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山西潞泽沦陷区农业经济研究
——基于《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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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 近代中国研究所， 山西 太原 030006)

潞泽地区曾被誉为山西“粮仓”，即使与河北、山东、绥远、察哈尔甚至太原附近的县相比，战前潞泽地区的农村亦相当富裕。这一方面由于潞安盆地各县耕地广阔而人口密度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得益于粟、大麻、绢布及铁器等副产物大量外销。但自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该地区因其地势险要、经济富裕而成为日军重点侵掠对象，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是1942年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关于该地区农业状况的调查成果，由“国立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编辑并于1943年由新民印书馆印刷出版。该调查以山西省长治县史家庄(潞安附近)、晋城县峪南村和岗头村(泽州附近)为中心区域，内容涵盖农业地理(如疆域、地势、农业区分、气候、土壤、人口等)、农业基本要素(如土地、农作物、耕作方法、肥料、农具、役畜等)租税、贩卖等有关农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调查从1942年3月初开始到月底结束，历时近一月。[1]本文从战时日本人在该地区的农村实态调查资料《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入手，希望通过对潞泽沦陷区农村经济状况的微观考察来揭示当时整个山西沦陷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向。

一、以农为主：潞泽地区耕地、作物与农民生活

潞泽地区按当时行政区划即上党道，由潞安盆地、南斜面地带及周边山岳地带构成，辖区计有19县，依照农业进行地域划分大致如下：(1)潞安盆地，包括襄垣、屯留、潞城、长治、长子、壶关。(2)南斜面地带，包括高平、晋城、阳城。(3)周边山岳地带，包括和顺、辽县、榆社、武乡、沁县、沁源、黎城、平顺、陵川、沁水。境内河流有漳河上游的浊漳河、清漳河、沁河、丹河。

相对于周边太行、太岳、中条山脉的陡峻地势，潞安盆地平坦宽阔，东西宽约40公里，南北长约60公里，海拔约1 000米，地下水位高，月降水量分布较稳定，春季降雨多，比其他地区水量丰富、土壤肥沃，是潞泽地区乃至山西省的粮仓，但农业生产力较低。潞泽地区主要作物如冬小麦、粟、玉蜀黍、高粱等一年一作，蔬菜栽培则为一年两作或两年三作，受无霜期限制，棉花栽培比较困难。另外，一些直径范围约10公里至15公里的小盆地，如泽州、沁县、武乡、黎城、沁源等地的农业经济亦较重要。陵川、沁水属于南斜面地带，农作物是两年三作制，周边山岳地带的农业生产受地形限制，农作物是一年一作制，交通不便致使农产品买卖极不方便。与其他地方相比较，潞泽地区及其周边一带、山岳地带农户耕地占比较高，达到20.7%，且自耕农多，经营状况比较稳定，耕地比率相对于人口比率来说是富裕的。

(一)耕地

潞泽地区粮食足以自给，即使周边山岳地带亦很少利用日用必需品换取或购入粮食，而是有剩余粮食供给其他地区。战前这里粮食还运往河南、河北省和太原地区，每年输出粟和玉蜀黍合计数万吨。这些剩余粮食主要来自潞安盆地。因此，与人均粮食消费量比，人均耕地面积要多。假设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是200公斤，加上牲畜谷物消费量、种子量及余剩粮食，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约250公斤。

表1 潞泽地区人均耕地面积 (单位：亩)

注：1.表中“人均耕地面积”是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所调查的耕地面积除以《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7年编印)所载人口数。2.表中统计数据时将山地和平地、一年一作地及两年三作地、山地多寡等因素考虑在内，并划分为每亩年均产粮100斤、125斤、150斤地带，亩产500斤地带除外，亦包括粮食输出状况、海拔关系等。

资源来源：《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第26页。

当时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调查人员强调：“现在的特殊环境给予从经济方面来看变得相当困难的农家经济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在进行针对农民的租税修订之时以这一数字为基础是不合适的。”

表2 潞泽地区农家户均耕地面积

注：1.总户数、农家户数、农家户数占比数据来自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2.平均耕地面积数据是根据人口、每人耕地面积推算，平均值亦是推测数。

资源来源：《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第27页。

由表2可以看出，潞泽地区农家户数平均比例达80.7%，平均每户耕地面积为30亩，说明该地区农村以农为主。但日伪统治当局自1940年在山西沦陷区强制推行“粮食征购”政策，利用军事或行政力量廉价征收粮食，且总以高额比例硬派强征，估产数往往高于实际产量，并以“以粮代赋”方式掠夺更多粮食。再就是强迫种植鸦片占用了大量耕地，1940年驻襄垣县虒亭据点日军就请来3名种罂粟专家，在孙家窑据点围墙里试种10亩罂粟，试种成功后，1941年日军强迫虒亭、寨头、返头、孙家窑、烧土沟、东坡底、北社、后湾、大平、建华10个维持村的农民种植罂粟400余亩，老百姓因从未种植过罂粟而导致产量极低，无法达到日军规定产量，被迫交纳罚款9 000元。是年，日军共收回鸦片2万多两，百姓粮食减收六七百石。[2]1111941年，伪山西省公署勒令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高平、和顺等50余县广种罂粟。[3]52

(二)作物

潞泽地区农作物大致一年一作，其中南部的晋城、阳城、高平(南部)属两年三作地带。潞安盆地以冬小麦、粟、玉蜀黍、高粱等为主要作物，一年一作；蔬菜则一年两作或两年三作；棉花栽培比较困难。潞安盆地通常在小麦收获之后栽培蔬菜和早熟的黑豆等作物。潞泽地区以高平县北方山口作为一年一作制和两年三作制地带的分界线。潞安周边多在井水灌溉区栽培蔬菜，其播种面积占到全部耕地的一成左右；小麦播种情形由前一年秋季播种时的土壤水分多寡决定，每年不同。

潞泽地区小麦种植面积较大，尤其从高平县南部到晋城县种植面积越来越多，约占耕地面积的50%，这里是两年三作的典型形态。小麦在秋收后播种，耐寒性弱的大麦与豌豆、蚕豆、油菜等均是春播作物。和顺、辽县、沁源、平顺诸县为燕麦产区。夏季作物中的粟、玉蜀黍、高粱、大麦、荞麦，及大豆、黑豆、绿豆等豆类，与潞泽地区其他作物相比尤为重要。从各县情况看，黍的种植稍多一些，长治县的大麻、沁水县的亚麻、和顺县的马铃薯种植亦较多。潞安盆地多栽培亚麻，一方面由于气候寒冷，另一方面由于亚麻纤维提取技术相对简单。

潞泽地区各县受气候条件限制，除小麦外几乎没有秋播作物，经济作物以陆地棉和叶烟草为主，陆地棉种植面积约3.5万亩，叶烟草种植面积约1.6万亩，主要分布于南斜面地带的高平、晋城、阳城部分地区。选种情况与华北地区的普遍状况相同，只进行优良穗的选种工作。由于在玉米和高粱中出现较多黑穗，所以必须对种子和土壤进行消毒，并向农民普及病虫害知识。

表3 1941年长治史家庄主要作物耕作面积

资料来源：《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第93页。

由表3可知，史家庄粟的种植比例最大，玉蜀黍次之，两者种植面积合计占总耕地面积的80%以上，高粱种植面积少一些，只占10%，小麦种植面积更少，仅占2.3%。小麦收获之后种植的蔬菜及早熟性作物黑豆等在计算中忽略不计。该村采用一年一作制。

表4 1941年晋城峪南村主要作物耕作面积

资料来源：《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第106页。

由表4可知，峪南村是两年三作制地带，小麦种植面积占比达46.5%。小麦收获之后种植黄豆697.4亩、绿豆36.5亩、白豆5亩、黑豆2亩，休作14亩，种植比例分别为小麦46.5%、粟45%、高粱3.7%、玉蜀黍1.2%、其他3.6%。

(三)农民生活

史家庄如无战争和经济统制影响，农民生活相当富裕。潞泽地区粮食足以自给，具体情形见表5：

表5 1941年长治史家庄各作物每亩播种量、生产量与人均占有量

注：总产量=(生产量-播种量)*耕种面积(石与斤的换算：小麦140斤、高粱125斤、粟120斤、玉蜀黍130斤、黍110斤)

资料来源：《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第40页。

表6 1941年晋城峪南村主要作物亩产量与人均占有量

资料来源：《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第41页。

从表5可以看出，长治史家庄主要作物为粟、玉蜀黍、高粱、黍(仅以此四种主要作物为例加以说明)，根据以上作物耕地面积和亩产量，其主要作物人均每年粮食占有量为437.8斤，再加上其他作物人均产量，基本可以达到500斤。即使一部分粮食用于交易，亦可以由农村副业、商业收入补充。

由表6可以看出，晋城峪南村主要农作物人均每年占有量只有158斤，仅靠农业不足以维生。该村191户中完全以务农为生的农户有28户，仅占总户数的14.7%，其余163户须通过充当粮食交易中介人或修理铜器、铁器等补贴生活。

二、以副补农、半农半商：小农经济下的唯一选项

战前长治手工业比较发达，特别是煤铁业和麻毛皮业，作坊众多，如粉坊、磨坊、油坊、酒坊、染坊、醋坊等遍布各乡镇、村寨。除比较富有的地主富农外，中农亦经营这类手工业和作坊，只是经营方式不同。由于作坊较多，各村村民大多农工兼做，除种地务农外兼做铁工、矿工或酒坊工人等。仅荫城龙山村战前就有打铁工100多人，西火镇洪河村有打铁工40多人。[2]90

在正常经济状态下，仅靠从事农业劳动得来的生产物不足以支撑一家人生活，这样贫穷的农家或靠做日工，或经营小买卖，或家里的年轻人去县城打短工，可以说有多种副业及副业收入才能支撑农家经济。这种副业和副业收入成为各村特色。潞泽地区长治县史家庄、晋城县峪南村状况便是如此。

(一)以副补农：以长治县史家庄与晋城县峪南村为例

利用机会赚取副业收入补足自家经济不足是潞泽地区小农经济的一个特色。史家庄189户中有74户完全以务农为生(包括64户自耕农、10户半自耕农)，占总户数的39.2%，其中自耕农占总户数的33.9%，自耕农中包括两户因劳力不足而出租耕地的情况。除74户业农户外，有115户须靠兼职来支撑家里经济支出。该村有的村民外出打工，远及东北奉天、热河，近在县城粮店、澡堂、杂货铺、油铺当店员，或在煤矿和木材、粮食交易所做苦力；有的做小买卖，其中贩卖粮食的较多，还有经营磨坊、肉铺、馒头铺的；有的做长工和短工弥补农业收成不足，如在村内富裕的农家做苦力，如脱谷粒、搬运粮食等；有的在县公署就职，有的在治安维持会、特务机关打杂，有的在村公所任职；有的发挥一技之长如补锅、做豆腐、制鞋、纺织、理发等。

峪南村并不完全是纯粹的农村，更应该说是半农半商。从《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可以看出，该村191户中有28户完全以务农为生(包括1户寡母带3个幼子的农户、2户因家中有病人而不能出去做工的农户、1户依赖出嫁女儿生活的老人农户)，占总户数的14.7%。除28户业农户外，有163户得靠兼职来支撑家里经济支出。因为农业耕地面积少而无法满足食物需求，通过在东沟镇谷物市场做中介人来赚取副业收入的情况非常多。该村很多村民掌握铜器、铁器修理技术，到山西、河南、甘肃、宁夏、陕西等地从事修理行当。峪南村和商业贸易集中区东沟镇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二)特色副业

1.潞安地区的沤麻业

潞安大麻非常有名，进行沤麻处理提取大麻纤维成为潞安地区主要副业。潞安盆地的长治、长子两县及和顺、辽县、榆社、陵川等县产量较大。沤麻方法有热水冷水两种：一是在立秋和处暑前后现割现沤者，名为热水沤麻法，用此法沤下的麻质地细腻、颜色雪白、坚韧柔软，做针线或纺织之用最合适。沤麻之时，因地方寒暖、阴晴不定，大约需一昼夜至五六天不等。二是在秋分后收获或在处暑收获后放至霜降前后始沤者，名为冷水沤麻法，用此法沤下的麻质地粗糙、色不甚白、坚韧不柔，适合于纺绳使用。沤麻时间一般在20天左右。[4]68

此地麻除一部分用于县城消费外，大部分由京汉铁路运出，以应京津方面需求。潞安盆地麻输出线路主要有：长治(潞安)—潞城—黎城—车阳关—涉县—武安—白错—王村—顺德—天津；长治(潞安)—潞城—黎城—车阳关—涉县—武安—邯郸—天津。

当地特有的轱辘车一次可装三四百斤大麻。抗战之前，大部分集中于北呈镇集市，而抗战期间则由潞安华北商事株式会社集中收购。当地麻长2米多且品质优良。战前潞泽大麻输出约300万斤，其中150万斤运到天津，剩下的一半运到其他地方。大麻耕作面积、生产量、输出量如表7所示：

表7 潞泽地区各县大麻耕种及产量

资料来源：王强主编《近代中国实业志》(19)，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

从表7可以看出，大麻主要由长治、长子输出，平年耕作面积约3.2万亩，输出量为200万斤。长治县主要产麻地带是淘清河流域，北呈镇是大麻集市中心。大麻主要生产地位于潞安县城南至淘清河流域之间的地域，安城镇、王童村、高河镇、王董村、郭庄、柳林庄、黎岭村、北呈镇、西南呈与长子县第二区相接。阎锡山制定的增产计划中种植千亩以上的就有19个村，与当时产麻多的村庄一致。

表8 潞安商事株式会社收购大麻价格与等级

资料来源：《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第44页。

大麻等级标准由大麻颜色、光泽、强力、纤维长度、节、夹杂物多少决定。战前大麻在北呈镇集市售卖，抗战期间则由潞安华北商事株式会社集中收购，平均收购价格是47元/百斤。

2.泽州地区的养蚕业

表9 泽州地区丝织业一览表

资料来源：《近代中国实业志》(19)，第418页、420页、421页。

养蚕曾经在山西省南部晋城、曲沃、解县、夏县、高平、阳城、沁水、霍县等地十分盛行。《沁水县县政十年建设计划》载，本县有桑树170 761棵、蚕茧量156 392斤，养蚕收入10余万元；《晋城县政十年建设计划》载，本县有桑树92 887棵，甚至在村营事业计划案中计划在班本村、南坪村、中脚村、东沟镇、石伏头村、辛壁村、东山村建立制丝工厂。据《陵川县志》载，以一般年景说，全年共可产茧7.2万余斤，其中绝大部分销售于市场，只有一小部分由蚕农留作自己缫丝。这样每个蚕农每年能增加很大一笔收入。[5]269峪南村养蚕农户达全村户数的五分之一。

从表9可以看出，此地养蚕业从1905年开始就很兴盛，在晋城、高平、阳城、沁水还建立了蚕丝工场，用丝量达3 240斤，职工有93人，既为养蚕业提供了必要出路，又能解决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需求。

另外，战前潞泽地区的生活水平较高，河北和山东亦无法与之相比，主要是由于煤炭资源丰富、砖瓦充足或者说经济富庶。对于农村来说，饲养用畜亦是主要副业。潞泽地区和华北大部分地区一样，饲养的主要用畜为绵羊、山羊、猪、鸡等，这类用畜对于农业肥料、农家副收入及农业生产力极其重要。

(三)半农半商：潞安的粜贩子

除主营农业外，战前史家庄农家中兼做谷物买卖中介人的很多。潞安盆地中地多人少的县主要集中在盆地西部的屯留、长子及襄垣。粜贩子主要来往于以上三县集市，因粜贩子在农村缺乏熟人，所以买卖难办，一般由斗铺集中购入谷物。但在斗铺收集的粮食供不应求时，粜贩子也会自己去农村寻找合适卖家。谷物剩余地带人口密度低，对耕地而言税金、摊款等非常轻，且丘陵地带容易开垦。1930年以来，从山东来的移民在缓坡地带开垦了不少耕地，虽亩产量低，但面积广，剩余农产物就多了。战前此地谷物80%以上由粜贩子运往邯郸、丰乐、彰德等京汉铁路沿线地区。抗战爆发后由于安全问题，粜贩子活动相当少，不只是潞安地区，铁路沿线其他地方的谷物价格亦受到极大影响，收购的谷物主要运往太原方向。在战前仅有粜贩子收购谷物，战时日伪合作社收购活动渐次活跃。

农民的谷物、家畜、农具及日用必需品买卖在集市上进行，这种集市分布在河北、山东、山西、东北等广大区域。潞安地区会和集是完全分离的，两者有着不同的交易内容。会上进行家畜、农具、日用必需品交易，而集一般仅限于谷物类交易。会是住在附近的人们协商交易的场所，县公署在交易时收取税金。集主要进行谷物交易，有斗铺即谷物交易商，之后又产生经纪人即买卖中介人。大集有十余户斗铺，小集仅有一两户。集分单日和双日(日期指阴历)。这种会和集对农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潞安附近主要集市和会在战前很频繁，具体集会情形如下：

大集：苏店镇(单日)、西关(从原邻村紫坊村移来，每日)、东和(双日)、荫城镇(三、六、九日)；小集：八义(三、六、八日)、北呈(单日)、北董和南董(单日)、安城和西火镇(二、五、八日)、韩店镇(三、六、九日，日军入侵后没有开过)。

会：潞安城内(阴历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九日、三月十八日、四月八日、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三日、六月十五日、七月一日、八月一日、十月一日等)、西关(阴历九月一日至三日)、南关(阴历二月三日)、南寨村(阴历二月五日)、关村(阴历三月一日至三日)、荫城镇(阴历五月十三日开始，战前持续半月，战时仅三天)、安城镇(阴历三月三日)、高河镇(阴历十月一日)、柳林镇(阴历十月二十日)、师庄镇(阴历二月中的一日或收获后一日)、南庄(阴历三月里一日)、东和(阴历三月中的一日)、李坊(阴历收获后一日)、五龙山(阴历四月中的一日)、神下村(阴历二月二十八日)等。

抗战期间由于日伪的控制，城门已不能自由出入，很难见到以前集市和会上的繁华场景了。不仅潞安地区如此，其他一些城市的集市或会均如此。

三、落寞与凋弊：潞泽沦陷区农村相

日军侵略对潞泽地区农村耕地及粮食产量、家畜、租税、经济贸易方面的影响尤甚,具体情形分述如次：

(一)耕地及粮食产量

1936年，长治县有耕地53.05万亩，到1939年即减至38.63万亩，绝对值减少14.42万亩。[6]241晋城县在日军侵入前有耕地88.23万亩，到1945年仅44.077 1万亩，减少一半多。粮食产量同样大减，例如阳城县战前年产玉米558吨、谷子1 351吨、小麦2 973吨，而战时只及战前70%左右；沁水县1936年粮食总产量3 365.8吨，1943年只有1 400吨左右，减少近60%。[5]9

(二)家畜

战争造成家畜锐减，有的地方甚至减少了三四成，其中尤以马、骡受损最甚。战前，牛以当地的为主，驴一部分由本地提供，一部分从石楼等地引进，马和骡主要从张家口及宁夏、甘肃等地购入。抗战期间受交通和治安环境影响，马和骡不足就只能由驴来替代。具体而言，史家庄役畜总计136头，其中马5匹、骡7头、驴123头(占全部役畜的90%)、牛1头；峪南村役畜总数44.5头，其中马3匹、骡4头、驴23.5头(役畜数量有零头表示共有关系，占全部役畜的53%)、牛14头；岗头村役畜总计8头，其中马1匹、骡1头、驴5头(占全部役畜的63%)、牛1头。

可以看出，各村役畜使用密度非常高，同时受战争影响，马与骡饲养和购入十分困难，数量减少，价格上涨。当地抗战前后役畜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大，马的价格由120元涨到200元，骡的价格由150元涨到280元，驴的价格由100元涨到200元，这反映了战争对该地区役畜存量的影响。即便家畜存量较多的史家庄，一头家畜平均要耕作26.8亩，峪南村和岗头村则分别达到36.5亩和30.4亩。与此同时，在战争期间不得不大量使用一种被称作抢犁的农具——人力犁。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力很难达到期望的高度。

同时，由于日本入侵导致治安恶化，绵羊、山羊放牧受到限制，猪的饲料减少、销路不畅，售卖鸡蛋的店铺倒闭，所以绵羊、山羊、猪、鸡四种用畜比役畜受抗战影响更大。由此可知，治安混乱对于经济影响甚巨。

(三)租税

总体来看，长治县公署征收的省税、县税不多，对农民来说负担不是很重。但所谓的摊款、村费和赋役等负担则相当沉重。日军侵占长治期间，为实现其“以战养战”、“长治久安”的目的，摊派名目繁多，计有款项负担如粮银、警备队经费、警察费、训练费、学费、教育费、欢送欢迎费、修路费、衣服费、修械费、会费、建筑仓库费、唱戏费、看戏费、贺喜费、追悼费、碉堡费等数十种，实物负担如“供给伪政府警备队、自卫队及训练人员所需的米面、花椒、蒜、蔬菜、钢铁、柴、煤等”。这些负担均按闾、按村或按粮食摊派。[2]97

长治县省县税征收是折合银子来计的，将赋税摊入田亩中征税，以土地质量与距村子远近来划分耕地等级，上等地9亩一两银子、中等地12亩一两银子、下等地15亩左右一两银子。战时每户省县税相当于一两银子的土地赋税，史家庄共有约合362两银子的耕地，每年在上忙粮(阴历三月)与下忙粮(阴历九月)时期征收，大约4.4元，上忙粮时期用现金缴纳，下忙粮时期除现金外可用农产物缴纳，农产物换算率为粟9钱/斤、高粱和玉蜀黍6钱/斤。由于联银券(联银券是日本侵华期间通过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货币，发行区域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属北平、河北、山东、山西及河南等日占区)流通量不足，所以租税允许以现物缴纳。日军侵占该村后摊派款所带来的负担一直在增加，折算下来上等地一亩征收90钱。

峪南村按耕地面积应缴税约合110两银子，但实际完成的钱粮税(省县税)每年不同，如1941年每户征收6.8元联银券。全村摊款征收现金和粮食，该村1941年收支共13 000余元(法币)，相当于3 400元(联银券)。由此可见，刚发行联银券时，一元联银券相当于法币3.82元。但由于日伪发行联银券的目的是大量支取“联银券”充当军饷和抢购物资，所以贬值是必然的。1942年“联银”发行百元大钞，接着又设计了500元、1 000元大钞并先后于1945年3月和5月投入流通，1945年发行3 000元大钞，联银券形同废纸。[7]87在华北，截止1945年8月，伪“联银”发行的伪联银券已达七七事变前华北货币流通量的284.8倍，对华北人民的掠夺可谓惨烈。峪南村全部耕地平均下来每亩摊款2元，加上每亩0.475元省县税，平均每亩地租税负担约2.5元，其中摊款占4/5、省县税占1/5。当时，峪南村比史家庄战时环境更糟糕，农民负担更重。

(四)经济与贸易

日伪实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对潞泽地区农产物贸易造成极大影响。“在沦陷区，由于物资极度匮乏，日伪当局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粮食配给。日伪对粮食产销实行统制。1939年7月1日，日伪政府规定省内粮食，不经批准，不得出省。1942年又就粮食在省内的运销作出规定，不准私人和粮商经营贩运，从而迫使大批粮商或者转入日伪的粮食配给所工作，以手续费收入维持生活，或者停业、转业……在此形势影响下，1939年和1940年，山西的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出口比重大幅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提取纤维类商品，其中包括日本最急需的棉花、麻和羊毛等。粮食、豆类、子仁的出口也呈缩减之势。”[8]787-797

潞泽地区贸易较发达，当地采用旧式制铁法制造铁制农具，锄头、拨土板及其他铁制品大多由村里铁匠自行制造，除满足本地需求外还销往河南、河北、山东甚至东北地区。但日本侵华期间铸铁业衰落，农具不再向外销售。连日本调查人员都认为：“当时农具的生产恢复到战前的生产额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恢复，那么在华北地区铁器的供给将陷入匮乏的境地，不得不说从缓和这种境地的层面上来看，这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53

四、结语

“我国自抗战以来，民生凋弊，庐舍为墟，疮痍满目，饥寒堪虞，若不设法，急谋增加生产，以裕民生，则农村前途之危险，诚不堪设想矣。”[9]1通过对1941年长治县史家庄、晋城县峪南村农家经济与生活考察可知，受日本侵略影响，潞泽地区原本农业与矿产资源丰富、副业种类繁多、商业发达的优势不复存在。其四周天然的险要与内部的繁华富裕使之成为日本侵掠的重要目标，由于日军实行统制经济，作为山西乃至华北粮仓的潞泽地区，农业及农村副业和商业迅速衰落，甚至影响到山西其他各地甚至周边河南、河北等地经济社会发展。其经济变化情况大致反映了抗战时期该地区乃至整个山西沦陷区农村经济的衰退形势。

进一步说，日本侵夺破坏了山西沦陷区农业生产力。如1940年平遥县南政村主要农作物平均亩产只有95斤，农业经营投入与产出极不平衡，倒挂现象十分普遍。[10]45日伪经济统制则干扰了农产品经济市场。如1943年随着太平洋战场的扩大，日伪实行以粮代税政策，田赋额与战前最高额相比，1936年祁县85 625元，1942年下达额106 795元，实数94 778元，为战前的111%。[11]271又据日伪《华北新报》的记载，“潞安地区自从国府参战之后，即在官民一体协力下，积极从事整备战时经济体制，如实行各种主要物资的统制，实施物资配给制度，虽然是创办，但是到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时则有，不需要时则无’的圆滑程度了，就因为如此，在实行低物价政策的山西省，方造成潞安地区物价最低廉的好成绩，同时当局于去年对敌地区实施经济封锁，也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2]。甚至连当时的日伪舆论界都毫不避讳地指出：“常谈发展农村经济，然而谈论自谈论，理想是理想，无非都是空头支票，何尝见诸实行？”[13]253-254

[1] “国立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M].北京:新民印书馆,1943.

[2]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丛书·长治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3] 岳谦厚.日本占领期间山西社会经济损失的调查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 王强(主编).近代中国实业志(19)[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5]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丛书·晋城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6] 长治县志编纂委员会.长治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3.

[7] 戴建兵，申玉山.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经济研究[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8] 刘建生，刘鹏生.山西近代经济史(1840—1949)[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

[9] 研农.增加农业生产复兴农村之管见[J].山西农学会刊,1942(第13期、14期).

[10] 岳谦厚，梁金平.抗战时期山西沦陷区的农业经济——基于满铁平遥县南政村调查之分析[J].河北学刊,2017(1).

[11]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丛书·晋中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12] 潞安支局.上党道二年来参战实绩(二)[N].华北新报,1945-01-12(4).

[13] 曾业英.追寻真实的民国[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