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认同：苗族史诗《亚鲁王》历史记忆功能研究

杨兰　刘洋

摘要：

记忆的历史事件是历史，历史事件的记忆亦是历史。作为个体记忆的整合表达，东郎记忆的重叠和补益构筑了完整的苗族史诗《亚鲁王》。文章爬梳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研究脉络，以听觉记忆、形象记忆及概念记忆榫合的个体记忆，联想记忆、实践记忆和交互记忆榫合的集体记忆探寻《亚鲁王》及其象征符号，强调《亚鲁王》中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是共生关系，其承载的绝不仅是展演场域中的仪式和文本，亦是文化持有人对历史的共同建构，认为仪式内蕴的原生性和多重视域建构的历史记忆实现了自我认同的强化、族群认同的凝聚和国家认同的升华，由此实现了自我认同、族群认同及国家认同的行动逻辑。

关键词：

历史记忆；集体记忆；个体记忆；史诗学；《亚鲁王》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4-0095-06

Memory and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Memory Function of the Hmong Epic King of Yalu

YANG Lan1，2， LIU Yang1，2

（1. National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2. Editorial Department，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event of memory is history， and the memory of historical events is also history. As the integrated expression of individual memories， the overlapping and supplementation of the memories of Donglang built a complete Hmong epic King of Yalu.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and explores King of Yalu and its symbols through the individual memories which consists of auditory memory， image memory and concept memory， as well as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including associative memory， practical memory， and interactive memory， emphasizing that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existed in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individual memories in the King of Yalu， and thus， what are bore in the epic are not only the rituals and texts in the show field， but also the cultural holders common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who holds that the primacy of the intrinsic rituals an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multi￣dimension domain construction realize the reinforcement of self￣identification， agglomeration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us to realize the action logic of self￣identification， ethnic identifi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dividual memory； epicology； King of Yalu

歷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研究已然成为民间文学研究视阈的新焦点。一方面，较于文字记载的历史，以个体和集体记忆为中介探寻意义与历史之关系更为多元和细腻，更能呈现族群发展轨辙中较为细致的脉络；另一方面，历史记忆不止于人们记忆的历史事件，人们的记忆本身亦属历史，且是一个不断传承和延续的过程。作为个体记忆的整合表达，《亚鲁王》涵括东郎（史诗传承人）记忆的重叠和补益，正是此种丰富的个体记忆呈现了完整的《亚鲁王》。事实上，东郎习唱《亚鲁王》的行动逻辑均源于传承者言语、音声、动作及表情的记忆建构。必须承认的是，任一个体的记忆均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个体记忆绝不止于个体的自我言说，更是个体的自我认知，如果个体记忆丧失，那么最后所存将仅为躯体，换而言之，个体记忆是时空内生活方式和群体内聚力的全部构成，不仅对个体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尽管个体记忆伴随体质、年龄、性别的变化而变化，其价值和应用各不相同，但由于比史料更丰富的信息集合，个体记忆极具研究价值。论文爬梳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研究脉络，以听觉记忆、形象记忆及概念记忆榫合的个体记忆，联想记忆、实践记忆和交互记忆榫合的集体记忆探寻《亚鲁王》及其象征符号，旨在廓清多元文化视域下《亚鲁王》的文化结构在历史和群体中如何建构和重构，如何实现自我认同、族群认同及国家认同。

一、阐释的转向：历史与记忆

叙述，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总是处在记忆和遗忘之中。如同历史学家很久以来就已知道的那样，历史具有双重意义：既表示过去发生的时间，也是一种关于选择、解释和说明这些时间的争议性的叙述。[1]后现代反思与解构的进程中，学者们更重视以个体和群体记忆重拾历史与意义之关系。爬梳记忆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涂尔干（Durkheim）的弟子哈布瓦赫（Halbwachs）创造了集体记忆的理论，用以研究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过去是如何被记忆的，同时还强调研究个人记忆时要综合考虑家庭、宗教群体以及所生活的社会阶层的影响，其理论旨在厘清记忆与环境之互动关系，强调记忆产生于集体，人们只有参与各种人际交往活动，才能促使记忆的产生。[2]康纳顿（Connerton）延续了哈布瓦赫的研究，他认为群体记忆绝不是简单的个人记忆的累加，而是群体通过社会仪式共同构建的记忆，这个记忆属于群体，而非个体，同时，他将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集合进行了认真区分。[3]左纳本得（Zonabend）在康纳顿的基础上，将记忆与人们的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认为人与人之间交际关系网是集体记忆形成的重要基础。[4]阿斯曼的理论预设更庞杂，他重新定义集体记忆，试图综合哈布瓦赫和康纳顿的理论体系，强调集体记忆是一種沟通记忆，因为人的记忆是在相互沟通中实现的，阿斯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文化记忆将文化作为记忆的主体，认为记忆不只是停留在语言和文本的这一层面，还可存留于各种形式的文化载体上，比如我们常见的节日、仪式、技艺中，具象的如一些文化遗址、文化物件等，这些都是民族文化的保存物，同时也是民族的文化符号。[5]通过这些生动可见的行为过程和具体实物，文化随之代代相传，法国学者诺拉追随了阿斯曼的观点，将这些承载着文化的载体称为“记忆的场”。[6]霍布斯鲍姆（Hobsbawm）等人的研究与前人不同，他们将关注点从记忆本体移至官方，强调官方通过各种媒介手段操控大众记忆。[7]值得一提的是，斯科特（Scott）在霍布斯鲍姆等学者的研究上，发现了新的研究点——大众的记忆抵制（反记忆），通过对反记忆的研究，发现社会记忆中族群身份的认同，以及群体与政治的抗衡所带来的社会变迁。[8]

事实上，哈布瓦赫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并未引发关注，直至全球化进程的到来，传统和现代的再反思，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才日渐兴盛。历史记忆不仅是集体记忆对过去的建构，更涵括了个体记忆的传承功能。个体记忆通过听觉、形象、概念三种方式记忆，这三种记忆方式不止于递进关系，亦不止于平行关系，而是杂糅并用。与个体记忆不同，集体记忆主要在集体活动或仪式展演场域中产生，其记忆方式主要涵括联想、实践和交互记忆，与个体记忆相同的是，集体记忆的三种记忆方式同样是杂糅并用的。

作为舶来品，历史记忆早先由史学界使用，廓清脉络，国内历史记忆研究应系台湾学者朱元鸿于1992年率先开展[9]，此后，南京大学沈卫威在1996年将历史记忆的研究范式置于历史人物研究之中[10]。历史记忆研究较为系统的是1999年赵世瑜对沿海一带太阳生日传说与习俗的考证，该研究也属民间文学历史记忆研究的范畴。[11]历史记忆近年来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愈发产生影响，林继富提出民间文学中包含丰富的历史记忆内容，需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去研究，方可深化、修正和补充“历史事实”。[12]景军则强调，在仪式中，口耳相传的记忆、基于文本的记忆和积淀在身体中的记忆都在持续地相互作用。[13]对祭祀和纪念仪式这种高度情感化展示场域的研究无疑是关注的重点。得益于展演场域，作为集体记忆再现和重建的重要环境，亚鲁王仪式过程始终如一，亚鲁王文本亦未发生重大改变[14]，显然，探寻亚鲁王历史记忆功能有典型意义和模板意义。

二、联系与构成：集体记忆中的个性魅力

记忆的历史事件是历史，历史事件的记忆亦是历史。一方面，区域内个体基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大体是一致的，出入是细微的，个体记忆蕴含的丰富信息资源，不仅是历史信息的供给来源，更是个体情感心理、社会关联、语言特征、记忆方式的信息综合体；另一方面，历史事件的记忆需要经历记忆、遗忘、重构的过程，在面对具有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时，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公开，个体务必强迫自我遗忘，但此种遗忘往往并不成功，因为它在遗忘之前，必然是被记忆的。也因此，记忆兼具社会性和传承性。

1.习得过程中的听觉记忆

听觉记忆是个体记忆传承和延续的核心识记方法。调查显示，东郎们普遍认为《亚鲁王》的习得源于学习期限漫长、学习进度缓慢、学习方式特别、学习效果终身的特殊的口传心授学习模式。显然，史诗内容无文字记载且冗长，如果不依靠听觉记忆，东郎们无法习得和长期维持《亚鲁王》。

一般而言，听觉记忆常与模仿相伴而行且极易混淆。模仿是以短暂记忆复制已有事物，易遗忘；听觉记忆则不同，能够保持较长时间。死记硬背只是学习者的模仿，并非听觉记忆，正如合唱过程中，大部分人不能完整无误地完成表演，其中少部分能够完整演唱的属于听觉记忆，剩余部分则是模仿。值得注意的是，模仿与听觉记忆并非不无关联，模仿是听觉记忆的准备和前提，要形成听觉记忆必须先进行模仿，只有通过模仿，在脑海中形成印记才会形成听觉记忆。毋容置疑，东郎习得《亚鲁王》的过程中，必然少不了对传承者的模仿和对史诗的体悟，如此才能在仪式现场将史诗展演得灵活自如。东郎对史诗的听觉记忆可以有多个场合，不仅在丧葬仪式上，在与传承者学艺的过程中也能对史诗进行记忆，但对于普通苗族人而言，对《亚鲁王》的记忆仅存于丧葬仪式东郎的唱诵中，他们在展演场域的语境中与东郎互动，他们以听觉记忆实现了记忆的历史与对历史的记忆衔接，并以此重温民族历史，聆听祖先教诲。

2.展演场域中的形象记忆

形象感知是记忆的根本，人们通过感知事物的形状、气味、声音等，在脑海中形成记忆内容，具有直观性。人的记忆几乎都是从形象记忆开始，我们认识一位陌生人，首先观察其容貌和衣着，然后才是其他，所以，形象记忆是由感知到思维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形象记忆是人们联想的基础，它不止于静止或动态事物的反映，亦不限于某一动态瞬间的反映，人们通过自身保存的形象记忆片段，联想乃至虚构，将分散的、不连续的特征整合起来，从而形成连贯性的整体，构成生动完整的画面。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一切可以想象的东西，本质上都是记忆里的东西。[15]东郎们习唱《亚鲁王》绝不限于史诗文本，而是嵌入展演场域，直接反映为徒弟跟随师父赴葬观摩学习，由于东郎主导葬礼仪式始终，他必须结合仪式程序进行唱诵，仪式程序不同，诵唱内容不同，形象装扮不同，使用道具亦不同。尽管史诗展演场域中东郎形象伴随仪式进程的变化而变化，但形象的变化始终围绕祖先亚鲁的模仿与记忆，显示出麻山苗族先民对远古社会生活及先祖亚鲁精细入微的观察和记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稳固持久的形象记忆与人们的情感体验呈正相关，情感体验越深刻，则记忆越牢固，情感体验较浅，则记忆就越淡薄。亚鲁是麻山苗族先祖，是带领他们迁徙定居的英雄，因此对亚鲁及其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麻山苗族的情感体验十分深刻，且在丧葬仪式上不断重复，通过反复重温族群历史，固化族群记忆。

3.语言表达中的概念记忆

概念记忆是语言学研究的范畴，概念记忆即语义记忆，是较为复杂的记忆系统，它需要将历史事件的所有构成部分逐一记录，储存并形成与具体词汇相关的各种抽象概念，这些概念能够长久维持，难以遗忘。前述已论及程式化的记忆可以实现听觉上的快速记忆。与其他史诗一样，《亚鲁王》的每一次唱诵都可以说是一次再创作，唱诵中东郎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一些固定的套语来进行创作，并根据自己熟悉的记忆点来进行每段之间的衔接，让自己的唱诵更为顺畅和丰富。这些固定的套语包括对亚鲁服饰、表情、行为的描述等。田野调查中发现东郎们对史诗的记忆，也是基于对史诗内容的理解，正如东郎陈某所言：“我在学唱史诗的过程中，老师教一段，讲解给我们听，我们再跟着学，理解着学，这样才能记得深刻”。

语言学家梅耶（Meillet）曾指出，荷马史诗中随意抽出一段诗行都可以在史诗中的其他地方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诗行。[16]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在1929年曾给程式下了定义，他认为程式是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某一特定意义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这是史诗唱诵者们的财富，具有极大的使用价值。[17]在口头传统中，程式占据极重要的地位，程式的主题、句法、动作、场景，一切都是程式化的，程式是口头史诗所具备的突出本质。

三、压缩与拉伸：记忆的场与记忆再造

传统社会中，麻山苗族了解自身历史文化“记忆的场”大体源自丧葬仪式，人们通过东郎唱诵的内容和仪式上的符号去联想、构建和铭记民族的历史，民族关键符号往往在具体文化事项的仪式展演中才能呈现其作为意义载体的文化标志性特征[18]。

1.由此及彼的联想记忆

联想记忆就是通过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进行记忆的方法，是由一物或一事联想到另一物或另一事，因为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因而联想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形式。联想的方式有多种，或相似物之间的联想，或相反物之间的联想，亦或某种联系物之间的联想，联想的过程能够加深人们对事物的记忆。

联想记忆贯穿人的生活始终，麻山苗族丧葬仪式上，吃饭时需要将碗筷倒扣，表明与祖先共同进食，饮酒的顺序也与平时相反，在他们的观念中，亡灵居住的世界与人类世界相反，人类世界如果是白天，亡灵世界就是晚上，以此类推。因“反”与“返”谐音，人们希望通过这种仪式性行为返回祖先故地。同时，在送葬途中，孝子贤孙们要引领送葬队伍并不停射出弓箭，协助亡灵清除返回祖先故地的障碍。人们通过联想，将两个事物联系上，并希望通过一系列行为来达到目的，此种行为和观念在葬礼上不断反复并固化在记忆中，以至于生活中遇到不同事件，人们同样使用和期待此一方法达致目的，源于这种联想记忆，在历代东郎们的坚持下，《亚鲁王》史诗历久弥新。

2.参与体悟的实践记忆

实践记忆指人们通过自身行为切身感受，或是生活中耳濡目染习得的文化记忆。实践记忆的意义在于，毋论是历史记忆，亦或是社会记忆，均是特定时间和特定场域下的具体文化实践活动，并通过此类活动实现记忆的动态性与情境性、历时性与现实性、个体性与集体性。仪式实践中，人们融入到仪式氛围中，受到仪式的浸染，自然而然地习得仪式规则和程序，从而实现实践记忆。

实践记忆涵盖了行为主体、客体和场域，在实践活动中主体和客体能自由转换，正如康纳顿的体化实践理论所强调的，任何一个在场参加具体活动的人，都是接受或者传达信息的主体，不管他们在实践过程中是接受信息还是传达信息，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可置疑这种实践行为是体化的。[19]实践记忆是记忆研究发展的必然，从萨特到马克思，都在强调实践是作为构成“人的科学”的基本整体性，因此列维斯特劳斯才说实践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智的实体。从东郎在仪式上的唱诵情况可知，实践记忆不仅强调经验性记忆，也强调创造性记忆。

仪式是人们以一套程序榫合信仰与愿望，通过这一连接，仪式成为人们的记忆网络。从人类学研究范式而言，仪式是人类的“社会行为”，只有社会行动时，人们方能感知影响的存在，同时也只有构成社会的个人聚集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社会才能是一种行动。同一地域、同一阶层的习惯能够产生协调一致的实践活动，而正是这些实践活动为民族文化的实践记忆提供了平台，将实践与记忆联系在一起，显然是考量重复再现的记忆的重要方式，也是记忆效果或记忆行为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记忆是反复实践的效果。《亚鲁王》仪式在麻山地区的葬礼上反复呈现，即使存在砍马仪式的有无，但其仪式程序已然在地域内固化，东郎在唱诵时会根据听众对他的唱诵所作出的反应来进行调节，东郎之间也可进行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學习，在史诗的唱诵过程中，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3.沟通对话的交互记忆

对于史诗这样庞大的系统，个体的记忆大多不能全数记住，有时候需要多个个体分段记忆，在保证记忆质量的同时，也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丹尼尔·魏格纳（Daniel Wegne）最早将这种现象定义为“交易式记忆”，这样的记忆方式能促进更高水平的合作。

交互记忆使得每个人所掌握的信息和知识量极大地增加，这种记忆通常产生于较为亲密的关系上。在《亚鲁王》仪式上不仅有东郎还有来参加仪式的各方宾客，这些宾客中也有各自的记忆系统，于东郎而言，宾客为一个群体，而单纯来看，这些宾客又各自为一个个体，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即族群认同影响族群之间个体的记忆，进而影响族群的交互记忆系统。记忆是文化的载体，对民族文化而言同样如此，族群记忆成为民族生存和延续的关键，在良好和谐的交互记忆下建构的族群记忆，是族群认同感的强力支撑。

交互记忆依赖于群体。一方面，个体的沟通对话基于群体记忆，同时又成为群体记忆的细节补充；另一方面，记忆在交互过程形成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是观念的认同，更是对群体的认同，对民族的认同。族群仪式是族群对族群社会以往生活历史的不断重演，族群通过这种重演回忆和建构族群记忆，《亚鲁王》亦是如此，麻山苗族在仪式展演中，获得对族群的认识，建立族群记忆，而交互记忆在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强族群认同感。

四、记忆与认同：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互嵌

每个文化体系都有其特定的凝聚机制，文化记忆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着结构的复制，葬礼上唱诵《亚鲁王》这种形式，正是具备了凝聚文化的特质，东郎通过语言的形式，行为的表达，仪式的展演，将这段历史史实浓缩在这一场唱诵之中。

1.个体记忆的能动作用

个体记忆在记忆与传承过程中并非完全遵照原有的样式，受环境、经历、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个体记忆在记忆和传承过程中必然会融入个体特征，形成新的个体记忆。

第一，个体的反思作用。在记忆的过程中，个体的反思作用对记忆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个体的记忆受限于集体和社会。记忆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个体与集体和社会之间的不断习得之中逐渐构建的。个体记忆包含了经历性记忆和语义性记忆，经历性记忆与记忆主体的生活经验相关，语义性记忆与记忆主体的认识能力相关，特别是对一些抽象符号意义的掌握。

第二，个体的创造作用。个体记忆虽然要受制于集体，但是两者并非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个体记忆因个体的差异性，其记忆也会在各个细节上出现不同处。各种层次的集体记忆都为个体记忆提供了基础，但是个体在接受这些记忆的时候也不是被动地、一丝不改地照单全收，而是在使用过程中，将个体自身的东西赋予进去。这就使得个体记忆在集体记忆的大框架中保持了记忆的鲜活与生命力。

个体的反思与创造在《亚鲁王》的记忆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史诗文本层面，主要在于亚鲁本人的神性特质，亚鲁三岁便可知天文晓地理，四岁就可经商贸易，这些异于常人的禀赋，是后世东郎对其功绩记忆的反思和重构；在记忆史诗内容层面，东郎在保证史诗内核不变的情况下，会根据仪式上的演唱状态、观众表情、自身经验将史诗的内容进行适当的增补和删减，以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这样的增补是东郎根据亡者的家族谱系以及家人的口述来完成的对亡者本人的唱诵，也有在聆听过其他东郎的唱诵内容，来对自身唱诵进行润色的情况。

2.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互动关联

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之间并不是互无关联，集体记忆产生于个体记忆之上，个体记忆之间的沟通需以集体记忆为基础，两者在相互对话和协商下，完成了人类对历史记忆的构建。

第一，集体记忆是个体记忆的前提。个体记忆虽然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个体角度而言仍然属于个人，每个人记忆的侧重点不同，即使是一项集体活动，部分人会记得参与时自己的体会，部分人会记得活动的内容，部分人会对活动中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哈布瓦特认为集体记忆不单是一种精神共享的东西，还可是一种物质的客体，这种物质客体可以是纪念碑、历史遗址、博物馆等，人们基于一些客体实物，因自身记忆点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记忆。

第二，个体记忆的沟通需以集体记忆为基础。个体记忆产生于个体自身的生命历程，以及在此历程中所历经的事件在个体身上产生记忆的结果。正如史诗中所讲述的内容，作为麻山苗族的集体记忆而存在，东郎的个体记忆却是基于集体记忆而存在的。通过观察部分个人自传本，发现其中的创作者均认为他们自身对周边和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些关于个人生活的记忆值得记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个体将自己置身于集体之中，通过与他人或者集体之间的活动来进行记忆活动，实际上可以说明群体记忆需要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而个体记忆需要在集体记忆中来体现，所以个体记忆是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却是集体记忆的性格体现。

五、小结与展望

记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多元易变的综合体，伴随生产力、物质水平、社会交往情况、个体认知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历史记忆涵盖范围极广，从时空序列而言，它是传统和现代、中心和边缘交揉的结晶，从物质和精神而言，它涵盖了某一特定人群的文化及其传承。同时，历史记忆亦是群体性的，是群体行为的总和，具有保存性和流传性，从史诗文本内容，可以窥见过去苗族的历史风貌，挖掘深藏在史诗中的各项历史事件，而根据史诗唱诵内容的删减，可以了解到史诗在保存和流传过程中所历经的历史。

记忆是保存、传播和重构文化信息的载体，集体记忆不是用以保存过去的手段，而是通过借助过去留下的物品，或是遗迹，或是仪式，或是其他，用现在的认知和材料对过去进行认识，并加以自己的理解，也就是重构了过去。《亚鲁王》是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综合体，东郎基于过去的历史事件，通过个体演述，传播给其他人，其他人通过参与丧葬仪式这样的传统集体活动来重构过去，建构属于自己的个体记忆，在《亚鲁王》中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是共生关系，它所承载的不仅是麻山苗族共同的历史，也是每位东郎对过去历史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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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