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颖士文学思想对韩愈之影响

陈雅娟

(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今人言及古文运动，总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倡，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实《全唐文·梁肃李翰前集·序》云：“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张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华)、萧功曹(颖士)、贾常侍(至)、独孤常州(及)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①其中，萧李影响之深广，非一言可蔽之。

萧颖士是盛唐文儒的代表，博学多才，而且他首开古文家大规模聚学讲学之风，生徒及同道者众，形成了势力庞大的文学集团，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宗经重道，改骈为散，致力于古文创作。

台湾学者潘吕棋昌在《萧颖士研究》中云：“韩愈之文学思想与颖士实多契合。考愈本出梁肃之门，肃从独孤及游，及受李华之业，华则师于茂挺。故追本溯源，愈亦萧学嫡裔也。”②

今试从萧韩的师承关系及文学思想的承继作一梳理，探讨唐代古文运动之一角。

一、萧韩之师承关系考证

萧颖士(717—759)，字茂挺，生于颍川(今河南许昌)，郡望南兰陵(今江苏常州)，故李华称其“兰陵萧君”，而颖士于《赠韦司业书》中屡屡自称“颍川男子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与李华同登进士。历金坛尉、桂州参军。天宝元年(742年)补任秘书正字，当时裴耀卿、席豫、张均、宋遥、韦述等前辈器重其才华，因此名播天下。后奉使括遗书赵、卫间，却因淹久不报，为有司劾免，而客留濮阳。客居濮阳期间，开坛授课，广收弟子，号萧夫子，尹征、王恒等人皆是这一时期收授的学生。天宝八载(749年)因得罪李林甫，调广陵参军事。天宝十载(751年)八月，因史官韦述推荐，赴京待制史馆。安史乱起，避地襄阳。至德元载(756年)，入淮南节度使幕，补扬州功曹参军。乾元初，以先世寄殡嵩条，欲迁祔终事，而客死汝南，享年约四十三四岁，谥号文行先生。

李华，字遐叔，赵州赞皇人。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进士。萧、李订交，约在颖士十五岁左右。李华《寄赵七侍御》诗曰:“昔日萧邵游，四人才成童。”李华称自己师于颖士。《新书·李华传》载:“初，华作《含元殿赋》成，以示萧颖士，颖士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文辞绵丽，少宏杰气，颖士健爽自肆，时谓不及颖士，而华自疑过之。因著《吊古战场文》，极思研榷，已成，污为故书，杂置梵书之庋。它日，与颖士读之，称工，华问：‘今谁可及？’颖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华愕然而服。”③可见，李华写完文章常常请教于颖士。

独孤及(725—777)，字至之，河南洛阳人。天宝十三载(754年)举洞晓玄经科进士。独孤及为李华的入门弟子。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文末自言：“常游公之藩也久，故录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于篇。”④《新唐书·李华传》亦云：“华爱奖士类，名随以重，若独孤及、韩云卿、韩会、李纾、柳识、崔佑甫、皇甫冉、谢良弼、朱巨川，后至执政显官。”⑤可见，独孤及与萧颖士、李华一样，喜鉴拔后进，如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皆师事之。

萧存(739—800)，字成性，颖士之子。与韩会、崔造等人交游友善，亦很赏识韩愈。韩愈诗中有《游西林寺题萧二兄郎中旧堂》，可推知韩愈以兄事萧存。

梁肃(753—793)，字敬之，一字宽中。安定(今甘肃泾川)人。肃师从李华、独孤及。

李栖筠(719—776)，字贞一。李华叔父。其既为李华叔父，想必与萧颖士亦有一定的交往。李栖筠还喜拔擢后进，其任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时，奏授萧存为苏州常熟县主簿。

韩云卿(生卒年不详)，韩愈从父。韩云卿与韩会俱受萧、李之赏识，并与萧、李的弟子们相友善。

韩会(738—780)，韩愈长兄。大历初，他与赵赞、崔造等人均受到李栖筠的荐拔。韩会交游广泛，与其叔韩云卿受萧、李赏识，并与萧、李的弟子们相友善，更与梁肃一起“变体为古文章”。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幼父母双亡，由大哥韩会抚育成长。愈年少时得萧存知赏。唐赵璘《因话录》卷三记载：“韩文公少时，常受萧金部知赏。及自袁州入为国子祭酒，途径江州，因游庐山。过金部山居，访知诸子凋谢，唯二女在，因赋诗曰：‘中郎有女能传业，伯道无儿可主家。今日匡山过旧隐，空将衰泪对烟霞。’留百缣以经赡其家。”⑥其时距萧存去世已经21年，韩愈还能专程寻访故人之后，可见生前情谊之深。

由此可见，通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同门、师生、朋友及亲属等关系，萧颖士与韩愈有着事实上的师承关系，萧氏对韩愈日后推动古文运动有着较深的影响。

二、萧颖士对韩愈古文思想之影响

萧颖士、李华、独孤及、萧存、梁肃等人的复古文学观通过师承的延续，对韩愈的古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试从韩愈古文思想的几个方面来探讨萧氏对他的影响。

(一)文以载道

在萧颖士、韩愈眼里，“道”即孔孟之道，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思想继承。韩愈直接继承了萧颖士明道的复古思想。

萧颖士尊儒宗经，以“文以明道”统摄自己的文学思想体系。他力求文章“垂沮劝之益”“润色鸿业”(《赠韦司业书》)，即要求文学要有助教化，注重功利，规谏时弊，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起到美刺现实的政教作用。他一向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核心，其在《赠韦司业书》中曰：“丈夫生遇升平时，自为文儒士，纵不能公卿生取，助人主视听，致俗雍熙，遗名竹帛；尚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劝之益，此其道也。”⑦

此外，萧氏还要求作家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在《赠韦司业书》中批评当时文人“雅操大缺，内不能自强于己，外有以求誉于时，籧篨阘茸，人望口气，谓其高位必以援登，芳声要以用致”⑧。在《江有归舟序》又言：“先师孝悌谨信，泛爱亲仁，余力学文之训，尔其志之。”⑨即要求作者修身养性，培养浩然之气，这对韩愈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⑩“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都有很大启发。

韩愈在《争臣论》中首次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观点：“修其辞以明道。”韩愈和萧颖士一样，把文学当作明道的工具，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他明确指出，“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又言“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他是在阐述“道”之源。然而，韩愈并不仅仅将儒家之道作为写作的根本，而是着重反映中唐时期的社会要求和现实需要。《原道》尤为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此处韩愈所讲的“道”，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的儒道，还注意到了文学创作具体写作活动中的“为文而道”“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这当然是比萧氏更进一层了。

(二)不平则鸣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最早见于《送孟东野序》一文，其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具体地说，韩愈所指之“不平”，一方面指作者在创作之时心态上的不平，是鸣其不幸之逆境，另一方面是强调作者的忧国忧民情怀，应得志时“鸣国之盛”，失意时则“鸣生之夕”。

而这样一种创作方法，在萧颖士的文章中亦鲜明地彰显。萧氏的各类文章，广泛揭露了朝政的黑暗、奸佞的当道、世风的沉沦。他的《登宜城故城赋》抒发了“宇县乖刺，关河阻遏；去枌榆兮地表，离骨肉兮天末”的酸辛之情，描述了安史之乱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悲惨状况和巨大破坏。“国家不幸诗家幸”，动荡的时代使得萧氏创作了大量“不平则鸣”的作品。

萧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不平则鸣”的创作理论，但他的作品却将之处处体现出来。到了韩愈时期，这一创作理论被明确提出并加以贯彻。

《师说》一文，韩愈表面上说写作《师说》的目的是为赞扬李蟠能行古道，勇于从师，但究其根本，作者是在“抗颜为师”，借此来宣发自己的不平。《进学解》中韩愈更以国子先生的身份，借各种读书人的口，将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娓娓述来。而《柳子厚墓志铭》一文，韩愈通过高度赞扬柳宗元的文才政绩，进一步为柳宗元遭际的不平而鸣：“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在《张中丞传后叙》中，又针对“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的社会现象，发出了“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的不平之说。

(三)务去陈言

萧颖士为文主张“礼尽一言，语无重出”(刘知几《史通》卷二二《体篇》)，“于是圣明之笔削、褒贬之文废矣。后进因循，学犹不及，竟增泛博，弥敦简要，其迷固久，非可一二言也。……”(《赠韦司业书》)其骈文创作偏多，但他一改骈文的绮靡和巧事雕饰，往往言辞简约，寥寥数笔，境界全出。但萧氏的这种简约、创新常常因简要而显得文采不足，直到韩愈等才逐渐避免了这种通病，古文才进一步显示了它的优势和魅力。

韩愈的“务去陈言”指的是学习古人的写作态度。韩愈所言“师其意，不师其辞”意为作者在创作中不蹈袭前人，要丢弃古人写作上的糟粕，汲取其精华。同时，在写作语言上他反对剽窃，不能模拟，要力求个性化、创新化。

韩愈的“务去陈言”是写作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它主要指语言艺术的新变。他主张“词必己出”“文从字顺”，要用经过自己加工、提炼的新颖语言来表达具体的思想内容。

(四)气盛宜宣

萧颖士一生虽然没有担任高官，地位也不显赫，但他时刻关心国事，忧心民众，对百姓的苦难深表同情，对贤君的仁政很赞赏。他表达这些情绪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他创作了一系列文章。如《为从叔鸿胪少卿论旱请掩骼埋胔表》引用大量的儒家经典和明君宽仁的典故，对唐玄宗的励精图治、宽厚仁慈表示由衷的赞叹；《与崔中书圆书》则对唐玄宗后期失政以致安史之乱爆发给百姓造成的苦难痛心疾首；《登故宜城赋》更是直指人民苦难的源头是唐玄宗的穷兵黩武、骄奢淫逸，表达自己希望效法诸葛亮为挽回颓局尽心尽力的愿望。萧颖士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气盛宜宣”的创作主张，但他一直以文儒士自居，他在行文时严格按照“文儒士”道德修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而写作过程中重感情的抒发。

韩愈明确提出了“气盛宜宣”的创作原则。韩愈所谓的“气”，是浩然之气，他强调的是作家的仁义道德品质和文学艺术修养。《答李翊书》云：“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认为道德修养深厚的作家，在立言著述时，无论用词长短或声调高下，均浓淡得宜。“气盛言宜”表现的是作者的一种内在精神气质，又是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浩然之气” 类似。这也是对传统的儒家仁义观的一次实践。

(五)尚奇

韩愈的“笔补造化”实际上就是“尚奇说”的具体体现，即既要有创造性的思想，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合理的叙述。在韩愈的创作中，他一向强调“幽玄”“雕刻”，遣词造句要力避流俗，要不因循，要大胆创新。因此韩愈特别推崇奇诡险怪的“尚奇说”，其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对李杜的推崇，是着眼于李杜的创新、李杜写作上的奇美之法。

韩愈推崇李杜，实际上与他师从梁肃、独孤及以及受李华、萧颖士的影响有关，这是韩愈的学术渊源。

上文提到，萧颖士宗经，重政教，然而他同时亦肯定屈原、宋玉作品的雄壮，枚乘、司马相如作品的瑰丽，其对楚辞的文辞绚丽、汉赋的铺采摛文、魏晋文学的丰赡超逸，都给予了相当的肯定。

(六)尚古

萧颖士“以中古易今世”“用三代文章，律度当世”，且自称“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又曰：“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萧颖士批评枚乘、司马相如、干宝等人辞赋“不近风雅”“有雅颂遗风”“有王化根源”，这是从政治的教化功能而论的。“魏晋以来，未尝留意”，是针对六朝骈俪的唯美文风而言的，其实萧氏本人并不是一概否定六朝骈文。

但是因为萧氏过分强调了文章的教化功能，却忽视了文学创作自身的艺术规律，使得其文过于质朴简陋，缺少文采，艺术表现手法也有所不足。这些弊病韩愈都注意到了，因而韩愈的古文写作更胜一筹。

韩愈曰：“为文宜师古圣贤人。”且进一步认为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又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读书则著文歌颂尧舜之道。……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生七年而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积二十年”。韩愈等人取法汉魏以来的众家之长，甚至吸收了骈文的艺术成就，使得散文创作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可以说，这是韩愈等对萧氏古文创作的一大革新，也正因为如此，韩愈等的古文运动更上一层楼。

三、结语

纵观唐以来的古文运动，萧颖士与李华这对亦友亦师的文豪首开古文运动，独孤及与萧存紧随其后，再加上梁肃殿后，以及他们的同学、友人和学生等等，形成了波澜壮阔的萧李文学集团，开创了“文章中兴”的局面。而李栖筠、韩云卿、韩会等既与萧氏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和韩愈有着万般牵绊的联系，再加上韩愈师承梁肃，追本溯源，韩愈亦是萧氏之嫡传，故其文学思想多与萧氏契合。

韩愈直接继承了萧氏宗经、明道的复古文学主张，并进一步把明道和现实结合起来，同时批判地接受了萧氏的骈文观，摒弃了骈文的流弊，同时又吸收了骈文的艺术成就，更好地运用到古文创作中去。此外，韩愈比萧氏更重视作家的儒家道德品行对文学创作的引领作用。而尤为突出的是，韩愈和萧氏一样，重视团结同道，提携后进，从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古文创作队伍，如皇甫湜、李翱、樊宗师等，他们同声相应，互相提携，汇成了古文革新的巨流，取得了古文运动的胜利。

注释：

②潘吕棋昌：《萧颖士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

③《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743页。

⑤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5776页。

⑥赵璘：《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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