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其胜
1910年,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发布了《美国与加拿大的医学教育:致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报告》(简称《弗莱克斯纳报告1号》),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措施;1915年弗莱克斯纳在美国慈善与矫正会议(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上提出“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吗”的质疑,两次事件成为医学教育与社会工作教育各自领域知识发展与教育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制造了“弗莱克斯纳的迷思”(Austin,1983;Schrewe,2013)。在此之后,医学与社会工作都加快了专业建设的步伐。然而,同为助人专业,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程度却远远落后医学。究其原因,相对于社会工作,医学在教育上的改革为其专业化与职业化进程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尽管在专业价值取向上存在冲突(Roberts,1989),但医学教育的成功仍可以成为社会工作教育借鉴的范本。事实上,社会工作教育的先驱们也早已开始向医学学习。1912年,与弗莱克斯纳关系密切的里士满(Mary Richmond)在名为“医疗及社会协作”的论文中谈到了社会工作职业与医学专门职业相类似的观点,试图引入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医学模式,并且积极加强社会工作与医学的联系,该论述对后来形成社会工作专门职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Flanklin,1986;Black,1991;童敏,2009;朴炳铉,2012:95-98)。因而,回顾医学教育的历史进程有助于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拥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人类行为的学习方法与更有效的服务案主的方法(Simpson et al.,2007)。
《弗莱克斯纳报告1号》)的假设是:良好的医学教育是决定医疗实践质量、医疗人力配给、健康服务行为,以及最终决定人的健康状态这一事件流的开端,因而他坚持医学院质量标准化使之成为最好的学校(Boelen,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