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路小说中的性别与政治
——以《东方之东》为中心

于迪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平路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文坛，以小说《玉米田之死》获1983年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首奖。早期在海外写作的小说，多寄寓其乡愁情怀，无论是表现海外移民生活的《玉米田之死》，抒写迁台外省小人物悲怆经历的《椿哥》，扫描滞美华人怪现状的《在巨星的年代里》，还是虚拟未来、幻想拟真的《台湾奇迹》《按键的手》，无论在形式上多么纵横捭阖、实验变化，都透露出其家国情怀与政治关切。到了90年代，平路回到台湾继续她的小说创作，凭借《行道天涯》《百龄笺》《凝脂温泉》等一系列小说作品，逐渐显示出对女性立场的坚守，不断探讨女性历史书写、情欲书写、性别政治等话题。另一方面，平路对性别议题的关注也与台湾“解严”后的女性主义创作与批评、台湾社会本土化主潮以及泛政治化倾向有关。“‘解严’后台湾地区的女性主义除了关心父权制历史情境下的女性遭遇与性别政治，也同样有意介入台岛社会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场域，有时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彼此互证或平行对应的关系。”①近年来，从《何日君再来》《东方之东》《婆娑之岛》等作品可见平路的小说创作日趋成熟。历时8年创作的《东方之东》可作为平路小说创作中的精品，其间对女性空间的挖掘、两性关系的摹写和对明暗曲折的两岸政治关系的关注，尤具有代表性。

一、由物质所建构的女性空间

平路的作品一向注重对感官和物质生活的描写，以突出其女性书写的特色。在平路的早期小说中，食物往往被赋予文化身份意义，如《玉米田之死》中的甘蔗、《五印封缄》中的谶语饼，将移民者身份与食物巧妙地联结起来，以暗示“再怎么离乡背井、四处为家，文化或身份上的原乡并没有那么轻易背弃”。在小说《何日君再来》中，食物的这种文化身份的象征意义更加凸显，平路透过食物文化，传达出大明星逃离华人社群后的心境，虽然女主人公“勇敢地以游离之姿跨越国界种族的藩篱、孤身拥抱边境诗学，但是固有的文化身份依然如魅影般左右着日常饮食语汇”②。

在小说《东方之东》中，“女主角日常生活起居的细节、家里的摆设用品，以至城市中街坊边的饮食气氛口味在小说中都有详致的描绘”③，但不同于其以往小说中饮食与文化身份密切关联，此篇小说中细致的饮食、餐具、公寓等物质书写，不仅给一向以理性思考著称的平路的小说一丝烟火气，更将其与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女性意识的思考联系起来。

小说开篇便展现了来北京寻夫的台湾女人敏慧在丈夫谦一失踪前居住的公寓里看到的景况：昏黄的灯光，不大的客厅，两扇门通向两个房间，厨房盆栽里的植物看起来从未被人照顾过，吧台将厨房与客厅隔开，吧台旁有两把高脚椅，等等。丈夫公寓的装修、摆设，她一一审视、观察，不放过任何细节，了解丈夫一人在北京的生活，找寻丈夫失踪的线索，像侦探小说那般预留信息，铺设情节。从不喝酒的丈夫，公寓里却摆满了空酒瓶；敏慧为他准备的衣服，却似乎没有穿过。妻子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了解丈夫？丈夫身上有多少她始终弄不清楚的东西？终于她在丈夫公寓里陆续找到了一些证据：隐藏在床底下大抽屉里满满的女人内衣，全是她绝不会穿的那种，还有茶杯上残留的口红印。敏慧全然明了：“他们的婚姻出了状况。”由此撕开夫妻两人婚姻关系的裂缝，看似平淡的表面下，实际上已千疮百孔。敏慧开始回忆起夫妻两人在台北的生活，“她记得的，都是一些片段”，而这些片段，全都与食物相关，与日常生活相关。

“谦一是娇弱的体质，他的肠胃很敏感。她常把苹果刮成苹果泥，或者，买来胡萝卜，她切块煮熟，滤掉渣滓，谦一喝那碗清汤。她总是很用心，把做给谦一吃当作一天的大事。鱼切好了，摆什么样的盘子也有讲究，墨色的陶盘，就能够衬出生鱼片的透明。她喜欢自己研磨山葵。剥掉外面的茎，手里握着山葵的根，用画圆的动作慢慢地转，鼻子深深吸着气，带了庭院里季节开的花，她也随手在盘子里撒些花瓣。”④敏慧的回忆里有食物的质感、烹饪的技法、餐具的用法，还有花香的嗅觉，她是一个对生活极其讲究的人，注重品位，在乎细节。对比北京粗犷的饮食习惯与台北精细的小吃，敏慧记忆里台北的家附近有一家老店师傅做的鳗鱼饭，“烧得肥滋滋的鳗鱼加上一碗味噌汤，省时又省事”，而对于生鱼片，“她更为考究，如果有鱿鱼肚，她一定坚持，切工不能有筋。若是叫鱿鱼葱卷，那种剁碎的鱿鱼加细碎葱花的吃法，出来鱿鱼的鲜度，她在意海苔的脆度”⑤。敏慧对于食物精细的要求，是因为谦一出身好家庭，公公就很注重饮食，她在配合谦一的标准。看似她是婚姻里的弱者，她在迁就丈夫的生活标准，处处在意丈夫的饮食习惯，方方面面照顾着丈夫的饮食起居，但其实，她是家中凡事做主的角色，她通过把关所有生活细节，掌控了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

蜜月旅行的时候，她带了一大箱餐具回家：在陈列精品陶瓷的百货公司，敏慧一件一件地挑选，尽管家里没有人喝咖啡，但她还是依着自己的意思挑了六人用的咖啡组；随着四季变换，她还会换不同颜色的沙发套，挂不同质料的窗帘。敏慧对于生活细节到了近乎“恋物癖”的程度。原以为谦一是很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当敏慧发现谦一公寓的冰箱里的腊肠、豆腐乳以及一堆在冰箱里滋生出细菌的食物，和谦一选择的另一个女人是邋遢粗俗完全和自己不一样的时候，她才明白自己的一切对物质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讲究，其实是一种“强势”，是对丈夫的压抑，造成了丈夫的逃离，完全瓦解了男性权威。

而家务对于敏慧来说，是往常我们所理解的家庭给予女性的枷锁与束缚吗？“与其说她喜欢煮饭，不如说她喜欢饭快要煮熟前的光景，她坐在餐桌上，旁边锅盖上冒出热腾腾的饭香，她享受那个片刻。”⑥即便是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她仍旧很讲究，她挑剔沙拉的橄榄油与醋的比例，偏爱锯齿状的生菜叶子，为了买到这种生菜，她会去比较远的超市，她会专挑形状像小蝴蝶结那样的意面。她有一堆烹调西餐的工具，打蛋的、筛面粉的、刨起士的，还有专门榨大蒜粒、挤柠檬汁、磨碎坚果、切分熟鸡蛋等等各式各样的厨具。她对电子锅也有要求，尤其喜欢电子锅的那个内锅，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发出生锈的金属光泽，“她联想到‘釜’那个字。饭在‘釜’里煮，煮熟之前透过的香气，有没有男人在身旁，她都觉得过日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⑦。仿佛食物、餐具等等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构成了敏慧的“女性世界”，她在其中悠游自在，全身心地参与，化为她具体的、活生生的经验，各式各样的物品才是她生活的重心。

对物质的迷恋伴随着敏感的感官体验，敏慧的嗅觉特别敏锐，“嗅觉为她带来很大的满足”，她会为了由兰草编织的席子上散发出的气味而盼望夏天到来，“气味给自己带来许多快乐”。敏感的嗅觉为女性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感官体验，从而建立了独特的女性记忆。朱天文在《世纪末的华丽》中也曾强调感官体验对女性记忆的召唤作用，“男人用理论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视觉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⑧。女性通过敏锐的感官体验，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建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安顿自我。

因为有对物质的迷恋，对感官体验的欢愉，女性即便在一个人的公寓中生活也能充实满足。小说里反复强调敏慧要的是一个“独立的庭院”“只是这样的方寸之地”，但由她独自生活的公寓空间还可延伸至她常常去的几家咖啡店、台北植物园以及附近的餐馆。敏慧害怕公寓之外的都市世界，她“总是在都市里找不到路”，尤其是众人下班的黄昏，他们都有家回，而敏慧始终一个人守在公寓。这时，都市体验让她感到寂寞与空虚。“有时候，站在熟悉的街头也犹豫着，一瞬间很茫茫然。只怪这几年的台北变得太快。”⑨她只愿守在自己的公寓里，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时，公寓给予她莫大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公寓空间被赋予了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传达出女性对外部空间的拒绝和排斥。在平路此前的小说《微雨魂魄》《暗香余事》中，专门写过公寓带给女性的特殊的空间体验。在都市中，公寓房间成为女性投注身心归属感的私密空间，使女性所居住的空间和其身体体验、感情欲求形成一种密切的互文关系。

二、女性写作与两性关系

敏慧对食物、餐具等生活物质的迷恋，对公寓空间的依恋，都体现了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努力构建自己的女性空间的想法。而由写作所构成的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是敏慧的精神家园。她写东西的习惯，让她自己跟自己说话，活在不容易被别人干扰的世界里。

敏慧原本是报社的一名文字编辑，后因单位不景气而离职为制作公司写剧本，“看待历史人物，她总是带着点独特的眼光”。在做家务之余，敏慧的职业是写作，她也爱写作，即便是在谦一每每迟归甚至彻夜不归的夜晚，她也总是在写作。敏慧与谦一的婚姻渐渐出现了问题，但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或者已经意识到了但总是在逃避，看起来敏慧理性独立、有韧性，把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其实，她很是担心，“好像她的生活有了一个窟窿，外面一层纸糊上去，糊得好好的，手指戳进去，不小心就会破了”⑩。随着谦一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敏慧也曾打电话给他，听到电话里别的女人的声音，但敏慧一个字也没有问，她不敢戳破这层纸，任由他们的婚姻朽去。敏惠并不真正了解谦一，始终也没弄清楚谦一去了哪里，为什么要离开。

“说不定因为这样，我才写故事，放大家一条生路！”敏惠将写作作为努力让自己释怀的方式，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即便她和谦一的婚姻没有出问题，谦一没有失踪，谦一也不是她的精神寄托，“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希望找到一块浮木，愿意让她攀一会儿的浮木也好……毕竟，丈夫不是她心里期盼的那块浮木”。谦一对于敏惠来说，是人生幸福的一个附件，是老师“交”到她手上的东西，她要负责。敏惠一直有着对嫁入好门第的期待，谦一的爸爸是她的老师，她以为嫁给老师的儿子，就可以过上老师家那种静谧、富有书香气息的生活。出于对理想姻缘的向往和虚荣心的驱使，“她需要结婚、需要安定的日子”，所以，她和谦一结了婚。从这个层面上看，敏慧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结婚，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女结婚员”吗？而婚后夫妻两人话很少，相敬如宾，连性爱都客气、得不到满足，谦一去了哪里，她从不过问，屡屡错过了交流沟通的机会。

张爱玲曾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一语道破男人的天性：“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谦一便是如此，温婉贤惠的敏慧是他的白玫瑰，令他抛家弃妻、远走澳门，想要守护怜悯的女人是小美，一个邋遢粗俗的欢场女子，是他的红玫瑰。而对于敏慧来说，又何尝不是拥有了人生中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丈夫谦一有好的教养，细腻，性格带着一些女性化，而她在北京遇到的男人王尚军，一脸风霜，皮肤黝黑，长腿，大高个子，不修边幅，满口粗话，有男子气概。至此，两人的婚姻关系彻底破裂。

在谦一的信中，谦一反复说：“任何情况下，你看起来都足以应付，总有另一样寄托，你专心在你自己的世界里！写作的你，眉头微蹙，眼光飘忽，对我，那是一个疏离的女人。我猜，这段时间，无论我带给你多大的惊骇，你必定还写着什么。”“你写东西，我就被阻隔在你的世界外面！”“你是靠写作来填补婚姻里的空虚。”谦一的来信似乎在解释着自己离开的原因和两人婚姻关系破裂的导火线。敏慧的写作仿佛是一道围墙，横亘在她与谦一之间，这道围墙里的，是敏慧的个人空间，谦一进不去，敏慧也未曾想过让谦一进来。敏慧一直在写着什么，这个行为本身就具有意义。在《百龄笺》中，平路就将宋美龄塑造成一个不停写信、不停书写的女性形象，她借写信来确认自我。在西方的父权传统中，笔是阴茎的象征，“这种阴茎之笔在处女膜之纸上书写的模式参与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创造”。书写一向都被认为是男性的行为，而女性则是被书写的空白之页。而在《东方之东》中，女性敏慧擅长书写，写作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而对于男性谦一来说，写信很困难，“连用笔写下来都需要勇气，因为写了开头就要接着下去……写一句，不知道下一句该不该写、要怎么写”，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被转换，男性“失语”，女性不停写作，建构自己的主体意识与女性空间。

三、多重话语形式中的政治关怀

的确如谦一所说，他的失踪确实变成敏慧创作的素材。敏慧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众多皇帝中选择把顺治皇帝写进故事里，是因为她觉得顺治与丈夫一样，都是被压抑，想要获得自由、想要出走的男人。敏慧正在写的故事里，顺治如同谦一一样，有着被压抑的母/父子关系和童年经验，母亲(父亲)与他人苟合，而被童年的顺治(谦一)撞见，母亲(父亲)的形象被完全颠覆，以致整个童年都活在阴影中，想要叛逆和逃离。而郑芝龙不断讲述大海的故事和外边的世界，吸引年轻的顺治皇帝，从而迷惑和说动皇帝，“挟着新入关的清朝，就可以建立更恢弘的海上帝国”，郑芝龙与顺治，其实是捕猎的关系，郑芝龙“捕获”顺治入网的方式是“讲故事”。这种通过故事影响政治的企图看似荒诞，但《天方夜谭》的女说书者雪贺拉沙德就是凭借着故事换取了生命，甚至换来地位与名声，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也是安排马可波罗对忽必烈讲述域外城市百态而获得更广阔的政治雄心。可见，“故事”的价值远远超出我们想象。

强调话语的力量是平路小说反复出现的母题和内容。在早期小说《玉米田之死》中作者“我”在调查并了解华人陈溪山之死后，选择离婚并回到家乡台湾；《大西洋城》中，留美学生杰米蔡在与“凯撒大酒店”经理面谈后，决定在赌城工作，榨取华人同胞的财富与鲜血；在小说《在巨星的年代里》中，“我”听了郝医师的故事，为他写传记，并勾出自己的乡愁情怀。这一系列的“故事”和“话语”，让我们领悟到：真实只有在虚构的话语中得以再现与记忆。

《东方之东》由不同的话语形式组成，敏慧和尚军讲的自己的故事、谦一写的信、公安的简报和公文、敏慧构想的小说、小说里郑芝龙说的轶事、顺治君臣的奏章等等。所有的话语，依次出现在小说中，众声喧哗，共同拼写出一个传奇以及传奇中的传奇。平路偏爱在小说中使用多重的声音，“只有你把多重的声音并陈的时候，才比较有可能呈现真实，而且这也可谓是一种民主程序”。

敏慧讲的故事、谦一的信和尚军讲的故事构成的是现实层面的性别关系与情感欲求，男性声音与女性声音在小说中同时出现，这两个声音的汇聚有它本身的意义。看似敏慧与谦一在信件的话语形式中终于达成交流，进行沟通，彼此坦白道出对婚姻的感受，但难道这些自白就是有效的双向沟通吗？还是仅仅只是一种自我的反省与净化？“喁喁独白何尝不是自我展演最纯粹的形式，在话语的绝对沉溺中布置或遮蔽意义的读取？真实与谎言在辩证的演绎中始终笼罩着层层迷雾。”更加清楚地体现话语的迷雾的是敏慧与尚军的对话，两人共处一室，但是各自讲着自己的故事。谁讲的故事是真的？即使是对话的形式难道就能证明是真正沟通吗？敏慧所说的内容永远都是谦一、她在台北的生活和她所写故事，而尚军的反应永远都是“淡淡地”“懒懒地”“听着不语”，与其说敏慧在倾诉，倒不如说是在自说自话。而尚军也是在自说自话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他是维权人士，有便衣警察在跟着他，他来敏慧这里只是为了躲避追捕，他在1989年发生的事，他想要回到故乡，他爱听二胡曲《二泉映月》……当敏慧爱上他并逐渐依恋他的时候，他却挟着敏慧的钱消失了。所以，尚军说的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或许只是个靠骗女人的感情来挣钱的惯犯。在发现尚军消失之后，敏慧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尚军讲的故事暗藏玄机。这里，平路强调了话语的作用但又消解了对话的有效性。因此，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公安的简报、案件的细节、警察播放的投影片，也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敏慧“渐渐像例行公事”地“固定时间去听进度报告”，而报告人也只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念”，话语信息已变得没有意义，徒留形式敷衍对方。

而敏慧笔下的故事又是一层话语，回溯清初顺治皇帝与郑芝龙、郑成功的故事，梳理台海关系的历史。在叙说历史故事的时候，敏慧的讲解时时出现，这形成强调叙事主体叙事行为的后设叙事。敏慧讲解时，又将上学时老师讲的史料呈现出来：“当时是明末，福建巡抚用台湾转移焦点，诱引荷兰把台湾当成目标……被推到中国外面，台湾是这样一块‘无主之地’。”台湾身世浮萍，一直处在历史的夹缝中。大陆人王尚军认为“亏得他儿子郑成功，把台湾拉回来了”，但敏慧却认为这是“沙文主义的思维”，她的老师曾经告诉过她：“站在大历史的角度，与外面的海权世界接轨，郑芝龙代表的才是更开阔的视野。”这里，平路触及最为敏感的台海关系，并借敏慧老师的观点从现代性角度看待台湾历史，认为台湾归属大陆是沙文主义者的看法，但这难道不又是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沼泽？“殖民性与现代性的悖论”一直都是台湾历史研究的矛盾与纠葛。而由此可以看出“殖民进步主义”的幽灵还徘徊在平路的叙事当中。

由敏慧的故事、尚军的故事、谦一的信和敏慧正在写的小说等不同形式的话语呈现，贯穿古今，连接当代都市爱情婚姻的龃龉与历史夹缝中的台海问题，虚实交错，“穿针引线织就了古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手段、情感挣扎”，显示出平路尤为强烈的政治关怀。从古至今，台湾总是被卷入许多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而台湾与大陆之间也如同男女情感、父子关系般错综复杂。在此之前的小说，平路在书写中就曾不断涉及台海关系等政治议题。早期小说《爱情备忘录》中通过反思男女间的关系来观察台湾的处境，《禁书启示录》中对“祖国”等词的重新解释，《虚拟台湾》中将台湾的前途问题化为电脑虚拟游戏等等，这些小说都体现出平路早期对台湾政治命运的忧心，平路的忧心“或许是杞人忧天，也或许是洞烛机先。平路仿佛将她的恐惧放大”，来引起人们对台湾的关怀。

平路曾在采访中自白：“对我来讲台湾是唯一的家乡，这是我认同的所有地方，我出生在台湾，这也是我认同的唯一土地，我所谓的家，所有想象的立足点，所有的根据地。而我用此根据地来想象外界的世界。”因此，平路所有的家国情怀全都集中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她以台湾这个根据地来想象中国大陆、美国等外面的世界，想象台湾的历史、未来。

从首部小说《玉米田之死》到《东方之东》《婆娑之岛》，平路的视野从私领域到公领域，从性别议题到台湾政治，“其关乎的不仅是两性权力关系与爱情幻想在书写和记忆中所占据的位置，而且也是台湾将如何写她的过去记忆与未来历史”。陈芳明曾说，平路的《东方之东》，已经触及两岸的敏感神经。或许下部小说将有可能处理台湾、大陆和美国的三角关系。平路在女性主义视野中传达了愈加浓郁的本土意识，她不断触及敏感政治议题的创作显示了其过人的胆识，也表达了她的担忧与焦虑。但正如小说《东方之东》中所述，无论多重的话语是真是假，总要把过去缠绕住自己的悲伤都留在过去。在经历了丈夫失踪、婚姻破裂、被尚军欺骗等一系列事情后，敏慧又回到台北，过上以前有规律的正常生活，她不想再纠缠于过往的虚实，她选择走向精神自由的远方，走向“东方之东”，“一个重新开始的地方”，这是她给自己的释怀，也是对台湾的祝福，是平路对台湾的希望，“我唯一单纯的想法是，希望台湾会更好”，希望台湾最终可以走出困境。

注释：

①刘小新：《“解严”后台湾女性主义思潮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与文学问题》，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5页。

②范铭如：《逃离与依违——〈何日君再来〉的空间、饮食与文化身份》，《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阅读空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年，第141-147页。

⑧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台北：远流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

[1]平路.东方之东[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

[2]平路.何日君再来[M].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

[3]平路.玉米田之死[M].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3.

[4]平路.五印封缄[M].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4.

[5]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M].台北：远流出版有限公司，1990.

[6]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7]范铭如.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

[8]林丹娅.台湾女性文学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9]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陈芳明.星迟夜读[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3.

[11]赵稀方.历史与理论：赵稀方选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12]刘小新.文化研究与文学问题[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

[13]刘小新.台湾文学研究中的殖民现代性幽灵[J].东南学术，2009(5):134-142.

[14]刘亮雅.情色世纪末：小说、性别、文化、美学[M].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15]梅家玲.性别，还是家国？：五〇与八〇、九〇年代台湾小说论[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

[16]董丽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17]刘红林.台湾女性小说中的性与政治[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95-101.

[18]彭小妍.百无禁忌：解严后小说面面观[J].文讯，1994(61):20-22.

[19]郑明娳.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M].台北：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