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基于甘肃省的实证分析

蔡玉蓉

（兰州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较快，截止2015年，分别达到40.5%和50.5%，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突破50%；甘肃省作为西部欠发达区域，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在2015年分别为36.74%和49.20%，较上年增长7.4%和9.7%。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甘肃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尤其农村居民降幅明显，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资源配置效率逐步优化。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甘肃省经济发展差距依然显著。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和消费升级。而长期以来，我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匹配现象，形成了过度依赖于外需主导的出口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站在省域层面，从计量的角度进一步厘清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经济增长三者间的关联，对于加速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克拉克及库兹涅茨。库兹涅茨将经济增长定义为总量增长和结构增长，认为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引起消费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的转换，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会促进经济总量增长[1]。Peneder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动因之一并能带来结构红利[2]。Philip Kofi Adom等（2012）运用计量经济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碳排放量、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技术效率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3]。

国内学者吴薇和房树维（2009）认为消费结构升级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持久动力，而经济增长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4]。付凌晖（2010）通过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测度方法，实证表明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效应明显，反之则不显著[5]。干春晖等（2011）通过构造新的指标体系测度产业结构变迁，研究认为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产业结构合理化能抑制经济波动[6]。彭冲等（2013）利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研究认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冲击对经济波动影响为负；而高级化冲击对经济波动影响为正且短期效应显著[7]。马楠（2016）通过VAR模型，得出产业结构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存在滞后效应[8]。

综合来看，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少文献把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结合起来研究其动态效应，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在公开刊物中更少。

本文基于价格机制和收入机制把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经济增长三者结合起来，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三者的互动关系。

三、变量选取、数据说明与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1.变量选取

产业结构（SI）。依据三次产业分类法，本文用二、三产业比重之和表示产业结构。

居民消费结构（UC）。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带来最终产品产业生产的调整及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动。恩格尔定理揭示了这一内在机理。本文用恩格尔系数表示居民消费结构。根据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变的不同特点，将恩格尔系数分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UEC）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REC）。

经济增长（GDP）。采用以1978年为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

2.数据说明及处理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甘肃发展年鉴》，样本区间为1980—2014年，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相关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二）研究方法

向量自回归模型是西姆斯（C.A.Sims，1980）提出的一种描述多变量之间动态关系的非结构性建模方法。与传统联立方程模型相比，它解决了需严格依赖经济理论划分内生、外生变量和模型估计与推断的复杂问题[9]，可以揭示内生变量间的关系及动态影响，主要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的大小、方向及持续的时间。

本文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的基础上分析甘肃省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运用Johansen协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研究了三者的相互影响，通过方差分解方法解释了变量间的动态影响和各自的动态贡献度。若不考虑外生变量的影响，可将VAR模型设定为：

yt=c+φ1yt-1+φ2yt-2+…+φpyt-p+εt，t=1，2，…，T

其中：yt=（LNGDP、SISI、UEC、REC）'是内生变量列向量，c为常数项，φ1、φ2…φp是待估参数，εt是随机误差向量，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数目。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对本文选用的四个时间序列 LNGDP、SI、UEC和 REC采用 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平稳性，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ADF检验输出表

由表 1 可知，LNGDP、SI、UEC、REC 四个变量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经一阶差分变换后的变量序列ΔLNGDP、ΔSI、ΔUEC、ΔREC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平稳，说明原变量序列为一阶单整。

（二）VAR模型的估计

建立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滞后阶数越大，模型的动态特征反映的越完整，但自由度会相应减少，直接影响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滞后阶数太小，随机误差项可能存在自相关，参数估计的一致性要求难以保证[10]。实际应用中，滞后阶数的确定一般依据：（1）似然比统计量LR。选取较大的滞后阶数，将LR统计量和5%水平下的临界值相比，若统计量不显著，则逐步减少滞后阶数，直到统计量显著时，该p值即为最优的滞后阶数。（2）AIC信息准则和SC信息准则。AIC和SC值同时最小的p值即为最佳滞后阶数。

本文同时使用计量软件提供的LR、FPE、AIC、SC和HQ五个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以增强模型可靠性，初步判断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VAR模型需满足稳定性条件，否则需要修正。对VAR（2）模型做稳定性检验，8个根的模的倒数均小于1，全部位于单位圆内，表明VAR（2）模型稳定，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模型稳定性检验结果

（三）协整检验及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

协整检验用于寻找非平稳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建立VAR（2）模型的四个时间序列一阶单整，协整检验采用多变量的Johansen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结果如表2所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经济增长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表

一般而言，第一个协整向量的经济意义解释能力较强，对其标准化，得到对应的协整方程为：

LNGDP=10.9072+0.0229REC+0.2471SI+0.0386UEC

上式表明：甘肃省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较居民消费结构而言，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更显著，这与实际情况吻合。甘肃省产业结构单一，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石化、有色、冶金、机械、建材等重工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11]，经济发展也严重依赖重工业化，形成高能耗、粗放型的发展方式。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农村居民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缺乏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

进一步，得到VEC模型如下：

其中：Δ表示一阶差分，（）中数值表示滞后期。

由VEC模型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程中，经济增长与自身的滞后一期值有较强的关联。产业结构方程中，产业结构与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结构的系数分别为 -8.646、0.159、-0.202，计量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居民消费结构方程中，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对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568和1.526，但计量结果不显著。因此，甘肃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显著。误差修正项的系数表明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调整力度依次减小，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较城镇居民的调整力度大。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判断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否属于因果关系及其方向，结果如表3所示。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1）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属于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甘肃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二者存在互动作用机制。

（2）居民消费结构是产业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会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反之不成立。

表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

（3）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结构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与一般认为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结构之间存在作用机制的观点有出入。

（五）方差分解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无法确定其强度。方差分解可进一步分析不同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及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本文给出经济增长（LNGDP）和产业结构（SI）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LNGDP和SI的方差分解结果

表4给出了1-10期，甘肃省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方差分解值。具体来看：

（1）经济增长的变动中，除受自身扰动项的冲击影响逐步递减外，其余所有变量变动的冲击影响都呈递增趋势。其中，0～19.00%的波动可由产业结构的变动解释，0～3.73%的波动可由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解释，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解释能力不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较居民消费结构更为显著。可以看出，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是产业结构，但消费结构也不容忽视。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甘肃省未来经济增长的着眼点。

（2）产业结构的变动中，经济增长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冲击影响呈递增趋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冲击影响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后逐渐小幅减小。其中，0.52%～8.42%的波动可由经济增长的变动解释，5.04%～14.14%的波动可由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解释，0～15.68%的波动可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解释。可见，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冲击影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最为突出，较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更为显著。

五、简要结论

本文就甘肃省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显著大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相比而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贡献度最小。

（2）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属于单向因果关系。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使经济资源在不同产业间重新分配，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城镇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

（3）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作用明显，二者之间属于双向因果关系。甘肃省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推动了经济发展，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

（4）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已有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会促进居民消费结构调整的结论不一致。但这并不一定说明甘肃省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结构之间没有关联。可能的原因是甘肃省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巨大，居民消费信心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渠道单一且增收困难，为消费结构的转型带来障碍。

在经济新常态下，甘肃省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只有充分认识到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动态关系，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政策，引导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经济的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Peneder M.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in：WIFO[R].Working papers，2002.

[3]Adom P.K，William Bekoe.Carbon dioxide emissions，economic growth，industrial structure，and technical efficiency：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hana，Senegal，and Morocco on the causal dynamics[J].Energy，2012，47（1）：314-325.

[4]吴薇，房树维，2009.吉林省农村居民与全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10）：55-58.

[5]付凌晖，2010.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8）：79-81.

[6]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2011.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5）：4-31.

[7]彭冲，李春风，李玉双，2013.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研究[J].工业经济研究（3）：91-100.

[8]马楠，林迎星，2016.产业结构与福建经济增长[J].福建论坛（7）：165-169.

[9]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10]钱珍，2008.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与保险发展的长期联动效应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7）：50-54.

[11]赵丽丽，2016.“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8）：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