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葡萄》的生态伦理解读

黄丽清

（1．福州大学 外语学院；2．福建省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350108）

一、引言

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沙尘暴，社会与经济发展由此遭受重创。沙尘暴刮走农作物和土壤，呛死牲畜，危害民众健康。由于无法在大平原尘暴区继续生存下去，许多居民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往相对富庶的加利福尼亚。据统计，1933年到1935年的沙尘暴迫使约1．6万名尘暴地区居民沿着美国第66号公路迁移。［1］沙尘暴以其巨大破坏性引起了联邦政府、生态学家和小说家的广泛关注。当时的罗斯福总统认为：沙尘暴是大自然对浪费土地资源的警告。［2］“洪水、干旱、沙尘暴清楚地表明：自然不允许人类继续违反它的规律。”［3］生态学家探讨造成沙尘暴的社会原因——盲目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市场，涸泽而渔的农业机械化大生产方式。以沙尘暴的爆发和大规模生态难民的迁移为背景，美国著名小说家斯坦贝克创作了著名小说《愤怒的葡萄》，探讨了沙尘暴爆发的原因——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贪婪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人与土地的异化，一战与美国独特边疆文化的影响。斯坦贝克从生态整体主义观点出发，提出人类应尊重土地伦理，诗意地栖居于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实现生态平衡。

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在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始于基督教。按照《圣经》说法，人是按照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最接近神的样子。因此，人自然而然地成为宇宙和世界的中心。按照基督教的观点，人类通过给地球上所有非人类生物命名而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为了人的利益和统治而专门为人类创造的。“作为一种鼓吹人类高于自然的宗教信仰，基督教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论，为西方环境破坏铺平了道路，认为上帝希望人为了自己的正当目的可以剥削自然。”［4］人类视自己为宇宙的中心，把自然异化为对立的他者，自然被当作“可蹂躏的俘获物”而不是“被爱护的合作者”。［5］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丑恶的意识形态，能够比得上与自然对立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危害！”［6］

以基督教为起点，从中世纪基督教经院神学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到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要“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到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西方世界思想家不断论证人类的优越性，繁衍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人类过分迷信和夸大大写的人，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主体能动性不断增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由此深受其害。

近现代以来，西方思想界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危害，不断对其作出批判。尼采明确提出，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7］人类并非大地的主人，只是大地上的尘土和影子。［8］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为前提，建构起存在主义哲学。海德格尔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到头来必将反作用于人类自身，威胁人自身的存在：“人拔高自己并摆出地球主宰者的姿态，这恰恰意味着他自己也受到威胁。人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幻觉，并进而证明他所遇到的一切事物仅仅以他所构想的方式存在。这种幻觉反过来产生一个终极的幻觉：看上去似乎人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时刻遭遇的都是他自己。”［9］生态学家缪尔从万物的整体利益出发，质疑人类将自己的小部分利益凌驾于万物整体利益之上的荒谬性，指出造物主并非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创造出其它的动植物。

斯坦贝克批评西方文化中“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摒弃人类为自然之主宰的观念，揭示过分夸大人的地位带来的巨大危害，告诫人们人类命运与自然界休戚相关。《愤怒的葡萄》渗透着生态法则、蕴含着生态思想。

在白人开发美国南部大平原前（1870年前），大平原生态圈已经演化上亿万年，形成了“草地—野牛—印第安人”的稳定状态。草地植被是该稳定生态圈的基础，起到固定水土和为草原动物供给食物的作用。印第安人秉持自我约束的伦理文化，将人口控制在大草原能承载的限度之内，以敬畏、感恩之心融入大草原，对动植物的取食完全止于生存所需，从不大开杀戒，因而极好地维持了大草原的生态平衡。

白人以强盗式的掠夺强占了大草原。对此，斯坦贝克作了这样的描述：“从前加利福尼亚是属于墨西哥的，土地属于墨西哥人；后来有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疯狂的美国人蜂拥而来。他们对土地的欲望非常强烈，于是他们就强占了这带地方，把他们的领地强占了，分割成许多块，大家吵吵闹闹，争夺了一番，这些疯狂的，饿狼似的人，用枪守住了他们霸占的地方。”［10］231小说中汤姆一家坦言：“爷爷就是从印第安人手里把土地夺过来的，”［10］237“爷爷占领这块地，得把印第安人打死，把他们赶跑”，“爸爸出生在这里，他清除了野草，消灭了蛇”［10］31；总之，“为了这块地，爷爷消灭了印第安人，爸爸消灭了蛇”。［10］32随着白人的到来，草原生态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白人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出发点，以人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以征服者的姿态狂妄、自负地奴役自然，自然被置于人的对立面，仅仅成为一种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可任意支配使用的商品和谋取利润的生产资料。简而言之，自然被彻底地实用化、工具化。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大草原生态发生剧变。草原植被是大平原生态圈的基础，但因“产量低，无利可图，可有可无”［10］97被大面积去除，让位于小麦和牧牛王国。野牛被家畜取代，印第安人让位于白人移民。出于纯粹经济利益的考虑，白人在开垦的大平原上没有实施轮番种植以恢复土地肥力，而只是鼠目寸光地实施单一农作物的种植——“农场上没有种菜，没有养鸡，也没有喂猪。他们只种一样东西——比如说，棉花，或是桃子，或是莴苣，另外一个地方就光养鸡。”［10］235大草原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荡然无存，大自然变得满目疮痍，生态秩序由此崩溃，最终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大自然以灾害变异的形式，对以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违背自然规律的开发，给予无情的报复和严厉的惩罚。

三、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的贪婪本性

生态思想史专家彼得·科茨指出：“环境的威胁是社会造成的，只能从文化的范畴来解释。”［11］环境问题根源于更深更广的历史、社会和文化问题。人类过度贪婪和利己主义的价值体系导致了环境危机。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探讨了生态严重失衡、沙尘暴爆发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本性。资本主义制度以经济、资本和获利至上为目标，正是这些制度上的深层原因造成人性变本加厉的贪婪。在斯坦贝克眼中，人类的贪婪是“一切罪孽的万恶之源”、“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12］104－105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思想，其生态价值观亦浸淫着自然被当作资本的思想。人有权利、甚至是义务去利用自然这个资本。作为一种不断向最大极限发展的文化，资本主义总是设法从世界的自然资源中获取比它昨天所得要多的东西。［13］6因其文化本身固有的贪婪劣根性，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大规模吞噬自然资源的血腥方式而发家。在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的金融资本掠夺体系驱动下，人类的贪欲不断膨胀，利用现代科技残暴地掠夺大自然。

美国南部大平原本是片多变的边际土地，生态平衡脆弱。由资本主义文化所衍生出来的贪婪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长机制，漠视生态的文化模式，对大自然进行毫无节制的滥砍滥伐。最终决定大平原农业发展模式的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无视土地的生态属性，采取涸泽而渔的经营方式盲目、无情地扩张，将大片草地开垦为麦田。首先对土地造成大规模破坏的是大平原的佃农们，他们明“知道这土地不出庄稼”［10］30，明知道“如果……可以轮种各样的庄稼，那也许可以给土地输会血液吧”［10］30，却“抛弃了只有养地才能丰产的常识，贪婪地、无休止地一片片向前开垦，像侵略者一般洗劫自己的家园。”［12］104－105唯利是图成为农业生产的目标。为了追逐最大化利润，佃农们将大平原大面积开垦，单一种植小麦，由此造成大平原地面上的天然植被大面积剥落。在斯坦贝克笔下，土地沦为背景和工具，受利益驱使的佃农异化为摧残土地的帮凶。

农业资本家的贪婪更是在大平原土地开发中暴露无遗。斯坦贝克把代表农业资本家的银行和大公司形容成“所呼吸的是利润，所吃的是资本的息金。如果它们得不到这个，它们就会死去”［10］30的怪物，“这怪物非经常有盈利不可。它不能等待。它会死的。要知道租税老在不断地增加。如果这怪物停止发展，它就死了。它是不能停顿在一个限度之内的”。［10］30由于大平原“尘暴地区广阔而平坦的土地特别适合于机械化耕作”［13］115，农业资本家为了从土地中得到更多回报，大量购置拖拉机，以工业机械化的方式将生态不稳定的半干旱地区大片开垦为麦田，于是“空荡荡的土地上，一部一部的拖拉机划出了无数的犁沟”［10］148。种植业生产得以大规模扩大。在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影响的农场主眼中，“最高的经济奖赏无不走向那些竭尽所能榨取自然的人”。政府亦不遗余力地鼓励农场主使用机械技术来弥补农场劳动力不足的缺陷。

农业资本家的贪婪进一步体现在对待佃农的态度上。靠着机械化发家致富的农场主，用拖拉机实施大规模机械化耕种，将佃农从世代生存的土地上赶走，使他们沦为六十六号公路上的流民。在农场品大丰收时，大业主们一方面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水果，却把“罐头制品的价格抬得很高”［10］284，从中牟取暴利；另一方面不断压低工价，哄抬物价，使得越来越多的饥民干一整天活却食不果腹，在公路上流离失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谷仓里装满了粮食，穷人的孩子却害佝偻病，身上还长着糙皮病和脓疮”［10］285。于是流民们的“饥饿和恐怖逐渐酿成了愤怒”［10］442，“果实却只好在地下腐烂”［10］352，腐烂和衰败的气息像一场大难一般，从全州蔓延至全国，酝酿出愤怒、绝望和反抗。

著名生态思想家沃斯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文化系统，因此“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14］斯坦贝克从文化角度挖掘生态灾难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贪婪的制度与文化对美国南部大平原的沙尘暴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佃农和农场主的贪婪，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破坏性因素，造成“大平原社会中没有任何东西去制约商业性耕作的发展，也没有任何东西去防止商业性耕作为了利润而冒的风险，”［13］7最终造成大平原铺天盖地的沙尘暴。

四、人与土地的异化

斯坦贝克从早年就开始探索一种人与土地合理共存的土地伦理，如果人类自私地对待土地，以征服者的态度滥用、蹂躏、奴役土地，土地必将贫瘠、荒芜、病入膏肓。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揭示了人与土地的矛盾关系。出于动物本能的驱使，人类为保证个体和物种的生存，随心所欲地奴役土地，破坏了赖以生存的地球，最终也给人类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佃农首先是土地破坏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佃农们明知道种植棉花会“吸干了地里的血。如果他们可以轮种各样的庄稼，那也许可以给土地输会血液吧，”［10］30他们还是要“趁这地还没有完蛋之前，赶快种出棉花来。然后我们就把土地卖掉。东部有好多人家想要买些地呢。”［10］31“佃农倾向于避免任何的耕作改良，因为它们的改良付出在土地租种期间得不到任何回报。”［15］于是土地不断被蹂躏、摧残。佃农过度透支土壤肥力，耗尽了土地的能量储存，使得土地超过了可持续的承载能力。

在《愤怒的葡萄》中，斯坦贝克描绘了人与土地关系越来越淡漠、隔阂的悲凉图景。人们大量使用没有生命的现代化机械设备耕种，对土地缺乏深切了解。开拖拉机的驾驶员高高端坐在拖拉机上，既看不见土地的真面目，亦嗅不出土地的气息，对土地持藐视态度。驾驶员根本不关心种下的种子是否发芽，也根本不在乎长出的幼芽在大旱天枯萎或在大雨中被淹死。人与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疏远。驾驶员的两脚因踏不到泥土而无法感觉大地的温暖与力量。人们对土地“既不熟悉，也没有所有权，既不信赖，也无所求”［10］33。土地在铁皮机器底下饱受磨难，渐渐死去。先前对土地怀有强烈欲望的农场主们，“再也不起早贪黑，不再只等天一亮就到田里去，不再在天还不亮的时候就惊醒过来，倾听困倦的鸟儿首先发出的吱吱喳喳的叫声和房屋四周清早的风声了。”［10］231农场主以美元计算收成，在纸上经营农场，忘记了土地曾经的气息，和土地日渐疏远隔阂。“他们对钱的欲望越大，对土地的爱好就越淡薄。”［10］231－232

不同阶层的人对土地的态度揭示了美国农业悲剧背后的文化与道德危机——土地被透支、异化、病入膏肓，一时难以修复。由于人类与土地之间并没有形成唇亡齿寒的密切关系，人们只是把土地当成奥德修斯婢女一样的财产，当成城市与城市之间长着庄稼的地方，对土地没有任何热爱、尊重和赞美，有的只是无止境的剥削。人与土地的关系完全被经济上的利己主义所主导。《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的西迁暴露出美国文化的一大问题：由于缺乏与土地持续、有机的联系，人们习惯于滥用脚下的土地，然后像祖辈一样向西迁移。这样的生存哲学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土地的荒芜须归咎于一种民族文化体系内部的错误。［16］斯坦贝克认为人类对土地负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土地是由交错联结的食物链和能量循环组成的复杂有机体。各种不同部分的合作与竞争，才能有效地维护和延续土地的功能。只是土地社区一份子的人类，受错误价值观念的误导，狂妄地自视为土地的主人，肆意破坏土地。人与土地之间须建立一套新的可持续的观念，以修复被滥用的土地，保持土地的健康。

五、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边疆文化的影响

《愤怒的葡萄》暴露的首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德国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切断了俄国粮食通往欧洲的渠道，而澳大利亚、阿根廷的农业歉收和印度对粮食出口的限制就更加重了欧洲的粮食短缺，欧洲亟须从美国进口粮食。［17］1917年美国参战后，为鼓励小麦种植，政府一方面提出“小麦赢得战争”的口号，实行小麦价格保护，另一方面给南部大平原各州下达扩大小麦面积的指令性计划。巨大的需求和政府的鼓励政策使得小麦价格不断飙升。小麦种植甚至与爱国行动相联系。战争给大平原农场主们提供了市场，巨大的需求促使生态环境脆弱的半干旱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在《愤怒的葡萄》中，斯坦贝克把沙尘暴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描写成棉花：“天知道棉花的市价会涨到多么高。人家不是用棉花做炸药、做军装吗？只要老打仗，棉花的价钱就会涨上天。”［10］30一战对美国南部大平原造成巨大的破坏力，土地能否耕种的生态属性完全被忽略，种植业在尘暴核心区疯狂蔓延，而联邦政府和农场主并未意识到在大平原扩大生产所带来的生态风险。

《愤怒的葡萄》亦揭示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问题——美国独特的边疆文化传统。19世纪初，美国通过低价购买、兼并和战争等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将大片西部土地纳入版图，疆域由此不断扩张。辽阔的西部不断刺激拓荒者的雄心和野心，土地被当成牟利的资本。美国人相信，西部资源如此丰富，永远不可能耗竭。美洲大陆被认为是上帝的应允之地，开垦荒野成为一种荣耀。殖民者在美洲定居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由东向西扩张以寻找新伊甸园的过程。这种想法刺激人们不断攫取土地，浪费自然资源，心安理得地耗尽现有土地的肥力，然后举家西迁。人们由此缺乏对居住地以及整个生态环境的责任心和义务感。美国边疆生活首先铸就了美国人的乐观个性，一方面使得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不断锐意进取，另一方便也使得他们狂妄自负，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习惯于低估、甚至忽视自然的警告。即使面临干旱和沙尘暴时，天性乐观的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这些自然灾害不会持久。“在尘土飞扬的20世纪30年代，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资产阶级乐观主义的冥顽不化和对自然警告的无动于衷。”［13］27－28丰富的资源助长了美国人的浪费恶习，因为“开发资源比保护资源能更快地致富”。［18］边疆生活也塑造了美国人乐于迁徙的传统。既然不打算长期在一个地方待下去，人们就采用杀鸡取卵的方式榨尽地力，根本不顾及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在《愤怒的葡萄》中，美丽富饶的加利福尼亚成了理想中的福地。在故土遭遇农业歉收和沙尘暴后，乔德一家背井离乡，一路西行，在梦想中的加州遭遇的却只是饥饿与暴力，这完全粉碎了美国的伊甸园神话。

六、尊重土地伦理和实现诗意栖居

受益于科学的训练，斯坦贝克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解超越了同时代的美国经典作家，堪称是“现代生态思想之父”。斯坦贝克的生态思想一方面源于在美丽的故乡——加利福尼亚州萨利那斯河谷度过的美妙时光，另一方面则受益于海洋生物学家爱德华·里科兹的言传身教，后者帮助斯坦贝克形成了科学的生态整体观：海洋生物有趋向群体生活的本能，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共存。海洋生物在你吃我我吃你的竞争中相互依存，并在与周围环境既竞争又合作的相互关系中达到自然的平衡。每一个物种，无论多么渺小、不起眼，在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时，都起着其它物种不能替代的作用，如果失去了，就是灾难性的损失。人类群体与海洋生物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并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相互依存。生态从其存在的开始就是一个整体，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所有生物、植物、物质都囊括于自然生态之中，人类只是其中微小的一部分。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凌驾于自然世界的观点截然不同，斯坦贝克将人类置于与万物平等的位置，重新在生态整体中定位人的地位。在给大学同窗好友的信中，斯坦贝克曾说过：“石头、树木、山脉是一个世界，但，这是一个与人类在一起的世界，而不是远离人类的世界，人类与他的环境是一个不能分开的单位。”［19］斯坦贝克认为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更应用心灵去体味自然之美，从而净化灵魂，延续生命。“地球是我们的母亲，活着的一切生命都来自母亲，最终也回到母亲怀里。”［20］

斯坦贝克的万物相联思想，与生态伦理之父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的“像山那样思考”的整体主义思维极其相似。“像山一样思考”是指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从保持土地健康和生态平衡的角度来思考，把自然视为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培养一种生态良心。人类只是由土壤、河流、植物、动物所组成的整个土地社区（the land community）中的一员，因此必须有一种强烈的整体感，与自然合为一体，不能擅自脱离自然的轨道。人类应学会在这个社区中互相尊重，互相依赖，互相爱护。

生态诗人斯奈德指出：“我们必须从整体上看待一个完整流域、一个自然系统和一个栖息地。”［21］自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有机体，所有生物之间密切相关。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的“大地伦理学”核心是生态整体主义。作为不可分割、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大地应受到人类的尊重和保护。与大地和谐相处就好比与朋友和谐相处。大地是整个地球，与地球以及许多其他物种漫长的存在史相比，人类只能算匆匆过客。人类绝对不能为了自己而剥夺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和存在权。相反，人类应理智地认识到地球上物种的有限性，秉持自我节制的可持续发展精神，以生态系统承载限度来约束自己的发展。如果人类不实行自我约束，“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及掠夺，就会在不久的将来造成自杀性的恶果。”［22］获得了在地球上生存权利的人类，天然地也负有保护整个地球的责任。人类应遵循生态整体的内在精神，遵循自然规律，自觉地融入自然。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返回家园——自然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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