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主任当上了省委委员 委员退出、递补规范化——地方党委工作条例修订后3年观察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权虎

以前的实践中，有的地方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因调离本地区、辞去公职、退休等原因不适宜继续担任委员、候补委员，却缺乏退出机制。

通过递补，近年已有多名基层党员获任各省、市党委委员，而此前地方党委委员中鲜有基层代表。

付秀秀的感受很明显，成为省委委员后“工作上方便了很多”，有些在基层解决不了的事情，她会提交到市委，有的很快就落实了。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权虎

2018年7月30日，江西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在南昌召开，在会场前排就座的省委委员付秀秀属于“新鲜面孔”。

论身份，付秀秀是江西宜春高安市筠泉社区居委会主任，而坐在她周围的省委委员大多是厅局级官员。

生于1973年的付秀秀，已在基层工作二十多年，先后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爱岗敬业模范”等荣誉称号。2016年11月，付秀秀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在2017年12月召开的江西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上，她被递补为省委委员。

付秀秀的当选不是个别现象，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近年已有多名基层党员通过递补，获任省、市级党委委员，而此前地方各级党委委员中鲜有基层代表。

变化源自2015年12月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这是原条例（试行）实施20年后首次修改，明确地方党委委员、候补委员中要有适当比例的基层党员。

新修订的条例，还创设了党委委员、候补委员辞职和自动终止制度，解决了以往“该退出的不退出，该进入的进不了”的问题。三年来，“退出机制”也给包括基层党员在内的候补委员们成为委员，提供了保障。

立马有了投票权

付秀秀成为江西省委候补委员之前，在高安市已经小有名气，当地媒体曾报道，她带领社区干部为居民办好事实事一千一百多件，为两百多个特困户提供了十多万元帮扶资金，被称为“社区居民的贴心人”。

2016年，江西省委换届之前，省委组织部派人对付秀秀进行了严格的考察。选举结果出来后，当她在候补委员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时，觉得“很意外”，而且按得票数，她在排序时还排在第一位。

但她没想到的是，接下去一年内，“意外”继续发生。

2017年12月25日，江西省委召开十四届五次全会，付秀秀以候补委员身份出席。彼时离江西省委换届已有一年多，其间江西工信委原党组书记冷新生落马，鹰潭市委原书记曹淑敏调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按照地方党委工作条例，他们不再担任省委委员，全委会出现了两个空缺。

没有悬念。经表决，在候补委员中排位第一的付秀秀被递补为省委委员，同时被递补的向东也是一名基层党员，他是全国劳模、中国电信九江分公司的督导，公司以他的名字成立了“向东班”。

主持人宣读结果后，时任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发言：“请两位省委委员入席。”

“坐立不安，大家都看着我们两个。”付秀秀说，在全场注目下，本来坐在会场最后方的她和向东，从后排腾挪座位，走到会场前面的省委委员区域就座。

走近时发现，前面已经提前空出了两个座位。省委委员按照姓氏笔划排序，姓氏笔划较少的付秀秀和向东直接落座到了第二排。

“然后立马就可以投票了”，成为省委委员后，付秀秀和向东当场就参与了下一项议程的表决，此前几次全会召开时，他们作为候补委员是没有投票权的。

有些文件

可以带走看了

当了省委委员，付秀秀发现跟以前差别还是挺大的。

以前是候补委员，付秀秀参加省委全会时，相关文件只能在现场看，不允许带走。递补为省委委员后，有些文件可以带走看了，不过要遵守保密规定。

现在，全会研究省里的重大决策、重大部署时，付秀秀还被要求必须发表个人意见、提出想法，“对我们省委委员有要求，所有重大事项我们必须要表态，不管有没有意见，都要表态。”

“每次发言都非常紧张，”付秀秀说，“有时候讲得含蓄，领导会再细问一下。”在“必须要表态”的驱使下，付秀秀的不少心思放到了对省的发展、省高层人事的思考上。

有次,组织上让她推荐省政府班子成员人选,“说实话，之前我对人事从来都不关心。”付秀秀说，但为了对组织负责，她对提名人选作了详细了解，“我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要推荐他，不能随意说选谁。”

省党代会闭会期间，有些省内重大决策和人事调整也会征求省委委员的建议，于是付秀秀收到了不少“密件”，“他们会快递发函给我征求意见，我写好后把意见返回。”

付秀秀的感受很明显，成为省委委员后“工作上方便了很多”，有些在基层解决不了的事情，她会提交到市委，有的很快就落实了。

付秀秀现在见到市领导的机会也很多，高安市开常委会一般都会邀请她列席，有时还会要她发言。

严格执行“退出机制”

像付秀秀一样，全国范围内，近年已有多名基层党员都成为省级或市（地）级党委委员。

2017年11月，西藏洛扎县拉郊乡党委书记古桑旦增递补成为山南市委委员。2018年，合肥滨湖世纪社区党委书记束红英递补为合肥市委委员，湖南慈利县高峰乡党委书记谭本伦递补为湖南省委委员， 国电安徽电力公司工人许启金被递补为安徽省委委员。

他们的共性是，都在党委换届时当选为候补委员，且排位靠前，届中党委会出现缺额时被递补为党委委员。

42岁的柳祥国是株洲冶炼集团一名技术工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6年9月举行的株洲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他作为产业工人代表当选株洲市委候补委员，并在11位候补委员中得票排名第一。

柳祥国连说自己“幸运”。在他当选候补委员后不到三个月内，株洲市政府原秘书长陈旌被调至娄底，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罗伟则被调到湘潭，按规定辞去株洲市委委员职务，由此产生了两个空缺。

2016年12月30日，株洲市委召开二次全会，市委委员递补程序启动，第一个顺位递补的就是柳祥国，和他一同递补为委员的是在候补委员中排名第二的时任株洲市水务局局长尹朝晖。之后，株洲市委又进行过两次递补，现已有4名候补委员递补为市委委员。

一届党委任期尚未过半，已3次递补党委委员，这在过去的株洲很罕见。

2011年9月，株洲市选出了第十一届市委委员51名，候补委员9名，其中没有基层党员。十一届株洲市委任期内，一共召开了14次全会，南方周末记者检索了14次全会的新闻报道，均未发现有退出和递补市委委员的议程。

等到2016年9月，十一届株洲市委最后一次全会召开，会议公报中写道，“全会应到市委委员40人。”和当选时相比，市委委员人数少了11人，但没有从候补委员中递补。

参加这次会议的应到候补委员是7人，减少的两人分别是王汉青和夏春华，他们的离场并不是因为被递补为市委委员。王汉青当选候补委员时是湖南工业大学校长，任期内调离了株洲市，夏春华是株洲监察局局长，十一届市委任期内被免职。

类似十一届株洲市委这样，委员出现空缺时没有及时从候补委员中递补的现象，在2016年以前并不少见，虽然此前也有“递补”的规定，但实践中执行并不严格，这在2015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施行后得到了规范。

条例还创设了“退出机制”。2016年1月4日的《京华时报》在报道中就指出，实践中有的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因调离本地区、辞去公职、退休等原因不适宜继续担任委员、候补委员，却缺乏退出机制；有的党委委员、候补委员死亡、丧失国籍、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停止党籍、受到留党察看以上的党纪处分后，委员资格缺乏自动终止程序，影响其他人被递补、补选。“条例创设了党委委员、候补委员辞职和自动终止制度，这也成为条例的一大亮点。”

湖南株洲便是“退出机制”的较早执行者，及时递补了市委委员。

“退出机制”启动后，山东省委原委员高玉潮，是从候补委员递补为委员后，履职时间最短的一个，前后不到一百天。

高玉潮曾任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主任，2016年调任山东检验检疫局局长，在2018年6月24日召开的十一届山东省委五次全会上，由候补委员被递补为委员。但百日不到，高玉潮便在9月初调任北京海关关长，2018年10月8日，山东省委六次全会批准他辞去省委委员职务，同时递补另一位候补委员李关宾为省委委员。山东这一举动被媒体解读为对地方党委工作条例的“严格执行”。

不能只当“花瓶”

地方党委制度确立于1927年。1921年中共一大确立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是地方党委的前身，1927年修订的党章，将执行委员会改为委员会。

1949年以后，地方党委制度普遍建立，但后来在“文革”中一度遭到破坏，以“革命委员会”代替了地方党委的领导。改革开放后，地方党委制度不断得到完善，1996年4月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此条例一直施行到2015年12月25日新的地方党委工作条例生效。

相比旧条例（试行），新条例对地方党委全会的决策事项范围也进行了细化。江西省委委员付秀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江西省委全会之外，省里如有重大部署或重大人事调整，也会专门邀请省委委员召开座谈会进行讨论。

实际上，付秀秀说的这些“待遇”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得到明确。过去哪些问题需要地方党委全会决定并不明朗。新条例施行后，明确了必须通过召开全会讨论和决定的9类重大事项，并规定全会听取和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或专项工作报告。

9类事项包括重大改革事项、重要党内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的通过等。《人民日报》对新条例作了如下解释：“过去，对全会决策监督和常委会职责界限不够明确，常委会容易代替全会作出决定，从而造成全会作用弱化。”中央党校教授肖立辉评价此举“突出了全会的决策和监督职能，有利于优化党内的权力结构和配置”。

地方党委成员的配备要规范，也是新条例着力强调的。过去，每次地方党委换届前，中央先发布文件对省级党委成员配备提出要求，省级党委再根据中央精神对市、县两级党委成员配备作出规定，有时会导致换届后地方党委委员的人员配备不相一致，各地区也不统一。

新条例则明确了地方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的配备要求和结构。人选应当包括书记、副书记和常委会其他委员，一般还应当包括同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协、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人，同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同级工会、共青团、妇联主要负责人，下一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以及适当比例的基层党员。

作为被充实进省委的基层党员，向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当上省委委员，不能只是去开开会做个‘花瓶，要多为基层发声。”

递补为株洲市委委员之后，基层党员柳祥国觉得履职的过程中“眼界打开了不少”、反映问题的渠道多了。刚成为市委委员时，柳祥国还惊讶于“市里的人事调整我可以参与投票了”。当以市委委员的身份参加过5次市委全会之后，柳祥国对这一身份已习惯了很多。

参加过5次市委全会，所有的表决，柳祥国都举手通过，他认为“因为都是利国利民的”。当上江西省委委员后，付秀秀在表决时也都是投了赞成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