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比较研究

方佳诚

（常州市钟楼区教师发展中心，江苏 常州 213000）

长期以来，日本的基础教育信息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敏锐察觉到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巨大影响力，将基础教育信息化作为其塑造世界领先IT国家的重要环节。而中国近年来也将教育信息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基础教育信息化领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环境建设，教师、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的比较，归纳出日本在基础教育信息化领域的有益经验，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提供参考。

一、教育信息化政策比较

作为科技产业大国，日本教育信息化起步较早，20世纪50年代即开始使用电视、广播等设备进行远程教育。在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后，日本教育信息化已逐步走向成熟。按照张玮等对日本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梳理，其信息化政策变迁大致可分为：萌芽阶段（1945—1980年）、定性阶段（1981—2000年）、变革阶段（2001年至今）。[1]自2001年日本政府制定“e-Japan”战略开始，教育信息化发展逐步进入“快车道”，其教育信息化政策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表1归纳了自2001年以来日本政府提出的教育信息化重大政策。

2013年，日本政府提出了“日本再兴战略”和“世界最前端IT国家创造宣言”，并于2014年、2015年、2016年进行了三次修订。其中“战略2016”中明确提及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人工智能技术、无人机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未来高科技产业为政府发展的优先项目，并提出必须在人才培养中贯彻教育信息化战略。[2]同年6月2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提出了“1亿日元总投资计划”，而培养国民的“信息技术（ICT）活用能力”成为该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包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基础教育中编程教育必修课化、中小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对特殊儿童的特别支援信息化建设等。此外，配套信息技术教材的开发、新一轮基础教育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和研修及学校信息环境的整顿在2016年夏天全面展开。

表1 日本教育信息化重大政策

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8年教育部发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被认为是我国教育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开端，计划三年投入3.6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开发。[3]随后，在国家指定的各项教育政策中，教育信息化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表2归纳了自2001年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的重大政策。

2017年，教育部发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以新理念促进教育现代化”。在这个大前提下，“规划”明确提出“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的指导思想。其包含进一步推进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在线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全力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进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等几大方面。[4]

表2 我国教育信息化重大政策

比较中日两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可以发现，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一般都是整合在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独立的国家信息化政策相对日本较少。而且相较于日本教育信息化关注“国民ICT活用能力”“1人1机”等较为微观的发展目标，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则更关注宏观发展目标。在信息技术支持特殊教育方面，我国并没有设置相关政策，整体已严重落后于日本。

二、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比较

日本政府对学校教育信息化环境的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在1990—2005年间由文部科学省发布了三次学校计算机整备计划和INTERNET整备计划（INTERNET I、II、III），并于2013年发布的“日本再兴战略”及2016年的“日本1亿总投资计划”中再次提到了“1人1台计算机”的教育信息化硬件建设目标，计划在2014—2017年间，每年投入1678亿日元用于教育信息环境的建设。根据其最新发布的《平成27年学校实施教育信息化调查报告》显示，除琦玉、神奈川等少数地区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中小学生机比均超过了6:1，全国平均生机比达6.2:1，其中移动学习设备（如平板电脑）的数量在两年内增长了3.5倍。教师用教学电脑已经超过了1人1台的标准，人均配备计算机比例达116.1%；超过80%的学校使用了电子校务系统。普通教室的电子黑板配备率超过78%。同时，学校接入Internet率已达到100%，其中普通教室平均接入率达87.7%，在这其中又有84.2%的学校使用了高速宽带（带宽大于30Mbps）。[5]

我国学校教育信息化环境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目前已有相当规模。据《2016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全国基础教育学校Internet接入率达87.5%，带宽在10M以上的中小学比例为64.3%，东部地区（如江苏、上海、浙江等）已经实现宽带网络全覆盖。在中小学阶段的生机比方面，不同省份的差异性较大。以笔者所在的江苏省为例，依据《江苏省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小学阶段的生机比达到10:1，中学阶段的生机比达到8:1即为达标。在教学用多媒体方面，除海南、甘肃等少数几个省外，大多数省份普通教室配备教学多媒体（如电子白板等）的比例均超过50%，全国平均为56.62%。[6]

比较中日基础教育信息化环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我国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经过多年建设已取得显著成绩，但与日本相比还有许多欠缺之处：如中小学互联网接入方面，日本带宽大于30M的高速互联网接入率已超过80%，而我国大于10M带宽的互联网接入率则只有64%；又如日本平均生机比为6.2:1，即六个学生对应一台学习用计算机，而我国的发达省份一类教育装备标准规定的生机比中小学分别为10:1与8:1——在这些环节上中日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当然，我们需要看到我国的国土面积与人口相比日本要多很多，所以在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方面存在着更大的难度。

三、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比较

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7年制定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标准由五大类18个小类组成。五类能力分别是：教学研究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课堂教学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指导的能力、指导学生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的能力、学生信息道德的指导能力和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校务工作的能力。[7]为监测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发展情况，文部省自2007年起每年对全国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进行调查。（参见图1）

从图1中不难发现，2007—2016年近十年以来日本基础教育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逐年稳步提升的。在上述五大类信息技术能力中，教材研究、教学准备及教学评价环节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在历年调查中均居首位，说明日本中小学教师十分重视教学环节中信息技术的使用；其次，历年调查中提升幅度最大的当属课堂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指导的能力，十年间上升了20多个百分点，说明十年来日本中小学教师课堂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其教师信息技术应用（ICT）培训的成果。不过，相较于教材研究等信息技术能力的占比，其还有相当的上升空间。在历年调查中排名最后的为指导学生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的能力，本项目在十年中增幅也最低（仅增加了9.9%）。

图1 日本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调查统计

针对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日本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研修。研修主要依据对象的不同，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各都、府、县、政令市教育委员会的研修，以培养教师研修中心教育信息化方面的领头人为主，由国家负责，每年全国有100多名教师参与此类研修；第二层次是各市、町、村教育委员会的研修，主要针对新任教师，由各地方教育机构负责；第三层次是各中小学的校内研修，主要以校内教师为培训对象，采用有效的实践案例和研修模式,面向校内培训课程的开发、实施。[8]除校内研修外，其余教师研修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各大学的教育学部或非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实施。此类研修主要采取学分制，获得的学分可作为更新教师资格的依据。研修内容主要为信息技术相关设备的操作、学科教学方法论及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等；研修形式以在线远程教学为主，包括专题讲座、相互研讨、自我鉴定等。以奈良教育大学开展的“教师ICT活用指导力提高”研修为例，课程包含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材研究、教学准备与教学评价；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能力应用指导；学生信息技术应用指导三个模块。授课教师主要来源于市立教育综合中心、教育委员会、奈良教育大学、各中小学等，涵盖了从理论研究到教育一线的专家学者。培训形式以在线自学为主，但在整个过程中都有完善的形成性评价对教育质量进行监督，包括：每位教师对自身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评价、研修教师之间的相互评价、授课专家的评价及研修主任的评价。每个模块的评价均制有对应的量表，详细记载了研修对应的能力目标、评价、研修前后自我对比分析等多个项目。[9]据统计，2015年度，日本全国有超过30万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了除校务ICT应用以外的各类信息技术应用培训，占全国在职教师人数的34.7%。

此外，为推广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经验，文部科学省将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案例编纂成册，在全国教师中推广。其先后发布了《教育ICT活用事例集》《ICT活用指导方法》《编程教育实践指南》《信息技术活用能力培育（指导事例集）》《上课变得更好了！电子黑板活用的指导事例集》等多本参考资料。与此同时，其还将学校中各学科的优秀课例整合成视频资料，以DVD的形式发行。

我国于2004年颁布了《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从意识与态度、知识与技能、应用与创新、社会责任等四个维度描述了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10]但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该标准已不能满足现代教育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要求。2014年5月，教育部组织相关专家，在参考了国内外大量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该“标准”以教师日常教学工作为基础，从“课堂中应用信息技术优化教学”（基础）与“应用信息技术改变学习方式”（提高）两个层级，规定了“技术素养、计划与准备、组织与管理、评估与诊断、学习与发展”等五个方面的具体指标与要求，涵盖了教师的整个教育教学环节。[11]

在制定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的同时，针对此项能力的培训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除各地区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的培训外，2013年10月25日，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要求各地教师需按照要求实施全员培训，原则上每五年不少于50学时。“意见”同时建议将“英特尔未来教育”“微软携手助学”“乐高技术教育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中国移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等项目与各地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相结合，通过提供课程资源、培训骨干培训者和共建培训平台等方式，扩大优质资源辐射范围。[12]截止到2016年6月，全国73.9%的中小学教师参加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各省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培训课程。如浙江省将培训课程分为综合课程、专题课程、实践课程及支持性课程四个方面，囊括了信息技术应用理论、信息技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信息技术优化教学、信息技术变革学习、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实践和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等诸多维度。[13]

比较中日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难发现两国的标准中均对教师在整个教学环节中的信息技术应用做了详细的规定，且我国的信息技术能力标准还针对不同能力水平的教师制定了不同的能力层级，相比日本的标准更具可操作性。而日本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中除了日常教学环节以外，还关注到了诸如学生信息道德的指导能力、在日常校务工作中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等学校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

在教师培训方面，两国都开展了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项目：日本主要依托大学教育学院及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实施；而中国主要以国家教育部牵头，各省结合自身实际编制培训课程。在培训形式方面，两国均主要以在线远程研修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教师研修有一套相当成熟的评估反馈模式——包括研修过程中的自评、互评，研修结束后的教师及专家评价，文部省每年进行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测评等。评估反馈可以有效了解教师学习情况，并反思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为及时调整培训策略，更新研修课程提供可靠依据，形成了教师研修的良性循环。我国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模式较为单一，各地主要采取将信息技术考核成绩与教师的资格认定、资格注册、职称评聘等挂钩，缺乏有效的沟通反馈机制。因此，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这种评估反馈模式，对教师培训体系进行完善，利用评估反馈反映的问题及时修正教师培训课程，达到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目的。

四、学生信息技术学习及应用能力比较

自1989年3月，日本文部省第一次将信息技术教育纳入基础教育体系以来，共在1998年及2008年进行了两次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课程开发与课时分配等。目前，日本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以学科间融合（主要涉及小学与初中阶段）及专门课程（主要涉及高中阶段）为主。在小学阶段，新版的《学习指导纲要》主要要求小学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充实学习活动，同时在各学科如国语、算术等活用信息技术进行问题解决和探究活动。初中阶段则主要将信息技术作为《技术·家庭》中的一大领域，内容涉及多媒体作品制作，计算机网络相关原理及简单的程序设计知识。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主要分为普通信息课程与专门信息课程两类。专门信息课程主要讲授程序与算法、数据库、计算机硬件等专业知识；普通信息课程则包含《信息科学》（主要讲授计算机基本原理及相关的信息技术）和《社会与信息》（主要讲授信息对社会的影响，信息安全）两个科目。[14]针对目前世界强国在信息技术教育中越来越重视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趋势，日本政府加快了推广编程教育的步伐，先后在多份政策文件中提及在中小学实行编程教育的重要性，开发编程相关教材等。在2016年6月2日内阁会议上，日本政府提出对现有的信息技术课程《学习指导纲要》进行第三次修订，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包括编程教育必修化在内，旨在提升学生的信息利用能力的ICT教育。据此，有日本媒体将2016年称为日本的“编程教育元年”。

在对信息技术课程进行修订的同时，学生的数字化学习能力也是日本政府持续关注的焦点：包括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学习、合作学习、深度学习，残障群体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辅助学习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全日本逐步形成了多个成功案例。如广岛市藤之木小学，作为总务省与文部省的项目实证学校，其率先实现了使用电子黑板、移动平板设备及无线网络进行学习。学生可以利用电子教材与丰富的辅助学习资源，在移动终端上进行个性化学习。而东京都日野市立平山小学则充分利用网络，进行学生课后的个别辅导。学生可以在网上与教师进行学习互动，包括学生在线练习；教师针对练习情况与学生进行在线答疑，并可利用计算机对学生的练习数据进行统计分析。[15]此外，日本政府还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为残障儿童提供辅助学习课程。如富山县立FURUSATO支援学校为重度残障儿童提供移动学习课程，京都市立桃阳综合支援学校利用附属医院内的分教室进行远程教学，筑波大学附属大冢特别支援学校利用IPAD为语言障碍儿童进行发音练习等，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6]

此外，为检验教育信息化的推广成效，反思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得失，日本政府还定期进行学生信息技术能力调查。如文部科学省在2016年组织专家对全国高中与中专学生的信息技术活用能力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主要包含信息技术活用的实践能力、对信息科学的理解、参与信息社会的态度等三个维度；问题主要为客观选择题与主观问答题，涉及从学习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共计87题。随后，专家根据调查得分将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分为七个等级（level1：300分以下；level2：300～380分；level3：380～460 分；level4：460～540 分；level5：540～620分；level6：620～700分；level7：700分以上）。学生具有“从较为复杂的信息来源中处理出所需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判断；能对多个图表进行数值处理对比；能理解陌生信息的结构，对信息道德和信息安全性有一定理解”[17]能力（460分以上）的人数占抽样总量的70%，说明日本高级中等教育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重视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我国的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并无国定课程标准，各地中小学主要依据2003年的《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设置地区性的课程指导纲要，并设置相关课程。课程一般分为必修与选修两部分：必修部分以信息处理与交流、信息技术与社会实践为主线，将内容分为信息的识别与获取、信息的存储与管理、信息的发布与交流；选修部分则主要围绕程序设计、机器人、网络与物联网技术等几个模块展开。[18]各学段的课程内容范围基本固定，仅在课程内容的深度上有所不同。伴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该课程标准中的问题逐渐显现：如课程内容重复率太高，教学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软件操作技能等。基于这些因素，在新一轮高中课程标准修订中，信息技术学科标准修订成为当务之急。目前，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修订业已完成,其中明确界定了信息技术学科的核心素养：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安全道德。新课标在继承了原有课程标准合理内核的前提下，对学科核心素养、课程体系结构、学习评价方式等进行了突破与创新，符合当前国际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19]随着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完成，新一轮的教材编写、义务教育课程指导纲要的修订也在稳步推进中。

在数字化学习领域，我国近年来也取得了诸多成绩。据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报告》显示，全国各地在普及网络学习空间应用的基础上，纷纷形成了一批以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的数字化学习方式。如江苏省南京市的“新三基”教育、无锡的感知课堂、苏州的未来教育、泰州的“泰微课”、扬州的城乡学校网上结对；黑龙江省形成了哈尔滨小学以学生为中心的“能力导向”教学模式、七台河第九中学立足课改的“非常6+e”教和学基本范式等典型案例。[20]

比较中日两国学生信息技术学习及应用能力，我们可以发现：在信息技术课程方面，两国都在基础教育阶段将信息技术定为必修课程之一。日本对信息技术与其他课程的融合更为重视，其在小学与初中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程均与其他课程进行整合——故在课程的独立性和体系完整性上，中国更胜一筹。两国都在2016年左右对信息技术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利用与学生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两国对信息技术课程的设置均符合当今国际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的趋势。

在数字化学习方面，两国均重视教学中新技术、新媒体的应用。具体做法上，日本主要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先由文部省、总务省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试点成功后再向周边推广；而中国则采取普及前提下进行个性化培育的方式，在全国普及数字化学习应用的基础上，由各地依据自身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个性化学习模式。两者的做法均符合自身的实际国情，具有可操作性。在信息技术对特殊群体学习的支持上，日本政府持续关注，并积累了相当多的成功案例。此外，日本政府每年会将基础教育（包括特殊教育）阶段的数字化学习成果以会议报告或文集的形式进行发行宣传；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则尚处于空白阶段。

在学生信息技术能力的监测方面，我国某些地区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协调下，有一些针对学生信息技术能力的检测，但缺乏国家层面的检测与统计反馈；检测多为考查学生信息技术课程学习的知识与软件操作技能，涉及生活中对信息的利用与处理方面的内容十分匮乏，检测不能完全反映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中日两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分析与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日本在基础教育信息化方面的一些做法仍旧值得我们借鉴，这主要表现在：

1.制定教育信息化政策更加关注微观方向。日本教育信息化政策具有鲜明的目标，不仅关注到普通基础教育，也对特殊残障儿童使用信息技术辅助教育提供了详细的政策规定。在政策推进过程中，其采用分阶段逐步实施的方式，内容上涉及教师的ICT指导能力、学生的信息应用能力、学校硬件环境的具体指标（1人1台）、课程中体现计算思维能力等诸多细节。此外，日本政府还会及时进行各种调研，举办咨询会、恳谈会等多种形式研讨，依据反馈意见及时调整教育信息化政策。中国在制定教育信息化政策时，可以仿照日本，制定更为细致、全面的量化政策指标，并通过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座谈会等形式，切实了解一线的现状和需求，为未来教育信息化政策的优化提供支撑。

2.关注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中教师研修体系的建设。中日两国在基础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均非常重视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但在实际操作中，日本的教师研修有着更为完善的一套体系——不仅包括课程知识的学习，还有成熟的评价反馈模式；政府也定期组织全国性质的教师信息技术能力调研，用于监测教师目前的信息技术水平，为及时调整未来的培训课程设置提供依据。中国近年来实行全国性的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也为教师的能力提升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但对研修的效果评价及课程的持续更新上显得后劲不足。未来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建设完善的教师研修体系，关注培训效果，及时调整培训课程与策略，以适应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发展的需要。

3.重视中小学生信息技术实用能力的培养。日本不仅关注到信息技术课程的未来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对现有的课程进行修订，增加了体现计算思维理念的相关内容；还对学生在生活中活用信息技术处理实际问题的技能十分重视。中国近期也在进行信息技术课程标准的修订，可以参考日本的做法，加强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塑造出信息时代的合格公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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