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的晋绥新闻生涯及其新闻观的早期建构

张康雄

探寻甘惜分新闻观的早期建构，需要回到甘惜分在晋绥时期的工作经历之中。从甘惜分晚年对晋绥十年生活的回忆中不难发现，在其早期的新闻实践经历中，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新闻观。他对报纸地位及作用、对党性人民性辩证统一、新闻真实性等一些党报工作的基本问题都有了初步思考和判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通过党报党刊来宣传党的政策，联系人民群众，指导党的工作，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晋绥日报》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机关报，也是当年解放区地方党报中贯彻中央党报思想的典范。甘惜分在晋绥工作的十年间，从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与探索，到后来参加新闻实践，无论是作为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还是作为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的新闻实践活动相结合，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理论自觉的新闻工作者。他后来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所取得的新闻理论成果，与其早期的新闻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

甘惜分作为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和《晋绥日报》的工作人员，从报纸创刊到亲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长达十年的工作经历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了他早期的新闻观。他曾坦言，“就像我这样的人，原来是新闻工作者，后来长期在学校工作，深感联系新闻工作实际之重要，也深感新闻学理论研究之重要。”[1]

甘惜分认为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两个阶段——新闻从业活动和新闻理论探究，两者相辅相成，没有年轻时的从业活动经验积累，很难成就晚年的新闻理论探究。尤其是他在晋绥时期的新闻实践，佐证了他后来关于新闻与历史、新闻学与历史学关系的独特论述。本文将梳理甘惜分晋绥时期的新闻从业经历，及其后来他对这一时期诸多问题的反思，以窥探甘惜分早期新闻观的形塑路径。

一、甘惜分的十年晋绥情缘

晋西北地区建立起来的晋绥革命根据地，在大山环绕之间，日伪军、傅作义、阎锡山三股军事力量使之三面受敌。因背靠黄河，使得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成为晋绥边区的战略后方。在来来往往的游击战中，基本保障了晋绥地区的后方安全。敌人对晋绥地区蚕食扫荡，我方使用游击作战，采用围困战和智取战，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步一步将敌人“挤出根据地”，使得晋西北地区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

这一块安全之地成为了抗战时期党中央与华北、华东的交通要道。不少党的领导人经过晋绥边区前往延安或去往华北。据甘惜分回忆，贺龙同志讲到晋绥根据地的重大意义，经常说到：“我们站在前线，保卫党中央，保卫毛大帅（贺龙同志喜欢用这个称呼），还是必不可少的交通枢纽，是咽喉之地，我们再困难，再穷，也要守住这块地方，绝不能让敌人占领。”[2]

晋绥边区的“土八路”，不仅是能征善战的雄师，而且是一只文化大军[3]。贺龙等领导十分注重根据地军队的文化建设，文化人均受到了贺龙、林枫等领导人的保护和培养。甘惜分从延安马列学院来到八路军120师报到时，就受到了部队党政军领导人的亲自接见，以贵宾之礼相待。“在几位首长看来，我们是从延安来的、受过党的高等教育的大知识分子，所以倍加重视，以礼相待，今后还要委重任于我们。”[4]

除此之外，战斗剧社、晋绥平（京）剧院、七月剧社三大剧社扬名全国解放区；山药蛋派作家主要骨干马烽、西戎、胡正等，均在晋绥边区成长起来，根据晋绥大为活跃的民兵的故事边写边发表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也随着边区报纸的刊载，享誉全国；力群、苏光、李少言的木刻版画丰富了边区的艺术生活。在甘惜分看来，晋绥边区在贺龙和林枫等人的领导下，逐渐成为了文化繁荣之地。

晚年的甘惜分将晋西北当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5]，他曾回忆说，这里的人民养育了我，我也把我的青年时代献给了这里的人民，始终不能忘记在晋西北生活的十年光阴。总体而言，甘惜分在晋绥边区完成了三重角色身份的扮演和转变。即从八路军120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员，到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再到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

（一）120师高级研究班的马克思主义教员

1939年初，甘惜分随抗日军政大学远征敌后来到晋察冀边区，夏末秋初，被组织上分配到刚从冀中平原回来的120师贺龙的部队报到，去承担高级研究班政治教员的任务。刚到部队时，正赶上日本发动冬季扫荡，战斗频繁发生，研究班只能不断转移，常常是在转战期间休息的间隙上课。1940年初，阎锡山在晋西北发动“晋西事变”，120师奉中央命令，挺进晋西北，消灭顽固势力，建立晋西北革命根据地。甘惜分随师部到达兴县后，立即恢复上课。一边战斗一边学习，甘惜分主讲《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他善于结合实际通俗地把深奥的哲学原理解释清楚，120师干部认为这是其实践与理论融合的良机。学员们表示，“过去工作感到无办法，许多问题想不通，一旦得到理论的启示，使人感到愉快，信心百倍，在实际学习中造成高度热情，克服一切困难。”[6]一年多的时间，高级研究班一共办了三期，120师的高级干部，基本上轮训了一遍。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员”这一身份，让甘惜分较早地对马列主义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在延安马列学院毕业之后，他所学到的知识主要的实践场所就是120师的临时讲坛。这段时间的宝贵经历，为他后来在党的新闻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进而参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甘惜分在晋绥时期的戎马生涯，也使得他对毛泽东的”枪杆子”与“笔杆子”的理论有了独特认识。直到晚年，他都念念不忘将自己学者的身份与战士的身份进行类比，他曾多次对他的学生讲：“战士战死沙场是光荣的，学者倒毙书斋也是光荣的”。可以说他终其一生都从未停止过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在风云变幻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他始终坚持着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

甘惜分在晋绥时期所打下的革命精神底色，终其一生都在延续和深化，作为一个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党报理论研究和新闻规律探索的新闻学者，甘惜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目标和追寻的方向。

（二）新华社绥蒙分社的记者

1943年，甘惜分奉命到塞北军区检查工作，不料遭日寇偷袭，不幸被捕。后来寻机出逃，回到晋绥边区。回归部队后他的党员身份被质疑，接受组织审查，不能继续担任政治教员。晚年时甘惜分曾表示，组织审查了40年，使他成为一个没有恢复党籍的老共产党员。[7]但这更考验了一名马克思主义战士对党的忠贞。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结束。甘惜分被组织派往绥蒙地区，担任前线战地记者。1946年，他在绥蒙地区参与创办《绥蒙日报》，担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绥蒙分社记者、编辑。

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许多优秀新闻通讯作品，大部分被《晋绥日报》采用，部分由分社发往总分社，影响很大。在一篇描写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大同市区景象的新闻通讯中，甘惜分写到：

“大同居住着许多许多日本人，他们穿着崭新的黄呢军装，鲜红的领章，宽皮带，长靴子，挺着胸膛，摇摆着手，三三两两的打从大街上走过。如果一位艺术家把这些脸白红润的大和民族的武士们和阎锡山的疲弱的士兵写入一张画面上，那无疑将成为一幅绝妙的讽刺画。”“日本投降者在大同如此无忧的生活，大同周围的许多车站、村镇的碉堡之中，日本士兵仍执着武器和阎军共同驻在一起，不时向各村屠杀，抢掠中国人民。”[8]

已经投降的日本军队在大同街道上行走，毫无投降者姿态，与阎军勾结，对村庄烧杀抢掠、此番情景被甘惜分的文章披露以后，石破天惊，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度愤慨。

内战爆发，阎锡山对解放区发动猛烈进攻，派轰炸机和战斗机对大同进行大肆进攻。甘惜分抓住了大同修道大学院被炸的情形，以小见大反映了战争的残酷。

“八月十五日起，美制轰炸机与战斗机配合大同阎伪日军之地上大炮，开始在这一带猛炸，十五日一日内，院内落炮弹二百余枚；十七日蒋机不断轰炸、扫射，前楼着火，我军立即出动抢救，幸未成灾；十八日投弹，最后房屋多处被震塌，五株树被拦腰截断，两头骡子炸成肉泥，不见尸体；十九日蒋机来袭六次，中午对准教堂投下燃烧弹七枚，继之以燃烧性机炮弹扫射，顷刻之间，黑烟腾空而起，大火从北面那座大楼上延烧起来。蒋机为阻止我军救人，整日以机枪扫射，下午东南方大作，火势益猛，教士们悲愤不可抑制，揖着两行眼泪在胸前划十字，着急道：“把我圣主糟蹋至此”。当日半夜一场大雨，火始被扑灭，但一代文物已化为灰烬，全部贵重物品俱毁于大火中。次日（二十日）天明后，我在院内发现到处是焚后的衣服、布定、毛织品及书籍，发出恶臭，房屋只剩秃秃四壁和一堆堆的破瓦残砾，附近的花木多被烧成枯黄，前楼和几排平房虽未完全烧毁，但已经被震塌的不可辨认。到处是炸弹坑、炮弹坑和步枪、机枪弹的痕迹。”[9]

报道言简意赅，用词简洁生动，表意明了畅达，文风平实，逻辑清晰。堪称战地报道的典范。

（三）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

1937年红色中华通讯社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与报纸分离开，独立管理。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成为抗日根据地对外发布新闻的唯一渠道。晋绥总分社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创办的众多分社之一，一开始叫做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而是由《抗战日报》的编辑同志兼任，其主要工作就是把《抗战日报》的重要消息发往延安新华总社，日本投降后，新华总社加强分社工作，在各大战略区根据地设立总分社这一级组织，而把原来分社下属的各新华支社升级为分社，由总分社统辖。这样，晋西北分社改为新华社晋绥总分社。[10]甘惜分就是在这个时期转为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身份的。

新华总社和晋绥总分社是从属关系，各地总分社均属于新华社的派出分支机构，与当地的报社在体制上相互独立，对新华总社负责。1947年秋，甘惜分从绥蒙地区调回晋绥边区首府，担任晋绥总分社编辑。在晋绥边区，虽说《晋绥日报》与晋绥总分社名义上相互独立，但事实上两者难以分离，总社与报社居则同院，食则同锅，朝夕相处，欢乐同享，患难与共。[11]各地支社也均由《晋绥日报》各地记者兼任，记者来稿，适合于《晋绥日报》需要者，由《晋绥日报》采用，适合于对外报道者，由总分社发往新华总社。

在甘惜分担任晋绥总分社编辑期间，天天要面对分社传回的大量新闻稿件，对这些稿件仔细辩读，筛选、编辑、改写、发往总社，供稿播送全国，是编辑们的主要任务。两年多的新闻实践练就了他新华社记者独具的新闻敏感，成就了他的许多新闻佳作。这期间由他编发的刘胡兰面对胡宗南匪徒的铡刀英勇就义的文章，使得刘胡兰的英雄形象家喻户晓。[12]

甘惜分将原稿件标题从《晋绥日报》登载时的《向人民的英雄致敬十七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赴义》改为《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将“赴义”改为“就义”，虽只一字之差，但反动派残暴无道的嘴脸已跃然纸上。

向人民的英雄致敬十七岁的女共产党员

刘胡兰慷慨赴义

（《晋绥日报》1947年2月6日第一版）

宏森

（新华社吕梁四日电）文水阎匪军于一月十二日屠杀我云周西村居民时（见五日本报）十七岁的本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同志，威武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阎匪军将我刘胡兰同志等逮捕后，当众审讯，问刘胡兰是否共产党员？她答：“是！”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是为老百姓的！”今后是否还给共产党做事？“只要活着当然办到底。”穷极卑鄙之阎匪，想以酷刑威迫她投降，当她的面前，用切草铡刀死七十多岁的老人——我县区长的伯伯陈柱天及石世辉等，阎匪以为这样就可以使刘胡兰同志屈服，当即对她施以诱骗：只要今后不给八路军做事，就不杀你。我们的这位女青年同志坚决回答敌人：“那是办不到的事！”你真的愿意死？“死有什么可怕！”刚毅的刘胡兰同志从容的躺在切草刀下，大声说：“来吧！要杀由你们吧！我再活十七岁，也是这个样子。”在场的全村父老，对阎匪暴行怀着深沉的愤恨，痛悼这位人民女英雄的英勇赴义。为表示对这位中国人民最勇敢的女儿的崇敬，全村决定为她立碑永远纪念。

甘惜分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条新闻的价值，立即投入编辑工作。他重新制作标题，删繁就简，编辑稿件，并很快将编好的稿件发往新华总社。新华社播发了稿件，后来毛泽东又亲自为刘胡兰作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这使得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的光辉形象在全国四处传颂，大大激发了广大解放区军民为无产阶级翻身解放而斗争的战斗激情。

在后来的回忆中，甘惜分谈到，十年晋绥生涯，担任记者的时间很短，自己采写的稿子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总分社编辑工作。可正是在这段看稿、改稿、发稿的时间里，他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华社，也研究地方实际，很快便从新闻外行转为新闻内行，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与新闻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

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

（《解放日报》1947年2月10日第一版）

（新华社晋绥七日电）文水县云周西村十七岁的妇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上月十二日被阎军逮捕，当众审讯。阎军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她答“是”。又问“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共产党为老百姓做事。”“今后是否还给共产党办事？”“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至此，阎军便抬出铡刀，在她面前铡死了七十多岁的老人杨桂子等人，又对她说：“只要今后不给八路军办事，就不杀你。”这位青年女英雄坚决回答：“那是办不到的事！”阎军又说：“你真的愿意死？”“死有什么可怕！”刚毅的刘胡兰从容地躺在切草刀下大声说：“要杀由你吧，我再活十七岁也是这个样子。”她慷慨就义了。全村父老怀着血海般的深恨，为痛悼这位人民女英雄，决定立碑永远纪念。

离开晋绥边区几十年，十年的乡土情愫让甘惜分念兹在兹。“我们这些历史的过来人，饱尝酸甜苦辣，历经风云跌宕，对创业与守成的甘苦是深有体会的。”在他看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以新闻记者和历史学者有许多共同之处，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具备丰厚的历史知识和坚实的理论修养。

二、甘惜分的“晋绥研究”及其新闻观的早期建构

（一）甘惜分的历史观与新闻观

晋绥情结的另一方面体现在甘惜分本人对历史与新闻辩证关系的认识上。无论是在早年的新闻从业阶段，还是后期的学术研究时期，他都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

甘惜分具体涉及晋绥研究的主要文献如下：

甘惜分晚年对晋绥研究的文献统计表

甘惜分格外注重新闻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他认为，新闻记者应当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的新闻，应认真仔细客观而全面地用记者报道新闻的方式来研究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与新闻的关系很简单，“一切新闻都是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新闻，新闻是现在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13]

在多篇学术性随笔中，甘惜分似乎在回顾历史，但常用新闻的方式，客观而全面地陈述。《烽火中的晋绥十年》是甘惜分回忆其跟随贺龙部队征战到支援晋西北，建设晋西北的过程，涉及晋西北的重要地理位置、与敌人的迂回较量、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土地革命运动时的功过是非及晋绥繁荣的文化场景，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深刻揭示历史真实。

如他所言，“我们研究任何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是实事求是，还它历史真面目。研究《晋绥日报》的历史，也当作如是观。”[14]为了总结老区土改时的经验与教训，甘惜分亲自前往山西日报社翻阅《晋绥日报》，将其做有记号的版面全部复印下来带回研究，甘惜分在《四十年前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一文中用34000余字，将晋绥边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革命运动的前因后果详细分析，分别从土改宣传中的重要贡献；“贫雇农路线”的宣传问题；对待地主阶级的问题；对待干部问题；反‘客里空’运动和编者按语；“左”倾错误宣传的原因分析及从迷茫到清醒等七个方面，来剖析土改运动中《晋绥日报》宣传工作的得与失。这篇文章是《甘惜分文集》中收录字数最多、篇幅最长的一篇文章，可见甘先生对晋绥边区的特有情感和对特定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深入和细致程度。

当然，甘惜分认为“反客里空”运动时期是《晋绥日报》编辑水平的巅峰时期，这一论断恐怕有失偏颇。纵观出版时间长达9年多的《晋绥日报》，我们不难发现，抗日战争时期的《晋绥日报》整体编辑质量要高于解放战争时期的编辑水平。甘惜分之所以有上述论断，这与他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才转行进入晋绥地区有关，也与方汉奇先生等老一辈新闻史研究者对《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在中国新闻史中的特有地位的建构有关。当然，也与我国新闻史研究中固有的“中央中心主义”与“地方边缘主义”有关。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份地方党报，《晋绥日报》当年能够发起一种作为“文化现象”（指反“客里空”）的运动，并在短时间内面向全国推广，由此掀起了一股全国解放区报纸竞相学习的热潮，这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确是罕见的。

事实上，这份报纸在抗日战争时期便受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区党政军领导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得到毛泽东的多次耳提面命，始终贯彻和执行党中央的新闻政策和宣传纲领，有自己原创性的采编和创作理念，是当时解放区很有影响的一份党报。

甘惜分将土改运动详细阐述，根据新闻报道来还原历史，从新闻报道的转变来反映土地革命运动的态度转变，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运用客观的语言将整个运动呈现出来。他始终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同时代一起成熟，应该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甘惜分新闻观的早期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各界发起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成为当时思想界和理论界的一股主流。也正是在此时，甘惜分回顾了晋绥时期的新闻实践经历，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闻事业发展，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研究那段过往，思想上得到升华，理论上也得以提升。因为只有经过了历史长流的冲激，人们才能更清醒地认识这段历史。[15]

1.报纸的作用

甘惜分给报纸的作用重新定义，他认为报纸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更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工具，还是教化育民的传播载体。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第一次明确提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说“在存在阶级区分的时候，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观点在文革时期被“四人帮”大肆利用，鼓动阶级斗争为纲，对新闻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影响，造成危害。这说明，全面、准确地作好报纸的定位，发挥好别致的积极功能和作用，对于做好报纸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大敌压境，革命根据地要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时就必须搁置内部矛盾，团结抗日，《晋绥日报》在报道中扩大版面空间来报道军民团结抗战，同时也抓住百团大战后日寇对解放区的扫荡，和我部队的反侵略斗争等来反映当时的对敌斗争。

“准备随时投入战斗，粉碎敌人“扫荡”，军区部队与各地群英广泛组织秋收变工抢收庄稼。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各地部队今年在频繁的战斗中种了庄稼，现在都已成熟了。因为创闹下了辛苦，庄稼长得很好，军直各单位和直属兵团的谷子，有的穗子长到一尺七八，连杆子一般都有一人来高，有的一垧能打两石五，老乡都交口称赞。军队与群众为了在秋收中随时准备反“扫荡”，并在反“扫荡”中完成秋收，提出“三快”与“三好”的号召，要求快收、快打、快藏，收得好、打得好、藏得好。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是大量发展工，实行军民互助。”

结合“百团大战”后敌人的扫荡，甘惜分报道军队与群众在秋收中变工生产，通过劳武结合，不给留敌人一粒粮食，争收抢收的表现来反映敌我双方的阶级斗争。调解人民内部矛盾更多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运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开展，中下贫农与地主间的土地、财物斗争，成为亟待解决的矛盾。

晋绥边区是建立在广大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封闭的交通使得报纸需要承担教化育民的任务。毛泽东在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16]鉴于农民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新闻往往用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引导群众，用“小故事大道理”、“黑板报”等方式来引导和提升群众的文化水平。

“利用旧剧本须慎重，里边有许多封建，迷信，庸俗的东西，是最脱离群众的。最好的办法还是群众集体创作新剧本。发动妇女，不但要本人自愿，而且要做到家人自愿，旧习惯的力量很大，有半点勉强都不好。今天我们强调小型的广场歌舞剧，主要还是为了普及，看起来旧艺术水平不高，但仍当鼓励。一切应从群众的水平出发，老百姓的批评，战士的批评，就是标准。”

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17]甘惜分在《检讨春节“军民秧歌队”座谈群众文娱活动经验》一文中，就针对春节期间的文艺活动表达看法。从小处着手，通过军民结合，创作出贴合生活实际的剧本，利用小型广场歌舞剧形式表现出来，由于剧作者、演员和观众的联系密切，内容又是群众自己的事情，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剧作者与群众一起创作，从群众生活中提取素材，再加以引导、订正错误，从而提升了文艺的价值，潜移默化间提升广大群众的国民素质。

2.党性人民性的辩证统一

报纸是属于人民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报纸，应当充满了人民的声音，关心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要为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而努力奋斗。[18]我们的新闻事业是党的，也是人民的，要对党负责，也要对人民负责。在甘惜分看来，党报应该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决不能重返封建官报的老路。

报纸坚持党性原则，就能够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推动社会的发展。1942年的整风运动，党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从而真正树立起了正确的党报思想。土地革命时期，《晋绥日报》上每天有大量宣传报道，对地主阶级、封建土地制度大加鞭挞，社论、小评、编者按语都在鼓舞和激励农民向地主发起最后冲锋，边区群众精神振奋，为解放区报纸欢呼。

甘惜分认为，毛泽东在1948年谈话中指出的“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政策最迅速同群众见面”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它还是人民的喉舌，把人民的声音形成一股巨大的舆论力量，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产生监督作用。[19]毛泽东在1944年对晋绥边区党政机关报《抗战日报》的指示中表示：“报纸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20]这就是在强调党报的人民性。

党性和人民性的天平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否则均会出现严重错误。《晋绥日报》后期在土地革命运动中，孤立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过度强调人民性，忽略了党性原则，导致整个运动失去党的领导，深陷“贫雇农路线”的泥沼中不能自拔，造成严重的后果。只有将报纸的人民性和党性原则高度辩证统一，既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反映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21]

结 语

1940年至1949年，甘惜分在晋绥边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教员的身份走向新闻道路，从不懂新闻工作规律，到将马克思主义同新闻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认真研究已发布的新闻报道，研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逐渐掌握了新闻工作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逐步形成了他早期的新闻观。他对报纸的作用、党性人民性的辩证统一等新闻工作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到了晚年，他通过回忆晋绥历史，将新闻与历史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新闻史观。

诚如甘惜分先生所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探求甘惜分的晋绥新闻生涯，正是为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以甘惜分为代表的晋绥新闻人孜孜以求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我们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的遗志，继续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将晋绥新闻人的新闻精神与文化信念发扬光大。

编后语：编辑部的覃哲老师转来张康雄的论文，说这是吕梁学院的一位本科生写的，内容是写甘惜分老师在晋绥的新闻经历的，希望我看看能否刊用。我仔细阅读，发现此文虽然文字还显得有些稚嫩，但整篇文章既有对甘惜分晋绥十年新闻生涯的梳理和回忆，又有对甘惜分早期新闻观的概括与阐释，可以说思路清晰，观点明确，论述有据，还是有内容、要思想、有观点的。于是，我对文章作了些修改，现在刊发出来，以飨读者。希望张康雄同学跟他吕梁学院的同学和老师们，能够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拓展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成果，把吕梁学院建设成为晋绥新闻与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地，为弘扬晋绥新闻与文化的红色精神做出更大的贡献！

郑保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