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基于KPI和AHP方法的分析

孟志华 李晓冬

（兰州财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

一、引言

制约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的一大瓶颈问题就是贫困，要顺利完成《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解决贫困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就没有停止过，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贫困人口在逐渐减少，贫富差距却在逐渐增大，2015年农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3897，比1978年的0.212增加了83.0%，扶贫的社会效益已经出现了下降。因此，如何瞄准贫困户实现造血式的扶贫工作则成为扶贫工作的新举措，具有精准瞄准机制和帮扶机制的精准扶贫的理念应运而生。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湘西调研扶贫工作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他强调扶贫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明确要求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中办对精准扶贫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的切实落地。实行“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做到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要求的提出改变了现行扶贫工作的思路和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变“输血”为“造血”，变重GDP为重脱贫成效，成为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机制保障。

国内外的研究普遍认为，资金匮乏是造成欠发达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实现“精准扶贫”六个精准中“资金使用精准”的前提是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传统的扶贫工作仅靠政府财政投入，不仅资金投入非常有限，这种输血模式也难以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因此，精准扶贫必须依靠金融手段来撬动更多的资金。2017年7月27日央视网也指出，国家提出要增加金融资金对扶贫开发的投放，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通过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利用金融扶贫来拓宽扶贫融资渠道，使其成为精准扶贫政策有力的资金来源。

目前，我国金融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有政府主导的金融扶贫、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扶贫、产业金融扶贫、互联网金融扶贫、“电商平台+金融”扶贫、国际金融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社会扶贫组织参与金融扶贫。在这七种模式中，虽然政府主导的金融扶贫占主要地位，但这种扶贫模式政策导向作用极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很低，资金数量有限，极大限制了扶贫作用的发挥。因此，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扶贫模式与其他模式的结合则成为未来金融精准扶贫的重要发展趋势。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的聚合效应、配置效应、乘数杠杆效应和风险转化效应，通过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来发挥金融精准扶贫撬动更多资金的作用，从而助力精准扶贫政策的顺利实施。

金融精准扶贫区别于以往金融扶贫的要点也是在于精准，而精准应体系现在资助对象的精确识别和精准帮扶以及对精准扶贫成效的分类管理和动态考核上。因此，对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中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的绩效评价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将借助KPI和AHP这两项有力的工具构建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并确定其指标权重，以期能准确考核金融机构的精准扶贫绩效，为推进金融机构精准扶贫工作尽绵薄之力。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已有的关于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文献在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之后广泛涌现，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相应论述。第一，关于精准扶贫的意义和价值分析；第二，关于精准扶贫体制路径构建研究；第三，关于精准扶贫的绩效评价研究；第四，关于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和对策研究。相关理论研究层出不穷，成果丰硕，对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贯彻落实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但是对于金融精准扶贫的研究却相对不足，尤其是针对金融机构实施的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更显匮乏。刘涛（2017）对惠普金融与精准扶贫的耦合行进了分析，认为惠普金融在精准扶贫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实现途径[1]。郭春松（2017）以南平地区商业银行的精准扶贫工作现状为例分析了银行业精准扶贫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对策建议[2]。赵忠世（2017）认为找准金融扶贫的着力点和有效的扶贫模式对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总结农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实践经验和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种可以借鉴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分别是：政府增信带动模式，特定融资主体带动模式，特色农业产业链带动模式，代理银行模式和金融自治模式[3]。侯世英，宋良荣（2017）根据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五项原则，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从扶贫目标、扶贫效率、扶贫效果、扶贫可持续性四个维度构建了金融扶贫绩效考核指标体系[4]。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内审处课题组（2017）围绕着“全面改进和提升金融扶贫服务，增强金融扶贫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这一目标，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基本原理探索构建了包含货币政策执行、信贷投放、金融服务及政策配套等四个维度35项指标的金融精准扶贫效果指标评价体系，通过AHP的方法对各指标进行了赋权，并对指标评价体系的实用性和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5]。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目前已有的文献对金融精准扶贫的研究不够深入，尤其是对金融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明显不足。针对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精准扶贫的研究多停留在金融机构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作用发挥的探讨以及模式的构建，对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的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十分匮乏。2017年6月29-3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甘肃兰州召开的“全国金融精准扶贫现场会议”中提出，应增强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绩效考核、内部授权、资源配置等方面把金融扶贫工作落到实处。因此，如何科学构建金融精准扶贫的绩效评价体系成为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的效应发挥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通常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相对薄弱，动力不强，金融可凭借其特有的功能，在脱贫攻坚中大有作为。金融精准扶贫是响应精准扶贫政策，拓宽扶贫资金渠道的新举措，是扶贫资金投入来源的重大机制创新，有力支持了脱贫攻坚强任务的实现。在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更好发挥金融的先导作用，更多挖掘金融潜力，意义重大。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的效应发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一）金融的聚合效应

金融的聚合效应表现为分散在不同区域的各个金融机构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储蓄、债券、股权投资、理财、基金等多种途径，把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资金迅速聚合起来，形成巨大的资金储备，再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配置到不同的领域，从而为扶贫攻坚事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根据国务院扶贫办估算，在“十三五”期间，贫困户发展生产、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资金需求量高达2万多亿元，如此大的资金需求需要倚赖金融的资源聚合效应以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金融的聚合效应还体现在金融机构可以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通过设计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制定区域性的金融政策来实现扶贫资金的融通，如利用扶贫项目收益权抵押贷款，将项目未来可能的收益提前兑现，或者通过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抵押贷款，把农村的“死资源”变为“活资产”。

（二）金融的配置效应

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决定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资金要素相对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更为灵活和关键，资金要素的优化配置起着引导其他要素流动以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作用，这也是金融被称为“活水”的原因。利用金融的资源配置效应，为精准扶贫工作引来大量活水资金的同时，还可以优化其他产业资本在贫困地区的配置结构，有助于培育和增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由于贫困地区的资源潜能受到资金、技术、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未能很好的开发，通过金融的资源配置效应，有效将资金引导至有潜能的开发项目，在带动项目主体致富的同时，还可以带动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发展，加速产业资本的循环积累和技术的优化升级，打破贫困地区低水平发展陷阱，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供给质量和经济的均衡增长水平。

（三）金融的乘数杠杆效应

由于货币信用的存在，杠杆效应和乘数效应使金融活动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和影响被成倍地放大。金融产业扶贫杠杆撬动乘数效应的发挥,能合力打造政府搭台、银行帮扶、企业操作、农户收益的互动共赢的新格局。金融机构的精准扶贫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要求，在大的政策背景和规范框架下，遵循市场化原则，自主选择贷款的对象和项目，为贫困户的扶贫项目产生经济效益提供资金扶持。金融精准扶贫不仅仅能够给与贫困户信贷资金的支持，还能有效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使财政资金充分发挥杠杆效应，带动信贷资金、保险资金支农的积极性，使农村金融取得难得的乘数效应，从而撬动更多的资金流向贫困地区，充分放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扶贫功效。

（四）金融的风险转化效应

贫困地区资源匮乏，产业链条不完整，信息传递滞后以及相对恶劣的生态环境决定了扶贫贷款的成本高、风险大，金融主体的参与，尤其是政策性金融主体的参与，能够很好的发挥金融的风险转化效应，为转移和化解贫困地区风险、帮助贫困地区稳定脱贫贡献力量。一方面，可以通过专业化的风险管理和金融工具本身的风险化解能力，如通过三农专项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等转移和化解贫困地区面临的多重客观风险，避免因灾致贫或因病致贫。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精准扶贫的政策优势，在扶贫精准思想的指引下，通过设置特定的涉农抵押担保、优惠利率等方式，有效缓解资金的利用风险，并通过金融同业之间的保险合作，形成风险分散与责任共担机制，优化农村金融生态，引导社会资金稳定地流入贫困地区。

四、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的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一）基本思路及方法

金融机构和贫困户在精准扶贫的目标追求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能够实现双赢。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在一个闭合的业务循环即“发放贷款→收回贷款和吸纳存款→再发放贷款→赚取利润”的过程中以获取相应的经济效益，在获取更大金融市场的同时，通过执行扶贫政策来扩大区域性的影响力，以获取相应的社会效益。因此，我们以此作为企业的愿景和战略目标，并对其进行分解，在分析企业内部环境和现状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分析，找出实现目标的关键因素，明确各个维度的目标。

目前有关绩效评价的方法很多，我们拟选取KPI和AHP方法结合的方式来构建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即关键绩效指标，是基于组织宏观战略目标导向、客户价值关键驱动因素及核心业务流程系统整合而形成的一套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关键绩效指标筛选完成后，具体指标的权重设定拟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的方法来确定。层次分析法（AHP）是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指标等层次，通过逻辑判断将模糊不确定的因素转化为可衡量的评价因素，使评价思维数学化、条理化。

（二）KPI指标的构建

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是在业务循环中获取利润，在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其目标还应包括其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履行，主要包括区域脱贫成果以及长效造血机制的形成。据此，我们将准则层分解为财务业绩表现、业务执行表现和外部表现三个维度来确定关键成功因素和评价指标，具体见表1。

表1 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财务业绩表现

金融机构在精准扶贫政策贯彻落实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和贫困户之间的媒介，政府职能部门做好前期的政策制定以及贫困户识别之后，金融机构负责有效的向贫困农户、产业扶贫项目等发放经营贷款，获得相应的利息并收回贷款。由于精准扶贫贷款是有偿性质的资金，其发放要以安全收回为前提，以获取利息收入为目的，因此，我们首先选取财务指标中的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金融机构的财务效益；其次选取扶贫贷款回收率来考核扶贫贷款资本的安全程度。金融精准扶贫与传统扶贫模式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其由输血模式向造血模式转变，这种转变要体现在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上，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可持续性体现在按期回收的贷款资金能否再次贷出。

2.业务执行表现

金融机构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程度如何决定了政策的执行绩效，我们分别从产品开发，业务覆盖、执行力度和执行效果四个方面来确定关键成功因素。产品开发涉及到的是金融机构的产品品种中涉农产品的占比，反映金融机构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响应程度；用涉农贷款的覆盖率反映金融精准扶贫的普惠程度，反映金融机构涉农业务涵盖的程度，反映是否有更多的贫困户享受到国家政策的优惠条件；开发出的产品有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我们通过涉农资金贷出率来进行考核；最后，开发出的产品执行效果如何，我们通过涉农贷款增长率与该区域GDP增速的比较得出。

3.外部表现

金融机构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效果是否得到了外界的认可，我们通过市场份额的增加及受众客户的满意程度来进行考核。金融机构通过参与精准扶贫，在努力扩大金融市场、获取相应经济效益的同时，又扩大了金融机构区域性的影响力，这正是其参与扶贫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效益。

（三）基于AHP方法的KPI指标权重的设定

层次分析法（AHP），是针对定性问题进行量化分析的一种简便实用的统计方法，运用AHP方法将构建好的判断矩阵交由专家进行打分，通过对不同层级元素的两两重要性的比较分析，利用1-9标度法对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bij（bij是Bi对Bj的相对重要性，bij=（1，3，5，7，9）表示 Bi与 Bj同等重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极端重要））进行专家经验赋值，而后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反映每一层次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通过所有层次之间的总排序计算出所有元素的相对权重并进行排序。根据上文构建的KPI指标体系，我们对9个关键成功因素及其对应的评价指标构建判断矩阵，交由专家打分之后，通过专业层次的分析软件yaaph11计算指标权重及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出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响应判断矩阵及相对权重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权重排列前三位的绩效评价指标分别为：业务覆盖，可持续性和执行效果。这说明普惠金融和精准扶贫相结合能够取长补短，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普惠金融能有效解决金融不能真正惠及贫困人口而被长期诟病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所拥有的金融资源最为丰富，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抵押、质押和担保等形式，不断创新贷款产品来实现金融精准扶贫，因此这种模式的持续性较强。与金融机构主导的精准扶贫相比，政府主导的金融扶贫主要由政府部门牵头，由于其非营利特征导致其扶贫工作主要以输血的形式进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极低，同时由于其资金数量有限，导致其扶贫工作的面向对象非常有限，即主要针对劳动能力不足的贫困户，而其他类型的贫困户却难以享受扶贫政策的优惠。因此金融机构的精准扶贫相对于财政扶贫而言，改变了帮扶方式，变输血模式为造血模式，激发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因而其持续性较强，各指标权重的排名也证明了这一问题。9个关键成功因素及其对应的评价指标权重如图1所示。

图1 关键成功因素及其对应的评价指标权重

五、提高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绩效的对策与建议

实现2020年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贫困人口的如期脱贫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精准扶贫作为新时期党中央扶贫脱贫工作的新举措、新方法，贵在精准。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的要点也在于对贫困对象的精确识别、精准帮扶和对扶贫成效的精准考核上，因此客观、准确评价金融机构的精准扶贫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在金融机构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进程中，应该进一步创新金融机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优化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绩效的考核路径，以切实保证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的实施成效。

（一）进一步推进惠普金融和精准扶贫的耦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金融机构在服务扶贫攻坚战略中起着重要作用,如何适应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要求,实施精准扶贫,成为我国金融业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普惠金融",积极倡导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致力于提供全方面的金融服务,积极帮助贫困地区脱贫。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的耦合能够提供更多的扶贫资金，同时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的耦合也有利于提升金融机构长期发展可持续性。以普惠金融来推动精准扶贫政策的贯彻执行，能够从主观上调动贫困人口的脱贫积极性，改变扶贫工作的帮扶模式，建立精准扶贫造血式帮扶的长效工作机制。应该逐步细化和完善关于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以及鼓励措施，优化金融环境，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推进搭建良好的实施平台。同时，金融机构应利用国家的各种贴息、补贴、担保等政策优惠，将业务拓展延伸至广阔的农村市场，因地制宜，多策并举的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完善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的数据平台建设

金融精准扶贫区别于以往金融扶贫的要点也是在于精准，而精准应体现在资助对象的精确识别和精准帮扶，金融机构精准扶贫效果的发挥也取决于靶向的精准，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各级政府建立完善的精准扶贫基础工作机制。目前很多省份都已经建立了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使得精准脱贫能够做到“心中有数”，金融机构及时全面掌握精准扶贫数据信息尤为重要。通过精准扶贫大数据库采集到的贫困信息不仅仅是贫困人员的数量，它还从多个维度来考虑贫困的标准，包括支出、教育、健康、权利等。大数据技术可以为每一位贫困户建立“贫困指数”，从而甄别出最贫困的乡、最贫困的村、最贫困的户，使贫困深度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由定性到定量的精准转变。同时，它还能够识别出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使政策的制定更具有针对性。除此之外，精准扶贫信息通过与民政、教育、财政等部门的数据实行联网对接以及大数据分析，也可实现致贫原因的精准分析，从而协助金融机构制定精准的帮扶措施。金融机构利用这些信息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简化贷款流程、创新金融产品，因人因地施策，把产业脱贫、搬迁脱贫、生态脱贫、教育脱贫、保障脱贫等措施相结合，提高扶贫效率。同时，配套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信贷政策等也为金融机构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三）丰富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的信贷供给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精准扶贫工作高度重视，为精准扶贫安排的信贷计划和信贷规模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相对于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而言仍显“乏力”，主要表现在：第一，信贷门槛仍然较高，对于贫困户而言很难拿出抵押物而获得资金支持；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本就非常薄弱，正是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河道治理、修筑公路等基础设施，然而金融机构的高信贷门槛对于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仍然不足。第二，金融机构的信贷手续复杂，申报材料繁多，当前一部分贫困户文化程度不高，很难应对复杂的申贷要求和流程，精准扶贫政策的阳光很难普照到每一位真正的贫困户身上。针对现实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需要加大对金融机构精准扶贫的信贷供给，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力度。金融机构应全面了解贫困对象的信息，有针对性的设计和创新金融产品，贴心为贫困户服务，按照“单列信贷资源、单设扶贫机构、单独考核贫困地区建制乡镇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可得性、单独研发扶贫金融产品的“四单”原则，保证尽可能向最贫困的地区倾斜信贷政策，建立贫困地区贷款快速审批“绿色通道”，提高审批效率，使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最大的金融支持。同时，在政策支持下，积极开发多样化和有针对性的脱贫帮扶模式，如：“银行+风险担保金+贫困户”、“银行+小额促进会+贫困户”、“银行+农民合作社+贫困户”、“银行+信用乡镇+贫困户”，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和金融机构的助推作用，以实现贫困地区和贫苦户的脱贫致富。

[1]刘涛.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耦合与实现途径[J].桂海论丛,2017,(01):98-103.

[2]郭春松.银行精准扶贫制约因素 [J].中国金融,2016,(22):18-19.

[3]赵忠世.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几点思考[J].农村金融研究,2017,(06):46-50.

[4]侯世英,宋良荣.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探讨[J].生产力研究,2017,(04):14-18.

[5]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内审处课题组,邹婧.金融精准扶贫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分析 [J].金融会计,2017,(01):6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