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研员指导教学应依据新课标

2018-07-23 08:13左言宝吴跃华
艺术科技 2018年8期
关键词:教学指导新课标

左言宝 吴跃华

摘 要:音乐教研员在我国比较特殊,既是研究者,又是管理者。因此,其对广大音乐教师的指导往往比理论家还权威,但其指导意见却缺乏检验。本文针对一个个案,指出音乐教研员指导首要任务应该依据新课标。

关键词:新课标;音乐教研员;教学指导

一年一度的央视第一课在中小学师生中影响很大,其中的一些教学理念、教法、教学形式等是老师关注的重点。因为每个老师都想进步,希望从中汲取有益经验。现实中,担任普通教师教学指导的大多是地区音乐教研员。但并不是每个教研员都有足够的理论素养。因此,有些指导意见便有失偏颇。但老师一般碍于面子,难以形成有益的交流。偶然的机会看到《音乐周报》刊发陈茴茴的《上好“第一课”着实不简单》(2017年9月15日),提到某市音樂教研员席建兵对“第一课”教学的“理想”的指导意见。但笔者觉得其并不“理想”。现不揣浅陋,谈几点看法与席君交流。

首先,席君说:“开学第一课,大部分老师都会选择说纪律、讲规章制度、提醒上课时间……这些问题该说,但绝对不是音乐第一课的主要内容。”笔者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大部分”音乐教师的“第一课”的“主要内容”是用来“讲”纪律。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中小学音乐教学确实很糟糕,难怪说“80%的学生不喜欢音乐课”。但真是如此?是否有夸大之嫌暂不谈,席君认为“理想”的“讲纪律”应该是这样的:“要对孩子们的纪律坐姿提出要求……如‘唱歌要坐直。”笔者纳闷了,身体“坐直”了是“纪律”吗?如果是的话,连唱歌时要张开嘴也是“纪律”,“哼鸣”算不算“违纪”?席君显然是混淆了一般行为准则跟音乐学习规则之间的区别。音乐课堂教学中总有一些跟音乐无关的行为需要规范。比如,循环教科书的使用,教师总得告诉学生,用完书放在哪,不能带走。如果每个学生都学着三毛那著名的“到此一游”留言也在书上写下“四毛借此一用”,这书恐怕也无法正常循环利用了。

再说,即使把这唱歌的姿态要求当成纪律,显然这纪律是以音乐学科的名义施行一种外在控制式纪律观,理想的讲纪律应该要研究如何引导学生内在养成的纪律观,即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这才符合新课标提出的以人为本精神。其实这理想的纪律观也早在教育家蒙台梭利的理论中提过了,只不过我们国家在新世纪课程改革中才时兴。但席君似乎并不自知他提出的要求是一种落后的纪律观。

真正理想的纪律观,笔者在这里举一个鲜活的例子。《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1]载我国国家级小学音乐教材主编费承铿先生于2002年为了验证新课标的科学性,无偿去小学执教一年的事。当年三年级的学生鲍梦楚十年后在接受作者的采访时回忆说:“刚开始上课时,许多同学把竖笛当玩具,这个也‘嘟吹一下,那个也‘嘟吹一下,整个教室乱哄哄的,根本也不把专家当专家,还有聊天的聊天,玩游戏的玩游戏,甚至有的同学在那大声喧哗。但费老师并没有生气,就在这时,一阵悠扬的笛声响起,抑扬顿挫,缠绵悱恻,大家立即被抓住了心神,都抬起头来循声望去,只见费老师正站在教室前方静静地吹奏着,手里拿着的正是那毫不起眼的竖笛。不知是哪个学过音乐的同学叫了一声:‘是《梁祝》!那是我第一次听《梁祝》,虽然那时的我还不知道那笛声究竟诉说着怎样的故事,但也不禁沉醉其中。当费老师悠悠止住了最后一个音符时,教室里爆发出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费老师笑着说:‘你们不要心急,慢慢来,总有一天也能吹出这样的曲子来。但首先还是要把基础打好才行,大家愿意跟我学吗?同学们齐声答道:‘愿意……他不需要拍桌子砸板凳,不需要大喊大叫,更没有长篇累牍的说教,就这样让我们这群泼猴安静了下来,也让我们重拾了对竖笛的信心和兴趣。我想,这就是一场名叫‘音乐的魔法。”笔者认为,这才是新课标倡导的“纪律”精神。

其次,席君认为,上不好第一课是因为“高等师范人才培养模式有缺失”“多是向音乐专业院校靠拢”。要照这么说,席君自己就是典型的学院派产物。证据如下:席君说要让学生坐直唱,因为“坐不直肚子歪了,气就不通畅,唱歌就不好听”。且不问那些又弯腰又扭屁股的流行歌手唱得还真不错,把唱不好歌归为“肚子歪了”笔者还是第一次听说,其实说脖子歪了也比这合适。为什么说肚子歪了呢?因为席君的概念是美声唱法的那一套,美声唱法要求能气沉丹田,所以肚子歪了势必影响丹田之气到声带的畅通。且不论真正的气是否能沉到丹田,坐不直才是唱歌的常态。奥尔夫的原本性音乐教学法,就是针对19世纪的那些过于人工的学院派的做法而提出的批判性做法,目的是让音乐回归原始,即在最自然的状态下实践音乐,这才符合儿童好动的特性。笔者读书时,老师带我们去听北京某小学一节音乐课,课上一个外国女老师弓着腰几乎要趴在地上模仿狗熊边动作边歌唱,之后现场嘉宾曹理先生还给予很高的评价。电影《音乐之声》中的《哆来咪》这首歌,孩子都是在又蹦又跳中唱的。席君却要求坐直唱,显然这话暴露了其潜意识中的学院派意识结构。席君对奥尔夫可以不理会,但音乐课程标准对唱歌的基本要求是要学生能做到自然、自信、有表情地歌唱就行了。这“自然”何解?笔者认为,奥尔夫的做法就是较好的解释。如按照歌唱家蒋大为的说法是“唱歌就是在音符上说话”,即在说话的基础上唱。词曲作家付林也用这方法,他还在80年代初培养出13岁的小歌星程琳,其成名曲《小螺号》后还被收入小学课本。

音乐教研员不同于一般研究者,首要任务是推进新课标的有效落实,对教学的指导须以新课标为依据。可惜,席君的理想似乎都不在弦上。

参考文献:

[1] 吴跃华.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左言宝(1969—),男,安徽枞阳人,本科,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专业声乐。

吴跃华(1970—),男,江苏涟水人,硕士,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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