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2018-06-07 08:11张瑞
当代小说 2018年4期
关键词:余辉围巾钢琴

张瑞

从最近读过的小说来看,作家们大多把关切的目光投射到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身上,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在碎屑的日常生活中感受他们的疼痛与悲伤。而我比较关注的是那些描写女性在现实生活困境中如何挣扎、自救的作品。阅读这些作品,就像是在经历一场旅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目睹了世间百态,理解了生而为人的不易,更懂得了悲悯的力量。

付秀莹《闰六月》,《时代文学》2018年第1期。 《闰六月》是实力派作家付秀莹的最新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她用细腻、敏锐的目光洞察了北漂女性那复杂而隐秘的内心世界,展现了其生存的苦涩与不易。农村女孩刘小改,凭借着自身的努力来到北京上大学,本以为自此能够改变贫穷的命运,然而现实生活的艰辛与残酷让她明白北京城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恰恰是这眼前的苟且让她选择了妥协。为了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有个依靠,她妥协于大徐的有车有房;为了能够在北京城落地生根,她利用大徐对她的愧疚(大徐隐瞒了已婚的事实),得到了在北五环之外的一个小邮局工作的机会。这一切看似都朝着她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着,然而现实的沉重和生活的琐细依旧压抑着她的身心,就像闰六月的天气让人感到烦闷与窒息,生活的无力与无奈感扑面而来,不免让人感到悲凉,而小说的结尾处更将这种情绪推向了极致。小改在人潮汹涌的地铁口看见了常来邮局汇款的那个女人,不同于往日的衣着精致,她展现给小改的是一副邋遢、平常的面孔,对此小改感到震惊,甚至是恐惧,转身跑进了地铁口。小改的落荒而逃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惊讶于那个女人形象的两极转变,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命运审视后的一种逃离与无可奈何。无论是小改还是那个女人,都是这个社会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缩影,她们的苦痛与挣扎,终将会被淹没在时代的喧嚣中,命运的齿轮依旧按照各自的轨迹运转着,正如小说中的一句话:“这世上,每个人都要学会认领自己的命运。”

方如《人间四月》,《北京文学》2018年第1期。方如的小说一向以洞察人心见长,文字虽质朴简练,却能直达人的灵魂深处,从而将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构建起来,从作品中窥视自我人生。这篇小说以“我”在英国的求学经历为线索,讲述了女留学生四月的人生故事,塑造了一个既精明能干又自甘堕落的女孩形象。作家将目光聚焦在四月的情感纠葛上,写她与五六十岁的台湾老头儿胡先生同居,她与已婚男人单斌背德的婚外恋情,绝非是为了讲述情感故事,而是想要透过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爱纠葛看到女性在生活泥淖面前的彷徨与挣扎,疼痛与感伤。深入剖析这个小说,我们不难发现造成四月人生悲剧的原因除了自身因素之外,就是父系形象的缺失。“父亲”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单单具有生理上的意义,还有更高层次的心理意义,它意味着力量与依靠,这恰恰是四月用一生去寻找却得不到的东西。对依靠感的执拗,不但扭曲了她的爱情观(交往的每一任男友都比她大上许多),甚至还让她对女性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了排斥心理,她认为这世上的诱惑、危险那么多,女性要承担的后果也那么多,所以她并不想结婚生子,即便生孩子也不生女孩……或许,女性的柔弱注定了女性在生活的壁垒面前要比男性承担更多的苦痛与不易,但是我们同样也应该看到女性特有的韧性与强大的生命力,让女性的人生更加丰盈。虽然我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到底归于何处,但只要认真地对待生活,生活终究不会没意义。

张春莹《钢琴别恋》,《湖南文学》2018年第1期。自古以来,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讨论从未休止过,爱情的滚烫和婚姻的恒温能否相互交融,困扰着无数男男女女。青年作家张春莹在这篇小说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关注和思考。小说的主人公薛智明是一位钢琴老师,从小练习钢琴,造就了她不愿妥协的性格。工作上她宁愿多辛苦一些,也不愿放弃以钢琴为职业,爱情上更是如此,她想要的是一份不愿将就的爱情。面对余辉的殷勤周到,她并非没有心动,只是出于对爱情的慎重,想要进一步考验余辉。也许爱情的脆弱性早已注定这份感情经不起考验,当她对余辉的求爱没有明确回应的时候,余辉瞒着她到按摩店里寻找安慰;当她把捏造的“家族遗传病史”和“臃肿”的身体呈现在他的面前时,甚至想只要他能够接受这些,就与他在一起时,这个男人却一改往日的温柔体贴,落荒而逃。尽管我们不能对余辉的行为作出任何道德上的评价,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但是在爱情面前,逃兵式的行为不免令人感到遗憾和唏嘘。在时代巨变的今天,还有多少空间能够容纳纯粹的情感,爱情是否又必须和婚姻划清界限?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坚守爱情理念呢?作家在小说的结尾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小说结尾处写薛智明并没有一蹶不振,以一场大病來与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告别,重新找回自我,再次愉快地弹奏钢琴。至于薛智明未来是遇到真爱还是重蹈覆辙,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切的。作家用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意在告诉读者,只要心中秉持着最纯真的信念,生活即便再琐碎、庸常,也能听到美妙的声音。

但及《爱马仕围巾》,《福建文学》2018年第1期。人到中年,似乎一切都已成定数,中年人大都早已失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激情和勇气,他们追求的是生活的安稳与和谐,尤其是女性。然而这一切对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来说,早已成为了泡影。中年丧女让她尝到了世间最烈的孤独,而与她相濡以沫二十年的丈夫却在女儿下葬的当天与她摊牌,要求与之离婚去守候另一个家庭,让她再次堕入无边的黑暗中。对于女人所承受的痛苦,作家并没有用文字具体去描述,而是将这种深入骨髓的痛楚用对比的方式表现出来。二十年前结婚时的浓情蜜意与二十年后逼离婚时的恶言相向相对比,在不动声色间将女人的凄凉与痛苦、丈夫的冷酷无情表现出来。如果作家止步于这里,这个小说很可能就变成了现代版的“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故事了,艺术感染力并不是很强烈,显然并非如此。作家借助具有双重意义指向的“爱马仕围巾”,来引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好友于茜。围巾一方面给她带来温暖,就像于茜时刻给予她的温暖与关爱,另一方面围在脖子里的围巾又像一条绳索紧紧地勒住了她的脖子,让她窒息,就像于茜插足她的婚姻带给她的致命的一刀,于茜的虚伪彻底将她推向深渊。作家将小说的情节安排得很是紧凑,在一天之内让女主人公遭受丧女、失婚、好友背叛三重打击,给人以精神上的强烈冲击,鞭挞了人性的复杂与丑恶。除此之外,作家对“吃瓜群众”的描写也颇有意味。当看到有人要跳水塔时,众人带着兴奋与好奇站在塔下面指手画脚;当女人因为绝望将手机跌落塔下时,众人乱作一团,纷纷去捡那散了架的手机……作家将看客们的丑相刻画得淋漓尽致,物质利益驱动下的人的冷漠与麻木,不免令人感到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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