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三十年中外诗歌关系研究
——基于新世纪以来的文献考察

王金黄

作为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现代文学始终面临着如何理解、把握和处理新学与旧学、 中学与西学的重大历史命题， 这就导致现代作家运用某种文学体裁进行创作时必须在中国传统与西方范式之间作出取舍， 或者坚守本土， 或者欧化革新。 然而， 现实并非像这般一目了然， 非黑即白； 尤其是现代新诗的发生与发展情况更加曲折复杂， 在短短三十余年间(1917—1949) 诗学观念不断推陈出新， 各种诗歌流派层出不穷。 虽然新诗的出现不可能完全离开格律诗词的写作经验与中华文化的历史场域， 但是如果没有国外文学思潮与诗歌诗论的译介和涌入， 也就不可能有中国新诗的诞生。 简单来说， 新诗与旧体诗词是一母同胞， 它们各自生长， 分道扬镳； 新诗的发展与外国诗歌则有着必然的同构关系。 新世纪以来， 学者们在现代三十年中外诗歌关系研究方面日益着力， 研究成果颇为丰硕， 集中呈现了学术界对于新诗异质问题的前沿思考和最新观点， 同时， 暗合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传播的时代诉求， 进一步预示着当代诗歌与诗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及未来前景。 因此， 在新诗百年之交， 归纳和总结当前的研究现状是极为必要的， 更是刻不容缓的。 通过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本文将从中外诗歌译介研究、 外国诗歌的接受研究以及外国诗歌思潮的影响研究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中外诗歌译介研究

由于语言隔阂、 文字差异以及难以消除的空间远距， 中国现代诗歌对外国诗歌的学习和借鉴都离不开翻译， 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来自于翻译； 外国诗人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认识和了解也是如此。 所以， 诗歌译介研究必然成为现代中外诗歌关系研究的首要方面。 这方面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关于外国诗歌与诗论在现代中国的译介研究。 柳士军和符小丽探讨了胡适对美国诗人朗费罗作品译介中的改写问题， 认为“其译作展现了近现代翻译文学两种不同的理念”， 体现了译者的文化倾向， “是胡适的学养与本土文学经验的结果” (柳士军、 符小丽： 《论胡适对朗费罗诗歌的译介》，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6 年第4 期)。 于小植就周作人的日本诗歌翻译， 分析了他译介的真正用意是“希望中国的诗歌能借鉴日本诗歌的精华， 希望中国的新诗坛能够摆脱创作的困境”， 但现实结果却“只是形式上的借鉴” (于小植： 《论周作人的日本诗歌翻译》， 《东北亚论坛》 2007 年第2 期)。 耿纪永从欧美现代派诗歌的翻译入手， 重点梳理了施蛰存的译介与新诗创作、 现代诗学的阐发以及他对现代派诗人群体的影响和扶持( 耿纪永：《论施蛰存的欧美现代派诗歌翻译》，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1 年第4 期)。 熊辉则以《创造》 系列刊物为切入点，“从翻译数量和国别、 诗歌形式、 译诗的‘普罗’ 文学色彩和译者队伍以及译诗思想” 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创造社译诗热潮的兴起原因， 进而论述了译诗与新诗创作、 新诗发展的辩证关系(熊辉： 《简论创造社的诗歌翻译》， 《兰州学刊》 2009 年第2期)。 在《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 上卷“第二编” 中， “第二章： 现代译坛、 译家、 团体及期刊” 分别探讨了鲁迅、 茅盾、郭沫若、 朱光潜等译者的译诗活动， 浅草社、 未名社、 沉钟社等新诗社团的译诗特点与倾向， 以及《小说月报》 《译文》 《世界文库》 等现代刊物的诗歌译介情况( 李岫、 秦林芳： 《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上)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与整体研究不同， 《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 一书“第四篇” 则主要聚焦于现代派诗学的两个重要阵地， 集中阐述了《大公报·文艺·诗特刊》 和《北平晨报·诗与批评》 对欧美诗歌和西方诗论的介绍和翻译( 曹万生： 《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253—296 页)。 相关研究还有彭建华的《民国时期兰波作品的汉语翻译》 (载《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7 年第6 期)、 陈晓春与陈俐的《传统与革命：曹葆华关于象征主义诗论的译介》 (载《中华文化论坛》 2015年第6 期)、 刘亮亮的《 “七月派” 抗战时期的翻译研究——以〈七月〉 为中心》 (西南大学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等。

第二， 关于中国现代诗歌在国外的译介研究。 1918 年， 英国汉学家亚瑟·魏礼(Arthur Waley) 在《中国诗歌集》 (Chinese Poems) 的基础上扩编重译， 出版了《中国诗歌170 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然而， 这本译诗集收录的都是中国古典诗词， 而非现代新诗(参见吴格非： 《1848—1949： 中英文学关系史》，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直到1930 年代， 零星的几首新诗译作才在《诗刊》 (美国芝加哥) 等国外刊物上首次发表； 稍后， 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 与陈世骧合译了《中国现代诗选》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6)， 收录陈梦家、 周作人、 卞之琳等15 位诗人的96 首新诗， 这是“中国现代诗歌首个英译选本， 标志着中国现代诗歌开始真正步入英语世界” (李纲、 谢燕红： 《中国现代诗歌的英译传播与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7 年第4 期，第104 页)。 在这本诗选中， 编译者还引入了废名、 戴望舒、 林庚等人的部分诗观， 而阿克顿所选取的这些观点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的基本态度， 即“对中国古典诗歌赞誉有加， 而对中国白话诗歌的现状和前景并不感到乐观” (葛桂录： 《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英国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李章斌着重分析了英国学者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 编选的《当代中国诗选》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1947)； 他从译本内容、 编选规范与翻译特色等方面展开讨论， 指出该诗选之所以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影响， 是因为“闻一多、 卞之琳、 袁可嘉等诗人、 学者都曾参与到了此书的编选、 翻译过程中”， 且“闻一多所编选的著名的《现代诗钞》 实际上也与此书的编撰有密切的关系” (李章斌： 《罗伯特·白英〈当代中国诗选〉 的编撰与翻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2 年第3 期)。 北塔和蒋登科则分别针对郭沫若、 闻一多、 艾青、 何其芳的诗歌英译与海外流传情况进行个案分析， 兼及比较论述了西方学界的各种评论声音与不同译本之间的偏颇和差异(参见北塔： 《郭沫若诗歌英译述论》，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年第5 期； 《略论闻一多诗歌之英文翻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 年第12 期；《艾青诗歌的英文翻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0 年第5期； 蒋登科： 《西方视角中的何其芳及其诗歌》，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年第4 期)。

第三， 关于诗歌翻译与新诗创作的关系研究。 在分析中国传统诗歌自身困境的基础上， 张林杰重点探讨了“翻译诗歌在新诗发生过程中， 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问题。 虽然晚清时期的黄遵宪、 谭嗣同等人都曾大力主张引入西洋外来语， 倡导“我手写我口”， 并且在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梁启超、 马君武、 苏曼殊等人都以文言形式翻译过拜伦的《哀希腊》， 但他们只是把外来诗歌“翻译成中国的传统诗歌形态” 而已， 其“本身所具有的语言弹性和现代艺术特征也就流失在中国传统语言形式和形象体系中”； 接着他以胡适和郭沫若的译诗与创作为例，强调外来诗歌翻译必须寻求新的表现方式和艺术形式， 同时熟练掌握和使用白话这种新的语言工具才能“为新诗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并为新诗“获得重新审视中国诗学传统的现代眼光” (张林杰： 《外来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学习与探索》 2007 年第5 期)。 唐立新运用译介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考察了卞之琳的译诗理论与翻译实践， 在对相关数据和文献资料的分析过程中揭示出卞之琳翻译活动的“现代” 眼光及其独特的现代主义审美倾向， 尤其是1930 年代后期翻译对象逐渐由象征诗派转向了艾略特， 这一变化引起了他“后期的诗歌创作向智性化转型”， “同时也开始向古典回归”， 从而使卞之琳的新诗创作与译诗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关联和互动” (唐立新： 《关联与互动——论卞之琳翻译与创作的关系》， 《云梦学刊》 2002年第3 期)。 陈历明则以徐志摩为例， 梳理了翻译与诗歌写作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其转化生成机制； 他认为中国现代诗人善于借助“影响之焦虑”， 通过诗歌翻译创造性地转化西方诗体再将之运用到自己的新诗创作中来，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早期白话诗歌“非诗化”的艺术缺陷(参见陈历明：《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与翻译——以徐志摩为例》， 《文艺理论研究》 2017 年第5 期)。 耿纪永在辨认西方现代诗歌译介发展脉络的基础上， 追溯了1930年代象征派诗歌的翻译盛况； 又以戴望舒和卞之琳为代表， 结合具体的诗歌文本考察了译诗与写诗之间的事实影响和变形关系；他着重强调“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在同步对应的同时， 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前性”， 即“从边缘进发到中心， 引发或推动文学转型”， 作为挑战旧文学的有力武器， “丰富新诗形式和语言”是诗歌翻译的重大意义所在(耿纪永： 《欧美象征派诗歌翻译与1930 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 《中国比较文学》 2001 年第1期)。 赵小琪和粟超从主体间性出发， 把中国现代诗歌创作、 现代诗歌翻译、 翻译诗学看作一个“开放的、 动态的中国现代诗歌系统”， 在这个大系统中包括了三组关系： 一是“诗歌创作、翻译与语境的主体间性关系”， 他们将文学外部的社会、 政治权利、 历史语境纳入其中， 打破了以往诗歌创作与翻译的自足性研究； 二是“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主体间性关系”， 以凸显现代诗人在译诗过程中的主体性功能以及新诗创作对译诗活动的反作用； 三是“诗歌翻译与翻译诗学的主体间性关系”， 指出二者在实践过程中的互动性与能动性， 其意义在于“拓展译者主体、创作主体与诗学主体之间的互动”， 有利于实现中国现代诗歌系统内部的自我主体交流和对话(赵小琪、 粟超： 《中国现代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 翻译诗学的主体间性关系》，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5 年第1 期)。 相关研究还有廖七一的《硬币的另一面——论胡适诗歌翻译转型期中的译者主体性》(载《中国比较文学》 2003 年第1 期)、 邓庆周的《外国诗歌译介对中国新诗发生的影响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 杨迎平的《施蛰存的诗歌翻译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 (载《齐鲁学刊》 2009 年第2 期) 等。

中国现代诗人对外国诗歌的接受研究

中国现代诗人对于外国诗歌的学习和接受是较为全面的， 不仅在语言形式、 句法表达等艺术手法上有所吸收， 而且对诗歌创作的思想主题、 诗歌中的人物形象等内容方面也加以借鉴， 这恰恰彰显了“五四” 新文学所倡导的锐意进取与兼容并包的时代精神。 首先， 对东方诗歌的个体接受。 该研究主要聚焦在印度诗人泰戈尔和日本的和歌与俳句对郭沫若、 冰心等诗人的影响。 作为泰戈尔译诗的先行者， 郭沫若对于泰戈尔诗歌的态度却前后反差巨大。 早期他对这位东方诗人极为喜爱和崇拜并体现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 到了1922 年， 郭沫若一反常态“由推崇转向了批判”， 其根源在于他“对当时译诗语境和新诗创作现状的担忧”，“其真实意图是要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 (熊辉： 《从推崇到批判： 郭沫若对泰戈尔诗歌接受态度的转变》， 收录于《 〈女神〉与20 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青年论坛会议论文集》中)。 另一方面， 在日本留学期间， 郭沫若对于和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写给宗白华的信中也有所表露， 通过文本比较不难发现他的早期诗作具有和歌质朴自然、 含蓄委婉的特点(参见靳明全： 《日本和歌与郭沫若早期诗歌》， 《文艺研究》 2003 年第3期)。 相关研究还有靳明全的《日本俳句与郭沫若诗歌》 (载《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0 年第2 期) 等。 此外， 林恒青从中日作家的诗歌交往出发， 在整理分析周作人与白桦派诗人武者小路实笃书信、 译诗、 日记与译介文章基础上， 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影响。 他认为诗歌只是交流和接受的媒介， 反而是“白桦派鲜明的、 积极的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观引起了周作人的极大兴趣”，尤其是“武者小路实笃参与现实社会、 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态度” 以及他的“新村” 运动给予周作人极大的启示(林恒青：《武者小路实笃与周作人的诗歌交往》，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年第3 期)。

第二， 对欧美诗歌的个体接受。 该研究成果丰富， 据不完全统计2000 年以来有近六十篇相关论文(包括硕博论文)， 它们分别涉及涵盖了刘半农、 郭沫若、 艾青、 李金发、 卞之琳、 戴望舒、 冯乃超、 李广田、 何其芳、 朱湘、 穆木天、 蒲风等现代诗人对西方诗歌的接受研究。 陆耀东就胡适对美国诗歌的接受情况展开考察， 详细描述了他在康奈尔大学任职期间的演说、 译文、 读书、 撰文与译诗活动， 指出“此阶段的经历奠定了他接受美国诗歌影响的基础工程”， 其影响深远， 甚至断言“如果胡适不经受如此准备， 他就难以成为中国新诗的开山人” (陆耀东： 《胡适接受美国诗歌影响的基础工程》， 《外国文学研究》 2009 年第1 期)。 虽然闻一多也有着同样的留美经历， 但他对待英美诗歌的看法和态度与胡适大相径庭。 从小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浸染和精神熏陶， 使他“总是立足于中国的传统诗艺， 并根据自己当时性情所近和展示思想情趣的需要， 去有选择、 有变化地吸收” (胡绍华： 《闻一多诗歌与英美近现代诗》， 《外国文学研究》 2006 年第3 期)； 这让闻一多始终能够与英美现代诗歌保持一段审美上的距离， 从而及时发现和扬弃其中的负面影响， 而非单向化地全盘接受。 作为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浪漫诗人， 徐志摩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青眼有加， 尤其是他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 多次专门讲授《西风颂》。 刘介民从两位诗人的“理想气质、 人生际遇、 对爱的追求及徐志摩诗对雪莱的借鉴” 入手，探讨了二人诗歌的“血缘关系”， 认为“对徐志摩影响更大的是雪莱的抒情短诗” (刘介民： 《不可或缺的“类同原则” ──徐志摩和雪莱诗歌的血缘关系》， 《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 》2001 年第1 期)。 杨绍军以《十四行集》 为例， 重点论述了冯至在留学德国期间对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里尔克的学习和接受， 与传达方式、 创作形式方面的影响相比， “诗学观念可以看作是里尔克对冯至影响最为深远的地方”， 概括而言就是“工作”、 “观看” 与“经验” 观， 这些“成为冯至诗歌创作的重要标志”(杨绍军： 《冯至诗歌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十四行集》 为例》， 《云南社会科学》 2006 年第3 期)。 九叶派诗人穆旦被认为最具有“艾略特传统”， 他积极且有意识地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传统， 并深深地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之中”， 使“个性化抒情”、 “语感形式”、 “中国现代性” 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特质， 以此来探索现代新诗发展的种种可能性(刘燕： 《穆旦诗歌中的“T. S. 艾略特传统” 》， 《外国文学评论》 2003 年第2 期)。 另一位现代主义诗人朱英诞则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中获得启发， 他把“象征主义心物感应的精义” 与“居于主体地位” 的意象表达方式融汇在一起， 形成了“带有本体意味的‘真诗’ 意识， 触动了新诗本体”， 从而创作出大量具有审美价值的诗歌作品(王泽龙、 程继龙： 《朱英诞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 《外国文学研究》 2013 年第5 期)。 相关研究还有罗义华的《胡适、 闻一多与意象派关系比较论》 (载《外国文学研究》， 2013 年第2 期) 等。

第三， 对外国诗歌的整体接受。 该研究打破了一对一的微观模式， 放送者或者接受者不再局限于某一位诗人， 而是扩展为某种诗歌类型、 诗歌流派乃至某个特定时期的诗歌创作， 更加全面地把握现代三十年中外诗歌关系的沿革与流变。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 这种地理上的便利导致“很多中国新诗诗人都是在日本接触到西方诗歌的， 甚至出现了西洋诗歌的汉译先从日本开始的奇特现象”； 在新诗文体建设方面， 俳句直接影响了小诗体的流行， 而日本的“新诗体” 改革及“口语诗” 运动“更刺激了中国的新诗革命”； 与之相比， 泰戈尔为首的印度诗歌则影响了新诗的内容与“散文式” 诗体(王珂： 《印度、 日本等东方现代诗歌对新诗的影响》， 《东方丛刊》 2003 年第4 期)。 关于中国新诗的形式问题， 陈本善认为以英美诗歌为代表的外国诗歌形式发生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和中国古代词曲一起构成了新诗形式的两大源头； 具体而言， 外国诗歌形式的作用“主要还不在新诗的初创期， 而在稍后的发展期”， 它直接导致了新诗自由体形式的成熟与格律体形式的定型(陈本善： 《论新诗形式的两个来源》，《中外诗歌与诗学论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夏新宇围绕“五四” 时期中国新诗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接受，着重分析了“拜伦和华兹华斯两位英国诗人的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前者给予了中国诗坛内容与思想方面的革新， 注入了热情昂扬的斗志和激情； 后者的诗学观念则“带给中国诗坛形式和理论， 使中国新诗趋向成熟和完善”， 进而揭示出外国诗歌资源引入中国的民族化规律(夏新宇：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五四” 时期中国新诗的影响》，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3 年第1期)。 谢向红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 呈现了美国诗歌与“五四”新诗的接受关系与影响事实； 虽然对美国诗歌的译介无法与英、法、 德、 俄等西方大国等量齐观， 整体来说比较薄弱， 但可以肯定的是“以惠特曼为代表的美国近代诗歌和以意象派为代表的美国新诗运动诗歌都对中国‘五四’ 新诗产生过重要影响”，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民主意识和个性意识为核心的‘美国精神’ ”， 二是“以诗歌语言的口语和诗歌形式的自由化为核心的美学追求”， “全方位地‘参与’ 了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 (谢向红： 《美国诗歌对“五四” 新诗的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2006 年博士学位论文)。 相关研究还有董洪川的《 “荒原”之风： T. S. 艾略特在中国》 (四川大学2003 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外国诗歌思潮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研究

就现代三十年而言， 传入我国的外国诗歌思潮大体可以分为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三种形态， 其中现代主义又包括了象征主义、 意象主义、 唯美主义、 未来主义等； 它们基本对应了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诗坛， 但这不是完全绝对的， 事实上三者常常交叉在一起， 相互组合共同发生影响， 合力推动着中国现代新诗发展与新诗理论的建设。 首先， 关于外国诗歌思潮对现代新诗创作的影响研究。 法国象征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开花结果，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古典诗歌贵含蓄的传统与象征主义重暗示的要求很近似”； 作为中国第一位象征主义诗人， 李金发借助在法国学习雕塑的契机“从原文阅读了波德莱尔、 魏尔伦等人的作品”， 并完成了三本诗集， 尤其是他的诗稿寄回北京后引起轰动， 这一变化与当时中国诗歌界寻求解决浪漫主义创作危机的诉求不谋而合。 紧接其后， 戴望舒“在比较准确地理解西方象征主义的同时， 又能够充分考虑到中国本土诗歌的传统”， 以个人实践和探索形成了中西融合、 温婉抒情的诗歌风格， 促使中国象征主义诗歌逐渐走向“成熟” (方丽平、 张弛： 《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从李金发到戴望舒的考察》， 《法国研究》 2016 年第2 期)。 然而， 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对现代新诗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李金发、 穆木天、 卞之琳等象征派或现代派的诗人， 它也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诗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艾青在法国留学的三年期间， “耽爱着他的‘欧罗巴啊， 波特莱尔和兰波的欧罗巴’ ( 《芦笛》 ) ”，并在《为了胜利》 一文中坦诚自己受了象征主义的影响， 特别是对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的学习最为全面， 一方面艾青的诗歌“通过象征意象体系来表达对社会宇宙的暗示， 表达其光明创世的心理历程”， 另一方面， 在形式上借鉴了象征主义的陌生化语言和反传统的“审丑” 意象塑造， 从而“创造出‘多义性’ 的诗歌形象”， 具有批判现实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范兰德：《艾青诗歌创世象征历程——论象征主义对艾青诗歌的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 年第1 期)。 在接受象征主义的同时， 戴望舒、 施蛰存、 杜衡等诗人还把以前拉斐尔派为代表的唯美主义诗歌思潮译介进来， 为现代诗派抒发和表现都市生活体验提供一种全新的方式和可能； 他们的诗歌创作囊括了“从唯美主义式的对都市外在感官世界的描绘到对都市人内心情感世界的开掘”， 完美地表达了哀伤颓废的情绪与现代化的“都市怀乡病”， “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新诗的现代主义转向” (赵鹏： 《新诗的现代主义转向： 现代诗派中的唯美主义影响》， 《当代文坛》 2014 年第2 期)。 此外， 西方意象诗学的表现方法注重主体性体验， “对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观念与意象艺术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异质性影响”， 主要表现在较为自觉地接受了“象从意出” 的西方现代诗学表现策略， “呈现为意象的幻象型、 变异型、 隐喻型以及意象的智性化与玄秘性特征” (王泽龙： 《西方意象诗学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 《文艺研究》 2006年第9 期)， 与“意随象出” 的中国古典感物式诗思传统形成一种对照和互补。 整体而言， 外国诗歌思潮对现代新诗创作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作为新诗诞生的第一个十年， “对外来影响的吸收方式还主要停留在模仿借鉴阶段”， 甚至能让人一眼看出模仿的对象是谁； 到了第二个十年， 开始反思“新诗欧化现象”， 更加注重“中西诗歌艺术的交融”， “在外来影响的自主选择、 消化、 吸收、 创造方面有长足的进步”； 在第三个十年， 能够自主取舍、 整合外来诗歌思潮的影响， 初步完成中国新诗的现代化， “基本实现与世界诗潮接轨” (李岫、 秦林芳： 《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上) 》，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其次， 国外诗歌思潮对中国现代新诗理论建构的影响研究。关于浪漫主义诗论， 华兹华斯的“自然流露说” 以及“用‘自然’ 方式写作的观念” 直接影响了郭沫若的文学评论； 尤其是关于天才与普通人差异的看法， 两个生活在不同时代、 不同国度的诗人竟然达成了共识， 这“大概与他对《 〈抒情歌谣集〉 序言》 的阅读不无关系”。 不过， 由于华兹华斯本人过于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一度被西方评论者视为保守或反动的典型， 这为他的诗歌理论被现代中国诗坛有意忽视和抑制埋下了伏笔， 也曾受到郑振铎、 汤澄波等人的批判， 因此未能产生更大的影响(王婉秋： 《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 1917-1937》， 吉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与之相比， 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则影响深远，它与中国现代派诗学思想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甚至“在某些诗学范畴的阐释上带有明显的移植嫁接性”； 李金发、 穆木天等人对“契合”、 “象征”、 “朦胧”、 “纯诗” 等概念的译介和解读“无疑是初期象征诗派引发的一场‘现代美学革命’ 的重要表征” (陈旭光： 《“同化于一个新的结构之中” ——论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现代主义诗学思想的形成》， 《浙江社会科学》 2001 年第1 期)。 值得注意的是， 穆木天在1926 年发表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 被中国诗歌界视为“新诗观念的一次真正飞跃”， 它的出现迎合了当时诸多诗歌批评者追求象征诗学理论建构的要求， 一度成为中国现代诗人接受法国象征主义诗论的重要理论参照； 陈方竞认为《谭诗》 “提出用‘诗的思考法’、 ‘诗的章句构成法’、 ‘诗的逻辑’ 和‘诗的旋律的文字’ 去创造‘纯粹的诗歌’ ”， 不仅体现了新诗自觉意识的觉醒， 更是“对中国几千年诗歌观念的根本变革” (陈方竞： 《〈谭诗〉 的中国象征诗理论建构——留日创造社作家穆木天论稿》， 《华文文学》2006 年第1 期)。 穆木天和王独清可以看作是理论上自觉接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并进行中国化改造的现代诗人， 他们在国外留学期间都曾系统地阅读了象征诗派的作品和论著， 并且回国后互相通信， 交流和探讨各自对象征主义诗论与中国新诗的思考； 毫无疑问， 二人后来“所主张的‘纯粹诗歌’ 在理论上直接源于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诗歌理论”， 其影响“主要包括诗的‘纯粹性’、 ‘统一性’、 ‘持续性’； ‘诗的思维术’； ‘诗的文章构成法’ 等内容” (廖四平： 《穆木天王独清早期诗论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派》， 《齐鲁学刊》 2001 年第2 期)。 虽然以袁可嘉为代表的九叶派诗歌理论也主要来源于现代主义诗潮， 但更倾向于艾略特、 叶芝和奥登等英美诗人； 蓝棣之就认为袁可嘉“不满足于变相编译或照抄， 而处处都可见他的深入体会与独创性见解”，这些体己得来的诗学思想反而“完善和完成了艾略特、 瑞恰兹的理论”， “使意义加深、 扩大、 增重” (蓝棣之： 《九叶派诗歌批评理论探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 年第4 期)。此外， 吴世昌的《诗与语音》 (1936)、 叶公超的《论新诗》(1937) 以及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 (1947) 在译介英美新批评诗学观念的基础上， 分别探讨了“诗的声音” 和读者经验的关系、 “格律传统” 与“戏剧化象征” 等问题， “这三篇论文基本概括了瑞恰慈、 艾略特等代表的英美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新诗理论的影响” (王天红：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与外来影响》， 吉林大学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 金克木在1937 年提出了“智的诗”，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的起点， 夏强从“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 “西方知性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中国现代知性诗歌” 与“知性诗歌形式” 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采用综述的方法， 重点“分析、 比较、 析理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理论对西方理论创造性转化” 及其“视域狭窄的缺陷” (夏强： 《新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知性研究综述》，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3 年第3 期)。 相关研究还有曹万生的《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白杰的《 “纯诗” 的本土转化与“情本位” 回归》 (载《理论月刊》 2016 年第10期) 等。

总体而言，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现代三十年中外诗歌关系的研究， 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突破， 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其一， 关于研究对象的不平衡或者说某种程度的缺失，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悬殊对比。 一是对外国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诗歌思潮对中国现代诗歌影响的关注不够充分， 而在对现代主义诗歌思潮尤其是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研究上则出现了过剩的情况； 二是对欧美诗歌的接受研究数量太多， 对于同时期苏联诗歌与诗论的接受研究几乎没有； 三是与主流诗人研究相比， 对于台港澳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诗人以及女性诗人创作的外来影响研究明显不足。 其二， 关于雷同化、 重复化的研究现象。 以徐志摩为例，2000 年以来关于他的诗歌创作外来影响研究的论文有近二十篇，其中仅探讨与雪莱影响关系的论文就有6 篇， 并且有的论文在角度分析、 材料运用以及观点论证上都大体相近， 最后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 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 也没有任何价值。 其三， 玄春妍的《中韩现代主义诗人卞之琳和郑芝溶诗歌之比较》 (延边大学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 和韩永杰的《 “创造社” 和“白潮”派诗歌的浪漫主义思潮比较》 (延边大学2002 年硕士学位论文)都属于平行研究， 但他们关注的只是中韩现代诗歌关系里的一小部分， 况且除此之外还有中日、 中印、 中非的诗歌关系亟需梳理。 由此可见， 对于现代中外诗歌关系的考察， 单凭中西影响研究这一方向是远远不够的， 平行研究空间巨大， 尚有待深入展开和发掘。 因此， 在坚持现有研究道路的基础上， 还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 不断开拓和深耕。 首先， 全方位、 全覆盖、 全领域地搜集、 整理与中国现代诗歌密切相关的文献资料， 尤其是那些遗存流落在日本、 韩国、 东南亚等海外的珍贵材料， 进而掌握和分析中国现代诗歌在国外的流布、 传播与接受情况及其研究的现状。其次， 作为新诗发展的重要阵地， 现代诗歌刊物研究也有必要纳入进来， 重点探究报纸期刊的编选与外国诗歌之间的译介关系，以及译诗栏目与读者接受之间的日常互动。 最后， 在研究方法上， 还可以采用图表或年表的形式， 系统梳理和呈现某一阶段的翻译活动或者某一诗歌思潮的传入与接受情况， 如贺昌盛的《现代中国象征论诗学流变年表(1918—1949) 》 (载《新文学史料》 2003 年第2 期) 按照时间顺序归纳排列， 让人一目了然，也方便于检索和查询。 此外， 学者之间特别是与国外学者的访谈和对话也是现代中外诗歌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 在《中国与日本： 中国现代诗学的昨天与今天》 (载《文艺研究》2007 年第6 期) 一文中， 吕进和日本学者岩佐昌暲在畅谈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和主要问题的同时， 分别就各自的认识和理解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构想， 代表了当前中国和日本两种研究场域的交流和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