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运河船闸启闭制度研究
——以聊城为例

窦重沂，郑民德

(1.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2.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清代运河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有着系统的管理、运作制度。作为控制水源、保障船只顺利通行的工程措施，清代运河船闸不但有专人负责启闭、维护，而且国家制定了详细的会牌、并塘制度，以保障运河水源充裕及提高漕粮运输效率，防范各种弊端的出现。目前关于清代运河的研究，多关注于河道总督、漕运制度、运河城镇与商业方面，而对于运河管理的基层群体，如闸官、闸夫、浅夫、坝夫等和船闸运行制度方面着墨不多，吴欣在《史林》2010年第2期发表的《明清京杭运河河工组织研究》一文，对明清时期京杭运河的闸、浅、泉夫的设立、来源和组织形式加以考证探究，她认为河工组织既是一个制度概念，又是一个人群概念，由于不同河工工程的作用不同，不同的河工组织就采取了不同的管理形式，还将老人、小甲等原属于里甲的管理形式借鉴到河工中来。柏桦与余同怀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9卷第1期发表的《明代闸坝官刍议》与于琪在《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发表的《明清时期京杭运河闸官研究》两篇文章对明清时期闸官的设置与历史沿革、闸官的职能与管理船闸方面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这些学术成果对于明清时期河工组织有所考证，但他们所探讨的重点均不在船闸运作制度，也没有系统地对建置、启闭、闸规、沿革进行全面的论述分析，只是偶有提及，因此对该领域的研究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本文拟以聊城(含清代东昌府、阳谷县、临清直隶州)各主要船闸为视角，重点探究闸座启闭制度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聊城运河船闸建置沿革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为解决国家财政与大都的粮食问题，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掌控，下令将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开凿会通河，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并衍生出一系列河工河政及此后数百年辉煌灿烂的运河文化。而途经山东的会通河，与其余各省河道的地势与水源状况差异大。山东西部并没有南北走向的自然河流可作为运道，而完全由人工开凿的会通河水源匮乏，只能通过汶水、泗水、济水、黄河等自然河道，沿运湖泊水柜以及泰山、莱芜等地的泉源济水，水量小且不稳定，受季节影响十分严重。并且山东西部地形复杂，为南北运河至高点，海拔落差大，故于汶上修建南旺分水工程与各级船闸数十座，用以节节提水和层层蓄水，故又称“闸河”。明代诗人李流芳于《闸河舟中戏效长庆体》载，“济河五十闸，闸水不濡轨。十里置一闸，蓄水如蓄髓”。[1](P16)闸河北段即为聊城运河，北连南运河，此段船闸的水源配置、启闭得宜、走船数量的掌控对于会通河与卫河的汇流、漕船入卫河是否通畅影响巨大。此段共有船闸14座，以周家店闸南北分界，南归捕河厅管辖，北归上河厅管辖，为山东六厅之二①。而其闸距、闸官与闸夫等建置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清实录》、陆耀《山东运河备览》中均有所记载，详见表1：

表1 聊城各闸空间分布②

由上表可知，聊城各闸建置规格均由国家规定，并由专门的机构管辖。

二、聊城运河船闸的管理

作为会通河咽喉，聊城境内每座船闸的运作都十分关键，其启闭是否得宜，蓄泄是否合规，闸规能否严格执行都直接作用于国家漕运，而核心就是闸官。尽管闸官品级很低，多数仅为从九品，但责任重大。闸官的任免，以及与运军和地方利益群体的关系往往错综复杂，甚至会面临士绅豪强势力的欺压和地方武装的威胁与冲击。为此，国家利用闸规与漕规规范监督闸官，也赋予其亲自挑选闸夫的职权，“嘉庆二十二年，经御史卢浙奏准，江南山东运河一带闸坝重叠，漕船经行提溜打闸必须添雇人夫，责成闸官专司其事，所有漕委员弁一概不许干预”。[2](P1064)

闸官级别虽低，但在保障管闸权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方面却影响很大，其管辖的开闸走船不仅控制漕船抵达京城的时间，还关系到水源调配，甚至会影响地方官的政绩。不过国家虽然赋予其挑选闸夫的特权，但其品级太低，人微言轻，许多过闸的钦差大臣、运军或地方豪强势力都会欺辱闸官，强迫其开闸，甚至闯闸，给闸官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国家为此也制定了相关法规，组建河标、漕标来保护运道，“凡内外显要官员，多置船只纵容家人于漕运河道往来贸易，奸棍假借名色恃强闯闸，及钦差赴任官员额外私带货物者，河道等官指名呈报河漕总督参处，倘有徇情不报，一并题参。如已经呈报而总河总漕徇情不举，事发一并治罪，载在会典。一运官停泊漕船，不听督催，凌辱闸官，责打闸夫，及代去闸板泄水误漕者革职究议”。[2](P1053)“而管闸官牌毎苦于势豪船只强欲启板放行，少拂其意辄加嗔责，盖行者赴家，其心本急，而以王程难缓倍道疾趋者亦或有之，但漕河关系甚大，似不可以一人之私，而重妨国家之大计也”。[3](P353)“若豪强之人逼胁，擅开走泄水利，及闸已开，不依帮次争先斗殴者，听所在闸官，将应问之人拏送管闸并巡河官处究问”。[4](P467)

虽然闸官面对官员与地方豪强大多软弱无奈，但仍不乏贪财狡诈之徒，甚至出现了敲诈勒索，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私自开闸等违法乱纪的现象，“卫河水大，则倒灌临清闸内，以淤运道。水小常贿临清闸官，于板闸底下作弊，放水出口使粮船稍得行动，不然竟搁住不行矣”。[5](P63)国家为了防止闸官舞弊，也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加以约束，“闻运粮旗军有犯非人命重事，待候完粮回日提问，其间内船已过下闸，已闭积水已满，而闸官夫牌故意不开，勒取客人钱物者亦治以罪。”，[6](P665)“其闸官人等，用草卷阁闸板盗泄水利，串同取财，犯该徒罪以上，亦照前问发”，[3](P624)“如闸官有浮设官缆，多索夫价者查出严参”,[2](P1064)即使有国家规定，但其中不乏闸夫徇私谋利的情况，“而徇私谋利者尤莫过于闸夫，且有闸夫启板而闸官不知者，尤宜严饬，闸夫使各依闸规方无错误”。[7](P18)

此外，社会动荡时期船闸还会受到地方武装的威胁和攻击，强盗匪徒的劫掠尤为严重，闸官与闸夫大多难以生还。满载着漕粮和土宜的漕船往往是劫匪的首要目标，为此劫匪通常攻占船闸，杀害闸官，控制漕运枢纽，既可以守株待兔，抢劫南来北往的运粮船只与商货，又可以威胁国家漕运大政，让中央政府如鲠在喉，借此扩大声势。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梁山李青山起义即是如此，“遣其党分据韩庄等八闸，运道为梗”，[8](P4724)他不仅抢夺国家漕粮，还向路过运军收取货物税收，直接切断了明王朝的经济来源。

综上，闸座以闸官为核心，闸官的职权也仅限于闸务，而在其与各方势力接触的过程中易产生冲突或违规行事，造成的困难颇多，但无论是河督一系还是地方各级民政官员，都会帮助闸官完成工作，完成国家漕运。故闸官既受双方共同领导，也受双方的共同保护，依靠严格的会牌制度与并塘制度相机启闭，开闸走船。

三、聊城运河船闸的运作

“自古立国引漕，皆有成式”，[9](P1613)自元代开凿会通河，与之匹配的闸规就开始尝试建立，但元初闸规不甚完备，出现了种种弊端，如船体过大等。许多商民为谋私利，加长船舱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有余，进入闸内无法调整。加之河道不深，水量难以保证，经常搁浅，阻塞运道。政府采取丈量石法用以严格限制，“与东昌路官亲诣议，拟于元立隘闸西约一里，依已定丈尺置石，则验量行舟，有不依元料者罪之”。[9](P1614)为解决运粮官员与地方权贵强行开闸造成的水源不足，元政府建立了最初的固定的启闭制度，“乞禁治事，命后诸王，驸马，各枝往来使臣及干脱权势之人，下番使臣等，并运官粮船，如到闸，依旧定例启闭，若似前不候水则，恃势捶拷守闸人等，勒令启闸，及河内用土筑坝坏闸之人治其罪”。[9](P1614)明清两朝闸座启闭制度在元代基础上更加成熟与严格，主要由会牌制度与并塘制度组合使用，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驯还将闸河启闭制度推广到淮扬运河试行，“该臣初立清江浦三闸启闭之法，题奉圣旨这筑坝盘坝事宜，俱依拟有势豪人等阻挠的，即便拿了问罪……谨查复旧规，呈将三闸匙钥送赴漕抚衙门收贮，每日请发禁例，始定然亦恃有先奉，严旨昭若日星，故废之虽久，而复之不难也”。[3](P354)清朝在明朝基础上更加发展，面对山东运河区域日益严峻的运输条件，一直严格执行会牌制度与并塘制度，甚至晚清道光年间还发挥着巨大作用，“将临清闸板，暂行严闭，以资蓄水养船，俟汶、卫见长，再行并塘”，[10](P831)“北上再为启坝放行，恐自韩庄以至邳宿，上下闸座既多水，复不能充足按照会牌启闭”。[11](P528)

(一)会牌制度的运用

会通河为人工运道，需要外部水源接济，几乎全程借水行运，加之这一区域气候干燥，降水偏少，水源极其匮乏，因此国家对于运河蓄水十分重视，“康熙三十五年钦奉谕旨遣官封闸必俟水满开闸，著漕船行走，虽奉差紧要事务，如水不满亦不许开闸，果有紧急由陆路行”，故利用船闸的启闭合理节水异常重要，“东昌一带在浅阻，皆由启闭失宜之故也”。[7](P113)为此中央政府创立了会牌制度用以控制开闸走舟，进而节蓄水源，“闸河遇春夏水微，务遵漕规启闭，粮船到闸，必须上下会牌俱到始行启板，如河水充足即相机启闭，以速漕运，总不得两闸齐开，过泄水势”，[12](P422)“奏准运河各闸，收束水势，全在启闭得宜，会牌未到催漕各官不得逼令启版，会牌已到司闸官亦不得故意迟延，如有违误，该督题参治罪”。[13](P6448)闸河上会牌制度的运用非常频繁和严格，“自峄县台庄闸至临清南板闸计四十八闸，每值重运，经行官民等船不得越漕启放，以致泄水误运”，[12](P1159)例如会通河南段三闸，必须严格执行会牌制度，否则会导致运道不畅，漕船受阻，“南阳闸官管南阳、利建、邢庄三闸，此三闸最关紧要，下板一不严而鲁桥、枣林势必浅阻，故此三闸与枣林闸均宜候会牌，必上下两闸闭中间一闸乃可启板，则水势不致妄泄，而粮运无浅阻之患矣”。[14](P229)

聊城各闸会牌制度的制定十分完备，执行也十分严格，自南往北无一例外。以捕河厅所管辖的荆门上下闸与阿城上下闸为例，上下闸闸距很近，仅有三里，各有闸夫20人，共由一名闸官统领，闸下积船足够，便赶往捕河厅换取会牌，以司启闭，期间过程均由捕河厅监督管辖，“荆门上闸所关南旺以北运河之水也，其闸与天井闸相对，故宜设锁如天井闸之制，而其钥匙宜掌之于捕河厅，一启一闭，缴上闸钥匙使领下闸钥匙，缴下闸钥匙使领上闸钥匙，不得混行开放以泄水势”，[7](P114)“荆门下闸亦宜设锁，其钥匙亦宜掌之捕河厅，盖此闸与在城闸相对，故亦宜照在城闸之例，与上闸之一启一闭，庶乎蓄泄得宜而水势常足矣”，[7](P114)“阿城两闸，其上启下闭，下启上闭亦与荆门闸等……盖此二闸与赵村、石佛相对，故宜与赵村、石佛之例一启一闭，递为开放，以蓄水势，庶粮运不致于浅阻。亦如荆门闸缴上闸钥匙则领下闸钥匙，缴下闸钥匙则领上闸钥匙，则水有所蓄而不至大泄矣”。[7](P115)

由于会牌制度太过重要，为了国家漕运的畅通，保障会牌制度的严格执行，国家对于不遵漕规的罪犯和办事不力的闸官处罚十分严厉，甚至一座船闸启闭失误，其发放会牌的管河通判也要受到牵连，“一闸官越漕起板，洩水误漕者革职，该厅员不行稽查降一级留任，徇隐不报降三级调用”，[15](P203)“凡禁令，闸官非时启闭，粮船不候会牌，官民船不遵漕规，擅自争放，并顽民包揽夫役，盗决河防，或傍堤驱车占堤盖房者，均有禁违者，并论如律”。[12](P1311)

(二)并塘制度的运用

与会牌制度相辅相成的并塘制度，是闸河上特有的运输模式，也是会通河水源调配的重中之重。与会牌制度的节水相比，并塘制度的运用可以使距离较远的两闸间水位升高，保证运道通畅，不致漕船浅阻。七级下闸与周家店闸并塘之法主要为七级下闸放两塘，周家店闸放一塘，或七级下闸放三塘，周家店闸放一塘，以水位达标为准。

康熙济宁道张伯行《居济一得》有载：

“七级塘河亦系上启下闭，下启上闭者也，但七级塘河止二里许，而至周家店则有十二里，二里塘河之水焉能足十二里河之用？此周家店所以每有浅阻。而七级放船必两闸并启也，夫两闸并启，既虑泄上源之水而下启上闭，二里塘河又不足十二里之用，为之奈何？则惟有并塘之法焉，七级放两塘周家店始放一塘，若仍不足，七级放三塘周家店始放一塘，再无不足之理。船愈多则水愈高，至船尽归下塘而水仍留上塘，此法之至善者也。查七级塘河可灌六七十只，两塘则有百余只，三塘则有二百只，即发会牌于周家店，令周家店启板放船，此一定不易之理也。若一塘灌二三十只，两塘止灌四五十只，而周家店即行启板，则水仍多泄矣，故七级必尽塘灌放乃为得法也。若闸上积船太多亦宜上下两闸齐启放船更为便捷。”[7](P116)

而隶属于上河厅管辖的戴家湾闸是聊城各闸并塘操作，维持运道畅通的一道难关。因为其距上闸土桥闸，下闸砖板闸之间的闸距较大，“戴家湾闸离砖板闸四十里，离土桥闸三十里，此闸最关紧要，启闭一不如法，则七十余里之塘河未有不致浅阻者，故必蓄水既多，则放闸之时上下自无浅阻之患”。[7](P121)面对如此之长的闸距，为了保持运道畅通，便采取了船存塘内，多塘齐放的方式，根据塘内船只数量与水势的大小差异，共分为土桥闸放两塘，戴家湾闸放一塘、土桥闸放一塘，戴家湾闸放一塘、土桥闸放三塘，戴家湾闸放两塘三种并塘之法。且戴家湾闸通常需常存一塘船(约百只左右)用以保持水位。“土桥至梁家乡止十二里，至戴家湾乃三十五里，故十二里之水每不足三十五里之用，必须土桥放两闸戴家湾始可放一闸，则上下之水俱足而无浅阻之虞矣。若照常例一塘灌一塘，则土桥以上必致浅阻而难行，若土桥放两次戴家湾水势仍小，即再放一塘是土桥放三塘而戴家湾始放一塘。合三塘之水以为一塘之水，合三塘之船以为一塘之船，而水又焉有不足者乎？而船又焉有浅阻者乎？又此闸离梁家乡闸十里，离戴家湾闸三十里，以十里之水放入三十里塘内，故每有浅阻之虞，此放船之所以甚难也。法宜戴家湾闸上常存船数十只或百余只，则此塘之水可以接济土桥之水，土桥放船自无浅阻之患。土桥放完然后戴家湾闸启板，将前数十只或百余只尽行放出，却将土桥新放下之船存在塘内，使土桥再放一漕，然后启板将此船放出，又将再放之船存入塘内以接济后船，如此节节放去，浅阻之患庶可免矣，此土桥放船之的着也”。[7](P120)

而戴家湾闸北连临清的砖板闸，是船只过闸河的最后一站，往北即为卫河，水流平缓且河面宽阔，船只可自由航行，往来无阻。但是打开砖板闸便无法再蓄水，水都将流入卫河，浪费珍贵的水资源，故戴家湾闸应当多备闸板用以蓄水，而只需使砖板闸水位适中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积船，可使更多船只驶出闸河即可。“此闸宜多备板块，若水势太大则此闸可蓄积，倘一放至砖板闸势不能留矣。然此闸放船尤宜多，无论砖板闸能出不能出皆宜多放，盖外河水小则船难出口，而砖板闸以上不可不多存船只者。则以船蓄既多，外河水一长即可俱出矣，若不先存船数百只，恐外河水一涨即欲放而无船，故戴家湾闸放船宜多”。[7](P121)

并塘操作需要凑齐闸下船只的数量，故而过程十分缓慢，闸内的运军与商人要等待许久才可完成并塘开闸放行，少则三五日，多则月余，“疏闸密闸连一带，南船北船此关隘，往年水小谨启闭，十日五日闸边待”，[16](P14)这也是造成船只过闸河耗时良久的原因之一，“一闸走一日，守闸如守鬼。下水顾其前，上水顾其尾。帆樯委若叶，篙橹静如死。京路三千余，日行十余里。”[1](P17)这期间运军与商人可以上岸消费，娱乐，贸易经营，带动了沿岸许多新兴市镇的工商业发展，如临清，张秋，七级等运河码头工商业水平领先全国，成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关键点。

综上，聊城运河船闸启闭以会牌制度和并塘制度的规范使用为准则。严格的会牌发放使得相邻闸始终一启一闭，水源得以节蓄，漕船得以克服地形起伏通过会通河。而并塘的应用既可以抬高水位，保证运道畅通，又可以带动沿岸城镇的工商业发展，是山东运河船闸管理运作的重要手段。

四、结语

山东运河区域地形变化大，水文状况复杂，水源严重不足。加之清代会通河河道日渐於浅，漕运环境大不如前，船闸管理运作难度很高。作为闸座的直接负责人，闸官首先要保证管辖范围内的运道畅通，必须谨遵闸规，严司启闭。除闸务外，面对运军、官员、地方势力的胁迫与商人的贿赂，是否清正廉洁与能否从中调节，合理开闸，维护国家漕运，成为考核闸官工作的重要标准之一。而会牌制度严格执行，启闭得宜，则水源得以节蓄；并塘方式选择得当，船只数量合适，水位达标，则水源充足，运道无浅阻之患。并且会牌传递情况和并塘方式的选择对运河交通和沿线城市行商坐贾的买卖交易都有影响，闸官可以通过控制船只的停泊来影响运军与部分商人上岸经商的时间，进而影响沿线城镇的工商业发展。

注释

①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河道总督一分为三，为北河河道总督、江南河道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又称河东河道总督)。河东河道总督管理山东、河南两省黄、运河务，驻济宁。分其治于运河道与兖沂曹济道，各设管河道员一人；运河道下设运河厅、上河厅、下河厅，兖沂曹济道下设张秋厅、捕河厅、泉河厅，均各设主官管河通判一人。厅下设汛，汛下沟通县丞与闸官等低级官员，共同组成了清代山东河政体系，并沿用至晚清。作为闸河上沟通河道总督与下级闸官的重要一环，河厅不仅要完成国家布置的河工营建，还要直接负责辖区内船闸的启闭放船、水量调配、河工经费等事宜，对保障运道畅通与漕粮的运输具有重大作用.

②砖闸与板闸、七级上闸与七级下闸、阿城上闸与阿城下闸、荆门上闸与荆门下闸均属上下闸关系，闸距较近，共由一名闸官统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