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在路上

魏新

曾经畏出远门，因怕坐飞机，火车票订起来麻烦，去哪儿都如逃难一般。读《围城》时，看到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去三闾大学，住拥有自带报警功能楼板的小旅店，吃肉芽蠕动的腊肉，一路窘迫，深有感触，觉得抗战胜利这么多年，中国人在路上似乎无太多改变。

我这种农业社会的习惯是被高铁改变的。突然有一天，发现高铁如此便捷，几乎在一夜之间如阡陌纵横。于是，凡六七个小时之内的目的地，我基本上全选择高铁出行，自动取票机几乎成了我的工作日程表，今年出差最多时，用身份证去刷，发现屏幕上的火车票可翻上两三页，目的地有大站，有小站，都是永远的下一站。

吃在路上，不能不提方便面，这是一种神奇的食物。不管被人如何批评，人却一直离不了。尤其在旅途中，总是特别想吃，就算自己不吃，也难避免看到别人吃，弥漫出的味道甚至比自己吃还香。有资料显示，做为世界第一方便面大国，中国人年均要吃三十多包，而且大多会选择两种口味：红烧牛肉和老坛酸菜。

我只吃红烧牛肉面，尽管吃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从里面吃出过牛肉，但隔段时间还是忍不住泡上一次，用火车上带着消毒水味儿的开水，加上两根火腿肠，浓油赤酱的调料，还是能吃出些许满足感来的。

高铁站现在很少有卖方便面的，北方还好，在南方的一些火车站，方便面属禁售产品，车上自然更没有，否则我相信车上的盒饭很难卖出。济南始发的高铁，商务座车厢免费的把子肉午餐有些特色，把子肉用的五花肉，肥而不腻，配两份小菜外加一筒蛋汤，可和西安始发高铁上的羊肉泡馍有一比。

没有高铁的年代，绿皮火车上最馋人的是烧鸡。站台上的烧鸡比如今软包装的德州扒鸡要香，一个人吃，半车厢的人咽口水，更确切地说，别人咽不咽我不知道，反正我咽。路过德州，车窗外全是卖扒鸡的；路过蚌埠，站台上全是卖符离集烧鸡的，打开车窗买时一定要小心，质量问题怎样不说，关键是得备好零钱，如递去一张大票让小贩找，有的小贩故意磨磨蹭蹭，钱还没找好，车就开了，只好望鸡兴叹。据说乘客中也有经验丰富的老江湖，故意磨蹭到车快开时买，精准地把握好时机，在接过烧鸡的一瞬间火车启动，只需冲跑步追火车的小贩挥挥衣袖，不留下一毛金钱。

那时济南到老家未通高速，汽车从国道上要开很久，经常是一早出发，黄昏才到。中午司机停靠一个路边店吃饭，通常都会是世界上最贵也最难吃的饭馆。只有一次，也是在济南和老家之间的国道上，遇上了一位良心司机，或者是他没有相熟的路边店，在乘客一片叫饿的喊声中，把我们停在了梁山的一家炖鸡小馆，菜是不错，只是老板大概从未见过这么多顾客，有些不耐烦，菜也上得慢，后来顾客一个个都到厨房门口等，不管出来什么菜都抢着端走，结账时老板大概也算糊涂了，对不上总数，骂骂咧咧把众人赶走了，颇有水泊好汉遗风。

自从有了高速，路边店就渐渐消失了。服务区吃饭虽然也不便宜，但不算宰人，只要原谅其参差不齐的味道。全中国大概浙江的服务区是最好的。比如桐庐，不仅有星巴克、肯德基这些洋快餐，还有诸多浙江老字号的小吃。我去过一次，有一种想停下来在服务区住两天的冲动。至于让无数年轻人神往的川藏公路，別说服务区，沿途下来进城找吃饭的地方，都像是在服务区里吃的。

在路上自己喝酒也挺有趣。去年我去海拉尔，回来在哈尔滨转机，进安检后有超市卖白酒，就买了一瓶，打开后，就着大红肠喝了三四两。喝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总感觉过于粗鲁，对瓶抿一口，就赶紧把瓶子藏在腿后面，若无其事地看着周围的乘客。

还有一年，在衢州的廿八都古镇，和朋友一路畅聊，临走那天吃早餐，我发现他吃了好几个鸡蛋，我问为何，他说从小出门时，就会多吃鸡蛋。因为母亲总会煮鸡蛋给自己带上，那些鸡蛋平常家里也舍不得吃，母亲念叨着“穷家富路”，就把鸡蛋和嘱托一起装进了孩子的行李袋里。

是啊，母亲煮的鸡蛋，那曾是无数人路上最熟悉的食物。在轰鸣的汽笛声中，在迅驰的车厢里，在苍茫的大海上，在三万英尺的高空，很多人一上路就无法回头，一上路就是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