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角下沿边省区开发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霍 强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 昆明 650111）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由点到面、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陆与沿边，对外开放的外延和内涵不断丰富，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开放促发展成为我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本经验。然而，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等多重影响，沿边省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层次上与全国总体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面临补齐“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短板的难得机遇和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可见，加快沿边省区开发开放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宏观战略的重点之一。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沿边省区开发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沿边省区开发开放通过哪些渠道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为新时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找准政策着力点。

一、历史沿革及文献综述

（一）沿边开发开放的历史沿革

我国沿边省区包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等9个，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朝鲜、缅甸、老挝、越南、印度、不丹、尼泊尔等14个国家接壤，陆路边境线延绵2.28万公里。

我国沿边开发开放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984—1991年的萌芽阶段，1984年12月《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办法》的出台标志着从国家层面开始支持和鼓励边境小额贸易并予以规范；1992—1999年的启动阶段，1992年国务院批复《关于进一步对外开放黑河等四个边境城市的通知》，批准同意开放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四个边境城市，此后我国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2000—2012年的提升阶段，2000年 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西部大开发正式拉开序幕；2003年10月出台《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11年 6月出台《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进一步从国家层面支持沿边省区对外开放和全面发展；2013年至今的全面发展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沿边开放的步伐，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速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进一步确认“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时沿边省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经过多年的开发开放和加快发展，沿边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表现在：经济实力明显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外贸规模不断扩大。但与全国总体相比，沿边省区的主要经济社会指标仍有一定差距，开发开放的潜力十分巨大。

（二）沿边开发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对外开放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沿边省区开发开放承担着连接国际和国内的重要角色，除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共性作用机制外，沿边开发开放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沿边开发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转型升级机制。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扩大了自身和周边外部市场的需求，有助于扩大沿边地区的自身消费和出口贸易，需求的增加为国内沿海内陆地区产业向沿边地区转移提供了机会。另外，沿边地区通常是开发开放的洼地，自然资源富集、劳动力成本低廉，可以吸引有关产业企业到这些地区投资，使沿边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沿边开发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就业扩大机制。沿边地区受到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的制约，拥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且具有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等特征。加快沿边地区开发开放，在数量上可以吸收当地富余劳动力就业，在质量上可以带动当地居民解放思想、提高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提升劳动生产率。

3.沿边开发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积累机制。沿边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于金融发展滞后影响了资本积累。沿边地区正处于开发开放的机遇期，可以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一方面，沿边地区的资源、劳动力、环境等优势为吸引国际和国内投资提供可能；另一方面，沿边地区贸易依存度低，加快沿边开发开放有利于扩大出口和进口，扩大出口可以增加外汇储备收入，增加进口可以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高新技术，带动资本积累。

4.沿边开发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机制。沿边地区缺乏产业竞争力的原因主要在于技术落后，在产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依靠沿边地区自身发展先进技术的希望微乎其微。通过沿边开发开放可以为技术进步提供有效的供给渠道，通过开发开放实现技术引进和“边干边学”来带动技术传播和扩散，缩短技术创新差距，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率。

5.沿边开发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机制。通常沿边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制约了资源开发和市场联通。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重中之重是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旦这些基础条件完备，沿边开发开放的潜力将转化为发展优势，对外贸易的可达距离有望拓展。另外，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推进沿边地区与国际国内市场无缝链接，在更广的范围配置资源和销售产品。

（三）沿边开发开放促进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的切入点

对外开放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但基于“一带一路”实践研究沿边地区开发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尚处于探讨阶段。比如：张丽君等（2011）从民族学研究的视角对1992年我国实施沿边开放政策进行了评价，认为沿边开放促进了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黄伟新和龚新蜀（2014）构建了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沿边省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证实西南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在提高，西北沿边地区发展水平相对有所下降，东北沿边地区区域开放格局不均衡。随着中国发起了共建“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围绕此方面的研究也开始增多。比如：宋周莺等（2015）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沿边口岸体系形成的市场规律及对口岸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指出大部分沿边口岸对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口岸“过货化”现象突出；李晓莉（2017）分析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杨琦等（2017）以云南省为例研究了沿边开放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着力点问题。

可见，上述研究多属于政策方面的探讨，仍缺乏基于“一带一路”视角的系统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特点如下：一是实证检验中国沿边省区对外开放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二是实证检验中国沿边省区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就业扩大、物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渠道是否存在；三是结合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及统计描述

（一）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中国沿边省区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构建如下的基本模型：

其中，i表示省区截面单元，i=1，2，…，9；t表示时间，这里指年份；yit表示沿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变量；Tit表示沿边省区对外开放作用变量，本文选取了贸易开放度与产业结构转型、物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扩大、技术进步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变量的交互项；εit是随机误差项。可见，式（1）是传统的考察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根据梁柱（2014）的研究，在对静态模型进行跨国横截面研究中隐含的稳态假设往往难以成立，在开放条件下开放度会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稳态，使用静态模型进行分省区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并不合适，构建动态模型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进一步构建如下的动态模型：

结合前述沿边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进一步更为详细地检验中国沿边省区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及对外开放作用机制的动态模型为：

其中，gdpit表示第i个省区在第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tradeit表示第i个省区在第t年的对外贸易 总 量 ；open ×industit、open ×accaptit、open ×laborit、open×techit、open×transpit分别表示第 i个省区在第t年的贸易开放度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物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扩大、技术进步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变量的交互项。对外贸易代理变量和各交互项代理变量的系数就是本文最为关注的。

（二）变量选择、数据处理及描述性统计

经济增长指标（gdpit）：一般采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本文选择用各沿边省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增长。本文利用各地区的GDP平减指数对各省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平减。

对外贸易指标（tradeit）：本文选择用各沿边省区的对外贸易总额值来衡量对外贸易发展，并对各沿边省区对外贸易总额数据取对数。

对外开放度指标（openit）：关于地区对外开放度指标的度量有多种不同的范围，通常有基于对外开放政策等制度环境维度的界定，但往往难以量化；也有基于对外经济指标流量的测度，相对更容易量化。本文采用贸易依存度（地区对外贸易总额比上地区生产总值）变化趋势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变化趋势。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industit）：根据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论，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扩大的趋势，本文选择用各沿边省区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来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物质资本积累（accaptit）：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下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核算各沿边省区的物质资本存量。对于物质资本积累数据使用1978—2014年的数据来测度1995—2014年的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accaptit=captit+（1-δ）accaptit-1，其中，captit表示第 i个省区在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δ表示物质资本的折旧率，这里取δ=10%。数据处理过程中同样涉及实际资本存量的问题，本文采用各年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名义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平减，并利用此公式计算得到，最后取对数。

劳动力就业扩大（laborit）：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本文采用全社会就业人数来衡量各沿边省区的劳动投入，并取对数。

技术进步（techit）：技术进步同样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采用各沿边省区的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各沿边省区的技术进步情况，并取对数。

交通基础设施（transpit）：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采用各沿边省区的铁路里程与等级公路（高速、一级和二级公路）里程之和来衡量各沿边省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并取对数。

本文使用的数据对象范围是中国9个沿边省区，即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西藏、甘肃、云南、新疆；时间范围为1995—2014年共计20年。因此，很明显属于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区域经济数据库，部分省份数据来自于对应年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个别数据缺省的情况采用前后两年的数据进行均值处理。上述各变量的统计性特征如表1所示，不难发现我国沿边省区各指标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异。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采用面板数据具有时间序列数据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获得更多的数据信息。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不难发现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都为非平稳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则平稳。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不难发现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协整关系，说明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为了确定应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在随机效应估计的基础上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显著拒绝了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表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确定了各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后，根据前文选定的估计模型，估计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这里同时列示了随机效应估计供比较分析）。

表3 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3不难发现，无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F统计量、Prob值都极为显著，拟合优度较好，特别是固定效应模型超过了99%；固定效应模型中的各变量估计系数也都非常显著，符合模型设定预期和经济含义。可以发现，各变量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都是显著的。本文最为关心的对外贸易变量估计系数为正值，对外开放度的交互项中，与产业结构转移、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就业扩大三个变量估计系数为正值，与技术进步和交通基础设施两个变量估计系数为负值。不难发现：

第一，中国沿边省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对外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0.032 656。这表明，1995—2014年，中国沿边省区对外贸易每提高1个百分点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提高0.032 656个百分点。

第二，中国沿边省区对外开放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转移、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就业扩大，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1995—2014年，中国沿边省区开放水平提高的同时使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物质资本不断积累、劳动力就业不断扩大，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三，中国沿边省区对外开放对技术进步和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尚未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反，与经济发展形成了反向作用。这表明，1995—2014年，中国沿边省区开放水平的提高并未促进技术进步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步提高，未能形成对沿边省区经济增长的有效支持。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梳理总结了沿边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9个省区为研究对象，对沿边省份对外开放是否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进行了系统检验。结果表明，沿边省区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包括产业结构优化、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就业扩大等，但技术进步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渠道并未形成对沿边省区经济增长的有效支持。上述研究结论对中国沿边省区对外开放的国内政策着力点问题具有十分明确的指向性，因而提出下列政策建议。

（一）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找准开放新定位

加快沿边开放对于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特定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沿边开放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因此，要找准新时期沿边省区对外开放的战略定位和目标，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总体战略和长远利益：一是努力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者。沿边省区应加强与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互联互通、产业互促互进、区域协调发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等，全面提升沿边省区在我国整体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努力建设成为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探索者。沿边省区应充分发挥地缘毗邻相近、人文相亲相近、经贸紧密交织等优势，并加之以精准的政策支持和配套，从提高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入手，尝试主导和引导与周边国家的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进而作为合作样板不断向纵深沿线国家延伸。三是努力建设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赶超者。沿边省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短板，借助于开放型经济所具有的倒逼压力，沿边省区应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补齐对外开放短板，挖掘对外开放潜力，激发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可以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地区经济发展的赶超者和经济增量贡献的领跑者，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国家层面有必要调整贸易开放、金融开放、国际投资、产业合作等一系列政策，以保障新时期我国沿边省区战略定位的实现。

（二）加大人才和技术引进力度，增强创新驱动力

经济增长和贸易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在于技术水平，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形式，人才是技术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低水平沿边开放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一旦形成路径依赖，资源禀赋常常变为“资源诅咒”，后发优势常常变为“后发劣势”。新时期沿边省区对外开放的比较优势应定位为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需要不断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机制：一是紧跟科技全球化、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全球化的趋势，积极引进创新型人才，配置科技研发资源，优化科研创新支持环境，统筹国际次区域研发协作，广泛吸纳科技创新成果。二是注重引进外资与引进技术并重，提高引进外资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消化吸收，在学习模仿的基础上激发创新，进而鼓励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三是优化引人、留人、用人、育人的系统性保障机制，探索设立专项人才补贴，加大“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选调生和大学生村官等政策向沿边省区的倾斜力度。四是推动沿边、沿江和沿海地区创新能力协调发展、齐头并进，鼓励和引导沿边、沿江地区技术创新型产业向沿边地区转移，鼓励向周边落后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争取“技术换市场”。五是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完善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市场机制和发展环境，主动参与区域产业分工，组建跨境企业集团参与周边国家技术竞争与合作，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三）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互通性

沿边省区陆地毗邻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属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潜力明显、贸易需求十分巨大。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运输成本高、通关便利水平低、互联互通水平不高，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破解这些难题。新时期沿边省区对外开放要不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一是将交通基础设施中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作为沿边省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推进公、铁、水及航空多式联运，加快形成陆海空更加联动、沿边沿江内陆沿海经济板块更加畅通的新格局，努力成为外向型区域性枢纽和内外联通通道的建设者。二是推进边疆地区开发开放，推进新疆建成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西藏建成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云南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广西建成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支持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建成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加快建设面向东北亚的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大力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加大边民扶持力度。三是加快推进边境城市、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口岸、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千方百计提升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

（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竞争力

“一带一路”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重点，前者涉及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沿边省份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先锋；后者主要针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沿边省份是推动经济增长驱动力由资源型向技术型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沿边开放应统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突出特色优势产业定位和发挥技术创新支撑，改变以往追求“大而全”的思路，相反，应当突出“沿边”特色、强化“开放”路径、寻求“引内联外”发展，紧密结合沿边省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周边市场等特性，有针对性地布局和构建沿边地区特色产业体系。二是找准“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和国内市场需求，深入贯彻落实“三降一去一补”，强化与周边国家产业互补性，通过建设与周边国家的通道降低贸易成本、通过强化政府间沟通协作弱化贸易壁垒、通过吸引周边国家要素和原材料集聚培育竞争优势，深化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三是出台沿边省区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放宽产业准入限制和降低周边国家投资准入门槛，放宽对外商企业投资领域和经营范围的限制，同时吸引沿海企业和中央企业加快向沿边省区产业转移，探索沿海省份与沿边省份共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四是鼓励民间资本投向沿边开发开放实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及其他各类园区产业发展，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和招商引资的孵化作用，形成资本与技术的融合，推进沿边开放支撑产业高端化。

【参考文献】

[1]XiushangJiang，Le iZhang，ChengfengXiong，Ruijun Wang.Transportation and 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Analysisof Spatial Spillovers in China Provincial Regions[J].Netw Spat Econ，2015：1-22.

[2]贾中华，梁柱，2014.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策略的考察[J].国际贸易问题（4）：14-22.

[3]梁柱.中国地区差距与对外开放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43-156.

[4]许娇，陈坤铭，杨书菲，等，2016.“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经贸效应[J].亚太经济（3）：3-11.

[5]周昭，2017.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绿色金融战略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1）：7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