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外投资中政治风险的演化形式与应对策略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 宁夏 银川 750001)

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本身拥有着贪婪与怯懦的双重性格，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因此认识到资本自身的特点，再加之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新秩序建立过程中旧矛盾的滞压，文明交流互动中本身伴有的对抗和冲突，众多矛盾的积累使得资本在全球扩张的路途上并非显得那样的随心所欲，因此，各国投资者在选择走出去战略的时候不得不谨慎的考虑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作为最能撩动投资环境发生激变的政治行为始终是资本扩张过程中无法挥去的梦魇。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对外投资中必须要考虑而且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尤其伴随着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刻变革，政治风险的特征在不断的变化，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也不断的扩大，如何有效的进行政治风险的识别、防控和规避，使得企业能更好地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已成为学界和业界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一、政治风险的意义及其构成形式

学术界对于企业对外投资中政治风险的考量与探讨伴随着人类商业文明的发展尤其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一直不绝于耳，但对其意义的界定一直存在较为广泛的争议，“政治风险”的概念涉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在早期的研究中罗特从不确定性的视角出发将政治风险定义为东道国在国际贸易或商业运作过程中能够导致企业预期收益降低和资产亏损的任何政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2]，这一风险的可能性描述方式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种规范化概念的引导，并将研究的思路整合到了对这一可能性发生形态的探究；随后斯蒂芬.罗伯克在他的《政治风险：识别与评估》中提出的由东道国政治变化所带来的企业营商环境出现难以预期的非连续性的突变并对企业的经营利润及其他商业目标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可能性形成企业对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3]，而在海恩德尔等人的研究中更是将可能性这一概念具体为统计概率，即政治风险是改变预期投资收益规模的政治事件发生的概率；在不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学者们将企业预期收益或商业目标的改变更加具体为政治事件对企业投资的不利影响和负面效应。除了概念上的刻画以外，对政治风险的细节描述也更加具体，韦斯顿提出企业在经营中所面对的政治风险主要指的是国家和政府对商业行为的干预和阻挠，尤其是对贸易合同的变更和对投资者财产的占有，这样的风险往往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无法弥补的，格林和坎宁安在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制造业的海外投资分析中提到企业应该对东道国的政权不稳定性，政府的暴力性征收和歧视性的税收，对本国企业的价格补贴和公共部门参与的不公平竞争这些表现形式的政治风险有所警惕和反映，德国学者凯斯特尼希则是从投资企业的债务融资角度出发探讨了东道国的政府行为对企业的股权结构和融资水平产生的不确定性影响[4],这展示了东道国政府对国外资本的控制欲望和利益诉求，也直接左右着投资者决策和在投企业未来的走向和发展规模。

总结政治风险概念的演进过程，其意义的广义化和具体化是一个重要的脉络，对于政治风险的不确定性描述和对投资企业会产生的负面影响目前是学界的普遍共识，这一概念的出发点立足于政治事件和政治行为，诱发的原因关注于稳定的营商环境遭遇的非连续性突变，广义化的过程在于风险的主体由东道国扩展到区域性或国际性的组织，造成的影响由投资回报或经济收益扩展到了对外投资企业整体上的商业目的。

二、海外投资中政治风险的管控与应对策略

(一)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机制

对政治风险进行有效评估是做出投资决策的基本前提，国际性的评估机构也在努力实现评估结果具有实用性和可信性，目前主流的评估方法包括政治制度稳定指数、社会经济特征指数、社会冲突指数、政治过程指数等，其目的在于量化社会政治活动的不稳定性，以用来估测投资东道国爆发暴力冲突与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大小，同时针对特定行业的生产安全和发展前景并结合投资国家基本条件的量化评估也会对投资决策者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二)投资国政府应对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有效的保护与支持

充分利用国际法和国际贸易的规则，保护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下的企业的海外利益，同时也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政府施压以弱化政治风险进一步被激化和扩大的可能性，其次，作为投资母国也应该以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企业的后盾，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为投资企业提供力所能及保护与支持。

(三)拓宽区域间的安全合作机制，建立安全共同体

打造多国参与的安全保障机制是目前国际关系领域合作的重点，例如上海合作组织、G20集团等都在打击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非传统安全挑战的问题上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提供国际性的安全类公共产品有助降低单个国家在地域政治风险时所需要付出的防范成本，这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可以有效避免投资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由安全威胁导致的毁灭性损失。

(四)建立政治风险的保险体系

以MIGA为代表的投资担保机构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跨国企业的投资进程中来，建立以国家风险和政治风险为主营业务的保险机构，提供有关投资商机、商业运营环境和政治风险担保的信息的保险体系是降低跨国企业投资风险的重要保证，无论是资本输出国还是多边的贸易机构都应该建立和健全保护自由贸易的政治风险保险体系，另外扩大国际金融机构资本参与的权重或引入多方合资的方式可以有效的分散和规避东道国带来的政治风险，这也是风险共担，利益共赢模式的具体体现。

(五)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仅仅盯住经济利益在实践的检验中往往被证明是短视的，如何有效的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造福于当地民众，实现跨国企业的本土化是实现企业长期稳定盈利和反向控制企业营商环境重要的战略手段，因此企业以当地的社会文化、宗教风俗、自然环境为出发点，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解决当地居民就业和改善社会福利环境，使企业成为当地社会不可或缺的贡献者，这可以有效降低社会动荡给企业带来的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