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伦理视角下的现代医患关系初探

李世会 羊 晨 刘远明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智慧的结晶和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的重要财富之一，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良好发展的动力源泉。然而，在目前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迸发出属于她们的灿烂之光，而是走向暗淡的尴尬境地，归根来看，除了社会经济体制变革对社会的冲击之外，也有当代国民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的问题[1]。社会经济的急剧变革和由此引发的观念的变革，对于医患关系的紧张和不和谐局面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助推作用。这也是为何要从传统的优秀文化里去寻找精神之药，以期指导国家和民众能够缓解医患矛盾，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1 传统文化伦理的基本精神

所谓基本精神，是指文化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思想或者基本精神，是相对于文化的内外在的呈现形式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且百家争鸣，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视角下探讨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提出参考建议与对策。

1.1 儒家文化伦理思想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也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轴心观念，强调“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和“仁政德治”。“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尊重的是人的生命和价值；“仁者爱人”侧重的是“医乃仁术”，医者需具有高尚的医德情操，救死扶伤当属第一本职工作；“仁政德治”偏向于管理者要为政以德，做好政策保障[2]。

作为儒家文化核心“仁”，在于医学相连中的表现有：持仁者之医德，做仁者之学问，守仁者之诚信，以达到“内省”和“慎独”。持仁者之医德，就是修身、自重和正己，对医者的要求就如同《医德论》中的：医也，德为尚也；做仁者之学问，则是“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如同孙思邈提出的“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用正确医理和精湛的医技来救人；守仁者之诚信，强调的是“质实而无伪”，不自欺，不欺人，不欺同行者；“内省”和“慎独”是在前面的基础上，通过持医德，做学问，守诚信，“三位合一”达到的一种操守和境界[3]。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和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之一，儒家一贯贵“和”尚“中，讲求“以和为贵”，将“和谐”作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来坚守。儒家文化伦理强调人际关系“以和为美”，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提出的仁、义、礼、智、忠、孝、爱、悌、宽、恭、诚、信、笃、敬、节、恕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其目的就是要实现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并把这种“人际”和谐作为社会成员的价值尺度和行为规范[4]。

1.2 道家人文精神

道家内部众多倾向可以分为老子、庄学和黄老学派，而道家文化主要则是由这三派构成，其文化伦理的中心轴线是老子的“治身及治国”、庄子的“内圣外王”以及黄老学的“心治”和“国治”。道家三派都以入世的精神关注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国家角度而言，有“君人南面之术”，讲求“贵时主变”和“礼乐文明”的构建。“贵时主变”指的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充分把握时机，因时而变；“礼乐文明”的重建，则是反对虚伪的、工具化的道德，反对扭曲人性的文明，体现的是对社会的关怀。从老子的“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到稷下的“因人之情”，表现出道家思想中深厚的“人道关怀”[5]。

从社会角度而言，道家讲求“个殊性”和“整全性”的和谐观。“个殊性”强调珍视个体生命、个体意识的存在，强调个体差异的现实意义，呼唤对于个殊性的理解和尊重。“整全性”指的是“道生一”和“万物皆一”的整体性视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都会被打破，追求的“天人合一”和多元丰富的和谐整全[5]。

从个人角度而言，道家有“身重于物””的伦理观念和超道德主义观，这种道德主义的走向是一种通过摆脱形式而朝向实质的道德学说，对于当代国情下，国民的思想意识和世俗道德下滑的背景下，可以起着净化纯化社会的道德环境和人们的道德心灵的作用[6]。

1.3 墨家伦理思想资源

现代对于墨家伦理的研究并未像儒家和道家那样热衷，在研究成果上可以说是比较薄弱的，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精品力作。对于墨家文化的评析也处于“各取所需，各有偏颇”的研究阶段。所以本文拟取比较有现实意义的伦理精神加以分析。

墨家文化的人性伦理中心是“兼相爱”与“交相利”。“兼相爱”着重人人发挥“兼爱”的互助精神，是无条件的和真正超越个人或家庭利害关系之上的爱，并作为普遍的价值共识推广成为所有人都遵守的伦理内容，也可以看作是墨家的和谐观。“交相利”指的是在“兼相爱”合理性和可行性下，劝导人们勉力助人，形成“节用”和“互爱互助”的风尚，起到淳化社会风气的正能量作用[7]。

墨家倡导的“爱民谨忠”、“利民谨厚”的民本思想与我国目前政府践行的“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相一致，有利于相关政府部门在出台政策方面可以真正做到为民所用，服务于人。同时，墨家伦理的教育思想强调人在发展过程中所培养出来的坚定信念与社会责任感，这对于社会舆论导向和教育具有积极意义[8]。

2 影响现代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

2.1 客观因素

2.1.1 医疗体制建设的滞后 在医患关系之一矛盾中，政府是主导资源和制定政策的一方，也是调动社会资源对医患双方进行支持和管理的一方，所以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行的滞后是医患关系发生发展的关键点[9]。目前我国医疗体制建设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医疗事业公益性的淡薄和削弱，对于医疗等卫生机制的投入和补贴严重不足，患者经济负担加重；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总资源呈现地域分配、城市分布、医院间分配不均，总体呈大方位的“倒三角”分布；低水平和低质量的全民医疗覆盖保障体系是造成“看病贵”和医患矛盾尖锐的切入；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政策法规制定和规章制度落实不彻底等。

2.1.2 互联网媒体对社会舆论的不利导向 在如今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等新媒体成为现阶段我国“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通过这个放大器窗口，公众可以更快、更直接的了解和表达个人观点，影响着社会舆论的走势[10]。 所以媒体的“和稀泥”现象就尤为突出。部分新闻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会恶意违背客观事实，对实际发生事件“断章取义”，进行负面且不客观的报道。在公众成为自媒体的主宰时代，对于医患纠纷这一非常敏感且关系着切身利益的话题，一旦发生类似事件，舆论酝酿和发酵的过程中,会对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产生非常不好的导向作用，埋下医患矛盾的隐患。

2.1.3 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 随着全民健康观念的不断更新和对于医疗保健的进一步重视，医患关系愈加紧密的同时也愈加紧张。我们都知道医学是一个具有高度专业性的专业领域，医生掌握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医疗服务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存在广泛。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关乎生死，涉及性命，患者比医生更缺乏这些医学知识，医生比患者更具有专业信息优势，这样形成的主动主动决定和被动接受的关系是非常不平衡的，极易让一些不负责任的医生由于个人私利做出损害患者利益的事情。

2.1.4 社会力量在医患冲突中的弱化和缺失 在医患冲突中，社会组织缺位的现象十分突出。社会很多的纠纷和冲突事件，都是由于社会组织的不作为，对于患者来说，因为没有中立的“商谈者”为他们服务，一旦觉得委屈或者过度强调自己的弱势地位，就会出现非理性的争取权益的行为。总的来说，医患冲突的各类矛盾，由于医患双方的特殊性，缺乏中间力量进行协调和消弥也是医患矛盾越发紧张的原因之一。有学者提出，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可归于中国教育某些方面的失败，当然医患矛盾也不例外。学校作为缓冲医患矛盾的社会力量之一有着不可抗拒的责任和义务。素质教育的口号虽然喊了这么多年，可我们的学校更加看中的还是学生的成绩，却不是去培养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看不到人文经典著作和传统文化对于培养一般公民素质的重要作用。

2.2 主观因素

2.2.1 医生之医德医风下滑 德为医魂，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魂之所系；术为医本，才不可近仙者不可为医，本之所属。可见良好的医德医风和精湛的艺术对于医患双方有多么的重要。[12]当今，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状态和金钱至上的“三观”冲击下，医德、医风渐渐成了一种社会进步的“牺牲品”。医之医德医风下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一是因为现在的医学院校教育过于注重专业知识的摄取, 对于其它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知识关注不足；同时大部分的医学生重医学轻人文的，只重视实用科学和理论实践的学习, 缺乏对自身人格的塑造[11]。其次，在未来的从医生涯和继续教育中，高风险低收入的尴尬境遇让越来越多的医生去关注的是自我付出与回报的正向比例，为了做医生而为医，而不是认真提高医术思考做个好医生的问题。这样的长期以往下来，医德、医风和医术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和折损。

2.2.2 医患关系的逐渐物质化 医疗改革近十来，虽然我国的基本医疗覆盖比例越来越大，但是这种覆盖是低水平和低质量的覆盖，广大患者看病的自费比例还是居高不下。尤其是这几年，肿瘤、癌症等大病重病的患者增多，虽有医保报销，可巨大的医疗开支致使的“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也越来多。广大患者对医疗效果期望过高但医学知识缺乏的矛盾愈加尖锐，认为花钱就能一定能把病治好的观念并没有很大的改变，这样的状况下，一旦医疗过程出现任何细小的问题都会是产生医疗纠纷的源头[12]。

2.2.3 医患之间沟通的缺失 沟通不善是引发医患纠纷的祸端，有统计表面，在已发生的医疗纠纷中，由于缺乏良好的沟通导致的纠纷占据总数量的2/3。[13]从医生角度来看，在医疗诊治过程中，由于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就诊人数多等原因，过于依赖医疗设备而非亲自诊断，淡化医患之间的思想和情感交流；在讲述病情时，多常用医学术语而缺乏通俗易懂的讲述，对话沟通不够接民气和地气。用语的沟通不畅会让患者的求知求医问药心理大大受挫，易造成患者生理和心理上的多重负担，极易激发医患矛盾和纠纷。

2.2.4 群众的“围观”性消费心理 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因为人人都可能成为患者，都会与医生打交道，所以，即使自身没有发生类似的冲突，也会在日常的信息接受中，心理认同感会把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带入到矛盾的医患矛盾纠纷事件中来。而在这“带入感”当中真相对于部分群众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对错并不重要，真实或者说谎也不重要，因为真实性已经被抹掉，重要的是他们消费的“概念”是什么。“都是医生的问题”、“医院肯定护着医生”、“患者都是弱势群体”和“官官相护”等诸多概念。由于这种概念性的“围观”消费，会致使绝大部分的坏事都会变成“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案例，医界的“社会风雨”就会被关注和被渲染的淋漓尽致。

3 在现代医患关系里学习传统文化伦理精神的必要性

儒家的“五伦”关系，讲求的是人际间的情感关照，用情理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对称和和谐，所以让“我”成为“我们”对于现代医患之间来说就非常重要。要做到成为“我们”就要和前面所说的“仁”轴心观念相匹配。“以人为本”是把人的价值放在首位的思想，这正是和谐医患关系的首要条件。现在我们的医疗过程中缺乏的就是这种“以人为本”和“仁者爱人”的精神，医生在诊治过程中看到的只是“疾病”本身而非“人”的本身，“既懂病，又懂人”更多的只是一种摆设，更别说用理性和真情来守护患者生命了。所以，强调儒家文化伦理思想可以让医务工作者们更多的从医德、医风和医术上来提高素养和践行精神。

现代医患矛盾原因之一的文化根源就是医患消费心理过程中的金钱观在作祟，而墨家是中国古代唯一敢于赤裸裸而言功利的思想文化。作为医患的双方，既是“道德人”也是“经济人”，都有人本能的“趋利避害”。在这个关系发生的过程中，医患双方的“矛盾”焦点都会集中在金钱这个问题上：患者花钱，买不到与之相对应的服务和信任；医生收钱，“以药养医”“过度治疗”又相当普遍，医患双方的“趋利”行为准则成为了社会上一种消极的文化。如何以“利”释“义”，以“爱”释“仁”，是学习墨家文化“功利论”的精华之一。

传统文化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里，蕴含着显著的人文思想价值和文化特征，其中有许多值得吸取的有益成分。从影响现代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总结来看，不管是社会文化力量的缺失对于客观因素的作用，还是伦理道德思想的渐褪对于主观因素的表现，作为文化之根的传统文化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学习作用。所以，面对这些问题在时，我们要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去扬弃传统文化的伦理思想，并将其中的精华运用到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实际工作中来，用文化的伦理约束去构筑和谐的医患关系。

4 从传统文化伦理精神中寻求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源泉

对医改的不断持续深化，其最终目的为了构建新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下的和谐医患关系，这与儒家的“仁和”、道家的“治国修身”和墨家的“兼爱谨民”思想不谋而合。本文提出，对于医患矛盾的解决，应该把富有魅力、富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伦理精神引入其中，建有文化涵养的医疗政治。

4.1 坚持走文化涵养的医疗政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医患关系的矛盾从医疗体制角度来看，是急剧增加的人口、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与国家卫生资源供应短缺之间的巨大矛盾承载体。首先，政府应将“仁和”纳入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来，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承担更多的“伦理义务”，执政为民，优化服务改革，落实政府责任，制定更完善的政策。其次，走有文化涵养的医疗政治，把“当兴天下之力，实除天下之害”逐步用于推进改革的进程中，协调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各方利益，真正实现“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的和谐局面。

4.2 重拾医患之间的“社会力量”

社会组织对于维持社会一体性有着重要的粘合作用，社会力量应该成为医患矛盾的缓冲力量，成为医患之间的“道德商谈者”。

4.2.1 加强对媒体的监管 对于媒体管理，政府一方面要引导其社会责任的“觉悟自省”，另一方面行政管理要更加精细化。加强对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从而减少媒体的不良化或者“失格”对于医患矛盾的激化作用。虽有“利”之存，但“兼相爱”才是整个社会每一个民众都应该自觉去遵守的道德约束，要破除媒体对于热点事件的“逐利”效应，直面社情民意，同时引导其以明确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有理有据地表达观点，回应公众关切，这样才会让媒体成为医患之间的对话平台，增进医院和患者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以引导群众对于热点事件的正确性消费[14]。

4.2.2 重新定位大学的社会责任 首先，大学应该承担起自己该有的学术义务，对于医患之间的问题、纠纷和矛盾做出实际的调查和分析，给出比较可信的学术报告，为医疗相关部门提出建议与对策。对于医学知识给民众带来的压力和耻辱，学校有必要通过自身的平台，将更多的知识权力交给民众，使他们可以与医生有民众程度的对话，增加对医疗知识的常识性了解，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和冲突。其次，作为社会道德的榜样, 人文精神的代表, 学校必须以人为本, 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注重传播主流价值观, 弘扬先进文化, 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道德贵在自觉，一个好的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时候，不仅要重视学生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更要尽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使其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加强学生的素质修养，才能让他们立志持志，才能做一个有良好品质和修养的好医生，才能做一个有良知有修养的公民。

4.3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4.3.1 鼓励做有心灵温度的医生 以“儒墨道互补”的文化底蕴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鼓励医生做一个有心灵温度的医者。心灵有温度，才会有着对患者“病患平等，一视同仁”的医者父母心，才会自我要求有着“不以术挟人，不挟技邀财”的精医术，尚医德，才会有着对社会有着“尽医职，负医责”的高度责任感。

道家老子之大道，对于仁义礼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医学是“至道在微，变化无穷”的学问，对于现代医患关系，诚信作为意料到的和医学伦理的核心，让“忠信”德性为礼成为对医者更高的要求，大医精诚，止于至善，精益求精，终身学习，才能真正领悟医道，做有“仁术”的医者，这与前面儒家“仁”的思想相一致。

从情感沟通来说，儒家侧重“理性”的情感模式，道家侧重“感性”的情感模式，墨家侧重的是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相互辉映。对于医患双方的沟通方面，我们要将其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互补体。作为医护人员，一定要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掌握恰当的沟通方法，用“理性”的情感模式与患者真诚的沟通，换位思考，提前告知，理解患者的“感性”需求，用心倾听患者的诉说，这样才能达到有效的沟

通，使病人积极配合治疗，减少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4.3.2 引导患者做通情达理的伙伴 儒家讲“人和”，着重于纳入“礼制”的范围，墨家讲“人和”，着重在人人发挥“兼爱”精神，而道家的“人和”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更有“天和、“人和”和“心和”的三和。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引起医患关系和解决医患矛盾，不只是政府、医院、社会、医生的的责任和义务，对于病人来说更有不可推卸之义务。首先，作为患者，要求医生换位思考的同时，自身也应该学会换位思考，要懂得体谅医生的辛苦，医生是“白衣天使”，但是也是一个普通人，互相担待是起码的尊重；其次，尊重医疗领域技术的局限性，药到病除并不是都会发生的，要信任医生；再次，对于特殊事件制造的聚焦效应，要理智看待，避免盲目跟风产生“恨医”“憎医”心境；最后，注意个人修养，讲究文明礼貌，医生的用真心换真情同样适用于患者。

5 结语

高压态势的医患关系改善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是一个漫长而又系统工程，在医患坚冰尚未消融的今天，在需要走文化自信道路的明天，和谐的医患关系既需要全社会的重视与参与，也需要全方位的寻找对策方法。这份生命相托、分量最重的人生契约，需要我们用爱去灌溉去照料。大国之兴，文化先行，在现代医患关系里学习传统文化伦理，可以让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感从中国传统文化迸发出的伦理之光感悟传统文化精神真谛，也可以让医务工作者和其他民众提高文化道德修养。但是，“坎陷”的结果告诉我们任何价值的实现都是限定的，所以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有着每一个时代具体的表现，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她们的特色之处也理解她们的变通之处，吸纳其实用的思想[15]。最后，由于本人能力有限，不能从更多的文书籍和文化中中解读出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精神和道德的精髓，故表达一二见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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