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礼学经世”思想析略

刘焱

[摘要]王闿运是近代湖湘礼学大师。他受湖湘经世学风熏染，抱持“通经致用”的学术理念，力主从古代经典中寻求拨乱致治之道，提出“礼治”本于“自治”的礼学经世论，并以“读礼、析礼、明礼、践礼”的具体措施，将其治经理念落到实处。

[关键词]王闿运；礼学；通经致用；湖湘经学

王闿运（闿832-闿9闿6）早年嗜好词章，后来结识善化彭嘉玉，始有治礼之志，由此走上经学之路。他主张通经应当致用，坚持治经必先研礼，并在书院教学和日常生活中贯而行之，以合乎时宜、兼具个性的方式，将“礼学经世”思想贯彻到实践中，成为近代湖湘礼学大师。

一“于经书中寻求治理”

身处乱世的王闿运，因受湖湘经世学风的影响，青年时期就有经世大志。后来他潜心治经，更是明确提出了“通经致用”的主张，希冀从圣贤经典中寻求到拨乱反正的大道，正如他在光绪六年七月廿七日的日记中所说：“年近五旬，当去世俗之见，莫若于经书中寻求治理，此金石之言。”

王闿运始终认为：“圣学所传，唯期致用。”他提出经典蕴含着圣贤的治世之道，后学必须将先圣的治世之道贯彻到社会现实中，才算真正实现了“通经致用”。他在《论学须论事》中提出：“论学只须论事，事乃见学也。通经不致用，孔子谓之小人儒。”在《论通经即以治事》中，他又批评说：“湖州分经义、治事为两斋，不知其经是何义，事又何事。经者常法，万物所不能违。后世事皆例条，知之无用。”王闿运力主“为学但当治经”，“学能通经，自知文体”，认为论学与论事相辅而成，既要从论学中寻绎处事之道，又要从论事中归纳为学之方。由此，他特别指出行的重要性，强调学行不能相离，应当统一起来，知行并进，才能达到“通经致用”的效果。王闿运大谈经义、治事之法，是要说明“通经”和“致用”是一体两面，经是常法，是指导致用的原则，依经才能自立。他曾说：

齐桓公读书，而轮扁笑；使吾读书，则轮扁服矣。心无所得，而诵圣人之经典，非独人笑，亦将自笑。非独笑书，亦且笑圣人之愚人也。今之学者皆齐桓矣。晨读书，而午接人则忘其书；幼治经，而壮服官则悖其经。经言君子不谋食，而经生之谋食急；书言国不患贫，而书生之患贫甚。糟粕之不存，而何论菁华。故曰：多亦奚为？又曰：不思则罔。是古今之通病也。

“齐桓公读书而轮扁笑”，是《庄子·天道》篇记载的一则故事。王闿运引以发论，指出读圣人经典的要义在于心有所得。圣人经典的精神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认识事物、处理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方法，能够满足人们实际生活当中的现实需要。那些代代相传的精神理念和原则、方法，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施行才能落到实处。针对当时空泛的学风，王闿运尖锐地指出“行与学分，由士君子不能辨学故也”，批评读书人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强调要从“学”字人手下功夫，读懂圣贤经典，将经典蕴含的先进理念内化为自身的精神信念，并在应对各种现实问题时加以运用，真正做到“通经致用”。

其实嘉道以来，“通经致用”的学风一直盛行，不过晚清经世学派都把目光集中向外，寻求富国强兵之策，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王闺运则迥然有异，坚信经学可以通变济世，振衰起弊，并倡导“经学以自治”之说，认为读经明理之士，务必遵循“先自治，后治人”，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此维系社会秩序，扭转民风，挽救颓世。他秉持向经典求治道的内修理念，提出“志则《春秋》，行则《周官》”。所谓“志则《春秋》”，即他立志从经典中寻求治道，“拨乱世，反之正”；而“行则《周官》”，则是他“以礼治世”理念的集中体现。

《周礼》一直被尊为“周公致太平之道”，将其精神落到现实层面，即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建构行政体系，使整个国家管理从上到下处于有序的运行之中，每一个层面的管理者和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各司其职、各得其位。《周礼》设计的制度结构，目的在厚民生、正民德、齐人心。经典的意義在于给现实社会的制度建构提供价值资源，为人们切人现实提供更多的选择。《周礼》正是这样一部经典。时代在前进，礼制有因革，面对这样一部看起来繁密的经典，人们关注的重点应集中于它的制度价值。所以王闿运大讲《周官》为典制之本原，十分推崇它的制度精神和行政理念，其着意之处乃在“礼”的规范作用，这正契合《礼记·郊特牲》所说“礼之所尊，尊其义也”。

二“礼治”本于“自治”

关于“礼治”的内涵，有学者概括说：“所谓‘礼治，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礼制‘礼仪‘礼器等内容和手段，来维护和协调人伦、等级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牢固。”但落到具体层面，“礼治”要如何实施？历来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与方案。王闿运坚信“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提出要以礼修身，以礼齐家，进而以礼治国。至于“礼治”的根本，他特别定位于“自治”。

王闿运在笺释群经时，始终强调“自治”之说，标榜“君子但自治”，认为“自治不暇，未能及世事也”，无论君卿、士庶，都应把“自治”视作修己安人、经邦济世的根基。例如，对《春秋》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何休及后来的公羊学家纷纷借此立说，畅发“大一统”“通三统”“五始”等思想，王闿运的补笺却说：“书春三月皆有王，存三统也。不先自正，则不足治人，故以王正月见一统之义，而三统乃存矣。”显然是借何休“三统”之说，阐发他的“自治”之义。因为依据礼法，鲁国本应由嫡子桓公继位，但为了保证国家安定，年长且贤德的隐公被拥立为君。对此，《春秋》经文有“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等记载，王闿运认为这是孔子借着鲁隐公的贤德，强调凡事须“先自正”，国君要从正身力行开始，而后才可以治人。又如《春秋》鲁隐公二年“纪履输来逆女”，王闿运也是承继《公羊传》及何休《公羊解诂》的说法，阐释他的“自治”理念：

传：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防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

解诂：《春秋》正夫妇之始也。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和，君臣和则天下治。故夫妇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内逆女常书，外逆女但疾始、不常书者，明当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略外也。

笺：将以礼治人，不可苟从也。凡不亲迎之起，起于亲迎而女不至，女父母背言也。有背言者，虽有信，人不之信矣。不亲迎，则有卫宣、鲁僖之祸，宜先自治以治人，唯《春秋》谨之焉。

依据礼制，举行婚礼时，应当由新郎亲赴女家迎娶新娘，即“亲迎”，即使国君也不能例外，可是纪国国君居然派出大夫代己亲迎，有违礼制。按照《春秋》的书写常规，一般“外逆女不书”，这里却打破常规，特加记载，《公羊传》认为这是“讥始不亲迎”，历来学者也多就此立说，以为是讥讽纪国国君不亲迎的非礼行为，很少察及传文“托始”二字之义。何休则根据《春秋》“详内略外”之法，引申出“明当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新义，王闺运受到启发，进一步标出“宜先自治以治人”之义，提出孔子此一特笔“非以讥纪也”，而是借纪国君臣违礼之事，强调“将以礼治人，不可苟从也”，认为在上位者不得有苟从行为，才能感化民众，移易风俗，达到以礼治国安民的目标。这样一来，《春秋》的“谨始”笔法、《公羊传》的“托始”大义，就被王闿运巧妙地落实在礼治的层面，变成“先自治以治人”，经典因此而焕发出新义。

王闿运笺释《礼记》时，也反复论述“自治”之说。如《表记》“子曰：‘祭极敬，不继之以乐。朝极辨，不继之以倦。”一句，他笺释说：“宾礼则继以乐，闲居讲论，欠伸视日，可继以倦也。引朝仪以喻君子自治之不可倦，虽燕居，若朝廷也。”他强调君子即便闲居在家，也要像在朝为官任事那样全力以赴，自治不怠，严于律己。又如“仁者，天下之表也”一语，他注解说：“表所以取正者。凡君子所以自治者，以为天下，非为自表犦。”他力主君子自治的要义，在立志以仁义为标准，为天下做表率，而不止于独善其身，仅仅成就一己之名。在《论语训·先进》篇中，他还引出一个君子处身乱世应当“以自治为贵”的话题：

子曰：“从我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训曰：门以喻道也。言游宦徒劳，教授有益也。从者，子路、子贡、颜渊皆异才，尔时犹未及门，在陈思归，裁其成章，乃皆升堂入室。若终身求仕，不暇讲论，故乱世以自治为贵矣。

朱熹将“门”作本义解，王闺运却说“门以喻道”，取譬似乎更高。他认为子路、子贡、颜渊皆属俊材秀逸一类，只不过闻道有先后，在跟孔子从游间学时，尚未真正领会老师的深邃思想，直到后来困厄于陈、蔡之问，没有入仕的机会，才转而专心向学，着力于领悟孔子大道。人如果终身汲汲于求仕人进，则学业荒废，涵养难进。而生逢乱世，君子须从自治下功夫，以能自治为贵，所以应致力于那些所当为之事，且保证自己的所作所为能问心无愧。

与笺注经典强调“自治”相呼应，王闿运在答弟子问及与友人书札中，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例如他答李砥卿问治道，即认为治世之道备载六经，治乡须密，治国须疏，诚如老子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然而治世之道的要点，则在“文质相救，各因其世，要在先自治而已”。又如在答吕雪棠问时，他提出：身处乱世，圣道消沉，个人安身“唯宜自治”；至于治世之要，贵通物情，而“欲得物情，但须自治”。再如他在致张百熙信中，指出治世用才与向学悟道的关键，是要能各安其分、各行其是，“道在自治，安分守己而已”。可见，王闿运已将个人对经典的新解，随时施诸日用教化之中。

三“礼学经世”实践

《白虎通》称：“礼乐者，何谓也？礼之为言履也，可践履而行。”《说文解字》更直接说：“礼，履也。”礼贵践履，礼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社会实践性。因此，重礼关键在于践行，即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遵循各种行为规范，举办各种典礼仪式。王闺运在治经、教学和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视礼的研究、教育和实践，同时对关乎日用伦常的礼俗也十分留意，真正将礼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王闿运一生有三十多年是在书院教学中度过。他在书院教学授徒时，非常重视对院生进行礼的教育，注重开展礼的实践。书院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书院有关的各种典礼仪式，既能使书院师生们在一种神圣、庄严的气氛中，学会敬畏、尊重，又能强化师生对书院、先贤、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王闿运从光绪四年至光绪十二年执掌成都尊经书院，就大力推行以礼治院。他进院掌教后，发现院中诸多积弊，如书籍无人经理，甚至不少院生吸食鸦片，因此力行改革，重新制定规章，重视礼仪教育，尤其注重礼仪实践。尊经书院的诸多礼仪活动，正是王闺运“读礼、析礼、明礼、践礼”的具体实施，也是他“通经当求致用”理念的现实回应。《湘绮楼日记》中随时可见这些活动。如光绪六年八月的日记就有以下记载：

九日：夜删定《乡饮酒礼》，似尚可行。

十日：与诸生演释奠礼及饮酒礼，凡二次，手脚生疏。……薄暮复演，稍已成章。

十一日：寅起，俟明行释奠礼，辰正观祠，吴、张、薛监院行礼。午后再演乡饮礼。

十二日：日中行乡饮酒礼，诸生至者四十余人，齐之以礼，甚为整肃。请松翁为馔者。升坐、无算爵后，张生孝楷、杨生炳烈忽酒狂骂坐，一堂愕眙。牌示斥之：“本日试行乡饮酒礼，华阳廪生张、秀山附生杨，傲恨不恭，敢于犯纪。本应除名褫革，念大学有三移之义，且系试行，姑降为附课，并罚月费奖银一月，即日移出书院，俟改过后再议。”

十三日：晨作教示诸生：“昨因释奠，试行乡礼，諸生济济翼翼，几复古矣。乃羞爵之后，司正、纠仪举罚失中，致有张、杨两生肆其狂惑，余甚愧焉。讲学期年而气质仍蔽，教之不行也，教者之过也。然纠仪急欲整齐，司正畏懦不直，毗刚毗柔，亦各有咎。昨所以不言者，以迹而论，两人无失，又初试行礼，未宾贤能，以儿子代丰颇习仪节，王生树滋愿司纠察，亦非谓选求，默而使之也。然人不相知，己不度听，余焉敢自恕乎？诸生之过，皆余过也。今辄自罚十金，助酒脯之费，并请监院抄牌呈遵者，以谢不虔。诸生无亦思为今人之易而学古人之难，各攻所短，匡余不逮。”

释奠礼是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规格最高，又可视作入学仪式，其要在礼敬先师，彰显对文教传统的承继与发扬。乡饮酒礼属乡党兴贤典礼，也可理解为乡人聚会宴饮的礼仪，意在明长幼之序。王闺运在书院推行此礼，想要教导、感化诸生有所取法、知所遵循。因此在正式行礼前，他郑重其事，将礼典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确定典礼仪节，然后与院生一起反复演练。不料行礼当天仍然出现意外，张、杨两生因醉酒而发狂骂坐。王闿运当即对这种违礼之举进行惩罚，第二天又郑重发布教示，反躬自省，教院生们引以为戒。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熏陶，尊经书院的院风得以扭转，这在同年十二月和次年正月举行的释奠礼就可以看出。《湘绮楼日记》所载如下：

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大昕，与监院、诸生释奠。朝食后，于讲堂行燕礼，未正乃罢。筋力已觉不支，幸馔羞未备，得少息耳。穆、孙、刘三宾来观礼，入谈。已，复集堂上会食，礼成，颇有整肃之观。

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晨雨作，旋止。释奠时，班甚整肃。礼毕后，以羊豕祠三君，监院行礼，待人，至辰正方至。祠已，出堂点名，诸生威仪济济，殊征为学之效，余心甚喜。以系半月，仍试词章。院生共四十五人，院外生五人，会食毕，各散。张生祥龄与杨生锐不和者四年，似是不解之怨，今日置酒修好，尤为大喜，赐风鸭一头奖之，唯张、杨不至为歉耳。

这两次典礼，院生呈现出整齐严肃的精神面貌，特别是结怨数年的张祥龄、杨锐和好如初，较之此前大有变化，可见王闺运在尊经书院推行的礼学教育和礼学实践，已经使院生达到了检束身心、变化气质的目的。

在日常生活中，王闺运也非常重视礼的践行，并在用古礼于今之时，对礼俗作了合乎事宜的吸纳。例如光绪二年他的儿子王代功成婚，就依照《仪礼·士昏礼》的仪节，并结合了长沙的习俗。《湘绮楼日记》有以下记载：

十一月十五日：为功儿纳征黄氏女，媒不至，请孙涵若往。纳币首饰二合，衣裙四袭，羊豕鸡鸭鱼各二，礼饼二百，茶瓶一百，盐一瓶，酒二瓮，雁一，加以燭爆花红拜书册封，从长沙俗也。午后会燕，陪客陈芳畹、陈鲁瞻、彭辛叟、王伯戎，戌散。

十二月丁亥朔：黄氏送嫁奁，来者四十人，请陈鲁瞻及十子管帐，彭郎、左生司书帖。

十二月二日：乡俗通用翠冠绣衣，人家或有，不胜其借，皆旧不堪着，妇女必欲得此以成正配，舍新取故，不可理喻。明日新妇上头，当送冠衣，借于庄、黄，皆黯淡不可用，更赁之店肆，竟日遣人奔走，亦甚可笑也。

十二月四日：择辰时亲迎，媒人迟至，发轿已将巳初矣。外舅、文心、心盒、子筠、芳畹均来会，彭、左、陈、夏诸郎相礼，午后奠菜三庙，遂见宾亲，女宾张、黄、陈、彭、杨诸嫂，设三筵，合卺具特豚，女母来送，戌去，子初客散。

重视礼仪的运用，使子女们在潜移默化中明礼达事，也是王闿运家庭生活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对家中祭祀的重视，即是显著的事例。《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各种祭祀活动的意义，在于借助祭器、祭品、服饰等有形的载体和时空、仪节等无形的方式，表达人们敬天畏祖、事神致福的心理诉求。王闿运每逢先祖、亲人忌日，总是“心怵而奉之以礼”，只吃素食，设奠祭祀，并不厌其烦地记在日记中，除表达慎终追远、敬念亡亲之思，也是想借这种方式教育子女，使他们明白追养继孝之道，体悟贤良有能之德，可谓育子有方、身教先行。除了各种常规祭祀活动，王闺运还拟有四时家祭仪节，每年依礼举行。如《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十月三日记载：“今年始考礼，定四时祭，春、夏用孟月丁，秋仍用孟月十三日，冬孟三月上巳。今日烝祭，久雨忽晴，吉祥止止，坐待羹旺，巳初行事。”王闿运沿袭古礼，不废旧俗，在家中时常举行各种祭祀，就是要让家人在参与祭祀活动的过程中熟知礼仪、心存敬畏，维系家庭人伦秩序，建设良好家风，由此化民成俗，安定乡邦社会。

四结语

王闿运一生治礼不懈，非常注重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经世，这在他平日的学术研究、教学论政和日常生活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尽管他对宋儒的经说大为排斥，但对身心修养的追求却丝毫不减宋儒，对“通经致用”的主张，也有踵继汉儒建功立言之志。他研究礼学，大倡礼治，就是要以儒家经典作为文本依据与思想资源，寻求能适应现实政治需要的经世之术、经济之学，从而实现学术与政治的贯通融合，达到通经致用的现实目的。王闺运研究三《礼》的学术成就，和他推行礼治的社会影响，都值得后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