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她们照过相

☉张昌华

苏雪林（1897-1999）（1998年5月25日，合肥市中医院）

苏雪林，我只见过一面，也是我见的最后一面。

苏雪林回大陆探亲的消息，她的弟子（实际监护人）唐亦男教授曾告诉过我，确切日期不知。《人民日报》李泓冰消息灵通，打电话告诉我说，苏雪林已到合肥，住市中医院，约我同去拜访。我们从上海、南京分别前往。

25日下午三点左右，我们赶到苏雪林暂居的中医院病房，室内人来人往，显得很杂乱。我们到时，市公证处两位女士，正在为苏雪林和其亲属做公证。公证人员正将已拟就的条款读给她听（不知她听清没有，笔者），苏雪林没有反应，然后例行公事，签字钤印。

苏雪林，1998年5月25日，合肥市中医院

苏雪林坐在轮椅上，一身玄色，面色清瘦，银丝多于黑发。她的发型很独特，类似时尚小女孩理的男式小分头，大概为了洗头方便吧。发型衬得人很精神。小碎花内衣翻领外露，颈项的红丝带下坠着吉祥物：布制的一枚红黑相间的小八卦图和一只栩栩如生的五彩大公鸡。她肖鸡。据唐亦男先生告诉我，这是离台登机前，她的一位80岁老学生为她祝福时佩戴的。我适时地为她留下这幅小照。

唐亦男向苏先生介绍说我就是《苏雪林自传》的责编，先生没有什么反应，静听而已。我赶忙拿出散发着墨香的《苏雪林自传》给她看，只见她眼睛亮了一下，还是没言语。唐亦男说，她已没有力气讲话了。其言不假，后来我们推她到医院内散步，与她儿子张卫、唐亦男等合影，都没听到她说话。

晚上由苏雪林做东，宴请故乡亲朋及八方来宾，我有幸被安排与苏雪林同桌，还有她的干女儿秦传经在侧。面对面，看得真切。席间她的后人第三代、第四代向她敬酒，她也显得淡然。干女儿秦传经附耳对她说，想请她去南京玩，她回了三个字：“我不去！”苏雪林已不能自己进餐，靠护工一口一口地喂。小护工喂她清蒸鱼，细心地剔去鱼刺，旁边的人说这是故乡太平湖的鱼。老人连吃了好几口，样子挺高兴。

我印象最深的是，从医院到饭厅赴宴，要坐车。她坐在轮椅上，工作人员将她推到车边，她已不能自己上车，一年轻力壮的男士将其抱起，不经意间，她脚上的布鞋脱落了，露出“三寸金莲”（解放脚），只见她脸一下绯红了。苏雪林是位自尊极强的人，曾为其缠足自卑过。人老了，一切由不得自己，那脸一红或许是一种无奈的悲哀。

因无法与其交流，次日我便回宁。若干天后接到她的后人苏门先生来信，并附来随后几天苏雪林的行踪和照片：她圆了梦，回到阔别73年的故居，参观了海宁学舍、苏氏宗祠和门前那棵苍老的桂花树，甚而还到当年结婚的新床上坐了一下。旋后登黄山，饱览黄山绮丽风光，还被簇拥着上了天都峰、莲花蜂……

回台后，苏雪林的健康每况愈下，1999年1月末住院。4月9日成功大学为她出版了十五卷本《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次日为她举办生日庆祝会（本人未出席）。在临终的日子，苏雪林将身后事做了交代，将节约下的存款，部分捐给成大“苏雪林教授学术基金会”，部分捐出修缮苏氏宗祠。

4月21日，苏雪林结束了她的人生之旅。8月间安葬故里。

苏雪林走后，我获赠一套她遗嘱执行人寄来的十五卷日记，通读了最后五卷，对她晚年的生存境遇的难堪和痛苦有比较明了的了解。我的感受是三个字：“寿则辱”。

王映霞 (1908-2000)（1999年4月25日，杭州浙大寓所）

少女时代的王映霞，有杭州第一美女之称。我结识她时，她年近九十了，风韵已去，然优雅犹存。1996年，我为她出版了《王映霞自传》。自书出版后，与其联系渐疏渐远。暮年岁月，她或寓上海故宅，或居杭州女儿家，或住深圳儿子处，飘忽不定。

王映霞，1995年，上海复兴路寓所

1999年春夏之交，我到上海组稿，不期而遇《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我们相约到杭州去看王映霞。我给钟嘉利打电话，询问老人近况。嘉利说她母亲昨天上午刚出院。第二天上午我们驱车前往杭州文三路探视王映霞。

嘉利是王映霞唯一的女儿，复旦毕业后做教师，爱人吴荣权是浙江大学教授，儿子正在浙大读书。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大好，一大一小（小的只能放张床）两居室，另有一个“三合一”的厅——客厅、饭厅、王映霞的卧室。钟嘉利把十八平米的厅一分为二，中间用活动布幔隔开。饭厅、沙发挤在一角，墙上挂着名人字画，虽然拥挤不堪，但不失风雅。厅内整洁，一尘不染。王映霞的床紧靠窗子边，床对面是只老立柜。嘉利说母亲很恋旧，她的用品都是由上海老宅搬过来的。嘉利很会生活，王映霞床边侧面伸出去的阳台上放着五六盆花草，鸟笼里还养了一对鹦鹉。嘉利说，为了让母亲看看花草、听听鸟叫不寂寞，也显得有点生气。

嘉利一脸憔悴。她说，母亲的这次昏迷，在医院里住了三个礼拜，她每天用四张方凳拼在一起睡在母亲身边，过了20个日日夜夜。我们夸她孝顺。嘉利说请保姆总不如自己贴心，再说老太太脾气大，一般人侍候不了。我问，怎么个大法？嘉利笑了笑说，70年代末，我在浙西乡下教书，组织上同意我调回上海照顾母亲。母亲却一口回绝，“你来干什么，我要一个人在上海过清静日子，你就住乡下好了。”“这几年，深圳、杭州、上海折腾个不停。她先住在深圳哥哥家，条件蛮好，一个礼拜便吵着要回上海。嘉民哥哥没法子，把她送回上海，请人照顾。在上海，她住的是弄堂老房子，又破又旧，没有卫生间，实在不方便。住了一晚，又吵着要到杭州。我就将她接到杭州，在我这里住了两周，又打电话给哥哥，说要回深圳，哥哥只好又接回去。到了年底，她的精神特别烦躁，又闹着回杭州。”嘉利摇摇头，“没办法，老人家年纪大了，我和哥哥只能顺着她。她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我们都不敢搭话。”站在一旁的嘉利爱人吴教授笑着说，我就躲到房间里不出来。我也插话：“老太太脾气大我知道，当年为书稿事，我复信迟了两天，她写信给我说：‘我用这么好的信纸给你写信，你不及时回信不脸红吗？’”我们都笑了起来。嘉利点点头：“是的，是的，妈妈不糊涂时，全家人都高兴，我们推她到西湖边上去玩，游人见了都说：‘这么漂亮的老太太。’”李泓冰指着嘉利身上泛白的红毛衣说，“你还没有老太太穿得漂亮呢。”嘉利扑哧一笑：“别人家的女儿穿旧的衣服妈妈捡过来穿，我们家是妈妈穿腻了，指着我说：‘我不要了，你穿吧！’”

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王映霞醒了。我赶忙走上前去，把带去的花篮放在她床头椅子上，问：“王老，您还认识我吗？”她目光黯淡，毫无表情。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递到她眼前。她接过纸片看了一会：“呵，有点印象，”又挥挥手用杭州话轻轻地说，“请——坐”。

时近中午，嘉利盛情留饭，我们也就客随主便。那天的菜是鱼，嘉利小心翼翼地剔去鱼刺。王映霞还是吐出一根小刺，捏在手里晃了晃，样子像示威。嘉利赶忙接过来。饭喂完了，嘉利正要动筷子吃饭，老人突然“哼”了起来。“哼”是种特殊语言。嘉利赶忙把布幔拉起来，从柜中掏出一条纸裤，原来老人便溺了。嘉利接着倒纸篓，打水，上卫生间去洗……嘉利刚狼吞虎咽扒完饭，正准备收拾碗筷，老人又“哼”了起来……

许燕吉(1933-2014)（2013年10月30日，南京侯家桥寓所）

许燕吉是“落花生”许地山的女儿。她出生那天是1月13日。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外祖父为她取名“吉”，为她祈福。1950年她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毕业后分配到石家庄河北农科所。反右时，她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向党提意见，被“补”划为右派分子；还被判为“双皮老虎”（历史加现行），判刑六年，附加刑五年。曾是同学的爱人与她离婚，孩子也夭折了。坐了11年大牢，刑满释放后，无处可去。最后下嫁给一个长她十多岁还有一个儿子的目不识丁的老农民。平反后，居然与那“老头子”不离不弃，竟把他带到南京。

我的老友胡剑明与许燕吉是忘年交，她将三十万字的手稿送给了他。读完书的第二天，我抑制不住激动，邀剑明带我去拜访许燕吉。

许燕吉住在她母亲周俟松（许地山爱人）遗留的旧居侯家桥，那是老式简陋的二室一厅（客、饭兼之）。没有任何装修，大方桌、老木床、旧衣柜，定格在上世纪80年代市井升斗小民家居水平。许燕吉胖胖的，样子挺壮实，有北京人的豪爽。她以一脸灿烂的笑容欢迎我们，请我们在她那坐下去就是一个坑的沙发上与我们交谈。我说明来意，说我是她的读者，想与她交流一下“女儿”的读后感；我还说我在编一本民刊《百家湖》，想选用她书中两个片段，请她提供方便。许燕吉朴实得有点憨厚，她说：“没什么。我从来没写过东西，老头子（老伴）走了后，我在家没事，回忆自己的一生，想把它写出来。”剑明插话：“许老师的手稿在我那儿，全写在旧挂历反面和大信封背面。”许燕吉说：“不就是写着玩么，我最初想自己花钱印个200本，留给孩子们，送送亲友。有的朋友看了稿子后，说很感人，可以出版给大家看。”“找出版社容易吗？”我问。许燕吉笑了笑：“不容易，南京我就找了三家。最后一家的编辑很热心，我送的稿子，他留下了。我从出版社回来，人刚到家，他的电话来了，说要跟我签合同。我好高兴。”许燕吉停顿了一下，又说：“没过几天，电话来了，说‘抱歉’，稿子送审没通过。我心凉了。不过，后来，湖南帮我出了。”许燕吉欣然一笑。剑明说“大家都说你的书写得好”。许燕吉笑了笑，但样子挺严肃：“我写的不一定多好，但起码真实，如果说历史像一株花，我希望读者既要看到它上面漂亮的花，也要看到下面不怎么好的根。”许燕吉又说：“我原来的书名叫《麻花人生》，现在这个名字是编辑给改的。”我是吃出版饭的，自然理解编辑改书名的“奥妙”，问：“你不满意？”许燕吉笑了一下后说：“我想编辑要改肯定有他的道理。”我采访人比较注意细节，看出老人心地的善良。我印象中，她仿佛只会笑。来访之前，我从凤凰网上看过一段视频，采访许燕吉丈夫老魏时，老魏说过一句她是“下嫁的凤凰不如鸡”，觉得这个老农很幽默。我问许燕吉：“老魏他人好吗？”许燕吉没有正面回答，说：“老头子人聪明，老实，对我还不错。”我问你回南京了，干吗还带他呢。许燕吉似乎不以为然，又是一笑：“当年别人踹我一脚，现在我就不忍心踹他一脚。”跟着我又斗胆问起她的前夫某：“你能原谅他吗？”许燕吉并不介意我提起那个曾经踹她一脚的人，仍然一笑：“我早原谅他了。”又补了一句：“政治太可怕了。”

许燕吉，2013年10月30日，南京侯家桥寓所

我提出我想看看她的书房。“我哪有书房呀，趴在小桌子上写的。”许燕吉不矫情，说着她把我们引进她的另一间卧室兼书房，一张大床一侧置着一张简易的书桌（好像是板料拼的），紧贴着墙，桌上堆满书报杂物。“我想为你在书桌前照张相。”许燕吉笑着说“照吧”。她真是一个十分亲善、随和的人。

许燕吉晚年一人独居，虽时已80，但行动自如。谈着谈着时已临近中午，我提议到楼下小馆子吃顿便饭，加之剑明的劝说，我们在楼下一家小饭店进餐。我让剑明着意多点了两个菜，她直喊，“吃不了了，浪费可惜。”剑明说：“许老师，吃不了打包，省得你晚上再做。”许燕吉太实在，也没有多客套，只是向我会意一笑。

回到家里，我很快写好稿子《历史的脚注——〈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读后》草稿，当即将电子版传给董桥先生。十分钟后，董桥发来电邮，说许地山在香港是大名人，希我马上定稿，本周见报。

我写人物类稿子，向来比较谨慎，经传主本人看后，才敢外投。次日一早，我再去许府，请许燕吉审读我的稿子。这时我决定要深入采访，写一篇长文介绍许燕吉。为让许燕吉有所准备，我事先拟了十条采访提纲。到许寓，说明来意后，许燕吉一听香港报纸要发表，十分高兴。那是她的老家。她认真读了我的文章后，更动一两处，签上了名字和日期。

我适时提出进一步深入采访的要求，并将拟的“采访大纲”递给她。她看了一遍，说“可以”。因为有些问题比较有深度或涉及个人隐私，我特别说明可以有选择地回答。她很大度，从容地说：“没有什么不可以问的。”三天后稿子在香港如期见报。我打电话告诉许燕吉，她很高兴，说这么快。我说本月底我去香港开会，见到董桥，顺便把样报带回来给她。人物采访，需配头像。我说想为她拍张“标准像”，她笑而不语，我指指她身上灰不拉几的旧衣服，说换一件靓丽的吧。许燕吉从里屋拿出一件红色外罩，对我说：“这是我儿媳妇刚替我买的。”为避背光，她就地坐在床边让我拍照。大概太匆忙，或许她素不讲究，我也没在意，冲出来的大头照衣领一半裹在里面。

12月1日董桥在陆羽茶室请我喝茶，把样报给我时说许燕吉的命运太悲惨了。又说林青霞看了之后，很是为许燕吉难过。恰好，前两天的一次晚宴上我邂逅林青霞，还做过交谈。我是一个好冲动、好多事的人，马上对董桥说：我回去请许燕吉送你们一人一本签名本。

回到南京，适逢岳父病危、去世。南京人有规矩，服丧一个月内不便到友朋家。我请《百家湖》同事小唐代我去拜访许燕吉，送样报。不料，许燕吉几天前不慎跌倒（实则是癌细胞转入骨部），卧病在床。小唐回来告诉我，许燕吉一听大美女林青霞要看她的书，十分高兴，伏在枕上为两位香港朋友签了名。

2014年1月11日，董桥来函鸣谢，说《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签名书收到，嘱我代向许燕吉问好。正好《百家湖》刊登许燕吉《我见到齐白石》的杂志出刊，当我准备择日再去许府拜谢时，许燕吉已于1月13日遽然病逝。那天正是她的80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