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2018-06-22 06:53张维今
中国软科学 2018年5期
关键词:优化研究评价体系一带一路

王 钰,张维今,孙 涛

(1.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2.沈阳大学 国际学院,辽宁 沈阳 110096;3.东北大学 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辽宁 沈阳 110169)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王 钰1,2,张维今2,孙 涛3

(1.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2.沈阳大学 国际学院,辽宁 沈阳 110096;3.东北大学 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辽宁 沈阳 110169)

摘 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省间服务业不均衡的发展现状和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导向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协调性,影响“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的实施成效。本研究在梳理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服务业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增长速度在内的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一带一路”涉及的省份和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做出了综合评价,并提出在“一带一路”战略整体背景下,优化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区域服务业;评价体系;优化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它一方面可以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地理格局的调整,顺应我国要素流动转型的需要,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优势互补和开放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构筑全球经济贸易新的大循环。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在二战后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第一、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充分发展后取得了快速增长,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领先态势。总体而言,发达国家服务业取得良好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三方面优势:一是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美国、英国、日本等均在20世纪70-90年代推动服务业管理、认证、激励等领域立法,形成服务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二是服务业基础设施完备,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对物流、网络等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量投资,形成了良好的服务业基础设施支撑体系。“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是中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主动应对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兼顾陆海两个战略方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

“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重点内容涵盖基础建设配套服务、贸易、金融投资、文化与旅游等。从“一带一路”战略的整体规划中可以看出:服务业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服务业一方面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也为其他战略内容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整体效果[2]。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主要涉及的省份都提出了积极发展服务业的构想,旨在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促进经济要素有序高效的自由流动、资源合理配置和市场进一步融合,以实现沿线各省乃至相关各国的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但是当前我国各省份间服务业发展不均衡现象十分严重,而且各省份服务业发展导向互不相干,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间服务发展的不协调性,影响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的实施成效。若要引导不同区域的服务业协同发展,首先就需要构建一个合理、统一的指标体系对各区域的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评价,找出影响各区域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然后,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整体布局,提出促进各区域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研究回顾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深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李平等(2017)[3]的研究表明服务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超过50%。服务业占比的增加对于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际经济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4]。伴随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与服务业相关的话题,其中与本文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区域服务业的相关研究,另一类是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在区域服务业研究方面,国外学者[5-6]通过对区域服务业发展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定位各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方向。高永祥(2013)[7]对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其区域内各省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影响作用,并且欠发达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同样会对发达地区产生积极影响。左连村等(2012)[8]则对珠三角地区的服务业集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珠三角服务业集聚发展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地区专业化分工不足、行业发展层次较低、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陈娜等(2013)[9]研究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协同效应,发展不同区域、城市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存在限制差异。张宏远(2015)[10]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对连云港服务业的空间布局进行研究,提出应突出地方产品特色,发挥空间带动优势,优化城乡产业布局。从以上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区域服务业发展做了大量的研究,得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然而,这些研究多关注传统服务业的发展与作用,很少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对不同区域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考察。来有为等(2017)[11]认为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区域服务业问题的研究与传统区域服务业的研究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区域的划分方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这样就使得以往的结论很难应用到“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服务业问题研究,有必要单独对“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区域服务业协同发展问题进行探讨。本文立足“一带一路”整体战略角度,从评价各省服务业发展现状出发,对“一带一路”五个不同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旨在发现各个区域内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合的各省、区域及整体对外开放发展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地的措施,对各个区域服务业进行协同优化。

在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由于服务业在社会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构建一个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合理性、可操作性的服务业发展评价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很多学者也尝试构建了不同的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例如有学者提出应从发展规模、发展速度、产业高级度等方面进行构建指标体系。浙江省发展改革委课题组(2007)[12]则确定了规模、效益、结构、增长四个领域共16个一级指标构成的区域服务业发展指标体系。倪琳等(2015)[13]提出服务业应从经济环境、产业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科技环境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从服务业的分类出发,提出了不同类型服务业的评价指标体系,例如朱卫东等(2008)[14]探讨了科技服务业的评价指标体系;王仰东(2009)[15]对高技术服务业的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李艳华等(2009)[16]、任英华等(2009)[17]、邓泽霖等(2012)[18]构建了现代服务业的评价指标体系。

但是,这些指标体系的构建多是从服务业本身寻找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实际上,服务业的发展还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宏观及经济环境将会对区域服务业产生显著的作用。方远平等(2013)[19]的研究也表明宏观经济形势变动与服务业的结构变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鉴于此,本文构建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服务业发展规模、服务业产业结构、服务业增长速度在内的四个一级指标体系,系统地对区域服务业的发展进行评价。

三、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目前,国内广义上“一带一路”涉及的区域虽然仍然在不断扩大,但其核心区域主要涉及到18个省份,即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在内的西北6省,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在内的东北3省,包括广西、云南、西藏在内的西南3省和包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在内的沿海5省,唯一的内陆地区是重庆[20-21]。

在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本文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区域范围和研究的目标,遵循系统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来评价服务业发展(见表1)。

表1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宏观经济环境。宏观经济中的许多因素对服务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李元(2015)[20]提出地区人均GDP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杨贵中(2010)[21]认为在“出口、消费和固定2资产投资”中,消费对中国第三产业的拉动系数最高,是影响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茅锐徐和徐建炜(2014)[22]认为从业者的教育水平会是影响第三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选择人均GDP、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和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数作为宏观经济环境的二级指标。

(2)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在以往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将服务业的发展规模作为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李艳华等(2009)[16],任英华等(2009)[17]等用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人均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来反映服务业的发展规模,邓泽霖等(2012)[18]还使用服务业法人单位数、城市技术市场成交额等指标。综上所述,本文使用以上五个指标来衡量服务业的发展规模。

(3)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主要反映服务业在地方经济中的作用。范超等(2018)[23]使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服务业目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施俊宇等(2018)[24]使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来体现区域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因此,本文将这两个指标作为反映服务业的产业结构的二级指标。

(4)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主要反映区域服务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关长海(2007)[25]使用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来反映区域服务产品规模的增长速度;胡祖铨(2017)[26]使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反映区域服务业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综上所述,本文使用这两个指标来代表服务业的增长速度。

四、服务业发展水平实证研究

本部分采用前一部分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一带一路”涉及的各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因子分析可以反映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优点在于可以使用少数几个变量来表示其基本结构,因此比较常用来揭示众多变量中包含的主要信息。当因子载荷矩阵结构不够简化时,可以通过因子旋转使因子的实际意义更加鲜明。在实际的应用当中,考虑到影响区域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数量众多,既包含了经济因素又包含了社会因素,因此必须兼顾指标的完整性、可比性、针对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综合以上因素,本文的分析数据使用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使用的软件为SPSS17.0。

1.数据标准化

把“一带一路”18个省份及地区的原始指标数据带入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由于原始指标数据计量单位不同,不能直接进行比较,SPSS软件将对各省份指标数据自动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对评价结果的影响。

2.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

经过软件分析KMO值为0.862,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说明本研究选取的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3.特征根和方差贡献

表2给出了提取出的因子方差表,提取出的因子按方差贡献的大小从上到下排列。前4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已经达到89.783%,包含了大部分的信息。同时公因子经过旋转后,前4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依然为89.783%。

经过旋转,载荷系数发生了变化,呈现了分组的趋势。其中第一个公因子在城镇服务业就业人数、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专科以上人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上的载荷较大,第二公因子在服务业占在GDP比重和固定支出投资比重上所占的载荷较大,第三因子在增加值增速和投资增速上的载荷较大,第四因子在人均服务业固定支出投资、人均GDP和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上的载荷较大。

表2 旋转前后公因子的特征值和贡献率

4.主成分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可以进一步进行主成分分析。特征向量是根据旋转前的因子载荷矩阵计算的,设该矩阵的向量分别为a1,a2,a3,a4。为了计算特征向量,我们使用spss17.0软件中的compute指令,设特征向量分别为t1,t2,t3,t4。其中:t1=a1/SQRT(4.021),t2=a2/SQRT(2.361),t3=a3/SQRT(2.225),t4=a4/SQRT(2.166)。这样就得到了主成分方程的系数,见表3。

表3 主成分系数表

在得到了主成分的系数后,就要确定各主成分的权重,权重的计算分别为:F1的权重为52.338/89.783=0.582,F2的权重为15.648/89.783=0.174,F3的权重为12.743/89.783=0.142,F4的权重为9.054/89.783=0.102。最终得到了服务业发展评价的方程:

F=0.582F1+0.174F2+0.142F3+0.102F4

(1)

通过方程就可以得到各省及各个区域服务业发展的得分情况,并最终根据得分高低,得到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排名,具体得分见表4。

表4 各个区域和各省份服务业发展水平得分及排名情况

(1)沿海省份。沿海省份总的平均成绩排名第一,区域内各省份排名也均位居前列,其中上海和浙江更是排到了前两位。上海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代表性城市。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排名第一,其各项指标均排名靠前。从同期就业总人数来看,服务业就业人数以及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比重均为最高。技术市场的交易额也是所有省份中最高的。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量占比4.655%虽然低于浙江,却也远高于内蒙古。人均服务业增加值达到了50.51,远远大于其他省份,甚至是一些省份的2至3倍。这显示了上海服务业所在的经济环境良好、市场活跃、服务业发展水平高、附加值高,是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代表性城市。浙江省就业人口学历高,中专科以上学历的人数排名第一,表明该省拥有与发展高端服务业相匹配的高端人才储备,其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也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服务业法人数量排名也较为靠前。事实上,截至2015年,浙江省服务业对全省GDP增速的贡献率已超过五成。全省超过半数县、市、区的服务业投资增速高于工业投资增速,评价结果表明浙江省近几年服务业保持了持续发展,其规模在不断扩大,增速明显。

福建、广东的排名也相对靠前,而海南是沿海省份中唯一排名中游的省份,这是由于海南服务业的后续增长力不足。目前旅游业和房地产业是海南的支柱性产业,服务业产值占到海南省总产值的48.3%,显示服务业在海南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海南服务业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专科以上人数仅为72.1411万人,排名倒数第四,人力资源储备不足,就业人数仅为59.63万人,同样排名倒数第四。服务业法人单位数倒数第四,说明规模还需进一步扩大,同时从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来看,仅为9.5%,同样处于靠后的位置,显示了一定的增长疲软。

(2)东北省份。东北地区排名第二,其中辽宁排名全国第四,是该区域的领先省份。辽宁省的工业基础雄厚,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辽宁省是著名的老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冶金、石化、农产品是其支柱性产业,在以往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政策下,曾经为辽宁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辽宁省就业人口中专科以上学历的人数排名第二,有着发展服务业的雄厚高端人才储备,此外服务业法人数量排名也较为靠前。辽宁省服务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了26.91万元,排名所有省份第一,显示了其不断扩大的服务业规模,以及其正在进行的产业优化调整。而吉林和黑龙江排名居中,这两个省服务业的整体规模同辽宁还有着一定的差距。

(3)中部省份。中部地区只有重庆一个省份,排名全国第八。重庆服务业的各项指标比较均衡,没有突出的优势,也没有明显的缺点。但重庆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和服务业投资增速均排名靠前,显示出重庆的服务业正在发力,可以预见重庆的排名会逐渐上升。重庆的战略定位是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高地,因此重庆应继续加大服务业的投入力度,加快服务业的优化和升级。

(4)西北省份。西北省份整体排名第三,区域内除内蒙古排名比较靠前外,其他省份均排名中下游。内蒙古的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可以为服务业提供较好的经济环境。内蒙古的支柱产业包括采煤业、稀土矿、火电、林业、牧业、运输,其经济增长速度曾经连续7年排名全国第一,虽然其GDP的质量和效益一直处于争议之中,但其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比较好的。在本次排名中,内蒙古的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人均GDP、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和人均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等几项指标排名均较为靠前。而甘肃在所有省份中排名最后,其服务业整体发展规模和水平较低,其各项指标也基本处于末位。其人均GDP排名末位,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排名17位,表明服务业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较差。甘肃的人均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排名也均为末位,说明其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都处于较低位置,服务业附加值水平低。其他省份排名中游偏下,各项指标的排名情况也大概基本如此,这也同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

(5)西南省份。在五个区域中,西南区域排名最后,并且区域内的3个省份也排名倒数的二、三、四位,整体的发展水平很低。西南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这一客观原因制约着这一地区的服务业发展。以西藏为例,该省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总量规模小,人口资源有限。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导致了服务业的规模无法扩大,无论是服务业就业人数,还是服务业法人数量均同其他省份有着较大的差距。由于近年来快速增长的旅游业的带动,西藏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已成为其最为重要的产业,但服务业整体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云南外部经济环境不理想。云南同甘肃的情况类似,其外部经济环境同样较差,但相比于甘肃,云南省服务业的规模要大一些,服务业法人数量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均是其1.5倍左右,但同样面临附加值低、产业层级低的问题。

五、区域服务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18个核心省份和地区,是十分复杂和系统的工程,对我国的基础建设、文化旅游、贸易金融、交通物流等行业都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转型能否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以上对“一带一路”涉及部分省市服务业的分析可知,不同区域内服务的发展存在很大差异,各个区域内的服务业发展优势也各不相同。为此,需要充分发展各区域服务业的相对优势,合理地进行服务业协调分工,这样才能促进整个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提高“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绩效。

具体地,不同区域服务分工发展的建议如下:

(1)沿海省份应继续提升服务业层级,扩大优势,强化国际服务业枢纽作用。依据其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程度不同,5个沿海省市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和任务是不同的。上海地处“一带一路”的战略交汇点,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服务业整体水平高。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背景下,上海应采用“技术、管理、资本”三个输出的模式,同时充分发挥自贸区的作用,争取服务业区域合作发展。浙江和广东的产业集群为服务业的承接、培育及影响力传递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浙江和广东则可以利用输入的资源提升服务业的经济附加值,通过海陆联运等多样化的运输方式,扩大服务覆盖区域,加速实现服务业乃至制造业产业升级,增强这两个省份对外输出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福建有着港口优势,主要对接方是台湾,融入沿海经济带的最佳途径是协同周边省份以大力发展出口贸易、物流等服务为引领,迅速提升其服务业综合水平。而作为沿海省份中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海南省要想提升服务业综合水平仍需要旅游业作为引领,不断加强人才的输入和培养,持续加大对服务业的资金投入强度,培育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柱产业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2)东北地区急需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实现振兴。东北是著名的老工业基地,其支柱性产业装备制造业、冶金、石化等都面临着产能过剩、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地区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效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行业的融合发展,可以有效地解决产业升级发展的困境,促进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促使两大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从而实现区域振兴。此次东北三省的服务业水平排名中,辽宁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吉林和黑龙江处于中游,这表示东北三省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良好基础,同时也说明了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北三省生产性服务业应以工业产业集群向周边发展,有效利用俄远东地区的陆海联运通道,将东北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3)中部地区应强化区域合作,加快服务业发展速度,尤其是提升物流产业的发展速度,增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能力。“一带一路”战略增强了中部地区同国际的经贸往来,由此必然会带来对贸易、结算、金融等产业更高的要求,重庆的服务业升级迫在眉睫。从此次评价的结果来看,重庆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没有严重缺陷,却也没有突出亮点。虽然重庆正在调整产业结构上显示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重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同时也是长江经济带的西部中心枢纽,要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产业腹地和中部地区服务业高地,仅靠重庆自身的服务业发展是不够的。重庆应加强与中部地区应的区域合作,对物流通道、物流网络、物流模式进行完善和加强,培育一批大规模的物流企业,改善物流业发展的环境,规范法治环境建设,着力完善和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有效提高物流效率,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增强国家中部地区的物流服务辐射功能,加快建成中部物流枢纽。

(4)西北部省份服务业发展重心应以畅通为主。在此次评价中,西北地区除内蒙古较为靠前外,陕西、宁夏、青海和新疆服务业排名均处中等,甘肃则排名最末位。在服务业整体发展不均衡且平均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各省份要协作打开畅通的贸易通路是有一定难度的。对这些省份而言,相较在服务业发展规划中提出的打造“战略高地”和“高端中心”等对策,改善基础环境,围绕基础建设开展服务业的发展,保证金融、物流、商贸的畅通,提升服务业的规模总量是更为可行及迫切的需求。在这些省市中,任务较重的是甘肃。甘肃省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连接位置,其服务业发展水平综合排名为全部18个省市末位,其各项指标也基本处于末位。西北部省份的服务业规模需要扩大,提高服务业从业人数和企业法人数量,应立足自身优势。经过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北部居民消费水平和经济增长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加上国家政策的支持,使西北部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推进区域之间互相连通的具体措施,包括开辟交通和物流通道、实现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推进金融合作都可以较好地提升该地区的服务业总体水平。

(5)西南地区应着重打造面向周边国家的区域服务业辐射中心。西南线上的广西、云南、西藏三个省份全部排名落后,主要原因是西南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数量少,产业结构层次低。从此次评价结果来看,一味地强调发展大型服务业企业和加大高技术含量服务业比重是不符合该地区发展实际的。要想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增强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呼应度,应立足本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制定服务业发展政策。例如,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具备地理位置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贸易通道,围绕该通道进一步加强投资、商贸、金融服务的规范性,为国际合作打造良好的环境。云南可以利用与周边相邻国家的地理优势,进行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将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成为经济合作新高地,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服务辐射中心。西藏虽受到诸多自然条件限制,但可以结合自身旅游文化优势,与尼泊尔等国家开展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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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DevelopmentandOptimizationofRegionalServiceIndustryundertheBackgroundofB&RInitiative

WANG Yu1,2,ZHANG Wei-jin2,SUN Tao3

(1.SchoolofMarxism,NortheasternUniversity,Shenyang110169,China;2.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ShenyangUniversity,Shenyang110096;3.ChinaAcademyofNortheastRevitalization,NortheasternUniversity,Shenyang110169)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s high demands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ervice industr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not balanced and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further intensified coordination between regions, influencing the overall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Belt and Road.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from four aspects: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sca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rowth rate. Applying factor analysis, the research aims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poses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to these provinces under B&R initiative.

Key words:B&R;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中图分类号:F016.5

A

1005-0566(2018)05-0101-09

收稿日期:2017-08-31

2018-03-16

基金项目: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演化博弈视角下推动沈阳科技创新的思路建议对策研究”(17101)沈阳市科技项目“沈阳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策研究”(17232515)。

作者简介:王钰(1984-),女,辽宁本溪人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沈阳大学国际学院经济管理系教师,研究方向:科技哲学 。

(本文责编: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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