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40年：基于学科化进程的反思

如果以1978年郑北渭先生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期译介华伦·K·艾吉的《公众传播工具概论》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为开端，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化已走过了完整的40年。1978年至今，传播学学科化全面持续展开，无论是科学研究的专业化、人才培养的专门化，还是学科地位的社会认可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在这之中，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使传播学成为具有授予博士学位资格的二级学科，在学科建设层面构成了关键性的分水岭。以此为界，此前的积累可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的前学科阶段（1978—1997年），其后则是传播学的学科化阶段（1998年至今）。

传播学的前学科阶段（1978—1997年）

（一）研究队伍：资源匮乏，人员稀少

前学科化阶段的中国传播学研究队伍整体而言资源匮乏，人员不足。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各地高校陆续恢复或新建新闻传播专业，但仍以新闻学为主攻方向。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学者虽有所增加，但仍无法与新闻学专业的师资力量相提并论。受到资源限制，这一时期的学术发表和学术会议都非常有限。由于缺乏专门方向的培养，此时的传播研究不仅不能为业界输送人才，连自身后继人才补充都很成问题。很多年轻学者跨入这个领域仅仅凭借自己的兴趣和热情，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由于各校图书馆可供参考的传播学文献非常稀少，学者们的研究往往从零开始，进展缓慢。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进入传播研究的先行者仍凭借自身的激情和坚持，为中国传播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调和格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的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以及上海的复旦大学，其中社科院新闻所的学者相对活跃，较成规模。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更加年轻和更加专门化的传播学者迅速成长起来，为传播学后来的学科化进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学术研究：局部突破，政策导向

由于研究队伍的限制，前学科阶段的传播研究集中在行政管理、社会治理和经营管理的框架范围内，如受众研究、传媒政策研究和公共关系研究等。虽然不乏纯粹概念、方法、学派和理论体系上的讨论，但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目的还是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或改良，而非学理创新和知识体系的建构。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略有改观，但基本格局一脉相承。这种研究的优点是能够让缺乏资源的早期传播研究获得社会的重视，但缺点是它无法在学理上形成脉络与传统或者与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对话。这反映出早期传播学的理论场域独立性和自主性偏弱，受到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深远的影响。这与前学科阶段传播研究缺乏学科建制的保障不无关系。

（三）学术理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自我标榜为科学研究范式的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深刻影响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传播研究发展。其所使用的一系列研究方法与建国前30年新闻学者使用的方法和路径大相径庭，引发了这一时期本土研究者的强烈认同。西方传播研究中使用的各种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相继被介绍到国内，而中国学者也利用这些方法工具获得了一些颇具说服力和启发性的结论。

除了研究方法，美国的主流传播理论也在这一阶段被大量引介。尽管当时中国传播学界还没有能力完全掌握整个西方传播学的知识地图，但围绕在主流传播学理论周遭的科学神话光环依然令本土学者着迷。

不过，前学科阶段本土研究者对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理论方法的吸收过程带有某种内在的东方主义，试图将西方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纳入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之中。1993年，传播学本土化的设想被正式提上日程，一批研究者主张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关于传播的财富，创造集中西方文化之大成的传播学。但有研究者指出，当时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尚不足以谈及本土化，这种融合中西的方案实际是生硬地将传统文化改造成与西方“接轨”的形态，恰恰反映了西方学术话语的支配性地位。本土化的困惑，恰恰说明1978年后的20年，中国传播学并没有经历过学科化的洗礼，无法支撑本土化的美好设想。当然两难的是，在西方的学科化框架内，尽管知识增长的速度很快，但能否真正实现学者所期待的那种传播学本土化，这同样是大可存疑的。起码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宣传这种努力已经取得了成功。

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化阶段（1998年至今）

（一）研究队伍：增长迅速，平台升级

自1998年以来，专职的传播研究者数量快速增长，学术交流欣欣向荣。大量学科点的出现改变了学者构成，科班出身和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研究者大量加入。而这也带来了学科化阶段中国传播研究学术规范化水平的提高。专业学科点的建设及其大规模招生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大批阅听人，其中的佼佼者不断成为学科的新鲜力量。研究经费增加、出版发表空间扩张、学术组织建立和数据库完善等新的变化也不断改善着学者的研究条件。

（二）学术成果：数量的快速增长与领域的全面开花

队伍的繁荣壮大必然带来学术成果的快速增长，中国传播学学术生产能力在学科化阶段不断增长。进入21世纪后，论文、专著、教材和译著数量一度以几何级数增长。近些年，尽管增速放缓，但仍处于不断增长之中。

从学术文本的呈现来看，传播研究的理论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时间维度上越过施拉姆钦定的实证主义传播学奠基人，重新评估杜威、帕克、李普曼等早期传播研究者的贡献和影响；在空间维度上从实证主义转向后实证主义，继而关注到作为后实证主义对立面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等诸多欧洲文化批判思潮。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重读传播学经典也深化了人们对既有理论的理解。伴随社交媒体的兴起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媒介技术哲学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而在理论之外，人文的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传播研究中的多样化运用，也一同构成了拉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双翼。将经典的西方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成果放置到中国语境中进行验证，是这一时期本土研究者吸收学习西方理论资源的方法之一。对于这些研究，赞成的声音认为，有必要在中国的环境中重新证实西方的理论假设，从而更系统、更深入地理解西方的传播理论；而反对的声音则认为，这种对西方大众传播理论的模仿无助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也看不到什么理论创新，价值不大。事实上，尽管现在大量年轻学者还在尝试用西方的经典量化方法解决新问题，但这种方法存在的较大局限性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方法被译介到国内，并在对媒介热点事件的研究中迅速流行开来。2003年后，传播人类学的方法逐渐开始影响传播研究，在少数民族媒介使用和新闻生产的田野研究中均得到广泛应用，集体记忆研究也将其视为重要的方法工具。话语分析和符号学方法也成为这一阶段质化研究方法的重要拓展。另一边，社交媒体的兴起挑战了传统的量化研究方法，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大数据挖掘对网络空间的传播现象进行研究，并使计算传播学成为近年来逐渐受到关注的学科前沿。

传播学分支学科在学科化阶段的蓬勃发展是学科专门化的必然特点。在学科化阶段，原本已具有不错基础的发展传播学被西北地区学者运用于分析传媒与西部地区发展这一热点议题。全球化的趋势也使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凸显。“非典”疫情之后，以往较为边缘的健康传播受到更多关注，而国际传播、环境传播、科技传播等新兴的分支领域也相应壮大，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和学术人才补给。

快速充实的学科内涵与外延，反映出中国传播研究学科化在这一阶段的蓬勃推进，而学科社会基础确立和物质资源保障的完善也让学科的成长指日可待。

（三）学术理念：GDP导向与自反性思考并举

资源的注入对学术研究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但资源显然不是中立的，它会对学科产生型塑和导向的作用。资源是追求回报的，因此它必然追求目标的达成与运作效率，容易形成学术的社会动员效应。

前学科阶段研究者工具性地使用西方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路径，形成了不以学术为目的的学术理念。这一问题在学科化阶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被进一步放大。各传播学专业点的竞争结果直接影响资源分配，也导致量化指标成为衡量学科发展优劣的唯一标准。片面追求课题数、发文量、专著数和成果获奖情况，忽略对于学术研究质量的要求使得工具理性、行政导向、急功近利等问题成为了学术研究痼疾。

学术场域是一种两重性的构造，在社会层面，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位于其核心的游戏规则是权力。但与此同时，学科也是一种认识论的构造，其核心游戏规则是学术创新。学科的健康发展必须在这两个向面之间实现平衡，而社会向面的过度发展会使学科化进程对学科的认识论内核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不过，这种过度发展也会召唤认识论层面的反击和抵抗。目前，这种抵抗通过对学科发展的不断反思而实现。

尽管这种抵抗的力量还很弱小，但自身研究的自反性思考以及对西方理论局限性的习惯性思考已经在传播研究中渐渐扎根。从批判工具理性和功能主义的僵化世界观，到呼唤传播学的精神家园，从批判传播学过于保守不够开放到用新的概念包装旧的的思维模式，研究者们基于多种视角指出当前传播学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有力地提醒整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关注学科化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对待西方理论的态度也在悄然改变。学者开始习惯于挖掘传播学不同学派学者的思想谱系，用各自的概念工具和方法去解构西方学者对西方传播理论的辉格史解读。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土研究者面对西方传播学理论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局面，使碰撞、批判与对话成为可能，成为常态。西方理论再也不是教科书的经典，更不是理论神话，而只是一种需要不断反思其适用性的认知框架。虽然这种解构、质疑和批判并没有改变现阶段本土传播研究对西方各种概念、理论和方法的依赖，与西方思想的对话也尚不成熟，但这种学术自觉的开始仍不失为一种进步。

40年的回顾与展望：进化抑或循环

历史到底是一种循环还是进化，一直是两种历史观的斗争。但二者通常并不排他，往往可能并存。站在今天回看20世纪80年代的传播研究，无论是著述数量和研究队伍，还是研究领域和学术水平，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评估，这40年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繁荣是否仅仅是因为资源的注入和队伍的专业化而被堆砌出来的景观？这种繁荣是否在真正意义上引发了学术理念的革命？

近年来传播研究领域新理论资源的引入不能说不够，然而与之形成反差的却是知识产出的单薄，大量相关的论文依然停留在概念描述和理论介绍的层面，没有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研究拓展与问题挖掘。10年前中国传播学学科化过程中存在的理论创新不足、研究队伍薄弱等问题，在当下的传播研究中依然普遍存在。这恰恰反映出过去的40年中国传播学的内在逻辑不断对自身进行着强化和再生产，中国传播学的历史在深层逻辑上始终处于循环之中。两个根本的观念似乎一直被坚定地捍卫和重申：

一是研究的功利主义。学术之外的目的在本土传播研究领域总是强于学术目的，导致对策性研究远比基础性研究更受欢迎。当前的中国传播理论大多为西方舶来品，根本谈不上本国的基础理论，但研究者大多善于应用现成理论提出对策，对耗时耗力的基础研究却避之不及。尽管不能否认应用研究的重要性，但理论创新的匮乏使得今天的传播研究依然要用陈旧的理论解释现实，使应用研究成为无米之炊，并且阻碍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对话。如果更深一层去追究其中知识主体的工具性价值取向，就更让人感到担忧，因为只有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专业化进程不断深化仍然无法解决，甚至不断加重的问题。如果理论创新的兴奋敌不过申请到一个国家重大课题或做一个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理论创新将永远只是一个口号。

二是自我封闭。由于只关注自己的专业、研究对象和学术圈层，许多传播研究者常常坐井观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学者团体内部欠缺良好的沟通、传承和认同，容易封闭在自己有限的视野中。没有争执并不一定代表学科内部有完全一致的共识，而很可能反映出研究主体自说自话。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不仅在同一代学者之间缺乏对话，从传播研究主题的延续性来看，很少有人愿意在上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辛苦耕耘。其结果必然是中国传播研究无法形成自身的思想谱系，缺乏传承，而仅仅是一堆碎片化的知识景观。

其二是无法与社会公众和其他学科形成有效的对话。传播研究者在利用本学科的便利传播自己的思想并形成对公众的影响方面本应具有优势，但由于理论阐释能力的欠缺，他们类似常识的观点并不能真正引起公众的兴趣，也很少能引发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传播研究者只把自身的研究焦点放在媒介和大众文化景观上，容易忽略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和深层社会结构问题。传播理论通常并不深深植根于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矿脉之上，欠缺深层次的理论积累，导致它既无法深入，也无法浅出，在重大社会事件面前只能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

如果承认面临的这些问题，对未来的传播学研究就应当抱有审慎乐观的态度。新媒体传播确实给传播学带来一片全新的开阔地带。它不仅型塑了新的媒介产业与媒介形态，也彻底地改变了传媒与受众的关系以及受众与受众的关系。它正在创造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意义，给传播学提出了全新的问题域。新老媒介的更替会通过传播方式的改变而重构人们的存在方式，这其中包括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与社会关系。这种存在方式的变化极其丰富，它包括人的时空观念如何因传播和媒介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头脑中不同观念重要性排序如何因传播和媒介的变化而变化；历史与未来通过媒介以何种新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观念世界；如何通过媒介和传播弥补已经消逝的社会行为引发的真空；如何通过媒介和传播缓解新出现的社会行为引发的焦虑；如何通过新媒介和传播重新审视人类旧关系的延伸和新关系的创立。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又以何种方式，反过来强化或弱化新媒介的偏向与发展。从技术哲学入手，以空间化的媒介观为起点，传播学可能会对这些问题贡献自身独特的智慧。

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产出论文最多的领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天然可以藉此成为显学。如果我们不直面自己所存在的顽疾，中国传播学的历史将仍然是循环的而不是进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