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杭州想象∗

◎ 黄道友

提 要：呈现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杭州物化形象，集中体现在梵声塔影、温山软水和坊巷老街，杭州精神形象则是宁静优雅、闲适逍遥。一个世纪以来，作家们在对杭州城市的想象中表达了无尽的赞美，播扬了杭州的美名，但其间也夹杂着不少对杭州的批评之声。杭州城市文学与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文学书写相比，显得薄弱。这需要杭州作家们增强书写杭州的自觉意识，将杭州地域文化资源发掘与自身艺术创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努力补齐杭州文学书写这一短板。

文学有着认识的功能，文学作品呈现的自然环境、社会风貌、人生图景能够影响读者的认知，引导读者建构属于自己的“想象的”世界。一百年来，中国的作家们正是通过自己的文学书写，为读者呈现出一座座个性鲜明的城市形象：雍容大度、官场气息浓厚的北京，时髦摩登、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大气豪迈、敢作敢为的武汉，雾霭弥漫、奋发有为的重庆，里巷深深、小桥流水的苏州，等等。杭州这座千年古城，也正是因为作家生花妙笔的播扬，才使她的艳名日益深入到万千读者的心中。通观百年中国文学，杭州的物化形象集中在香火缭绕的丛林寺院中、浓淡相宜的西湖山水间和繁华娴雅的街头巷弄里。

一

“杭州西湖的周围，第一多若是蚊子的话，那第二多当然可以说是寺院里的和尚尼姑等世外之人了。……你若上湖滨去散一回步，注意着试数一数，大约平均隔五分钟总可以见到一位缁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女士的中间。”[1]这是郁达夫在 《玉皇山》中的文字。100年来，几乎任何一篇书写杭州的美文，都少不了会涉及杭州的寺庙丛林、梵声塔影。灵隐净慈二寺，雷峰保俶六和三塔，自古就是杭州的象征。杭州寺庙究竟有多少，在杭州出家的著名文艺僧人弘一法师说有2000余所。[2]这数字没有见证于官方统计，但寺庙之多大概是不假的。纵然历经时代风雨，经过大破坏和大整合，现在到杭州旅游的人们仍然能感受到杭州佛门信仰之风的浓厚和寺庙香火的旺盛。

蔡元培曾讲到杭州寺庙多的原因，是因为佛门借助西湖的美景，来增进人们对于佛的信仰。西湖的山水之美与佛门的信仰之力，都必须借助于人的情感来体认，西湖山水有助于人们情感的转移。[3]杭州寺庙多，进香礼佛成了杭州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多少故事就发生在到寺庙进香游赏的路上。杭州旧谚“一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市里看姣姣”，郁达夫的 《逃亡》写的就是一个发生在杭州近郊富阳，进香路上“看姣姣”后发生的故事。直到今天，人们行走在虎跑路、灵隐路、龙井路上，仍可看到成群结队的烧香男女。作为杭州的一道独特“风景”，他们的故事曾经被书写，今后仍将被不断书写。

杭州的寺庙佛塔不仅多，而且名气也大。灵隐寺历史悠久，曾为东南第一禅林。净慈寺曾经与灵隐寺齐名，济公和尚在佛门中的特立独行与南屏山浑厚悠扬的钟声，是许多文学作品咏叹的对象。雷峰塔与净慈寺本为一体，民国时期，南山路修筑，净慈寺被一分为二。1924年，雷峰塔倒掉，因为这座佛塔的盛名，它的倒掉成为当时东南社会的一件大事。鲁迅连写两篇文章，借雷峰塔的倒掉，批判一切束缚人们自由的思想和行为，呼唤彻底的革新精神。

鲁迅这两篇关于雷峰塔的杂文，也在不经意间再次揭示了杭州人佛教信仰的深厚，虽然他们因信仰而生出的行为，让人觉得滑稽可笑。这种信仰，即使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硝烟之中，也不曾消减。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日本飞机轰炸杭州，杭州人拖家带口逃到西湖周边群山中躲避炸弹。几天过去，市区安然无恙，人们返回后，感佛祖菩萨恩德，在灵隐寺大做法事，并禁屠三天。

杭州寺庙吸引了杭州本地和苏州、上海、嘉兴、湖州等地的香客，带动了杭州香市贸易的繁荣。同时寺庙兼作客栈，为香客提供斋饭茶水之便。在西湖周边这些大大小小的寺庙里，游客累了可以在寺庙禅房休息，饥渴之时也可在寺庙饮茶就餐，甚至停下来住宿。曾经担任过旧浙江省民政厅长的阮毅成认为，以龙井、虎跑、灵隐、理安、云栖为代表的诸多寺庙，为杭州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和催生的作用。

杭州寺庙多，杭州寺庙里的和尚也与别处更富有传奇色彩。“鞋儿破、帽儿破、袈裟破”的济公和尚，在正统佛教人士的眼里，就属于旁门左道。辛亥革命前，离净慈寺不远的白云庵成了革命活动的据点，白云庵出了两个身在佛门，心陷尘世的革命和尚得山和意周。李叔同、苏曼殊两个名僧出家杭州，归葬杭州，更给杭州的佛门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这些或不遵常规，或挣扎在红尘俗世和菩提净地之间的僧人，更能吸引作家和读者，为百年文学中的杭州形象塑造提供了历久弥新的素材。

寺庙在很多杭州人的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时代的暴风疾雨中，当人们的生活被抛出正轨之时，寺庙也同样受到影响。“文化大革命”时期，杭州除了灵隐寺等少数寺庙得以保全之外，其他寺庙被破坏殆尽。王旭烽在 《茶人三部曲》中，借杭嘉和为读者描述了上天竺寺被破坏的情形：上天竺放生池的老乌龟，“活了多少朝代，日本人手里都没有遭劫，现在肚皮翻翻都一命呜呼了。……不要说在大雄宝殿里拉屎撒尿，放生池里钓鱼也嫌烦了，干脆弄根电线下去，一池子的鱼虾螺蛳加千年乌龟，统统触杀”[4]。

二

“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西湖。”天下明山秀水之地众多，唯有西湖最让人留恋不舍。无西湖不成杭州，写杭州也多写西湖。西湖春夏秋冬的四时美景、阴晴雨晦的不同变化，无不出现在作家们的笔下。那些数不胜数的杭州游记，即使没有写到西湖，也并不表明西湖不在作家们心中，而是世间赞美西湖的语言已经用尽。作家们的感触，有类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搜检百年中国文学的杭州书写，简直可以勾勒出一部“文学版”的百年西湖变迁史。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苏白二堤高高的拱桥改成可通汽车的平桥后，在杭州人和异乡客心中激起的回响；可以看到湖堤上始种桃柳，续种桑树，再种樱花，复种桃柳的过程。《茶人三部曲》中的文化汉奸李飞黄就先后积极参与了拔桃种樱和除樱复桃的活动，被亲朋耻笑。自民国肇始到1937年，西湖边的庄园别墅渐渐多了起来。有作家欣欣然寓居湖边的欢乐，铺写湖畔夜饮的畅快；有作家愤慨于权贵阔佬侵山圈湖，减少了公众游乐的空间，破坏了西湖传统的柔美和谐。日本人进驻杭州后，湖山荒废，湖上游乐被长期禁止，湖边庄园别墅换了主人。麦家在写 《风声》时，就将人物活动的主要地点安排在西湖北山路人去楼空的裘庄以及西湖周边各处。1949年后，西湖风景得以恢复，环湖绿地增加，各种疗养院陆续兴建，作家们在创作中对这一新变也给予了及时的回应。《上海的早晨》里，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如汤阿英、管秀芬就被送到杭州工人疗养院疗养。《最后一个渔佬儿》中写到的九溪，之所以存在鱼市，正是因为九溪十八涧附近分布着多家疗养院，对鱼的需求量大。也有作家在作品中忧虑于“园林成了疗养院，一般人反而进不去”的现象。“大跃进”时期，工厂开到了风景区，杭州这座消费城市要变成生产城市。“文革”时期，古迹都属于四旧，风景名胜是有钱人吃喝玩乐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于是“南屏晚钟被关了禁闭，柳浪闻莺受到月下老人的牵连”。[5]

上述出现在散文、小说中的对西湖风物的表现和对西湖变迁的不同反应，称赞也罢，反对也好，其实人们心中都隐藏着一个对杭州湖山的基本定位：温婉秀丽，易于亲近，作品都是基于这一定位的言说。

西湖的出名，向来不只在自然景观。如西湖一样的自然景观在别处也容易见到，正如李一氓在文章中对“西湖十景”所做的剖析：“如平湖秋月，只要是湖，都能题上平湖秋月这一景。如柳浪闻莺，只要有柳在水边，也就能题上柳浪闻莺这一景。至于双峰插云，只要有两个山峰大体一般高，位置相距不太远，也同样可以题这样一景。”[6]湖山还需人增色，百年文学在书写西湖时，自然少不了对西湖人物的咏叹。这里面有缔造西湖之美的白苏二公，有为君国尽忠的岳飞、于谦、张苍水，有侠肝义胆的巾帼英雄秋瑾，有坚贞柔情的苏小小、范小青，有至纯至性的林和靖，有在秀美湖山中领悟宇宙人生真谛的李叔同、苏曼殊，有氤氲在西湖山水之间的众多民间故事和传说。这一切在大量的杭州游记散文、西湖文化散文中反复出现，共同塑造和加强了杭州温山秀水、人杰地灵的城市形象。

三

俞平伯曾在他的文章中，思考过“一半勾留是西湖，另一半是为什么”的问题。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那意思是指向清河坊这类街巷的。他大赞清河坊逼窄得好，不修马路，只铺着石板，是典型的杭州街道，空气中流散着一种闲适的味道。“杭州清河坊的闹热，无事忙耳。他们越忙，我越觉得他们是真闲散。忙且如此，不忙可知。”[7]江南阴雨连绵的天气，在这样坚硬且湿滑的石板铺成的小巷，才会诞生 《雨巷》这样惆怅凄迷的诗歌。

杭州不似北京，北京层层叠叠的四合院中深藏了太多的豪门大族、皇裔贵胄。但杭州是自古文风鼎盛之地，也不乏累世为官的望族大家。横河桥一带就是杭州自古缙绅较集中的地方，通俗历史小说作家高阳就出生成长在那里。他在 《我的老家“横桥吟馆”》一文中，深情地回忆了大家族过冬至，做值年、值祭的过程，写了在老屋消夏、看闲书、吃零嘴，到羊坝头吃羊汤饭的种种童年往事，给读者留下了难得的杭州望族大宅里人们生活的面影。

比较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大城市的文学想象，上海的文学地标是外滩洋房、现代化工厂、舞厅跑马场证券交易所，天津的文学地标是劝业场、五大道，北京的文学地标是天桥、胡同和四合院，武汉的文学地标是码头、租界、汉正街。而杭州的文学地标，在西湖之外，则是充满了传统气息的清河坊、官巷口、河坊街、清波门等处。

其实杭州并非没有更具现代意味的事物。辛亥革命后，杭州有过一段飞速发展的时期。1921年，永华汽车公司开行从城区到西湖的公共汽车；1929年，规模宏大的西湖博览会在杭州举行，展期137天，极大促进了杭州市政建设的发展。1931年，杭州自来水厂建成。1932年闸口电厂发电，闸口电厂与南京下关电厂、上海杨树浦电厂合称江南三大电厂。1949年后，杭州因为地处海防前线，最初国家在杭州没有建设大型项目。自“大跃进”时期开始，杭州规划了半山、拱宸桥等十大工业区。1958年的杭州城市规划，更是将杭州定位于“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城市”，虽然规划未获得国务院批准，但此后的杭州建设受此规划影响很大。一百年来，杭州的现代工商业发展水平，数次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杭州还有现代大工业的力构，完工于1937年的钱塘江铁路公路两用桥，是20世纪5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前中国最伟大的桥梁建筑，但却不为作家们所关注。其在杭州城市想象中的意义，远不如武汉长江大桥之于武汉，南京长江大桥之于南京，外白渡桥之于上海，黄河铁桥之于兰州。

作家对于杭州的书写，除了梵声塔影、温山软水外，注目的是杭州充满了古色古香韵味的坊巷和传统街市。如今杭州的历史街区经过整治，面貌焕然一新。河坊街、中山路、大兜路、胜利街、中河东河两岸、吴山脚下的坊巷街市，仍然是杭州最具传统气息的地方，成为外地游客游览杭州城市风光，感受杭州气息的首选地。在众多的杭州游记和关于杭州的文化散文中，这些带着古老气息的古街里巷仍然是作家们想象杭州的主要载体。无论是游客还是作家，工商业高度发达的杭州，钱塘江畔日月同辉、高楼林立的杭州，都不是他们想象中所期待的杭州。

四

人们谈到杭州这座城市的气质时，很容易想到优雅闲适这两个词。中国似乎再无第二座城市担得起这一特质。成都算是闲适的，可人们很难把优雅与它联系在一起。与杭州气质类似的也许只有苏州，但没有西湖的苏州总是少一些韵致。百年中国文学对杭州城市气质的形塑和传播功不可没。

在上海奔波忙碌艰难求生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到杭州来透透气，寻得身体的放松和精神的抚慰，这是许多文学作品常有的情节。《上海的早晨》里，徐义德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没了精气神，“希望快离开这个劳什子的厂。不能在富春江住，先到杭州去白相白相也好。”[8]连作家们自己也常常随着他们笔下的人物一起，跑到杭州来放松身心。俞平伯在 《城站》一文中写道：“在上海作客的苦趣，形形色色，微尘般的压迫我，而杭州的清暇甜适的梦境悠悠然幻现于眼前了。”有了这样对杭州的心理好感，他觉得城站“站外兜揽生意的车夫尽管粗笨，也总比上海的 ‘江北人’ 好得多了”。[9]

悠闲是浸在杭州人的骨血中的。施蛰存比较过上海杭州两地黄包车夫的不同情形：“上海虽亦有不少酒店，但一个黄包车夫把他的车子停在马路边，自己却偷闲吃一碗老酒的情形却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于是我不能不惊异于杭州地方酒之普遍而黄包车夫之悠闲了。”[10]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初，日本飞机轰炸杭州笕桥机场，杭州市区并未遭到破坏，四散在附近山中逃空难的杭州人很快就回来了，连一口水也不喝，赶快去看看久违的西湖。日军占领杭州期间，不允许杭州人荡舟西湖。日本投降后，“虽然三岛历经劫难，尚未恢复花容月貌，但迫不及待的杭州人，已经一船船地朝湖上拥去了。”[11]山河破碎，家国危亡，这样的沉重事实，似乎都阻挡不住杭州人游湖的脚步。他们借着西湖的秀丽山水，以一颗闲适之心消解尘世的无尽烦恼。

品茶是一种优雅闲适的活动，杭州出产好茶，杭州人也好饮茶。“文革”期间，茶叶的生产销售都由国家统一计划和管理，杭州人为了买到一点茶末末，在大街上排出数百米的队伍。《茶人三部曲》中，无忧茶庄的主人，种茶世家，凭票才能在春节买半斤茶叶。先前的帮工小撮着让人捎去二两自留地里种出的龙井，无忧茶庄的几个女人才得以在花木深房中，用藏起来的青瓷茶杯和黑色的天目盏品茶。有花，有茶，有器，还赏了 《琴泉图》，以片刻的优雅和放松抚慰饱经创痛的身心，那是动荡年代绝境般的寒冬里难得的温馨时刻，有着和王安忆笔下 《长恨歌》里程先生雨夜偷煮咖啡一样的隐喻意义。

在生活富足、温山软水中保持一份从容和闲适，在闲适中保留一份宁静和优雅，这既是异乡客对杭州的固有印象，也是杭州人对这座城市的自我体认。当城市生活的现实与这种先验的判断背离时，异乡客会失望地觉得“杭州也不过如此”，杭州人则会感到痛苦万分。在杭州，曾经有一个时期，西装旗袍高跟鞋和它们的主人一起，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在频繁的社会运动不断地相互斗争中，杭州人变得粗俗了。援非回来的杭汉，在菜场买黄鳝，遭到女营业员的“革命性”辱骂，他惊叹：“杭州，出苏小小的地方，女子都该如西施一般的，怎么可以手指戳戳，老子老子，一副青洪帮的吃相！”[12]

杭州人的优雅闲适是西湖的温山软水滋养出来的，是杭州城内城外四季不断的梵声香火带给他们的启迪。一方水土一方人，杭州人的气质与杭州的山川风物是契合的。丰子恺在 《山中避雨》一文中，记叙他1935年秋天在西湖山中避雨拉琴，女儿歌唱，三家村的青年们一起相和的情景。我们从中丝毫感受不到时代大动荡中的纷乱和苦痛。柯灵记录过抗战结束那一天杭州的样子：清早“堤上静得出奇，偶尔有鸟语一两声；一个少女骑着自行车，穿过夹道的垂杨，在如雾如烟的绿色中逝去，留下的还是一堤空寂”。[13]战乱之中，西湖仍保持着它的柔美和宁静，看不出这是一座经历过战争、被敌人占领过的城市，大大异于现代文学作家对于日寇侵占过的其他中国大城市的描写。

五

百年中国文学中，杭州收获的不全是赞美之声，也有对它的批评。这些批评既指向杭州的自然环境、人工建设，也指向杭州人的精神气质。许多作品在铺陈西湖的春秋之美时，不忘提及杭州冬天的湿冷和夏日的酷热。郁达夫有“冷雨埋春四月初”的诗句，写的是杭州春寒的难熬。春天尚且如此，冬天的阴冷更可以想见。而与冬天冷雨相比，更可怕的是夏日的酷暑。徐志摩在 《丑西湖》中说，夏日水浅的西湖像个干血痨的美女，还带着股腥味。川岛的散文中写到鲁迅在杭州游览时患病，正与杭州的酷热有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湖兴起现代化建设运动，西湖周边的洋房别墅多了起来，许多传统的湖边建筑也改建成了中西合璧的样式或者纯西洋的样式。汽车开上了苏白二堤，汽油船在三尺柔波里轰鸣而过，工厂的烟代替了出岫的霞，西湖博览会纪念塔高高地“霸”在孤山前的水面上。这一切让深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作家们大为不满，惋叹西湖“分明天生俊俏的一个少女，生生地叫一群粗汉去替她涂脂抹粉”[14]。恨屋及乌，连西湖里的蚊虫也格外的大、格外的毒，杭州话里那卷过了头的“儿化音”，听起来也让人心烦。

一些作家把对杭州的批评，更指向了杭州人的性格和气质。郁达夫在以 《杭州》为题名的总括性书写杭州的文章中，将现在杭州人的性格概括为：“意志的薄弱，议论的纷纭；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15]他甚至认为杭州人四时的游逛，也是仪式，也是为了撑面子。春秋佳日，时令假期，若不出去走一遭，便被人看不起。这只是印象式的概括，郁达夫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几个可以证实他判断的具体可感的杭州人形象。倒是王旭烽在她着意书写杭州的长篇巨著中，借东北流亡青年罗力，更具体形象地表达了对杭州人的看法。“他虽从军在杭，对杭州人却是真有那么几分瞧不起的。一看到那些节假日拖儿带女一家子，腋下夹着一领席子就到西湖边去的家庭妇男，罗力就鼻子直哼哼。”“杭州的官员们动不动就到楼外楼吃醋鱼，边吃醋鱼边讨论抗战，边远眺三潭映月，边吟诵气吞山河的七律五绝，却又整个儿一副醉生梦死的架势。”[16]罗力也不喜欢杭州姑娘，认为都是小家碧玉。“豆腐西施，馄饨西施，弄堂西施——肩是塌塌的，脸是白白的，腰倒是细，胸却像两粒小豌豆。”[17]

鲁迅因为雷峰塔的倒掉，写过两篇与之相关的杂文，表达了对以“西湖十景”为代表的“十景病”的不满，批判了追求圆满和谐的传统文化意识。虽没有直接批评杭州和西湖，但他对于杭州的逸乐氛围是有感受的，并将自己对杭州的态度写在给郁达夫的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中。

总体而言，赞美杭州的文学书写远多于批评杭州的文学书写，赞美和批评的背后是文化心态、价值观念、作家个性情趣的差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部分深染传统文化习气的作家还没有完成文化和心理的转型，他们对杭州的变化，尤其对西湖的新变，还难以完全接受。日籍作家青木正儿在他关于杭州的书写 《杭州花信》中，对这种心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决不能把西湖仅仅看作一个古迹名胜”，“毁掉一两个景观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并指出“中国民族的伟大就在于吸收外来文化，以壮大自己”。[18]日本比中国更早开始现代转型，日籍作家的态度更具前瞻性。事实上，批评杭州的作家们，面对杭州，内心也是矛盾的。郁达夫仍移家杭州，丰子恺常住西湖，徐志摩也承认，西湖虽丑，但在当时的中国，也算是最好的所在了。

作家鲁迅与小说中的人物罗力都是战士，战士渴望力与火的生活，杭州的闲适优雅，当然令他们不满。同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杭州的悠闲气质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杭州的历史禀赋与现实生活难以自洽相通，杭州在同期的文学书写中隐匿不见。有意味的是，现在的杭州在物阜民丰的基础上继续以优雅闲适作为自己的名片。小说中曾经讨厌杭州的罗力，最后也娶了杭州女儿寄草，在杭州度过了他的余生。

六

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对杭州的书写，有四多四少的特点：写景抒情的散文多，描摹世情、刻画人物的小说少；描绘杭州风景的多，展现杭州人情的少；写老杭州传闻掌故的多，涉及当下状况的少；外地作家写杭州的多，杭州本土作家写杭州的少。

外地作家以游客视角讲述的“他乡”风景和故事，难免深受“书本上的杭州”的既定印象影响，难以摆脱已有的定见，写出的作品难免浮光掠影，人云亦云。本土作家乐于翻检老杭州的“一山二月，两堤三塔，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敷陈老杭州的名人轶事，写出大量所谓“文化散文”的篇章。这些甚至不能称为“创作”的书写，除了成为内外游客了解杭州的速成读本外，没有其他更深的意义。书写杭州的大量作品，景大于人，只见美景，不见人物，有些类似于某些“戏不足，景来凑”的表现边地或少数民族生活的劣质影片。甚至连景物也是朦胧的，如同中国的写意山水，人物更只剩下面目模糊的几个小点。这种只见景物不见人物，或者景物与人物相分离的书写，构不成反映杭州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风俗画卷。

正是因为杭州文学想象的种种缺憾，王旭烽的长篇小说 《茶人三部曲》便有着突出的意义。它是迄今为止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有意识地表现杭州、书写杭州的最成功作品。它有着杭州的山水风物、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有着丰富而鲜活的杭州生活画面，充满了杭州的气息，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充盈饱满的杭州立体形象。比如，很多作家在散文中写到的杭州的逸乐氛围和杭州人的闲适情调，多是模糊不清的几声感慨，而 《茶人三部曲》却给读者提供了具体可感、真实可信的艺术细节。日军占领时期，清明时节，杭州人照例涌出清波门悼念逝者，拥抱春天。日军司令官小堀一郎在清波门关卡，骑在高头大马上，脸上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心里却在想象着张岱笔下中国江南的这幅其乐融融的民俗画卷。这种暗藏着的精神享受是不可告人的，和他的身世一样不能反思却又充满诱惑”[19]。罗力那些非东北姑娘不娶的老乡们经过西湖温山软水的浸染，已经统统娶了杭州姑娘，安了新家，中秋之日，与其他杭州男人一样，腋下夹着一领凉席到平湖秋月赏月去了。

百年中国文学中，许多作家专注于书写某一座城市，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为读者贡献出一座座丰富生动的文学想象之城。反过来，因为他们杰出的创作，因为他们在文坛上的声誉，他们笔下的想象之城，得以被更多人所认知。老舍笔下的北京，林希、冯骥才笔下的天津，方方、池莉笔下的武汉，施蛰存、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巴金笔下的成都，叶兆言笔下的南京，陆文夫、范小青笔下的苏州，贾平凹笔下的西安，莫不如此，这样的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

上述作家，之所以执着地书写一座城市，能够将他们曾经生活过或者依然生活于其间的城市表现得那样丰富深刻，与他们的创作观念有关；有意识地自觉地去书写他们“歌哭于斯”的城市，是他们共同的特征。王旭烽也有过类似的表白，她说：“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建造一个虚构的文学杭州，其背景是杭州，西湖，但内容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哲学的。”[20]

比较而言，有意识地大规模深入书写杭州的作家不多，因为书写杭州而取得重要文学成就，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更少。这使得关于杭州的文学书写不仅在现代文学时期显得薄弱，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书写中也大大落后于国内其他重要省会城市。杭州作家如何更加自觉地通过文学创作呈现杭州形象，如何把自己的作品与杭州城市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如何将切近的杭州体验与传统的杭州形象自洽对接，如何使杭州地域文化资源发掘与自身艺术创新相互促进，这是杭州文学书写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注 释

[1]郁达夫：《玉皇山》，《郁达夫文集》，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第117页。

[2]弘一：《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杭州市志》第十一卷，中华书局，2000，第427页。

[3]蔡元培：《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式演说词》，《杭州市志》第十一卷，中华书局，2000，第405页。

[4]王旭烽：《茶人三部曲》第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273页。

[5]夏衍：《〈西湖旧踪〉代序——让西湖更美》，《杭州市志》第十一卷，中华书局，2000，第561页。

[6]李一氓：《〈西湖十景〉后记》，《杭州市志》第十一卷，中华书局，2000，第528页。

[7]俞平伯：《清河坊》，《杭州市志》第十一卷，中华书局，2000，第452页。

[8]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45页。

[9]俞平伯：《城站》，《人生不过如此》，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第83页。

[10]施蛰存：《玉玲珑阁丛谈》，转引自李杭育 《老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第136页。

[11]王旭烽：《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525页。

[12]王旭烽：《茶人三部曲》第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83页。

[13]柯灵：《在西湖——抗战结束的那一天》，《杭州市志》第十一卷，中华书局，2000，第489页。

[14]徐志摩：《丑西湖》，《徐志摩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第124页。

[15]郁达夫：《杭州》，《郁达夫文集》，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第251页。

[16]王旭烽：《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33页。

[17]王旭烽：《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33页。

[18]青木正儿：《杭州花信》，《16城记》，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第74、75页。

[19]王旭烽：《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326页。

[20]王旭烽：《曲院风荷·历史风貌与文化叙述》，转引自陈力君 《现代文学中杭州形象的解读与反思》，《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