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意识与玛拉沁夫的小说

吴佳玲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伴随而来的是城乡巨变；野生动物遭到肆意猎捕、猎杀；能源和气候危机等等。当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生态问题。所谓“生态意识”，是人们在把握和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应持有的一种健康合理的态度，应有的一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其要义在于，尊重物类的存在，维护生命的权力，顺应自然运行的规律，谋求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保证自然系统的良性循环、正常流通和动态平衡。

在生态思潮中，生态文学是生态意识传播和弘扬的重要支流。生态文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和雷切尔·卡森首先为生态思潮做了极大贡献。在当代，我国也涌现了很多书写生态以及体现生态意识的作家和作品。如姜戎的《狼图腾》，徐刚的《倾听大地》，张炜的《九月寓言》，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于坚的生态哲理诗歌，李存葆的绿色大散文等等。在他们的生态视野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生态人格和动物形象，以及表现出的生态智慧和对反生态的批判、反思，更多地倾向于对反生态忧患的抒写。

紧随生态小说出现的，是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于生态批评的文章中，许多人都喜欢提国外的生态写作者，尤其是梭罗。但在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描写自然体现自然哲学的经典和圣人。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和道家所倡导的“道法自然”思想，正是人与自然和平相处，融为一体的生态哲学。中国还有一位诗哲，他不是英雄，但可称作圣人，他就是陶渊明。梁启超认定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拿两个字概括，即自然。国学大师陈寅恪指出，陶渊明的核心思想旨在“委运任化”“随顺自然”“唯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长河”景色无一处不和谐，这也正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与沈从文一样，玛拉沁夫小说中的草原，也无一处不和谐。玛拉沁夫与沈从文生不同时，长不同地，一个自称“乡下人”，一个是自称“草原之子”，一个写“长河”，一个写草原，他们对生长地域的热爱如此相似。

玛拉沁夫最早提倡草原文学创作，并身体力行地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草原文学作品，使其成为内蒙古草原文学的领军人物，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草原文学作家群创作了大量表现草原人民的生活、斗争的精神面貌，带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和民族气息的优秀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坛做出突出贡献。玛拉沁夫不是中国第一个写草原的作家，但自他后，草原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相对完整理念和体系的文学话语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因此，可以说，玛拉沁夫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草原文学的开拓者”。

玛拉沁夫生长生活在草原，对草原有着特殊的情愫。15岁时，他加入内蒙古骑兵十一支队，给支队政委当通信员，跟随部队战斗在科尔沁草原上。少年时代的他就是在草原度过的，他一直把科尔沁草原视为他的第二故乡。自发表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后，玛拉沁夫的作品始终没有脱离草原。胡风说:作家的起点就在脚下。玛拉沁夫扎根于足下的生活，忠实于足下的草原风情，足下的蒙古族气派，从而创造了一系列的独具色彩的中国草原小说。

作为一个骨子里流淌着蒙古族血液、生长在大草原上的蒙古族的一员，玛拉沁夫有责任弘扬草原文化和开拓草原文学。在他的努力下，不仅创建了草原流派，还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做了极大贡献。这是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为一个蒙古族作家义不容辞的选择。在他的众多小说里，他不知疲倦、不厌其烦地描写着草原上的人和事。

玛拉沁夫的成长经历和他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他小说中对草原的尊敬和热爱之情。在他的小说中，通过对草原生态的描写，反映草原生态与草原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他小说中的草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草原的生态美

“草原文学”是曾经生于草原，长于草原或生长于草原的各族人民用形象思维创造的语言艺术，反映了草原的真实生活，表达了草原各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玛拉沁夫小说作为“草原文学”的代表，描写草原之美那是必不可少的。

草原之美首先表现在草原景色的和谐之美与草原人民对草原生态的尊敬。无论是春夏秋冬，狂风暴雨，还是河流溪水，在玛拉沁夫的小说中，它们都是以一种美好、和谐的姿态存在。初春泥土的清香、夏季草原的娇艳、秋天丘陵的柔和，辽阔的大草原，被这些大自然的事物装饰得清新、迷人。冰雪融化，天气温暖，微风轻拂，草原飘香，湛蓝天空下，金黄的牧场上牛、羊、马在奔跑，玛拉沁夫小说中对生态的描绘总是和谐的。玛拉沁夫曾倾慕于惠特曼的《大路之歌》，因此在他的小说中，草原这个地域生态充满着浪漫和神秘的气息。

《踏过深深的积雪》开头就展现了春节前夕，冰雪融化，草原一片清新的景象。“踏过深深的积雪”这一题目就具有象征意味，意指走过了“大革命”，春天来临，一切都是全新的。《茫茫的草原》是玛拉沁夫的代表作，也是“草原文学”的代表作。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有大量的对草原风光的描绘。小说开头描写了察哈尔草原寒冷、多雾的春天，指出草原上的人们困惑而又急切地期待着晴朗的夏天。这里的季节显然是暗示某种时代气氛。卷一第十章所写的草原上两条不同的河流，象征草原上两条不同的革命道路。辽阔的草原可开阔豁亮，可浓雾茫茫，有时白雪皑皑，有时细雨霏霏。这就是察哈尔草原初春的特具风光。

在《茫茫的草原》的结尾，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啊！壮阔无边的草原！你那千万条凸凹不平的山、岭、沟、坡，是伟大的力的源流啊！即使在严寒的冰雪天，它们也会穿过冻裂的地层，向这里的人民吐放滚滚热流！是它，滋养着这里的人民。”这不仅写出了玛拉沁夫对草原的热爱，更描绘出了草原诗情画意之美。草原是大自然的绿色面纱，作为草原上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即使在寒冷的冰雪天，草原人民也觉得山、岭、沟、坡吐放着滚滚热流，这是草原人民对草原的热爱，草原孕育他们，他们同样报以尊敬。这些纯自然的事物，对草原人民来说，好比革命带来的新生，让人无限期待。在玛拉沁夫笔下，即便是一条由泉水、雪水和雨水汇聚而成的小溪，也像蒙古族人民一样的坚韧，纯洁。

“善丁河的两岸长着茂密的柳林，河水又异常的清冽，附近的草原居民把它叫作‘圣仙的水’”“圣仙的水”表达善丁河与人和谐相处，以及善丁河对人们重要性，正是如此，人们才赋予它如此美且充满诗意的名字。灿烂夺目的夕阳下，五光十色的野鸟、清澈流淌的善丁河、河面银白色的涟漪、河畔茂密的柳林以及怀有心事放牧的女孩，形成美丽、清新、和谐的如诗如画的场面。

在玛拉沁夫的众多小说里，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表现在人对草原诸物的尊敬，还表现在人与草原之间的相互塑造，即地域人格。地域人格是在某个特定地域中，人们因此地域的自然、社会等因素所形成的人格。生态视野中的地域人格即是从自然的角度来谈的。一方面，玛拉沁夫描绘了草原清新，辽阔的一面，赋予草原以新生、希望。另一方面，在草原第一道曙光来临之前，总是要经历一场狂风暴雨。

草原的冬天天气恶劣，在“大革命”波及草原时，人们不仅要与寒冬斗争还要和“敌人”做斗争。每次与敌人战斗，狂风暴雨都如约而至，似乎成了某种默契。在《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中，萨仁高娃与反革命分子宝鲁战斗时，“骤雨在草地上发出狼嚎般的声响，雷雨和闪电给人一种翻天覆地的感觉。”在草原上，恶劣的天气是常有的，对草原人民来说不足为奇也不足以令人恐惧。这反而就造就了他们勇敢不屈，坚韧顽强的人格。萨仁高娃虽为女子，但毫无畏惧恐怖分子，在暴雨中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捉住对方。狂风、骤雨、闪电就是她的战友，为她欢呼和呐喊。

草原人民有着很强烈的地方意识。“地方意识指个人、集体与家园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个家园也包括他们的住房。”美国生态诗人默温、散文作家罗克韦尔·格雷、斯奈德等都认为，地方意识的归属感和共同感，对于一个地方人民与他们所扎根的环境来说有着重要的联系。农民生态诗人温德尔·伯瑞是“生态地区主义”和“重新栖居”的坚决拥护者。他认为:“没有对一个地方的综合了解，没有对一个地方的忠诚，那个地方独特的自然生态、自然景观就会被粗暴地改变，最终导致毁灭。”生态地区主义的另一代名词是家园政治学，此词语暗示的是关注广义的“家”。要求全心全意地对待某一个地方，真正将其当作家园来关切、尊重并承担责任。因此，只有生活在草原的人，才会尊重草原、关切草原，也才知道草原上水源和苇塘的重要，才会把这些视为自己的生命一样可贵。在《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中，一位被通缉的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宝鲁闯入了科尔沁草原，并放火烧了草原的“宝贝”:一大片苇塘。蒙古人常说: “荒火是草原的死对头!” 一旦草原上起荒火，烧掉的不仅是草地，苇塘，还烧掉牲畜，这直接导致牧民将面临饥寒交迫的日子。这次反革命分子宝鲁的这一把火，就烧掉了很多人家全年的口粮。但面对荒火，人们毫不退缩。在阿木古郎的带领下，年轻人、老人、妇女、儿童，全部聚集起来救火，场面宏大。只有生活在某一地域的人们，才知道那片生态环境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是战斗民族，面对敌人毫无畏惧，面对灾害也毫无畏惧。

在玛拉沁夫的小说中，塑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们是地道的草原人民，在面对生态遭到破坏时，人们积极应对，解决各种难题。

“这一片无边无际的荒凉，偏偏起了一个鸟语花香的美丽的名字:‘绿色原野’大沙漠。”“绿色原野”的名字很显然是人们对大沙漠变成原野的一种期许。在那个“沙进人退，人死沙生”的年代，沙漠逼得人一退再退，但人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修了“珍珠”水库，把几十里外的河流引来。沙漠湿润，种植草木，便有了绿洲，这就困住了沙漠移动的脚步。为了保护水库，人们营造防风林带，种植草木。显然，玛拉沁夫对于变坏的生态，并没有用一个悲观，消极的态度来描写，而是积极地采取防护措施。这是他的生态观。

美丽和谐的善丁河畔，看似和谐却也隐藏着危机。因关其卡小组死了两只羊，经兽医检查，结果是传染上了羊痘。为了制止羊痘蔓延，关其卡小组和毗邻的笃日玛小组之间划出五六里宽的一条封锁线，禁止两组的牲畜进封锁线内吃草；禁止关其卡小组羊群越过封锁线到善丁河饮水。可第二天，关其卡却在封锁线内放羊，他没有听笃日玛的劝告，为了养肥羊群，获得红旗，他不仅继续让有传染病的羊群在封锁线内吃草，还让它们在清澈如镜的善丁河里饮水，这种行为无疑会破坏善丁河，把传染病传给更多的羊群，导致更多的羊死亡。恋人的这种不遵守规定的自私行为，让笃日玛感到失望。为了制止关其卡的行为，笃日玛写信到盟委出版的《生产小报》揭发了他。之后笃日玛便进城学习，她给关其卡留了一封信，指责了他的错误。笃日玛的这一维护善丁河和善丁河畔环境的行为，不仅是草原牧民的维护公共利益的优良品质，还是面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时，刻不容缓采取方法进行维护的生态人格。

荒火要命，冬天对于草原人民来说更要命，为了保护牲口，草原的人们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在生态面前，玛拉沁夫赋予了他们坚韧、积极、团结的人格。这是生活在大草原的人民独有的，是与草原的和谐相处之下塑造成的。

生态视野中的宗教文化

“草原”作为地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同构建起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草原文化丰富多彩，除了有特色的风俗习惯、民族语言外，就是宗教文化了。少数民族宗教文化是把人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协调起来的最重要力量。在玛拉沁夫的小说中，描写了萨满教文化的诸多内容，在玛拉沁夫的草原生态中，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他的小说内容有源自萨满教对大地之崇拜的内容，而萨满教中认为的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万物有灵，与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的“盖亚假说”，在内容上如出一辙。在希腊神话谱系中，盖娅又被称作“地母”“大地女神”。盖娅成了大地和自然的象征，成了孕育人与万物的母亲。英国生态学家洛夫洛克和美国生态学家马古里斯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了以“盖娅”命名的假说。假说认为:地球生物圈内地表的冷暖、水源的丰歉、土壤的肥瘠、大气质量的优劣，是由地表上的所有生命存在物的总体与其环境的调节反馈过程所决定的，地球孕育出了自然界中的生命，也给自生赋予了生机，“地球系统本身也就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草原人民多数信奉萨满教和佛教，草原先民们敬畏天地、崇拜大自然，认为万物有灵，产生了最初的宗教意识。他们信奉的宗教让他们产生了一些对待自然的方式。他们认为祭拜神能解决生态恶化外，于是就是把自然中的一棵树或一个石头作为神，不可侵犯。在玛拉沁夫的很多小说里都涉及了对宗教与生态关系的描写。

“我一听，吓了一跳，忙说:‘那是几棵神树，你没看见人们年前给他磕头吗?谁敢爬上去?王爷知道了，会砍断咱们的腿哩!’”这是玛拉沁夫《活佛的故事》中“我”对儿时伙伴小玛拉哈说的话。王府前面大草甸子上的几棵大榆树被当作了神树。“那棵大神树，在深夜里越发黑森森、晃悠悠，挺瘆人的。”这更加突出了榆树的神性。把榆树当作神树来祭拜，这和草原先民们敬畏天地、崇拜大自然，认为万物有灵这一最初宗教意识是一脉相承的。这是萨满教关联体系中的神灵观念，即“万物有灵论”。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萨满教赋予日月星辰、冰雪风雨、雷电云雾、山川树木等自然现象，以及某些动物以人格化的想象和神秘化的灵性，把他们看作是主宰自然和人间的神灵。玛拉沁夫在他的草原小说中，没有忽视草原宗教文化与生态自然的关系，这是他所描绘的草原这个地域生态所不可缺少的部分。

草原先民的原始萨满教中一个重要的崇拜对象是大地。大地养育万物的功德和振动时危及人类的威力，直接导致了草原民族对其产生敬畏心理。他们把大地称作“额土根额克”，也就是地母或地神。“把这些无价之宝，还是埋在原来的地方去吧!大地母亲是最忠厚可靠的，他会为我们保存好。”在《大地》中，老牧羊人巴塔在一座沙丘上捡到一笔意外之财，这笔财富可以让贫穷的他变成富翁。经过再三思考后他决定了把珠宝上交政府，但因“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原因，他不知道要把这笔财富交到哪里，于是他把这些无价之宝埋回了原来的地方:大地。大地是草原人民崇敬的母亲，这无疑显示了萨满教影响了人对自然的崇敬。其实，源自大地的山脉、河流、石堆，都是草原人民崇拜、祭祀的对象。祭敖包是蒙古民族对山岳崇拜的表现形式之一。《茫茫的草原》里，刚盖老太太围着敖包做祈祷的行为是对自己誓言的遵守，也可以理解为对山岳的祈祷、崇拜。“敖包”是蒙古语译音，还可译为“堆子”“石堆”等。蒙古族牧民认为，高山又是幻想中神灵居住的地方，通往天堂的道路隐藏在高大雄伟的山脉中。因此便以祭敖包的形式来表达对神灵的祈祷和对高山的崇拜。

玛拉沁夫的小说深刻地写了草原宗教与生态自然的关系，进而生出了玛拉沁夫生态意识多个维度的观点，改善生态，靠人不靠神；宗教使人与自然得以和谐相处。

玛拉沁夫小说的生态启示

虽说生态意识本应是人必具的生存意识，但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长期影响，人很难接受这种生存意识。只有生态危机才能使冥顽不化的人意识到它的紧要性。

在玛拉沁夫的小说《荒漠》中，沙漠人民为了维护水库不被流沙所吞没，他们挖树坑种植草木，不料挖出了一座大庙。“沙漠地区的土壤条件，不可能建造地下庙堂。”这座被埋在地下的大庙成了一个谜底。由于大庙是额尔敦发现的，他竟被大家说成了半神半仙的怪物。这确确实实是无稽之谈。终于额尔敦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了话，他清楚地说出了以前的人对于沙漠的侵入无能为力，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老佛爷身上，可还是没用。以前的人认为祭拜神能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没有意识到生态主体性的重要性，虽然想通过神来改变，但还是犯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错误。玛拉沁夫的生态哲理通过额尔敦之口说出来:宗教在生态恶化面前是没用的，人们想和自然和谐相处，只有靠人们自己用双手去维护自然。

草原是牧民生存的家园，为了维护家园，草原人民会团结起来，修水库，灭火灾。在他的小说中，被人称作荒漠草原（无水草原）的乌拉特草原上的河流都是季节性河流，雨季水多，旱季水就钻到地底下去，这无疑对草原用水造成很大的困惑。为了截住地表水和地下水，人们便开始修筑水库，有了水，“荒漠草原就变成黄金草原了”。这无疑对草原用水和保持草原绿色生态提供了好的借鉴。也说明了只要人们积极地应对，被破坏的生态，还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在《善丁河畔》一文中，关其卡无视规定，把传染上羊痘的羊群赶到封锁线内吃草喝水，只为自己的羊群长的肥硕而不顾及会传染到其他羊群和污染善丁河。在文章中，这一行为最终被阻止了。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的欲望不断增长，环境破坏程度也随之不断增加。为了发展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事例层出不穷，很多地方出现边破坏边治理，或者破坏了，治理好，又再破坏的状况。这种行为致使环境处于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毫无疑问，这样的发展模式最终会导致人类无所依存。我国著名生态哲学家于谋昌在与鲁枢元先生的一次通信中讨论“盖娅假说”问题时，就提出了他赞成这一假说的六点理由。其中三点是:地球是“活的”；世界有目的性；世界有主动性。由此可见，除人之外，自然中的所有动物、植物都有其自身的目的性和主动性。因此，人类若为了自己私欲不断的破坏生态，自然将会以它的方式进行报复。

罗尔斯顿在他的《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曾经写道:“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理想的生活不是大城市的生活，而是‘城镇加乡村’的生活……我们对城市本身的爱，往往不如我们对乡村的爱。”人类生活的重心正在急剧地移向城市，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钱谷融先生在追忆自己1939年蛰居柏溪的生活时写道:“我还记得那潺潺的溪水，那萧萧的修竹，却也曾给过我不少的喜悦。当杜鹃哀鸣得最凄厉的时候，满山满谷都盛开着绚丽的油菜花，艳阳下射，耀目如金。我仰卧在草地上，让花香编织着我的梦想，慢慢甜蜜的睡去。”这样的一份闲适，是身处于都市的高楼之间所无法拥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奢侈。身处都市的人已经失去了来自大自然所给予的幸福感和自然的庇护。在玛拉沁夫小说《迷路》中，呼和老人作为原始草地上的牧民，过得自由自在。但如今他放牧的那片荒原已盖满一模一样的高楼。这样的高楼给他的感受是“打窗户往外看，视线被一幢幢的高楼挡住，眼睛直发痛!”无疑这远不如一望无际的草原能给他带来舒适、幸福和自由，因为他在这样的房子里，“甩不开手脚，像是马被扣上了脚绊”。“马被扣上了脚绊”不能自由奔跑那还有什么意义。诗人陶渊明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名句，对人类来说，“樊笼”显然已被钢筋、混凝土取代变成“铁笼”。“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和‘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其实高楼大厦挡住的何止是视线，还有阳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有自由。现代都市已经失去了对人的关怀和同情，并且像一个笼子一样囚禁着身处其中的人，可悲的是这些人并不自知。庄子赞叹:“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与山水同乐，是对现实功利的超越，是对自然美的认同。那种与山水同乐，与鸥鸟相亲的生活态度，不仅是一种生态美学思想，更是一种仁智的体现。城市的建设，占用了大片的土地，为了用尽空间，后起的高楼挡住了其他楼房的光线，剥夺了人们与自然亲近，融为一体的机会。到处都是一样的高楼，使人们迷失其中，就像玛拉沁夫《迷路》中呼和老人感叹的一样:“我真没想到有一天会在自己青年时代放牧的地方迷路。”

结 语

在玛拉沁夫的小说中，无论是场面宏大的那达慕大会，还是高昂振奋的祝歌，都是那样的原生态。这些带着生态气息的牧民活动，因草原而生，是草原的代名词，同时也赋予了草原更多深层的内涵。他的小说弥漫着大草原清新而鲜活的气息。可以说，玛拉沁夫的小说有助于对草原的理解，虽然不像其他生态小说家那样专注于反映生态环境的发展状况，但在他的众多小说中明显体现了生态意识，这是值得去挖掘的。

玛拉沁夫在描写草原环境和宗教文化时，都不是简单地叙述，而是把草原的这些因素现实化，赋予草原诗意，赋予宗教文化新的哲理。玛拉沁夫的生态意识是朴素的，他所描绘的草原是和谐的，或者经过了长时间的斗争之后变得和谐。生态视野下的地域人格与宗教文化有了新的含义。玛拉沁夫的小说，描写草原的生态，草原的人和事，都是贴近人民生活的，可以说是他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这就是他把草原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独到之处。且在他的草原文学中，可以看到他从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中所阐发出的生态观，对于当今生态遭受巨大破坏，人类该作何选择有着很大启示。

【注释】

[1]黄秉生，袁鼎生.生态美学探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2. 22页

[2][9]徐文海.草原文学论稿.[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10. 79页，97页

[3]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53页

[4][5][17]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文集卷四.[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8.52页，15页，72页。

[6][7]陈小红.什么是文学的生态批评.[M].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2013-7.42页

[8][12][13][14]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文集卷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8.55页，2页，2页，54页。

[10]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

[11]马世骏.现代生态学透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

[15][美]·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版470页。

[16]钱谷融.散谈人生.[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版21页。

[18]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1.205页。

[19]庄子·知北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