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检视·展望：变革时代中的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综述

谢光前

（江南大学 学报编辑部，江苏 无锡214122）

“回眸·检视·展望：变革时代中的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综述

谢光前

（江南大学 学报编辑部，江苏 无锡214122）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历程中，故宫博物院是一座具有特殊意义的里程碑。故宫博物院承载着政治、文化和艺术的丰富内涵，是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时代见证与经典缩影。进入新世纪，故宫博物院立足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有序推进“平安故宫”和“学术故宫”建设，全面提升故宫博物院的硬实力与软实力。2020年为紫禁城建成600周年，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百年华诞，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正走向百年历史进程的重要十年。为此，故宫学研究所于2017年12月12日至13日召开了“回眸·检视·展望：变革时代中的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系统整理故宫博物院档案文献，深入探讨故宫博物院在文物展览、古建修缮、文物保护、对外交流、学术研究、学术出版等方面所累积的理念和经验。

研讨会由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教授主持，原定由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致开幕辞，因单院长赴文化部党组会议，改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纪蓉教授致辞，宋女士热情洋溢地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故宫在新时代的巨大变化，阐述了用科学思维和方法对历史文物保护的重大意义，也表达了对故宫的专家学者为保护故宫文化所做贡献的由衷敬意，并希望更多的有志者参与到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的伟大事业中，让中华文明以无比的自信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在研讨会的展开过程，单霁翔院长为会议撰写的文章《知行合一，臻于至善——故宫博物院公众服务创新路径的多维分析》中，展现了故宫博物院掌舵人的宏阔视野和历史担当。单院长指出，故宫博物院近五年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实践的变革，是对未来中国博物馆管理模式和发展趋势的全新阐释。故宫博物院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宝库，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文化艺术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象征。立足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有序推进“平安故宫”和“学术故宫”建设，全面提升故宫博物院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故宫博物院基于四个方面创新路径：（1）学术研究与文物保护；（2）开放格局与服务体系；（3）智识教育与文化传承；（4）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同时，自觉践行博物馆“以藏品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让故宫文化资源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真正“让文物活起来”。原故宫博物院院长、现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先生总结了故宫研究院与故宫学的发展历程，认为在接续传统的过程中，故宫学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形成了可资应用的一系列经验理念。故宫研究院作为非建制机构，在机制创新中逐渐搭建起了以自身研究力量为主体，汇集国内外学者专家的开放式高端学术平台，以“科研项目制”为基点展开的故宫学术研究活动已呈勃勃生机。随着研究院与高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海外机构合作的深入推进，显现出了院内外联动互动的新气象、新格局。在理论探索和成果转化领域卓有成效，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突破，为推动故宫博物院事业走向辉煌做出了应有贡献。

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到会并梳理了他早年对溥仪出宫、胡适抗议及其论辩的一段公案。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社会舆论普遍赞扬。但出人意料的是，“新文化领袖“和“新思想代表”胡适却提出了抗议，认为“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正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言一出，立即引得进步人士的纷纷指责。周作人认为“此言十分危险”，李书华、李宗侗致函胡适，对此表示“非常骇异”。胡适虽回应过周及二李的责难，但对自已“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却并不懊悔，并表示就此事“不愿申辩”。

在研讨会主旨发言中，复旦大学历史系刘平教授对《清史稿》编纂和刻印过程中备受争议的人物——金梁进行了客观的详述，认为金梁在特殊时期进入清史馆，他在没有得到众人同意的情况下对《清史稿》予以增补，造成了《清史稿》诸多版本互异并存的现象，激化了金梁本人与其他编纂成员的矛盾，致使许多人认为金梁是私自删改《清史稿》的祸首。但平心而论，金梁是功大于过，他弥补了《清史稿》编纂过程的不少缺憾。若非金梁奋力一搏，《清史稿》能否刋出可能是个悬念。因而，对金梁所做的工作还是应当肯定。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教授对故宫历史上另一位饱受责难的人物——易培基的遭遇进行考辨。易培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青年毛泽东的早期活动产生过一系列影响，但毛泽东到延安后听闻故宫盗宝案就不再提易培基其人。作为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易培基入主故宫推动了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包括物品点查、展览开放、文献整理出版、古建管理维修等等，为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出售金器违法案”的发生，曾经位高权重的易培基不得不辞职，人生彻底逆转，最终身败名裂。历史本来只是如此，结果却演变成“故宫盗宝案”。之后学界的研究几乎都在讨论“盗宝案”的有无，历史的真实成为了迷雾。章宏伟教授通过梳理从“出售金器违法案”到“故宫盗宝案”演变的过程，廓清了民国历史上这件大案的面目。郑州大学考古系徐玲教授从新中国初期故宫博物院的再符号化切入，指出故宫博物院作为传统王权宫殿和中华民国博物馆的双重身份，使其政治遗产的再符号化更加复杂。实践中，新中国初期新生政权不但针对宫殿建筑拆或留的改造问题，表达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同时大力重构新的博物馆社会主义话语权，使社会主义政治话语在博物馆展览中得到贯彻，进而用进步的群众观取代清算了王权观念，并完成了对故宫博物馆院的再符号化，奠定了新中国初期政治文化认同的良好局面。

在后续的多场讨论发言中，学者们的发言所涉内容广博，论证充分，既可见故宫历史的厚重，也呈现故宫当下的华章。

针对备受争议的易培基“故宫盗宝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左玉河教授直指这是“一场争夺政治权力而制造的弥天冤案”，是政治权力、司法权力和舆论力量三方“合谋”，共同制造了这起震惊全国的盗宝案，而易培基这位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国民党高官，则成了这起特大冤案的牺性品和悲剧性人物。凡此冤案，令人深思。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后人马思猛先生回顾了北大历史系教授马衡成为故宫掌门人的历程。从清室善后、结缘故宫到文物管理、初步建制，由婉拒委任、淡出故宫到临危受命、代理院长，马先生对马衡的回忆内容丰富详实，感情真挚。他认为“马衡先生入故宫服务十七年，掌博物院事十九年，时逢国家内忧外患，为国宝的‘安危尽心竭力，余负典守之责’是他对国家的承诺，是用生命书写的承诺”。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的姜舜源研究馆员生动讲述了故宫博物院的“老字号”人物单士元先生的奇趣异事，让后人感受到单老这位在历史学、档案学、古建筑等领域德高望重的大家的胸怀、品位与学识。而故宫博物院陶晓姗女士则介绍了世人皆知的大玩家——王世襄先生的早年生活以及他与故宫博物院的情缘，特别是他在故宫“清损会”工作期间为故宫文物保护所作的贡献。据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伟大创举，而且中国近现代史上多位重要人物参与其中的认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吴十洲教授认为，故宫博物院院史的编撰，应该是多种纪史体的结合，而其中人物纪传体是不可或缺的，把重要人物的人生经历纳入其中，将使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更加鲜活。

针对故宫博物院在当下乃至未来的发展，故宫博物院的李文儒先生富有激情且饶有意味的演说发人深思，他指出故宫文化需要博物馆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故宫文化曾经历了皇宫、故宫、故宫博物院三个不同阶段。流变中的故宫文化所走过的每一阶段都值得认真审视。故宫博物院至今九十多年的历程，其文化的基本形态和脉络必须得到充分梳理，特别是在当下，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故宫文化理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以建设先进文化为方向，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让故宫文化的博物馆化、再博物馆化、再再博物馆化永远走在路上！故宫博物院的周乾先生在发言中以直观的影像展示了故宫古建筑的保护历程，指出将建筑力学和古建筑修缮、保护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使故宫古建筑在维护、管理、监测、力学评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研究性保护是故宫古建筑延年益寿的重要路径，也是故宫古建保护发展的主导方向。故宫博物院冯乃恩先生系统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推进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理念和实践。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实现“和谐互动，共享文化”的博物馆使命创造了条件，而故宫博物院数字故宫社区的建设，正成为博物馆走下神坛、融入公众生活、推动传统文化发展的经典范例。故宫博物院的徐婉玲女士基于时空的优化和参观体验的优化对故宫博物院观众管理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空间优化方面，故宫尚可从规划入口、扩大开放面积、提升出口景观等角度加以完善；在时间优化方面，可在推动门票预约制度，完善单日限流方案，启动观众动态监测系统等方面进行调整；在参观体验方面，可以通过展览服务人性化，文创产品体验化，馆舍环境休闲化等举措加深观众体验，故宫博物院坚持“人物并重”的观众管理原则是故宫面向大众、保护历史的基础，依此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是故宫博物院管理应长期面对的重要课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侯杰教授以《故宫日历》为例，分析了故宫文创产品的社会效应，他认为，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故宫日历》是日历图书的开创者与先导者，而且成为了相关日历产品参照的模本和意欲超越的标杆。借助以往成功经验结合现代的高科技技术达到文化产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是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故宫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标识，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承载了许多使人唏嘘感慨的故事。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李兴华女士探讨了1949年以前沈阳故宫文物的聚散流变。这一曲折的流变过程把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热河行宫、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联系在一起，编写了中国文物悲欢离合的历史，也增加了这些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样是沈阳故宫博物馆的庄策先生回顾了从1954年到1980年的20余年间，故宫博物院向沈阳故宫调拨近万件文物，帮助沈阳故宫博物院形成了以清初珍贵历史文物、帝后御用珍品、宫廷艺术品、明清书画为特色的藏品体系，这一庞大的文物调拨行为，全面推动了沈阳故宫博物院业务活动的开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刘楠楠女士梳理了故宫文物从1933年始防曰寇劫毁而长途迁移背后的纷争故事。故宫文物迁移坎坷不断，开始及过程中的争议从未停止，各方势力暗潮涌动，但故宫守宝人面对重重困难从未退缩，他们以赤子之心守护国宝，使它们未受损害，这是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德与浓缩，值得永远追忆和回味。四川乐山市社科联的魏奕雄先生考述了卢沟桥事变后，近两万箱故宫文物移运成都，存藏在成都大慈寺13个月的许多细节。

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的李扬先生对民初（1914）古物陈列所的创办及其意义进行阐发，指出，古物陈列所成立之后，因其“国粹”性质而引起了清“遗民”之怀旧与学术理念之争。古物陈列所在当时的知识阶层和媒体舆论中可谓毁誉参半，但就其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动学术研究方向的价值上看是有积极意义的。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的李自典先生就“民国”时期故宫的消防管理进行探讨，她提到，故宫作为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集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华。故宫建筑为木质结构，防火性能差，因此消防安全管理至关重要。清末以来，随着警政建设以及现代消防事业的初建，故宫消防管理在警察的参与下，从预警到应急处置均有了新的进展，其工作经验对今天故宫的消防运行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故宫博物院王军研究员叙述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关于“故宫改建”的往事令人深思，他谈到，从1958年始，一个改造故宫的神秘计划在酝酿发酵，北京市围绕“故宫改建”相继出台了《规划说明》《建设纲要》和《初步方案》，要把这个“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帝王之宫改造成人民共享的“大花园”，所幸因不同意见的纷争，组织实施没有大规模全面展开，而到了1963年，改建计划再度提起，又因文革的爆发而胎死腹中。在“文革”期间，有人要冲入故宫“破四旧”，因周恩来总理派部队镇守故宫而不敢轻举妄动，如此故宫得以幸存。在当今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公众走进故宫，赞叹其为国之瑰宝之时，回想到跌宕起伏、细思后恐的那段历史，应当警醒：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剔除！

K878

A

1671－6973（2018）02－0126－03

2017－12－30

谢光前（1963－）男，江西信丰人，编审，主要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