肯定的，且强调人的特殊的主体地位，即人是宇宙有机整体的构成中最特殊的部分，特殊在于人有智慧、有道德，能以自己的智慧和道德来调整和改造自然，所以人是自然系统中的主导要素，这就摆正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在利益问题上，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一直强调的是天人和合，从来不把人与自然的利益对立起来，所以不存在以谁为中心的问题。《易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儒家所追求的“和”，就是人己物我的和谐，“万物并育”而“皆得其宜”，“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①。这充分肯定人在赞育天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又不过分夸大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中庸》说：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就是说，人可以赞助（调整、引导）天地化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立成为三。在这里，人仅仅是与天地并列的自然系统中的主导因素之一，丝毫没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味。“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驷马，篷中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②《潜夫论·本训》.人在天地之奉的阴阳中可以起中和作用来统理万物，感动天地。人的这种作用就像车上的驭手和船上的篙手的作用。而且，儒家强调“赞天地之化育”，所追求的是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样一种和谐的宇宙秩序，也是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③《中庸》.在这样的价值追求的背景下，万物都纳入到了价值范畴之中，万物都处于仁义道德的关怀之中。

今天，在学界有不少学者试图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及其误区，要实现这一目的，或许儒家的生态价值观是值得好好借鉴的思想资源。

而且，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态伦理，提倡天人和谐、人对自然的关爱、人与自然的亲切感，与西方生态伦理大不相同，并不是单纯由理性推论而达成的，而是出自一种内在（内心）的情感。中国哲学有两个并列的深湛思想，即“天道生生”与“天人合一”。这里的“天”即宇宙自然。“天道生生”中前一个“生”是动词，即创造、创生，后一个“生”是名词，即生命。“天道生生”即谓宇宙自然创造、产生生命，是所有生命的源泉。而在《周易》中的“乾坤”，乾就是天，可谓父；坤就是地，可谓母——天父地母。人之所以要爱宇宙自然，就是因为宇宙自然是生命——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源泉，宇宙自然就是生养我们的父亲母亲；而且，人与自然万物、所有生命是同根同源的，因此人类和自然万物、所有生命之间就有着天然的亲情关系。如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就把万物当作人类的伙伴，他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④《正蒙·乾称篇》.儒家学者还把“仁”这一道德范畴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自然万物，这就是从“仁民”而“爱物”。关于“孝”的伦理范畴，曾子引述孔子的话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⑤《礼记·祭义》.这就强调，我们对待自然，应该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去尊爱。以这样的伦理要求构建人与自然万物的道德关系，才能形成一个和谐、共生、共融的世界。这些思想和观念容易被我国的人民大众所接受，并且早已渗透到人民大众日常生活和行为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如在中国传统的婚礼习俗中，就有“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仪式，可见天地的地位比亲身父母的地位还更高。再如赣南客家地区的乡村，到处都建有土地神庙，几乎所有的村落都有“社官”，就是一方土地神的牌位。这些设施虽然较简单，但每逢初一、十五和年、节，以及开春动土种地或进山活动，村民必以供品和香烛爆竹向其虔诚祭拜，其实这就是对大地、自然的感恩、敬畏和礼拜[14]。这就是中国文化中以情感为基础的生态伦理，正因它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将人与自然之情和人与人之情相类比，更容易进入大众的心灵，并成为大众的自觉行为规范。这一民族传统伦理特色在今天仍值得传承并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反映中华民族特有的世界观、信仰追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文明准则，对中华儿女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当然要与不同的文化进行交流，当然需要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但应根据民族文化的特点，把它转化为具有民族形式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才能为中华民族认同，才能实现文化的大众化。同时只有这种文化自觉和自信，才能彰显中华文化的个性，成为多元化的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进而丰富世界文化，促使世界文化的发展。在文化自觉和自信的理念下构造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其意旨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