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代人都得有‘两弹一星’精神”

2015年，《物理》杂志专访了杜祥琬院士。在这篇《我心目中的于敏先生——对话杜祥琬院士》的文章中，杜祥琬回忆了与于敏相处的细节、氢弹实验现场场景，也谈到了他对“两弹一星”精神的理解。以下为对话的摘录。

1965 年初，整个核武器研究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突破氢弹原理。我正好1964年底从莫斯科回来，加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

1966 年12 月28 日的首次氢弹原理试验，我在现场。12 月是西北最冷的季节，夜里非常冷。白天我们在大帆布帐篷的地板上用計算尺复核、检验数据，晚上就在地上铺一层褥子睡觉。快做现场试验的时候，又搬到离爆炸点比较近的地方住了几天。当时喝的是孔雀河的水，喝了容易拉肚子。那时大家都不在乎这些生活上的苦。

首次氢弹原理实验是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完成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都在现场。实验装置放在一个110 米高的铁塔上，1966 年12 月28 日12 时，氢弹装置按时爆炸。试验测量数据都在我们给的范围之内，中国的氢弹原理实验成功了！

要把这件事情干成，难度是很大的。比起“文革”当中科研人员在精神上所受的压抑甚至迫害，物质上的苦都不算什么。在这种条件下，这一代知识分子能够“重国家之所需”，排除其他各种干扰。他们都觉得，历史是要进步的，国家总是要进步的，中国一定要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这种人文的精神支撑非常重要。越是在物质又艰苦、精神又不是那么好的环境下，更需要这样一种理念。我总是说，我有幸和这样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

人们会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现在21 世纪了，他们那一代人是不是都out（落伍）了，或者我们都out 了？我问过自己，他们的故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对现在的年轻人还管用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价值观也多元化了。但我有自己的理解，就是时代要前进，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总会有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价值观。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希望的话，必定会有一批年轻人愿意选择以国家、民族的进步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以民族振兴为己任。“两弹一星”的精神可以概括成为一句话：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奋斗精神！以这种精神来支撑自己生活的人，每一代人都得有。我相信，我也看到现在的年轻人里面，还有一批人他们在追求这种精神。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站在世界的前列，要不然，怎么才能成为先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