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女神
——论井上靖笔下的女性书写策略

赵建萍

（新疆大学 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

井上靖突破日本传统文学往往拘囿于个人琐事和男女情爱的狭窄视野，创作了一系列中国西域题材历史小说，向读者展示了宏伟壮阔的人生社会画面，深受好评，并获得了日本诸多文艺奖项。然而，他的西域历史舞台几乎全部以男性为中心支撑构建，似乎隐喻着历史是由男人创造的，而女性被排斥在此世界之外这样一种观念。具体来看，17部中国题材作品中，有7部完全不涉及女性人物，其余虽有所涉及，但不仅为数寥寥，就书写方式而言，也是或一笔带过，或将其置于边缘地位；西域系列只塑造了回鹘王女、楼兰王后等个别美丽高贵带有落寞之美的永恒女性形象。迄今为止的研究中，无论是作家论考察理想女性的生成缘由，还是作品论分析物哀传统美学对人物形象的影响，叙事话语中的女性书写策略一直被忽略，由此作者真实的女性态度也被遮蔽。文章结合原型批评和叙事学相关理论重新考察了井上靖西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认为：一方面，在情节构建上，女性被置于他者境遇，其形象还残留着男权思想的印迹，叙事话语中，隐含父权意识的男性叙述者也消解了女性话语，将其隐匿、边缘化；而另一方面，沉淀在集体无意识深处的女性崇拜观念又生成了小说文本以女性意象作为隐性中心的独特叙事结构。因而，井上靖通过西域小说表现出的女性观是矛盾和复杂的。

一、神话－原型批评视野中的女性形象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人类早期神话中存在大量负载着原始心理经验的原型意象，它们通过种族记忆，一代又一代地在人类文化心理上沉淀，形成集体无意识，影响和规定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并且以神话原型的形式反复再现于艺术创作活动中。现代艺术的许多形象和结构都是原型意象的再造，是人类远古祖先生活经验的心理残迹的复现，是神话的复活。按照文学批评家弗莱的观点，作为宗教信仰的神话在其信仰过时后，在近代已经移位变化成文学，成为各种文学类型的原型模式，它们作为意象经常反复出现，对于显示文化构成和辨认个人文学经验都至关重要；他还认为，文学作品应视为一个由意象组成的叙述表层结构和一个由原型组成的深层结构，应当通过原型的零乱提示去发掘作品的真正含义。［1］本文认为，此种神话原型理论在井上靖西域作品的研究中同样发生作用，正是日本早期神话中的女性原型意象直接促成了此类文本的二元式叙事结构和女性书写策略。

日系创世神话记载，母神伊邪那美生产火神难产而死后，父神伊邪那歧因思念亡妻于是前往黄泉地府探望，然而他意外看到了爱妻浑身爬满蛆虫、血污肮脏的生产场面，于是惊恐万分仓皇而逃。而伊邪那美愤恨丈夫对自己的嫌恶，派遣了八百黄泉兵追杀他。这段神话承载着丰厚的原始内涵，既反映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现实，又影响着后世民众的思维，具有深远意义：（1）它基本奠定了日本人两极模式的女性观。首先，描写了女性生产的肮脏丑陋场面，说明初民潜意识中女人就被看成是圣洁与污秽的结合体。孕育生命象征女性的崇高伟大，而对丈夫的追杀则又显露恐怖的力量，女人是温柔娴淑与嫉妒报复、伟大母性与丑恶魔鬼的矛盾统一体，她们既可爱又可怕。其次，父神进入黄泉又返回到地上等情节说明古代日本人观念中天上、地上、地下的三层宇宙观模式业已形成，而女性在天上、地下这两极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高神天照大神居住在高天原、母神伊邪那美死后成为黄泉的统治者。母神既生育子女，与丈夫决绝时又声称每天将杀死1000人，说明她是既司管生的过程，也司管死的过程；既是生命之源，又是毁灭之根。而父神既思念爱妻见到爱妻后又恐惧离去，说明先民原始意识中就已经将女性视为女神进行崇拜，但是又惧怕她如恶魔。最后，天孙降临开始统治人间，则隐喻了现实中母系社会和女性权威的终结，以及男权主导型社会开始建立。（2）先民观念中女性崇拜原型已经形成。不同于世界其他所有以男神为主神的文化，日系神话是以天照大神这一女神为太阳神，形成日本民族女性崇拜原型。

此种先民时代融入民众无意识的原型形象影响并支配着后世日本人的精神，尽管父权制兴起后开始了男性对女性奴役，女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被置换，但是这种女性崇拜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后却退隐到了心理层面继续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就作家井上靖而言，他也毫不例外延续了这种沉淀在民族心理结构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并且此种观念与父权制的社会现实共同作用生成文艺作品，因而他的笔下往往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女性态度——既欲尊之而又卑贱之，既崇奉又压制，女性是被踩在脚下的神。

首先，文本沿袭传统文化中叩其两端的两极创作模式进行女性书写。远古神话中，女性成为天上界与地下界的最高统治者，而独独从中间的人间隐匿、离场了，隐喻父权制开始后女性社会中心地位被置换、女性的人间性被抹煞等文化特征。受到此种女性原型的熏染，作者将女性简单地进行了两分化，在文本中塑造了神性与娼性并存的两类女性形象。

一类女性美丽高贵、圣洁崇高，似乎超凡脱俗。《敦煌》中清冷美丽的回鹘王女是典型代表。文中写道，“（朱王礼初见王女）不由得打了个趔趄，向后退了两三步，马上扭头转身就走”、“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样的女人，我可惹不起她，我知道什么都得听她的，她说了算，无论她随便说什么，你都必须照办，这是不让男人抬头的女人，虽然是个女人却又不是女人。还是另外找个普通的女人吧。”［2］45王女美得光洁神圣不可亵渎，而她身上具有极大的力量，最终导致朱王礼率兵起义和行德藏经供奉。《楼兰》中高贵美丽的王后也是一例，她深深地为全国人所敬爱，由于她死了，人们才想到除了楼兰她不能在任何地方生活。叙述中，王后与楼兰国的命运同时终结，女性身上寄予了最神圣崇高的虔敬感和文化归属感。她们的美是一种神性美，具有莫大的感召力，让人敬仰膜拜。这一类女性形成了井上作品中永恒的女性形象。

另一类女性形象则较少为研究者关注。她们往往沦为卑贱地位，不仅形象模糊不清，缺乏细致描述，而且男性叙述者更多聚焦于其娼性。换言之，她们仅是聊慰男性情肠的对象，被视作任由男性玩弄的工具。如《漆胡樽》《异域的人》《洪水》《狼灾记》等文本均将女性抽象化、概念化，她们是只有肉体而去除灵魂的性代码。《敦煌》中叙述者更是借助人物之口宣称“女人就是女人。女人就只有女人的用处。”［2］44并且，女性人物多没有姓名，仅以“回鹘女子”、“王族女子”、“西夏女人”、“女人”、“族长妻子”等指代，她们纯粹是另一个不同的性别而已。对男人来说女人所表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一个性感的动物，就是性，其他什么都没有。男人是主要的，有绝对的权威，而女性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庸和从属，是男权世界中的他者，女性基本上等同于母性、妻性、奴性，完全失去作为人最基本的价值体系。这一类女性形象在文本中的出现则体现了作者复杂女性态度的另一个基本方面：贬抑。

其次，文本中男女道德观呈现巨大反差。早有学者指出，日本传统的女子性道德与男子的性道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以说，自古以来日本男子就没有什么性道德，而一提到女子的道德，几乎全集中在性的方面，不论是未婚的处女、已婚的妇女，还是失去丈夫的寡妇，都要求她们绝对纯洁，女性的性道德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男子则将自己看做征服者，他们逍遥且自由。［3］事实，这种道德观念差别由来已久。古老的创世神话中，伊邪那岐见到妻子肮脏丑陋的生产场面便弃妻而去这一情节往往被用来隐喻女性所具有的可怕恐怖的一面以及嫉妒心理，而男性表现的随意背弃、不负责任、初民意识中业已形成的男女道德反差却一直被忽视。这一被遮蔽的结构原型影响着后世人们的思维和心理规范，西域文本也承袭了这一文化传统。井上笔下的女性具有男权社会规定的一切美好的道德品质：她们温柔顺从、牺牲包容，忠贞隐忍、爱和奉献成为其本能。与此相对，男性普遍缺少忠贞观念，他们对女性情感往往漠视，忽视其感受却享受其肉体，利用、欺骗其感情，背弃甚至牺牲其生命。即便以荡气回肠的浪漫爱情故事而颇受读者青睐的《敦煌》中，也可见这种负心形象——行德自己失约未按时返回与王女相守，才会造成恋人被李元昊夺走、他则抱恨终生。《洪水》中，索励返回故国前夕，对给自己枯燥的塞外生活带来安慰的铁勒族女子感到厌恶，认为会妨碍归国后的功名升迁，于是将其祭献给河神。西域文本中，这种遭到背弃的女性形象较为普遍，女人被虐待、遗弃、背叛和降低地位，但是她们还是愿意为她们的男人受苦，而且无止境地原谅他们。

一位女性主义学者曾说过，美丽的统治是没有中间道路的，女人不是奴隶就是女皇，在不被崇拜时会立刻遭到侮辱。［4］另一位学者在评价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地位时也说，女人只能在两个极端生活，要么贞洁烈妇，要么是淫妇灾星。［5］可见，男性作家文本中女性形象的两极模式、男女道德的反差都是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在叙述者观念中的不经意渗透，是传统原型的无意识沿袭。井上文本既没能逃出父权社会语境对文本的规约，也无法摆脱民族心理结构深处的两极态度原型的影响。因此，他文本中的女性往往既受到赞美，又被贬抑；既被奉为神，又被视为工具，而无论神化还是物化，都是一种非人化，都远离女性存在的真实本质，是对女性的理想化或是抽象、扭曲，都折射出作者在心理意识深处对女性的期待与蔑视等复杂心态。

二、结构原型所承载的文本功能

倘若将叙事学纳入批评视野考察井上西域文本便不难发现，故事层面上女性形象被客体化、边缘化，留有男权思想的印迹，而话语层面文本也呈现出二元对立：一方面男性话语霸权将女性去中心化；另一方面，民族深层心理意识中的女性崇拜原型影响着叙述话语，形成隐而不见的结构力量，颠覆了故事层面的权力关系，西域文本中的女性人物之于叙述者更是一个功能式的存在，发挥着隐性权威的作用。

1．去中心化的叙事策略

叙述表层，男性叙述者采用去中心化的书写策略将女性从叙事中心移置到边缘，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是以男人为中心的世界，女性人物不仅数量少，而且无一作为主角者，她们在故事情节中均无作为。即便是《明妃曲》虽标题疑似女性人物传记，叙述中却是以男主人公田津冈龙英讲述昭君出塞的方式形成故事套故事的框形结构，把本来属于女性的故事叙述成男性故事，使女性退出叙事中心。其余文本中，女性作为描写对象均被降到了次要而又次要的地位，她们直接缺席或是即便在场也仅作为配角或陪衬出现，没有给予相应的叙事照应。也有学者将这种女性作为作品中描写对象中心地位丧失的现象称之为“女性的隐形”。［6］

西域文本将女性去中心化有一种特殊表现，即以“死亡”方式宣告女性话语权的消失。创世神话中母神伊邪那美很早便死去，“诞生三贵子”等创世过程由父神独立完成，这本身就隐喻着父权制社会的构建与女性无关，女性是已被宣告了“死亡”和“消失”的客体。这种结构原型在西域文本中重现，井上笔下的女性人物无不与死亡意象密切关联，她们都逃不出悲剧的命运。最早的一部西域小说《漆胡樽》中，族长妻子协助小伙出逃后便死于逃亡途中；《异域的人》中赵的妻子于阗女子被毒箭射杀；《敦煌》中王女第三章方登场第五章便坠城自杀；《楼兰》则仅叙述女主人公的葬礼；《狼灾记》亦同，女子一出现即宣称自己已经是个死人；《洪水》中铁勒族女子被作为活祭供奉给洪水；《永泰公主的项链》也是叙述了永泰公主的惨死。在西域文本中，所有女性均被贴上“死亡”标签，叙述者以不同的形式展示了她们共同的悲剧性命运。这种来自作者方面的处死，不仅将女性驱逐至叙事边缘，还巧妙地遮蔽着男性叙述者对女性话语权的控制和抹杀。

可以说，西域文本中男性话语霸权将女性忽视，即便有所涉及也是为了顾及男性叙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敦煌》中虽描写了男女之恋但也是对女性做了淡化处理，叙事旨在交待行德藏经缘由，因而将叙事重点放在了行德的行动、心理以及命运的叙述；而对西夏女子以及王女的来龙去脉缺少交代，她们内心的真实感受更是被掩盖，如此，不仅她们的行为难以理解，也让读者对行德的性格和行事难以琢磨。可见这种对女性去中心化的叙事策略其实是影响到了对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的。

2．女性的隐性中心功能

在井上靖的西域小说系列中，父权社会的现实和男性话语霸权使女性被排斥到西域文本的边缘，而沉淀在民族心理结构深处的女性崇拜原型又参与文本深层结构的建构，形成了文本的隐性中心。

首先，文本以女性人物起始又以女性人物而终止，女性意象往往成为创作契机。新疆出土女性木乃伊的信息引发作者探究心理，这是产生《楼兰》的创作动机，而文末又以此木乃伊发掘的场面描写结束。《敦煌》中，行德因结缘西夏女子而奔赴西域，又在完成供奉王女夙愿之后结束故事。《洪水》中，索励初到胡地遭遇洪水拒绝将亚夏族女子供奉给河神，而归国时祭献女子后便终结故事。《明妃曲》的两个主人公“我”与田津冈龙英围绕着昭君出塞故事而交往，故事讲完后二人便再也未曾会面。可见，女性意象往往构成故事的开端和结束。

其次，原始的至高无上的女神权威在西域文本叙述中衍生为独特的话语力量，生成文本结构的线索和构思框架。具体说，一方面是从正面向度展开，女性原型表现为一种神圣的力量。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往往由女性支撑的，女性作用非同一般，而最实际最日常化的就是对男性的慰安作用。如亚夏族女子给索励在胡地的生活带来莫大的安慰，兵营里只有他的房间才有色彩（《洪水》）；陆沈康心情黯淡如同死灰的时刻，是铁勒族女子与他的七夜夫妻生活使得他重燃生命意志，而最终变成狼也隐喻着他本能肉体生命的恢复（《狼灾记》）。如此这般，男性人物往往就是通过这种原始本能的满足获得精神上的重生，产生了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在《敦煌》中表现得尤其直接：朱王礼起义、赵行德藏经这类男性人物的崇高壮举均归根于与王女纠缠不清的关系。此种适应传统社会现实或俗文化视角的故事表达，固然带有根深蒂固的男权色彩，然而话语层面上却形成了文本的主要结构，推动人物情节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文本又从负面向度展开，女性人物又表现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她们通过发挥“祸水”作用影响着文本的结构框架：她们对男人制造诱惑，形成男性作恶的缘由或是堕落、下滑的契机。如《异域的人》中班超最忠诚的部下赵因爱上一个异族女子而背叛班超；《敦煌》中几个男子均迷恋王女，而最终朱王礼反叛西夏的行为也仅仅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之举；《永泰公主的项链》中盗墓贼陈某最终杀兄盗嫂也是受到公主的精神感召和鼓舞。诸文本中，男性人物种种可疑品质与负面行为生成的缘由都归结于女性，而这也构成文本的结构主线。《褒姒的一笑》更是直接沿用“红颜祸水”、“女人亡国”主题，通过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将这种毁灭性力量发挥到极致。

第三，女性意象还生成了文本的突转机制。《敦煌》中故事情节两度因西夏女人而产生突转：篇首西夏女人强悍的生命力震撼了赵行德，于是他放弃金榜题名夙愿毅然决然奔赴西域，拉开故事序幕；滞留兴庆时由于在街头偶遇貌似西夏女人者，他又终于顾念与王女约定而返回甘州。并且，赵行德陡然生出滞留西域的念头、由儒向释转变、最终藏经，朱王礼起义反抗西夏统治，尉迟恭提供藏经地点，这些主要情节的推进均源自于回鹘王女的影响力，王女的存在推动了故事的发展。根据叙事学有关理论，惊奇的故事往往是由突转造成的，而在井上文本中，这些突转功能均是由女性意象承担和完成的。

综上所述，井上靖西域文本中的女性态度并不单一：隐含父权意识的叙事观念使得女性人物被置于文本边缘，生成了或被理想化、或被等而下之并附庸从属于男性的“第二性”形象，而沉淀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女性崇拜原型又凸显隐性权威，形成了以女性意象为构架的深层结构和独特文本面貌。

［参 考 文 献］

［1］诺思罗普·弗莱著．批评的解剖［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365．

［2］井上靖．敦煌［M］．董学昌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5．

［3］肖霞．元始，女性是太阳［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09－112．

［4］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M］．王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69．

［5］陈晓明．博士思想文丛－后现代的间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06．

［6］叶舒宪．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9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