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现实”的脱轨

尹航

“思想”与“现实”的脱轨，即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将矛盾安插于人物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利用笔下人物在目睹和经历过与心之所想不符的“现实”后所产生的精神挣扎和对自我出路的求索来导出具有反思意识的结局。这样的创作手段易于利用思想与现实的对立关系凸显出小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多样的互存状态，以此来激发读者对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思考，并从中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创作思想。

以下四篇小说的部分人物皆经历着“思想”与“现实”的脱轨，四位作者分别以“和解”式的结局、逃离式的结局、没有出路的结局和具有隐喻意味的结局来渲染和总结笔下人物与现实的矛盾关系，从中对常态社会下个人内心的“异化”进行观照。

莫言《等待摩西》，《十月》2018年第1期。小说中的摩西姓柳，东北乡人，文革时期他将自己这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名字主动改为“卫东”，并带头批斗自己信奉基督教的爷爷柳彼得是“洋奴”、“帝国主义走狗”，因此柳卫东在当时成为了大义灭亲的英雄，但他由于家庭成分问题最终没能与“我”一同当兵，也没能像“我”一样走上一条光明的出路，这时的世界在刘卫东眼里只有出了村的那片白茫茫的盐碱地，一眼望不到边儿。“我”第一次回家探亲便听闻了刘卫东与马秀美的恋爱故事，也目睹了二人落魄的生活，第二次的探亲，刘卫东却已在改革开放初期一跃成为了东北乡的首富，生活阔绰也招人嫉妒，而当“我”第三次回家时刘卫东却莫名的失踪了，这一失踪便是三十多年，马秀美在困苦中将两个女儿拉扯大……直至2017年刘卫东才重新出现，面对自己弟弟和女儿们的排斥，他最终回到了一直等待他的马秀美身边，并重改名为“摩西”。小说结尾处“我”看着柳家整洁的院落、湛蓝的天空，对自己产生了无言的叩问，数十年的浮沉令眼前的这个家庭起起落落，“我”思想里对柳卫东生活“破败”的预期与小说中描绘出的寻常甚至还带有温馨意味结局成为这部小说思想矛盾的集合点，重看小说题目，等待“摩西”的是马秀美，是柳卫东，同样也是时代下每一个迷途的姓名之载体，摩西之名在时代大潮面前不堪一击，但柳卫东顶着新名字在世道上摸爬滚打了半辈子，却并未寻得属于自己的出路，终了仍是最初的摩西之名给了他最后的归宿，令他与世界“和解”，书中的柳卫东对基督的信仰真切与否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的是摩西之名给予他的是一个能与挫败的曾经划清界限的机会，给予他的是一个能令自己内心熟悉且安逸的身份。“摩西之名”在莫言笔下代表着人在经历生活而无能为力之后的一份自我安慰，小说中柳摩西的结局也是对于时代与人双向关系的反思。

凡一平《上岭村丁酉年记》，《花城》2018年第1期。男主人公韦宝路含冤入狱二十四年，在其案件平反时他带着国家的赔偿款返乡，但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韦宝路抱着友善的态度却得到了生活给予他的最无情的结果，终因主动犯案而将自己送入了公安局。这部小说大致由三部分构成，首先讲述了韦宝路只身回家看望老母亲的详细经过，当韦宝路见到母亲的第一眼时，凡一平这样写道：“他看见耄耋的母亲，在冰冷、生硬、油腻的被窝下露头，像一只甲虫”，这里将老人萎缩的状态和少人照料的样子冷漠且直接的呈献给读者，以韦宝路看到母亲的一瞬间，来影射他入狱后这二十四年中老母亲长期的生存状态，字里行间散发着压抑的气氛；其后，韦宝路便开始与家人及乡里接触，他在兄弟们的建议下展开了自己的狱后生活，似乎自打他回家的第一晚与家人们吃过一顿家宴后，小说开始时浓重的压抑气氛便开始逐渐退散，韦宝路用他的慷慨和赔款迎合着所有人，这为他换得了暂时的安逸；第三部分讲述了韦宝路因自己的赔偿款所剩无几而不再受到家人们的优待，眼前的美好如泡沫般逐一破裂，他也终因母亲去世时没能陪在其身边而心灰意冷，决意离开这个厌恶的社会。监狱本是一处社会问题的“集合地”，而小说以韦宝路希望重返监狱的结局来反映狱外社会的丑恶面，善意和金钱抵挡不住人性的贪婪与无情，韦宝路也终因现实的冷酷而深觉自己就像一辆“脱轨”的列车已无法在社会中正常行驶，作者在文尾处利用主人公对于现实的逃离间接刻画出了一个人内心充满失望与无奈之后的决绝。

格尼《柔软的漩涡》，《青年作家》2017年第12期。这是一篇没有“出路”的小说，主人公沈大业是李明礼的妻子，多年的夫妻生活令她厌倦了自己的丈夫并提出了离婚，但李明礼“柔软”的脾气令沈大业的愤怒无处发泄，除李明礼外，沈大业还受到儿子晓波、同事吴茜以及自己母亲的劝说与精神折磨，他们都各持着自己的理由与道德，用他们看似温柔的方式来为沈大业“着想”，这些温柔像绳索一样捆绑着沈大业，她想逃离旧生活，她也决意离开旧生活，她与同事莫志文产生了感情，但最终莫志文的猜疑与语言伤害又令已踏在逃离之路上的沈大业失去了原有的方向。就前两篇小说而言，莫言与凡一平对小说内容结构的处理多是以阶段性的因果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不同层次的描写铺垫和丰富着小说中某一主要矛盾的思想内涵，而格尼则将这篇小说的大部分笔墨运用在与主人公有关的多重矛盾的设定上，利用小說情节不同阶段矛盾冲突的积累最终将其集中于同一时刻，一齐作用于一人，达到令单一灵魂在承受多方精神压迫时内心挣扎而扭曲的创作效果。因此，与前两篇小说中单线矛盾引导下的“和解”与“逃离”式的结局不同，格尼这篇小说中的那些矛盾生而不灭，令主人公最终处在了“思想”与“现实”多重矛盾的反复折磨当中。

川妮《晚餐》，《小说月报》2018年第1期。这篇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多对上层人的“高品质”生活进行描写，但写作内容的“奢华”并未令小说的思想落入俗套，作者川妮在对人性有较深思考的创作基础上，仍令全文保有了较强的趣味性，在趣味中描画着人情冷暖，她不以激烈的冲突来激发矛盾，而是时时在诙谐中吐露出人心的各面，文中的片段性回忆也内含温情，令人物形象饱满，文尾处作者以各人对于生命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拷问着名利场中的芸芸众生。小说中的“我”是个富家子，父亲从政母亲经商，在一次有意安排的晚宴中认识了甲女，“我”与甲女虽互无好感，但为了应付两家家长，便开始了一段假恋爱，直至甲女同一高干子弟的订婚才为假恋爱画上了句号，这并未中断“我”与甲女的联系，反而使二人的交往少了装模作样而更显真诚，待甲女丈夫的违法行为败露后甲女被自己的父母逼迫打胎，从而精神不振，而“我”最终在父母所算计的联姻面前，表示了自己对甲女此刻真心的爱意，可是甲女却选择了避世于五台山。文中人物的“思想”与所面对的“现实”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按部就班的配合着，并未产生过多冲突，直至在金钱与地位无法包庇的人性面前，才令“我”与甲女猝不及防的迎接下显出生活的真相。在跌宕的情节末尾，两位曾经游戏人生的年轻人，一个选择了真诚，一个转向了解脱，这看似又是一个阴差阳错、没有出路的结局，但两人的“差”与“错”却又都是对于各自过往的割裂，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真爱和甲女的出走，是同向的。这篇小说中“思想”与“现实”的脱轨表现得相对隐晦，但在其趣味与反思所形成的隐晦中，给人的整体感受仍是深沉的，且川妮对人物身世与结局的设定上，也有一丝《红楼梦》的影子，繁华落尽，一声叹息，于人事浮沉之外，潜藏着向上的精神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