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年儿童运动中的阅读学习活动（上）
——新中国成立前，党引导少年儿童“ 阅读苦难”，传播革命思想

□ 上海市少年儿童研究中心教研员 鲁 旻

当下，“阅读”是一个热词，社会对阅读的热情高涨。阅读作为人类最主要的认知过程，是人类最重要的获取信息知识的手段。然而，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人类的阅读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说人类的阅读源于文字的产生。也有人认为，阅读先于文字，人类阅读江河湖海，阅读花草树木，阅读亲情友爱……这些观点无疑给我很大的启示。于是，我思考与研究少先队的阅读活动，不再把视线仅仅停留在阅读活动本身，而是放宽到更大的范围——少先队组织发展历程里去梳理和讨论。

一、 党把苦难深重的少年儿童组织起来保护、教育和关怀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是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之一。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少年儿童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注意把中国少年儿童组织起来，重视对少年儿童的保护、教育和关怀。

1. 苦难的童年——20世纪初中国少年儿童的生存状况

20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战争、灾害、剥削、疾病的蚕食，民不聊生。中国大多数的少年儿童同样经受着与成年人一样深重的苦难。为了生存，城市少年儿童不得不离开家庭到车间厂矿里做童工，进商店或手工作坊里当学徒，甚至是“包身工”；农村少年儿童给地主做小长工，放牛放羊或者做农活，女童则被卖身做奴婢或童养媳。童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环境中从事超负荷的工作，缺衣少食、工资低下甚至没有工资。除此之外，童工还要忍受工厂主、地主、工头以及监工的打骂、变相折磨甚至人身侮辱，生命安全毫无保障。

2.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少年儿童问题的关注

毫无节制地使用、剥削、残害童工严重威胁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使当时社会丧失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影响民族发展。党的早期领导人敏锐地发现这一严重问题，并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和论述。

1924年9月，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总结归纳了上海一些报刊刊载的上海童工问题资料，撰写了《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中国工人》，1924年第4期），详尽阐述了中国童工的悲惨待遇。李大钊身在苏俄，目睹工人儿童的幸福，不禁忧心中国儿童的痛苦生活。他深刻揭露，残民的北京政府和租界地外人行政机关是不会实施保护童工利益的行政的。他认为，为保护这173272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依靠上海的劳工团体本身不可。

此外，一些有识之士和工人团体也发现，资本家以童工代替成年工人，诱发工人间的矛盾，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 党创建儿童组织，引导少年儿童“ 阅读苦难”，传播革命思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大量的童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环境中从事超负荷的工作，其生活情形几乎与奴隶无异。广大童工历经艰难困苦，可是年幼且缺乏教育的他们逆来顺受，没有寻找苦难根源的意识。党的早期领袖和有识之士意识到，童工们不能一味地被奴役，应该为他们争取受保护的权利，同时要唤醒他们反压迫的意识。

当时曾流行两首童工曲，有效地帮助少年儿童阅读苦难，了解自己受压迫的现状和根源。一首以苏武牧羊曲配词：青工身体未长成，工钱两三角，做工十二点，做夜工、礼拜工、日夜无休停。打骂又罚工，开除随他便。白相（玩）既没有，读书又无钱……聚会、结社、言论、罢工都剥尽。

二是以小放牛曲配词：天下工厂什么人来办？厂里机器什么人来开？什么人把工会组织起来？什么人把工会来破坏格咿呀嘿？天下工厂资本家来办，厂里机器工人们来开！工人把工会组织起来，工贼走狗来破坏格咿呀嘿!

随着童工曲的广泛传唱，劳苦少年儿童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接受教育，胸中凝聚着仇恨和反抗的怒火。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二大作出了《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少年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共产党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劳动少年所处的悲惨境地，《决议案》提出了组织少年运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革命的教育在无产阶级少年运动中成了很紧急需要”“少年运动要……为了少年劳动者的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以劳动少年的利益为第一”。党要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保护教育，唤醒他们的爱国情怀，激发他们的革命觉悟，使之成为一支参与革命斗争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劳苦少年儿童就跟随着父兄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去。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斗争需要，儿童组织在唐山、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建立起来。由于当时还没有全国性的领导和组织系统，各地成立的儿童组织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但是，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各地党组织结合工人夜校、放哨送信、制作游行标语、散发传单、传唱革命歌曲、演讲捐款等革命活动，引导劳苦少年儿童识字维权，阅读识记标语标识，学习革命道理，将革命思想“入乎耳”，继而“着乎心”。

三、 党创办儿童报刊，革命儿童组织学习成长壮大

中国革命斗争的不同时期，一批批帮助少年儿童学习文化知识、理解革命道理的少年儿童报刊应运而生，这些刊物承载着历史使命，在艰苦的环境中保护、团结、教育少年儿童。

1.大革命时期

《工人之路》的副刊——《小孩子周刊》

《小孩子周刊》是大革命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联合创办的机关报——《工人之路》的副刊，也称《工人之路特号》。《工人之路》的主编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邓中夏，他亲自撰写《劳动童子团的复印》一文，号召“劳动小朋友”加入童子团：“来受点教育，享受点快乐，团结自己，训练自己，养成一致奋斗进取的良好习惯。”《小孩子周刊》为了把广大少年儿童组织起来迎接大革命高潮，挤出版面刊登劳动童子团的消息、通讯和富有童趣的儿歌、故事等作品，深入浅出地给孩子们讲述革命道理。由于种种原因，《小孩子周刊》只出了两期，但作为我国革命儿童最早的报刊却又极为宝贵。

“中国济难儿童团”的机关刊物——《济难儿童》

《济难儿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济难儿童团”的机关刊物，1927年在上海创刊，主要由醒灵、胡时雨等编辑出版，开本为32开，每期50面左右。所刊文章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特别注意对少年儿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旧军阀的思想教育。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青年实话》“儿童栏”

《青年实话》是中央苏区政府的共青团机关刊物，1931年7月在江西瑞金创刊。为了适应儿童运动不断发展的需要，从1932年第20期起，《青年实话》专门为儿童工作开辟栏目“儿童栏”。当时人们都习惯地称它为“儿童实话”，并把栏目称为“准备着”，有时也称“时刻准备着”。栏目每期约占3面到5面的篇幅，主要内容是有关儿童运动的新闻和指导儿童工作的言论。1933年第22期发表的《江西各县儿童局书记联席会的总结》，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儿童工作要做的九件事，其中“鼓动广大劳动儿童特别是童养媳到列宁小学去读书”“各乡马上建立识字班、讲演组、墙报委员会、娱乐部等”“各乡都要建立列宁室（即书报阅览室）”都与阅读学习有关。栏目文章的作者基本上是当时少年儿童运动的高级领导人，如曾镜冰（中央儿童局第一任书记）、陈丕显（中央儿童局第二任书记）、胡耀邦、张爱萍、刘志坚等。除此以外，栏目还经常刊载一些短诗、儿歌、笑话、故事等，很受广大小读者的欢迎。

苏区中央儿童局的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

1933年，在苏区不断扩大和儿童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青年实话》的“儿童栏”，已远远满足不了儿童运动发展的要求。为此，苏区中央儿童局决定单独出版刊物来指导苏区的儿童运动。10月5日，《时刻准备着》正式创刊，成为苏区中央儿童局的机关刊物，是我党土地革命时期在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指导少年儿童运动的期刊。

《时刻准备着》的出版得到了苏区中央儿童局、苏区党组织、教育行政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该刊封面为三色套印，开始是石印，后改为铅印，32开，每期20面。画家为其作画，名人为其撰稿，红军部队为它送礼物，特别是晚期，印刷工人甚至冒着敌人的炮火完成印刷工作。《时刻准备着》行销于闽赣、湘赣等革命地区，发行数达八九千份，最多时发行一万份以上，很受儿童欢迎，在丰富苏区儿童生活、推动苏区儿童运动的发展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刊物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和时事教育，比如，讲述澎湃的革命精神和事迹；讲述广州起义的伟大壮举；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讲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儿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故事等。刊物还及时有力地抓紧少年儿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除了日常报道各地儿童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消息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时刻，陈丕显同志还亲自撰文，号召儿童到学校去读书，并要求已经上学读书的儿童以及还没有上学的儿童到学校来，要使每个儿童的父母变为督促儿女读书的得力人。杂志还经常通过漫画、歌曲、诗歌和通讯等形式，对少年儿童进行要读书不要做文盲的宣传教育。杂志还是儿童们发表自己作品和意见的乐园，辟有“皮按尼尔作品栏”，专门发表孩子们自己的作品。

3.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则一味采取妥协政策。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在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里，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广大少年儿童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报刊——《边区儿童》《青年与儿童》《儿童生活》

抗日战争期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于1938年6月创办了《边区儿童》，作为小学的补充教材。边区儿童紧密结合形势，通过诗歌、小说、图画、故事、游戏等栏目的内容激发少年儿童的抗日热情，同时还经常发表短评，号召和鼓励儿童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抗战工作和社会活动，如放哨、拥军优属、当小先生教群众学文化和给群众读报等等。根据抗战需要，《边区儿童》还经常介绍防空、防毒常识。由于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多样，很受儿童欢迎。

《青年与儿童》是晋察冀边区为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少年出版的一份综合性刊物，由华北新华书店发行。该刊利用章回的形式讲述了我军从南昌起义到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故事，还通过讲话等形式向读者进行战争形势分析，帮助青少年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青年与儿童》还针对农村思想落后的状况，积极宣传科学知识，开辟“科学游戏”“生活中的为什么”“读者习作”等栏目，受到青少年们的欢迎。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同样活跃着一批少年儿童报刊，有《儿童生活》《儿童画报》《儿童文娱》《苏中儿童报》《江海儿童》等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儿童生活》。该刊是中共华中局盐阜区委主办的以初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月刊，1941年冬创刊，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最初是10天出版一期的8开小报，从第25期起改成32开本的月刊。刊物经常刊登战斗故事、革命历史故事、英雄模范人物故事、各地儿童生活简讯、模范儿童团员的事迹，还辟有“天下大事”“孩子的话”“科学世界”“小小问答栏”“木刻连环画”“小演唱”“小信箱”“儿童园地”等栏目，对儿童团工作起到了极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新四军领导关心该刊，陈毅、张爱萍等同志都曾给刊物撰稿。《儿童生活》充满儿童生活气息，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它是“我们的小报”。

国民党统治区的少年儿童报刊——《少年先锋》《新儿童》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里也创办了不少进步的少年儿童报刊。主要有：汉口的《少年先锋》《小战士》《抗战儿童旬刊》；长沙的《看展儿童》；桂林的《少年战线》《新儿童》；广东的《孩子纵队》《妇女与儿童》；浙江丽水的《东南儿童》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少年先锋》和《新儿童》。

《少年先锋》是一份专门为少年儿童出版的侧重于文艺的综合性半月刊，1938年2月2日在汉口创刊，大32开，每期50页左右。许多著名进步作家和著名人士，都为《少年先锋》写过稿或题过词。这些文艺作品极大地鼓舞了苦难中的少年儿童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少年先锋》还经常发布有关政治形势和任务的言论，如叶圣陶的《珍惜自己和锻炼自己》《组织起来，来做抗战的工作》等文章，亲切又深刻地帮助少年儿童认清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个人责任，在少年儿童中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少年先锋》还辟有“军事常识”和“科学知识讲话”栏目，帮助少年儿童掌握常用科学知识和初步的军事常识。从第7期起，杂志还专门开辟“写作常识”，辅导小读者们学习写作，满足孩子们的表达需求。由于抗战形势的急剧变化，大批文人撤离武汉，《少年先锋》被迫于1941年8月停刊。

《新儿童》（半月刊）是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1941年创办于香港并长期担任主编的儿童刊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新儿童》出版14期后不得不于1942年春天来到桂林继续出版。《新儿童》在桂林复刊后，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儿童文学作家的支持。贺宜、沈雁冰、金近、包蕾等一大批作家都热情地给杂志写稿。与此同时，少年儿童在阅读苦难、学习革命思想的同时拿起笔，书写自己，表达自己，杂志刊登了不少孩子们自己的好文章。1944年，日军南侵，《新儿童》又被迫停刊，直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在广州复刊。1946年底，又被国民党当局制止，杂志撤到香港出版，直到1949年广州解放，才回来继续出版到1962年。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该刊断断续续出版了长达20年之久。

沦陷区的少年儿童报刊——《儿童周刊》《少年读物》《好孩子》

上海沦陷后，我党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创办了不少儿童报刊，积极开展对苦难儿童的抗日救国教育。1938年出版的《译报》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份进步报纸，发行半年后开辟副刊《儿童周刊》，主编经常把《新华日报》等抗日报刊上有关儿童的报道和中国人民英勇抗日事迹的新闻，及时改写成适合儿童阅读的短篇故事，发表在《儿童周刊》上。此外，《儿童周刊》还发表了许多感人的儿童文学作品，教育儿童要爱国，不当亡国奴。

1938年9月1日创刊的《少年读物》，大32开，半月刊，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以科学和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少年儿童读物，主要对象是中学生。该刊在创刊宗旨中写道：“现在的少年遭受国家灾难的种种痛苦，肩上却肩着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非常责任。痛苦愈深，责任愈大。让这小刊物成为苦痛时的慰藉，工作时的参考，休息时的消遣吧！”著名作家巴金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在创刊特大号上发表的《做一个战士》中，要求生活在这困难时代的每个年轻人，争取成为一名战士。在纪念“九一八”专号上的《“重进罗马”的精神》一文中，巴金写道：“惟其黑暗更需要人来为他带回光明，只要‘孤岛’不被中国人完全放弃，它总有得到自由光明的一天。”后来巴金还写过《别广州》《从广东到东昌》《最后的消息》等文章。《少年读物》还发表了不少科学文艺作品，用文艺的形式，激发少年儿童对科学知识的兴趣爱好。《少年读物》出版到第6期时，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和日本宪兵队的注意，最终以抗日的罪名被封。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该刊在上海复刊，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禁止并停刊。

《好孩子》是我党在上海的外围组织“小学教师联席会”于1938年10月创办的，专门针对当时上海黄色书刊、小报及汉奸文学对孩子影响的状况，为孩子们创作健康优秀的文艺作品，后改名为《儿童读物》。许多儿童文学作者为孩子们创作，儿童剧作家包蕾每期都写一个儿童剧，供学校演出。这些儿童剧，为当时上海各小学课外开展抗日爱国教育活动提供了极好的资料。

4.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希望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一边加紧部署内战，一般伪装和平谈判，最后悍然撕毁和平协议。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展开了一场革命斗争。

在解放战争中，无论是解放区的孩子还是国统区的儿童，都积极投入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斗争行列里。各地活跃着儿童团、少先队组织，如东北兆麟儿童团、晋察冀边区儿童团、晋绥边区少年先锋队、苏北解放区儿童团、上海地下少先队、上海铁木儿团、上海报童近卫军等等，它们广泛地运用阅读活动宣传革命道理，扩大革命队伍，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迎接新中国的解放。

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事业的开端——华中少年出版社

解放战争时期，少年儿童的宣传阵地也相当活跃。华中少年出版社是苏北解放区的党政领导为满足广大少年儿童课外阅读的需要，1946年5月1日在江苏淮阴正式成立的出版社，这是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事业的开端。

解放区屈指可数的儿童期刊之一——《儿童》杂志

1946年6月，晋冀鲁豫解放区河北邢台出版的《儿童》杂志（月刊）是当时解放区屈指可数的儿童期刊之一。该刊采用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发表时事评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帮助少年儿童认清是非、提高政治觉悟。《请问委员长》《从两个纪念日说起》《蒋介石连吃败仗》等短文，都起到了极好的教育作用。期刊还辟有“小广播专栏”，专门报道晋冀鲁豫解放区儿童活动的消息，有力促进了全解放区少年儿童运动的发展。另外还刊登诗歌、游戏、历史故事等。

上海地下少先队在党的领导下创办《新少年报》、《青鸟》读书会

《新少年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上海创办的少年儿童报纸，1946年2月16日正式出版，在国民党统治的恶劣环境中，办报的地下党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到1948年12月被迫停刊。《新少年报》最早的报头是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林汉达先生题写的，报纸坚持立场正义和内容生动，把小读者当作亲密的朋友。报纸利用“石榴花”这个善良勇敢的小姑娘形象，连载连环画，开展“石榴花”运动。孩子们通过报纸宣传的活动，亲眼目睹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懂得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劳苦大众才能结束悲惨的命运。报社还经常举办座谈会、图书讨论以及唱歌、演戏、跳舞、联欢等活动，还组织过“一日夏令营”，开辟过藏有上千册图书的小图书馆。虽然遭受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但《新少年报》为上海地下少先队的诞生做了思想准备。

1941年1月，在《新少年报》被迫停刊后仅一个月，《青鸟》丛刊就出现在上海的许多报摊上，小读者们一下子就认出它是《新少年报》的化身。原《新少年报》的小读者在原来办刊、发行的大哥哥大姐姐帮助下，组织起《青鸟》读书会。《青鸟》读书会传播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介绍解放区人民生活，唱解放区的革命歌曲，阅读进步书籍。铁木儿团就是《青鸟》读书会在阅读了苏联儿童小说《铁木儿及其伙伴》的启发成立起来的。《青鸟》读书会为地下少先队做了组织准备。

团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中国儿童》

1949年9月25日，《中国儿童》（半月刊，32开本）正式创刊，由团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该刊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在这本刊物里要登许多介绍新知识的文章，来帮助小朋友们的学习进步，还要刊登一些小朋友和少年儿童活动情景的文章、照片或图画，来帮助小朋友在工作和生活中互相学习。另外，还刊登些歌曲、谜语、游戏等等，使大家玩得更快乐。”《中国儿童》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朱德都为该刊题过词。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是：“好好学习”。朱德同志的题词是：“新中国的儿童，要健康，要活泼，要学习。”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多次过问办刊情况。1949年10月13日，《中国儿童》刊发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和《中国少年儿童队章程草案》两个文件，同时刊发《关于建立中国儿童队的几个问题》。这些文件的发表，对全中国的建队工作起到了积极重要的指导作用。从此，《中国儿童》就成了中国少年儿童队的机关刊物。

参考文献：

1. 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学会：《中国少年先锋队大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版。

2.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少先队上海市工作委员会：《上海少先队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