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艺术新探

韩志宏

(1.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3.河南省统战理论研究基地，河南 信阳 46400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式，“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必须善于联谊交友”，以“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1]174。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善于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呢？这对每一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内主要领导干部，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实践任务。其实，毛泽东早在20世纪前半叶就给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表率。1945年，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指出“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2]223，不仅批评了不少党内领导干部不擅长与党外人士交友的缺点，而且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努力学会同党外人士交朋友的科学方法。毛泽东将统一战线视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长期的统战工作实践中，他多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形成了独特的联谊交友艺术。毛泽东的联谊交友艺术，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与党外人士的联谊交友工作极具借鉴意义。

一、求同存异，巩固一致性，夯实合作基础

统一战线是一个“同”和“异”的矛盾统一体。“同”是其内部关系和谐的总称，强调事物差异中的一致性。同时，统一战线不排斥其内部的“异”，也注重在一致性基础上的多样性[3]。毛泽东在与党外人士的密切交往中，着眼于大部分党外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具有共同的爱国热忱和追求和平、民主的高度一致性，从国家兴亡、民族独立这一民族大义出发，针对不同的交往对象，善于发现并利用与他们之间的往事旧谊、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等，暂时搁置分歧，求大同，存小异，对他们积极开展教育转化工作。此举不断增进双方共识，获得党外人士的理解与支持，从而为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通力合作，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以民族大义进行感召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此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最大一致性，就是为争取民族独立，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毛泽东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在共产党内率先垂范，以简洁有力的文风，亲自草拟并多次致信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呼吁各方以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为重，捐弃前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通过此举，毛泽东不仅激起了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而且与其中诸多党外人士成了终身的诤友和挚友。如毛泽东多次致信张学良，争取东北军“逼蒋抗日”。鉴于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及其属下大部分官兵不愿同共产党内战，具有抗日救国抱负的前提下，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出发点，全力争取东北军作为同盟者逼迫蒋介石共同抗日。1936年，毛泽东亲自草拟信函、文章、电报等30余件，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自卫原则和联合抗日主张，希望张学良“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4]78-79。在毛泽东民族大义的诚挚感召下，西北地区实现了联合抗日的良好局面，并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打下了基础。其他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党派也深受感染，最终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忠实同盟者，以实际行动全力宣传和支持抗日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忆往事速增双方感情

于个人而言，对往日接触的人、物以及经历的事，会有一定的感情，尤其是，当它们能勾起交流双方共同的愉快回忆、患难真情或难能可贵的知遇之恩时，就更容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毛泽东善于以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共同经历过的相互事物为切入点，快速拉近与交流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进一步增进彼此感情。如邀请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就是毛泽东善于发现并利用他与黄炎培之间共同经历的往事来增进双方感情的极好范例。1945年7月1日，为了促进国共两党之间的和谈，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之邀访问延安。毛泽东迎接黄炎培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却笑道：“在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时，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5]184黄炎培盛赞毛泽东记性好，并多次对人提及此事。毛泽东通过回忆并交流这样一段陈年往事，使黄炎培对毛泽东顿生好感。从此，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友谊日益深厚。可见，通过相关事物引发的对交流者之间美好往事的回忆，能够迅速拉近双方心理距离，深化彼此情谊。

(三)积极引导达成共识

人的思想和认识一旦形成，短期将难以改变，若强制加以更改，则易使人产生抵触心理和厌烦情绪。相反，若通过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进行引导，则往往会使交往对象从感情和心理上易于接受引导者的思想、认识和主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毛泽东在与党外人士交流思想时，尤为注重对他们在思想认识等方面的积极引导，以便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如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始终以谦卑的姿态三次拜访张澜，及时同其交流与蒋介石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遇到的难题。通过深入交往，两人之间的感情得到升华，政治倾向渐趋一致。张澜对中国共产党所提政策和主张逐渐认同，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加强合作的决心。中国共产党也获得了以张澜为首的民主党派的同情和帮助。在毛泽东引导下，张澜在重庆谈判之后，将一些西南地方将领吸收为民主同盟秘密盟员，请他们支持民主运动共同抵制蒋介石的独裁，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革命斗争，策动部分国民党军队起义以及顺利解决西南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上可知，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党外人士在交往中要注重积极引导党外人士的思想和认识，逐步获得他们的理解、支持与帮助，以便壮大统一战线的力量。

(四)以私谊促进公谊

除了在工作中可以结下友谊之外，还可以通过培养和交流共同的兴趣爱好，建立良好的私人感情。这种私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谊。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而且还是文学家和诗人，对人文社会科学充满了浓厚兴趣。他经常与党外人士交流学术思想、文学创作体会等，不仅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私谊，而且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团结了一大批贤能之士。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努力研读马列著作，对中国历史和文学也有浓厚兴趣，成立了各类学习小组，经常与学者在一起交流思想，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党外知识分子。其中，毛泽东与历史学家范文澜交往的故事成为一段佳话。毛泽东喜欢读历史和笔记小说，范文澜正好是研究历史方面的专家，两人之间的交往自然就非常频繁。毛泽东对范文澜的研究工作和“厚今薄古”的史学思想极为赞同，并给予高度评价。范文澜也对毛泽东的才情欣赏敬佩。由于两人对历史的共同爱好和长期交流，加深了他们的私谊。在这种友谊的影响下，范文澜积极投身于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毛泽东通过经常与党外人士交流健康向上的共同爱好，不仅加深了私谊，而且把私谊顺利升华为公谊，调动了许多党外人士为党和国家事业服务的主动性。

毛泽东正是以共同的民族大义进行感召，以共同的经历或旧谊作为切入点，以健康而共同的兴趣爱好培植感情，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引导，发掘、培育、建立和巩固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共识，从而为团结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感情基础。因此，在新时代所有制形式更加多元、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发扬老一辈领导人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的光荣传统，学习他们的交友方法，努力发展和巩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致性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以寻求统一战线的最大公约数。

二、尊重信任，调动工作积极性

与同盟者之间的一致性得到确立和巩固后，中国共产党就要在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注重发挥同盟者的积极作用。毛泽东指出：“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工作，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6]1437为此，毛泽东在与党外人士交往中，不仅注重礼节和细节，对他们尊重有加，而且充分信任并委以重任，虚心听取、积极采纳他们提出的合理建议、意见，调动和发挥他们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一)注重礼节，带头尊重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尊老敬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党外人士大多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自尊心极强也十分看重他人的尊重。毛泽东在与党外人士交往时，高度重视礼节礼仪问题，充分尊重党外人士的身份和地位，教育感化了广大党外人士，为建立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称谓上尊老敬贤，力求贴切。不同的称谓，能够反映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对对方的态度和尊重程度。毛泽东在与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交往过程中，根据他们身份的不同、亲密程度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称谓，为团结党外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7]。具体来讲，对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贤达等，常以“某某先生”相称，以表达尊敬之情。如称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为乃器、行知、钧儒、韬奋先生；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老师，为表达崇高敬意，则称“某某老”。如对前清翰林陈叔通、黄炎培等，则称呼为陈叔老、黄任老；对诗人柳亚子、文学家符定一、教育学家黄齐生等，则分别在称谓后冠上“吾兄道席”“夫子道席”等切合身份的称谓，以示敬重；对于普通专家、学者，毛泽东则根据其职称，直接称为“某某教授”等；对于一般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多称其为“某某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党外人士参加了国家政权的管理工作，毛泽东为表达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对其称谓也随之发生变化，此时多以职务相称。对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这些称谓，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他们的敬重之情，也是毛泽东获得党外人士理解、支持与团结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8]13。另外，在日常交往中，毛泽东也以体贴入微的实际行动表达关心、尊敬之情。由上可知，毛泽东一系列注重礼仪、尊敬有加的言行，使党外人士深切感受到毛泽东的谦虚、真诚、热情和关心，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更加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

(二)虚怀若谷，听取建议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听取来自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坦诚地接受其监督和批评，并耐心地做好解释说明和说服教育工作。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凝聚了党外人士的智慧和力量，使他们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力排众议，虚心采纳开明绅士李鼎铭“精兵简政”的建议。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李鼎铭被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关于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要更加密切合作的讲话所感动。于是，为减轻边区老百姓负担过重的状况，他向毛泽东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刚开始，许多党内人士认为李鼎铭别有用心，是为了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但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对这个方案表示肯定，并向党内同志做出解释说明。毛泽东认为“精兵简政”恰恰是改进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良药。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精兵简政政策，而且还把这项政策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持久战”打下了基础。可见，毛泽东对党外人士所提意见和建议高度重视，只要对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有利就积极采纳，使他们更加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

(三)及时鼓励，调动热情

毛泽东在团结带领党外人士为共同目标奋斗的过程之中，经常不失时机地鼓励和赞扬他们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突出贡献，为他们的每一次成长进步感到由衷高兴，调动了党外人士积极投身于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热情。如1949年，美国发表《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的白皮书，妄图通过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捣乱，颠覆中国团结一致的革命阵营。中国民主党派领袖看清了美国的险恶用心，纷纷发表声明予以揭露。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发表痛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中指出，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的白皮书是为了掩盖失败，欺骗人民。白皮书所提出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唯一光明幸福的道路。毛泽东当即连续致函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表示赞赏，指出“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4]333-335。通过此举，民主党派逐渐远离中间路线，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一边。

在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过程中，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之间的交往方式不是命令式的，而是尊重的、协商的方式。他以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主动采纳党外人士的合理建议和意见，以及时鼓励的方式调动和发挥他们投身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在新形势下，我党要更加尊重党外民主人士，对涉及国家发展大局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在决策实施之前和实施过程之中，开展多种形式的民主协商，虚心听取并积极采纳党外人士的正确意见和建议，调动党外人士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一展抱负。

三、团结教育，照顾利益

对党外人士，在政治上耐心教育，在思想上注重引导，在生活上主动关心，在学术研究上加强理论和方法指导，这是毛泽东同志实践统一战线思想和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艺术的生动写照。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六次扩大全会上指出：“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做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9]525当然，毛泽东对党外人士存在的问题不是置若罔闻或一味迁就，而是采用团结教育相结合以及照顾他们切身利益的方法，凝聚党外人士的热忱之心，汇聚他们的磅礴力量，帮助他们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当中不断进步。

(一)耐心教育，提高觉悟

毛泽东指出，对于党外人士“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10]43。毛泽东在政治上信任党外人士，但对他们的片面思想和不当做法，既不是无原则地姑息迁就，也不是简单地加以批评指责，而是因势利导，热心耐心地帮助他们加以改正，不断提高其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水平。一是提高党外人士的政治觉悟。1952年9月，黄炎培把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话稿，送交毛泽东修改。毛泽东认为讲稿用意甚好，但有些激进，做了多处改动。如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和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4]443等。毛泽东通过纠正偏差说服教育的方式，达到了与党外人士消除误解、增进共识的目的，提高了党外人士的政治觉悟。二是增强党外人士的思想认识水平。抗日战争胜利后，柳亚子对中国面临的复杂形势和重庆谈判的前途感到悲观。1945年10月4日，毛泽东写信对其进行教育引导，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4]261。柳亚子收信后，思想困惑顿解，特地向毛泽东表达谢意。正是毛泽东这种真挚的关怀和教育，使柳亚子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彻底转变，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信心。毛泽东采取又团结又教育的方式，解决了党外人士的政治迷茫和思想偏差，使他们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水平，达到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为共同事业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的目的。

(二)主动关心，解决困难

毛泽东非常重视在生活上关心、在学术研究上指导党外人士，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与问题。一是在生活上悉心关怀。1951年，当毛泽东得知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著名民主人士张治中生病时，便致信加以慰问，劝导他“安心休养，以期早愈”[4]414。二是在学术研究上加强理论和方法指导。1950年8月，毛泽东致信陈寄生，建议他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学术。他指出：“唯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4]386毛泽东对民主人士治学方面的积极引导，使他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真正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可见，毛泽东对党外人士在生活上细致入微的关怀、学术上耐心诚恳的引导，使他们感受到党的帮助和温暖，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当下，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我党要积极照顾广大党外人士的合法合理利益，多解决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不断提高其政治觉悟与参政议政能力，使他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意愿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总之，毛泽东在与党外人士长期交往之中，率先垂范、真诚相待，以他那诚挚的情感、平等的姿态、海纳百川的胸怀、渊博的知识、娴熟的交友方法、体贴入微的关怀帮助以及巨大的人格魅力，吸引、感染和征服了广大党外人士，并在此过程中升华、凝练和形成了其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联谊交友艺术。他在与党外人士的联谊交友过程中，始终从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出发，抱着待之以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助之以实、戒之以律的态度，使这些党外人士深受鼓舞，逐步自愿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并肩，通力合作，积极投身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的联谊交友艺术，不仅是我党实践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财富，而且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广交深交党外朋友，进一步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2]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3] 李 俊.党的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的理论价值[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3(6):10-13.

[4]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 杨庆旺.毛泽东致信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韩志宏.毛泽东致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书信中的文风探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6):8-9.

[8] 刘光荣.毛泽东的人际艺术[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