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端木蕻良小说的语言美

李凤双

摘 要：现代著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的小说语言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仅有着东北地区最常见的方言土话、俚语俗语和人物称呼，也有着体现东北地域色彩的特殊语法现象和细节描写，这些都呈现出浓郁的东北风情。

关键词：地域性 原生态 个性化 大众语

端木蕻良从1936年正式登上文坛，到如今已经80余年，评论界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持肯定褒扬态度的，认为他是“土地与人的行吟诗人”， 有着“现代小说界的边塞诗风”，是东北大旷野呼唤出的“一个才华惊世的作家”。①持否定批判态度的，则主要集中于他的长篇《科尔沁旗草原》，比如结构上有的人物的线索过于玄妙，个别故事情节稍嫌突兀，等等。特别是这部小说长期被打上“小地主的放浪”②的印记，尽管有许多评论家给予它较高的评价，但是在那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特殊年代，这种论断几乎是致命的。因此，在解放后的文学史中，这部作品连同他的作者一起被遗忘了。

不过，好的东西总是会得到大家的欣赏的。尽管对端木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反差极大，但对于他在语言方面的成就，评论界则表示了一致的认可。早在三十年代端木初登文坛时，就有人指出了他的语言运用的成功。郑振铎看完《科尔沁旗草原》文稿后表示：“这样的大著作，实在是使我喜而不寐的！对话方面，尤为自然而漂亮，人物的描状也极深刻。近来提倡‘大众语，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所说的话，才是真正的大众语呢！”③黄伯昂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认为《科尔沁旗草原》：“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大胆的，细密的，委婉的，粗鲁的，忧抑的，诗情的，放纵的，浩瀚的……没有一个老作家新作家，能像我们的作家那样地操纵自如地安排这语言艺术了……我想，由于它，中国的新文学，将如元曲之于过去文学，确定了方言给予文学的新生命。”④两位评论家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辞，给了端木很高的评价，其言论虽然不能代表整个评论界，但由此可以见出端木蕻良使用地方语言创作小说是非常成功的，分寸拿捏得也是恰到好处，他的充满浓郁东北地域特色的语言，是有着深刻的研究价值的。可以说，端木蕻良之所以会在多年以后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和他作品本身的魅力分不开的，这其中就有语言艺术的魅力。

众所周知，不同地域的生活、民俗、传统习惯等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想要表现出这种独特的地域特征，就需要运用地域性语言，这样才能真正展示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也才能够反映出当地丰富的语言文化风貌。

纵观我国现当代的经典文学作品，大多都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在地方语言的运用方面有着非凡独到之处，如老舍的京味儿小说、沈从文的湘西风情、赵树理的山西特色、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这说明地方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让文学作品充满浓郁的地方特色，而且也能够充分表现出人物的神采风度，为文学作品增加浓郁的地域文化底蕴。

端木蕻良在运用地方语言进行创作方面也表现出积极的探索。我们在他的作品里，不仅可以见到东北地区最常见的方言土语、俚语俗语和人物称呼，也可以见到体现东北地域色彩的特殊语法现象和细节描写，这些原汁原味的東北地域性语言，无疑呈现出浓郁的东北风情，让他的作品因此而与众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百花园里大放异彩，也因此为他在文学史上争得一席之地。

在端木的小说里，不管是人物的语言还是描写叙述语言，仿佛都沾染着活泼泼的生活气息，是原生态的，生动的，鲜活的，无一处不自然贴切，尤其是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更是如此。在端木的笔下，无论地主阶级还是贫苦农民，无论知识分子还是乡野村夫，其语言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绝不雷同，常常从不多的话语里即能显示出人物的身份、教养及内心情感，如地主的虚伪狡诈，农民的纯朴善良，奴才的巧言令色，媒婆的能说会道，得意时的欢喜，失意时的落寞等等。同时，端木对于一些特殊阶层（巫婆、土匪、赌徒等）的语汇也运用得相当熟练自如，能将民歌小调等很好地融入其中，展现出地地道道的民间文学原貌，大大丰富了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如《遥远的风砂》中就有不少土匪黑话的精彩描写：“躺桥”（睡觉）、“察棚”（阴天）、“料水”（守卫）、“‘借一条‘道走”（放过去）、“崽子”（子弹）、“滑”（退走）、“撇着”（一个人在后面死守）……再如《雕鹗堡》中描写山村里的男女唱情歌：“谁家娃儿来撒村，谁家的猪儿厚嘴唇，有嘴不知香和臭，阎王叫你枉投人”，“你说偷人我便偷，偷人先偷你嘴唇，你嘴多了四两蜜，先啃四两后半斤”，“打杀娃儿没正经，井边走边照照井，痴蛤蟆想吃天鹅肉，哈巴狗儿枉自想麒麟”，“正经能值几个钱，庙台能有几块砖，人生好比花间露，风流能有几多年”……生动俏皮，透着一股原始的野性的气息，泼辣而有生气。即使是同一阶级、身份地位相同的人物，其语言也是各具特色，很容易就能区分开来。如《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二十三婶和三十三婶，两人同样都是上层阶级的贵妇，也同样都是被丈夫抛弃在家，但其语言却有着鲜明的差异。二十三婶的话语就像她的身体一样，病恹恹的，软弱无力，哀怨，退缩，表现出逆来顺受的性格；而三十三婶的语言则大胆泼辣，充满挑逗，一举手一投足都给人搔首弄姿、水性杨花的感觉。

与人物语言相比，描写叙述语言的地方色彩与生活气息也毫不逊色，同样非常浓郁。比如，写秋天湖边的夜景：“一轮红澄澄的月亮，像哭肿了的眼睛似的，升到光辉的铜色的雾里。”（《鴜鹭湖的忧郁》）写空旷辽远的蒙古荒原：“马啸是塞外唯一的声音，……因为原野里的鹰，是有着鹫一般的高傲的，不会学着雀鹰子、灰鹰、青鹰，……那样小家子气，一捕获了食物，就叽叽喳喳的叫的。”（《遥远的风砂》）写浑河岸边：“太阳柔和而光亮，天高了，空气干燥，白草沙沙作响，四处没有一丝的阴影儿，草原上呦呦的听着鹿鸣。”（《浑河的急流》）写巫女跳大神：“巫女疲倦了，便舞得更起劲，想用肢体坚持着摆动，把倦慵赶跑。金色的，红色的，焦黑的，一片凝链的，火烧云的裙袂，转得滴溜溜兜的圆。”（《大江》）写丁大爷对佃户的气恼：“这种蠢东西，真是没办法，顶好的事，让他一弄便砸锅了，非一口咬住少爷不可。咬住少爷，你不白咬？是能咬出钱来，是能咬出命来……”；写佃户的失落：“满腔的希望，便都簌簌的落了叶了……”，“像挨了一击一样，全身缩了半截。”写老管事突然见到少爷的惊惧：“脸都白了，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本来咧喝着的嘴，现在就像掉了下来似的痉挛的在下边挂着。”（《科尔沁旗草原》）……这些带有鲜明东北特色的语汇与话语方式，表现了作者对故乡的深情与爱恋，同时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形象性，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另外，端木在作品中还运用了不少俚语、俗语，比如：“到哪河，脱哪儿鞋”，“公鸡打架也得有个‘鸣儿（谐名）”，“铁打心肠不服软”， “站着说话不腰疼”， “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风趣幽默，生动活泼，是较早运用大众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之一。端木曾说：“语言应该在生活里向下摘。就如要吃新美的葡萄，要亲手来向架上去摘一样，玻璃做的葡萄一颗比一颗圆润，但是不可以吃的。”⑤这也是端木多年创作坚持的原则，他始终自觉地向生活学习语言。他的小说中的语言，确实像架上新摘的葡萄那样鲜美、水灵灵的，是令人欢喜雀跃的，是“真正的大众语”。

总之，端木蕻良作品里那些充满浓郁东北地域特色的语言，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对那片神秘广阔的黑土地充满向往。

不过，近年来也有一些论者指出，端木蕻良的小说大量地使用方言土语，造成读者阅读困难，创作中刻意追求欧化语言，以致有时不那么协调，存在语病。的确，端木蕻良的小说里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有些方言土语如果联系上下文可以为外地读者所理解，有些则只有生活在这一语境中的人们才可知晓了解其意义。如小说《大地的海》和《浑河的急流》中的“黐棒”、“汰海”、“熬躁”、“吊死鬼”、“扎伐子”、“抹邪”、“落项”、“ 靰鞡绕子”、“昂沛儿”、“起牙”等。但这些并不能抹杀端木蕻良在运用地域性语言进行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除了增强作品的生动性、形象性和地方色彩以外，在深层中，这些地域性语言还承载着东北作家对家乡的深情厚爱，具有映现和揭示东北地域文化的功能。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百花园里，端木蕻良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他的语言风格具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的。

注释

① 杨义.端木蕻良：土地与人的行吟诗人[A]//大地诗篇——端木蕻良作品评论集[C].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11.

② ④ 黄伯昂.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A]//大地诗篇——端木蕻良作品评论集[C].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225，226.

③ 郑振铎.1934年12月18日致端木蕻良信[A]//《鲁迅研究资料》1980年第5辑《端木蕻良致鲁迅》[M].

⑤ 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J].万象，19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