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体双重基因响应与壮族文化传承的微观实践*

杨丽萍

一、引论：问题的提出

自从人类与动物界分离，人类生命主体的遗传基因不断地在历史时空中延续，与之相对应的作为一种客体存在的人类文化在不同的区域中演化。人类的遗传基因和文化基因都在传承中复制，也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壮族先民以及当今1600多万壮族生命体是人类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壮族生命力外化成果的壮族文化的演化与传承，同样受制于壮族生命主体的衍生与发展。近几年来，遗传学和分子人类学领域的基因研究侧重探讨人类的起源以及各区域族群的遗传距离，［1］对于生命遗传基因和文化基因的相互关系以及响应机制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壮学界对于壮族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承的宏观研究，取得了许多新进展，但是，尚未从壮族生命主体的遗传基因和壮族文化基因的相互关联的角度去探讨壮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之间的彼此响应问题，因而很有必要审视壮族生命主体遗传基因与壮族文化基因图谱的演化历程，从家庭文化熏沐与学校传承壮族文化的微观实践过程，反思壮族文化以及壮族文化基因延续的有效路径，通过推进两者之间的彼此响应，激活壮族的文化创造活力。

二、人类生命基因（Gene）与文化基因（Meme）的关联与互动

人类生命主体的遗传基因（Gene）以人类躯体作为核心的承载体，是遗传学和分子人类学的最为基本的概念。而文化基因（Culture Gene）由牛津大学著名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rd Dawkins）在1981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率先提出。他认为，“文化的传播有一点和遗传相类似，即它能导致某种形式的进化，尽管从根本上说，这种传播是有节制的。”［2］267－268文化基因与生物遗传基因相对而言，是文化传播或模仿单位。一切生命都通过复制实体的差别性生存而进化，基因是“我们星球上普遍存在的复制实体”［2］63。他借用希腊语“Mimeme”，缩短成“meme”，认为“meme”（中文译为“觅母”，或“谜米”）与英文“memory”（记忆）和法文“（meme）”（同样的）有关。“meme”可以从一个脑子转到另一个脑子，像精子和卵子从一个个体转向另一个个体，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结构。道金斯的学生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re）着重强调文化基因的复制功能，认为文化复制始终是一种建立在模仿基础上的复制，这种复制对于人类文化具有重要影响；人既是生物基因的机器，也是文化基因的机器，而且只有这两种复制共同存在才可以构成“完整的人”。［3］12在这里，布莱克摩尔已经将遗传基因和文化基因并置，将两者的“共存”当作人性完整的前提条件。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生物基因是在生物体中遗传，文化基因作为一种遗传密码则在人类文化传承谱系中世代延续，是寄寓在各种文化形态中的活跃因子，是决定人类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异的核心因子和基本要素。［4］文化基因模塑着特定文化的内在品性的生成以及外部特征，并且对文化演化路向和演化过程起到关键性的制衡作用。［5］

大量的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遗传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人类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不是凭空而降，而是经历了漫长而充满艰辛的起源和演化过程，来自大自然的灾害、民族之间的战争、族际通婚、社会发展等因素，导致各民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在延续中传承，在传承中变异，这两种基因的传承都对各民族生命主体从远古、中古、近古到近现代数千年代际传承产生深远的影响。

毋庸置疑，人类思维方式受到大脑结构的影响和制约，而不同民族的遗传基因生成不同的脑结构，人类躯体的遗传基因与文化基因的演化也有密切的关联：“决定每一民族文化基因结构的始因并不在社会系统的内部，而在社会系统的外部，即民族的生理基础和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正是自然环境和遗传因子的差异，使得人类在发轫之初，面对大体相同的实践活动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引申出不同的认识方法和思维习惯，并进而形成了一些为本民族公认的观点、观念和理论模式”［6］。

相比较而言，人的生命基因以婚姻和家庭为核心载体，经过婚配而延续，通过“香火”绵续而得以传承。同时，任何民族主体都创造并传承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应地形成作为生命本质力量外化成果的文化谱系。自成一体的文化谱系及其创造者如影随形地在特定时空中演化，隐含在生命体中的遗传基因和体现在文化客体中的遗传密码有某种对应关系。

文化基因可以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语境中传播，不一定需要血缘关系方可传承。人的生命体的寿命是有限的，而文化基因具有多样性的载体和寄寓场所。民族生命主体理所当然是文化基因至关重要的寄生空间，但是，文化基因也可以在自然地理空间、人文社会空间、民俗传统、文学艺术中获得承载机会，若能理智地把握好这种机会，文化基因就有可能超越个体生命而穿越历史时空，不断焕发新生活力。正是：“生物基因属于生物遗传，而文化基因属于非生物遗传，而是要靠特定文化场域中的人、社会以及各种文化现象，比如文化场域中的器物、建筑、活动、节日、习俗等传递来传承”［7］。

只是人类基因研究属于遗传学、分子人类学的领域，文化基因和文化传承研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彼此之间缺乏深度的对话和交流。其实，人类生命主体是文化的创作者和传承者，人类遗传基因无疑对文化起源和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生命遗传基因和文化基因的这种内在关联性无疑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人类作为理性动物，可以站在人类文化演化史的高度，审视特定区域族群文化演进的来龙去脉，“觉知”民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的传承谱系，尽可能实现主体生命基因和客体文化基因的同在、共生、互动与交融。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已经有学者做了清晰的论述：人类文化是人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性和生物性共同组成了人性。人类的基因图谱（生物基因图谱）是表示人类体质因素的图谱，但那不是人的完整表达。因为如果不能同时体现文化性和生物性，人是不完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文化基因应该是存在的，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8］

因此，唯有推动双重基因彼此之间的“响应”，让特定民族生命主体理解并把握本民族的文化脉络和文化基因，方可顺应文化演进的潮流，延续本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实现民族发展、文化繁荣的双重目的。反之，如果生命基因和基因之间相互脱节甚至相互排斥，就会导致民族主体和文化传承“失联”的困局，数典忘祖的现象将屡见不鲜，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未能带来相应的民族文化的繁荣。对于华人文化圈而言，“外黄内白”的“双面人”将越来越多。

三、壮族主客体双重基因的响应与交融

壮族的生命遗传基因（gene）与壮族文化基因（meme）如影随形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延续，壮族的文化基因与壮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相融相生。源自远古，直至当今依然在壮族地区广泛存在的壮族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壮族文化基因重要载体。

（一）壮族生命主体与遗传基因的演进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壮族生命主体源自远古，源于先秦时期生活的中国东南部半月形地带的百越族群。百越系统的遗传基因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闽南语族群体相当接近。李辉认为，百越民族系统遗传结构有三个特点：1.百越有单起源的遗传学迹象，可能大约三、四万年前发源于广东一带，而后慢慢扩散开来；2.百越二分为以浙江为中心的东越和以版纳为中心的西越；3.百越群体在发展过程中曾经由广东向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迁徙。［9］陈晶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壮族是典型的东亚南方人群，与东南亚的泰老族群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亚人群的遗传结构研究中地位非常特殊。［10］潘尚领、刘承武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壮、傣及东南亚人群D环的变化类型都很相似，壮族与布依族有着极其相近的生物学关系，这些发现为研究壮族的起源、迁徙及其与周围民族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遗传学依据。［11］

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学者们通常认为，广西柳江通天岩“柳江人”、来宾“麒麟山人”、桂林“宝积岩人”和“甑皮岩人”、柳州“白莲洞人”等远古人类和壮族先民具有承继关系。距今大约五万年前的“柳江人”，其大脑容量约1300毫升，接近现代人的大脑容量，其体质特征和大脑已经进化到较高的层次，身体构造较为接近现代人，由于手的进化和直立行走的结果，其大脑的结构日趋完善。历史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壮族先民的生命主体被称为苍梧、西瓯、骆越等族群。秦汉至唐宋时期，壮族先民在《后汉书·南蛮传》《广州记》《南州异物志》等古籍被称为“乌浒”“俚”“僚”。“俚”是古越语的尾音，“僚”似由“骆”转音而来，他们是中古时期岭南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壮族生命主体和生命基因的赓延，既有来自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灾难事件，也有来自壮族各土司管辖区之间的纷争、统治阶级的压榨以及民众连绵不断的起义。自唐以降，壮族人民反抗中原王朝和土司制度残酷统治的农民战争此伏彼起，绵延不断。在战乱此起彼伏的岁月，壮族地区常常十室九空，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元明清时期，壮族地区的“僮”“俍”等族群逐步登上历史舞台。俍兵以英勇善战著称，瓦氏夫人曾率六千八百多名俍兵奔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屡建奇功。清朝中晚期的战乱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内战争以及日本侵略军的野蛮烧杀和掳掠，中国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境，壮族人民也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但是，壮族生命主体遗传谱系在严酷的挑战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而成为中国仅次于汉族的第二大民族，有1600多万生命主体作为壮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壮族文化的延续方可拥有根本的保障。

历史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和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壮族生命主体的栖居空间不再局限在传统的村落社区，而走向广阔的天地，影响壮族生命基因代际传承的因素日趋复杂化。壮族通婚范围的扩大，壮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情况越来越多，亦将引起壮族遗传基因的新变化。

（二）壮族文化基因的表征及其延续

文化基因通常以特定的文化作为承载的客体，这种载体具有某种符号和象征的意义。壮族以水稻种植作为主要的生计模式，稻作文明以及相关的文化习俗，造就了壮族文化基因谱系，滋养了壮族人对土地的亲情，对大自然的敬畏，塑造了壮族人民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天人观和宇宙观，壮族地区的社王、蛙神、牛图腾、守田神、水神的崇拜，即为稻作文化基因图谱的文化表征。

概而言之，壮族文化基因及其文化表征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基于水稻培育和种植基础上形成的代代相传的“那”文化以及“五色糯饭”，是壮族饮食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基于诗性智慧而生成的创世史诗《布洛陀》、创世女神姆六甲、民间长诗《嘹歌》、刘三姐民歌、壮族说理长诗《欢传扬》、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以及民歌网站中的对歌，是壮族诗性基因外化的结晶；基于原生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的神性基因在壮族的自然崇拜、图腾信仰、祖先崇拜、盘古信仰和布洛陀人文始祖信仰等民俗传统中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基于高超智能水平和工艺技术而制作的花山岩画业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图案符号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广泛出现在绘画、服饰、手工艺品之中，而铜鼓、壮锦等文化特质，至今仍然作为壮民族生命创造活力外化的成果，成为壮族文化基因的象征，也是壮族人民对中华文化基因宝库的独特奉献。

总览上述众多的壮族文化基因及其呈现的文化表征，隐含在壮族歌咏文化及其传承谱系和传承空间当中的诗性基因是壮族文化基因的杰出代表。诗性基因是文化基因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诗性基因是富有审美特质的文化精髓，隐含在诗性文化谱系当中的诗情、诗兴、诗韵、诗境、意象、想象、情趣、隐喻、节奏等，诗性基因借助比兴、象征、隐喻等手法，表达内心的情感，其目的是由悦耳悦目，经过悦心悦意而达到悦神悦志的境界。

从历史源流的久远度审视，在公元前528年，壮族先民与楚国令尹鄂君子皙相会，越人吟唱《越人歌》，经由刘向在《说苑》中记载而流传至今，让人们确知至少在2500多年前，壮族的歌咏传统和诗性基因业已相当成熟，由《越人歌》，到《嘹歌》、彩调《刘三姐》和水上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构成了绵延数千年的壮族诗性传统和诗性基因的传承谱系，直至21世纪，歌咏文化在壮族人民的心目中始终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传统社会中的壮族人心之所向，情之所系，尽在以歌代言，以歌为乐，将才情倾注对歌场上，实现自我的价值，造就了闻名海内外的歌咏文化，使广西成为名副其实的“歌海”。

从影响的广泛程度看，壮族的诗性文化和诗性基因也是首屈一指的。浩如烟海的壮族民歌从本质上说是“以歌代言”文化传统的外在表现，壮族歌者往往有感而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在各种文化语境中演唱相应的民歌：在仪式场合唱仪式歌；在山野间唱情歌；在表演舞台上按照组织者和主持者的意愿表演相应的内容。随着全球化、都市化、网络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壮族民歌既在山野间传唱，也有更多的机会到都市中表演；既在人生仪式的私人性场合演唱，也到公共性旅游空间展演；既到山歌擂台竞技，也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对唱。

壮族歌圩起源于人们在特定地理空间中的祭祀神灵、对歌娱乐以及交友诉情。壮族人一生都在“歌海”中生活。人们开心时唱歌，不开心时也可以通过唱歌发泄郁闷，放松心情。正是诗性文化广阔的传承空间，造就了壮族诗性文化广泛的影响力。

壮族诗性基因的衍生和传承原本依赖于“倚歌择配”的传统习俗，依赖于歌圩场传唱的初会歌、问名歌、初探歌、赞美歌、初恋歌、深交歌、定情歌、盟誓歌以及送别歌等等，而在传统的歌圩习俗衰落之后，民歌演唱习俗和诗性基因的延续更多依赖于政府机关和旅游部门的支持。政府部门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旅游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扩大地方知名度，常常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促进民歌文化交流，举办各种形式的“民歌艺术节”。譬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连续举办十多年，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黑衣壮民歌”“壮族嘹歌”“龙州天琴”“马山三声部民歌”等壮族文化杰作借助民歌节为世人所知晓，为壮族诗性传统和诗性基因的延续创造了新的契机。

尽管文化基因比生命遗传基因的延续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优势，但是，并不意味着文化基因没有发生变异甚至断裂的可能。或者说，文化基因同样会随着时空语境的变迁而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也有可能因为生命基因传承谱系的断裂而销声匿迹。譬如，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人去歌歇”“人去艺绝”的现象。另一方面，文化基因既可以与生命遗传谱系融为一体，也可以脱离生命体在物质性的客体中获得寄寓空间，像花山岩画、壮族铜鼓、民歌艺术、壮锦等文化特质，并不因为壮族生命体的代际更替而失去存在的载体。这是因为作为生命创造力外化的智慧结晶，由于蕴含珍贵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意蕴而得到世人的珍惜和爱护，由此获得新的存在载体和传承空间。

对于壮族诗性传统的延续而言，至为关键的是精心培育以“想象”“愉悦”“节奏”“隐喻”为核心的诗性文化基因，借助这些诗性基因传达情感，提升听觉感知能力，通过观察世间万物，养成视觉感受，提升人们对节奏和韵律的把握及其表现能力。当人们能够敏锐地感知韵律和节奏之时，也就是诗性基因得以延续之日。然而，社会文化语境的迁移，自然而然引起诗性基因的变易，现代人的生命节奏与自然运行的节奏不再像传统农耕社会那样协调，人们再也不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星移斗转、四季轮回所体现的大自然的内在韵律，已经外在于普通民众的生命节律，人们对于源自大自然花草林木的象征和隐喻，逐步感到陌生，难以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表达情感的文化手段。

文化基因的延续还有赖于家族文化、社会习俗和教育体系的支撑，受到以生物基因为基础的遗传机制的制约，也受到外部环境与群体生活环境的影响。文化基因凝结着生命基因的烙印，是隐藏在人类精神活动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来源于民族历史积淀，并先天存在于民族生命的遗传谱系当中，是一种本源性的“历史记忆”或“文化意象”。譬如，壮族地区雨水丰沛，水稻的种植有赖于水的灌溉，壮族先民认为，青蛙鸣叫与降雨有某种关联，借助神话想象，将青蛙当作天上管控雨水的雷王的使者，崇拜蛙神成为壮族的重要文化基因，而蛙神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密码”，在花山岩画、壮族铜鼓以及一年一度的“蚂节”中反复呈现。只是“蛙神意象”在不同场域的呈现，既是这一文化基因的延续，也因为这种超越时空延续而致使“蛙神意象”文化基因谱系存在变异或者断裂的可能性。换言之，分布在广西南部的宁明县境内的明江沿岸和龙州、崇左、扶绥等县左江两岸绵延数百里峭壁上的壮族岩画，制作于战国至秦汉时代，创作者是聚居在左江流域的壮族先民骆越人。骆越人迁离明江流域，有可能带走了蛙神崇拜习俗，而由他处移居明江流域的族群不见得自然而然地延续祭祀蛙神的文化传统，由此造成该地区祭蛙习俗失传以及蛙神崇拜文化基因的断裂。作为壮族重要文化象征的壮族铜鼓、干栏建筑、壮锦、民歌传统的文化基因谱系，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在延续中变异、在变异中断裂的情形。

（三）壮族生命基因与文化基因的响应与交融

壮族生命主体与壮族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推动着壮族社会历史的演进。对于壮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的相互响应和彼此交融而言，壮族生命主体和作为客体存在的壮族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和不同的壮族家族、宗族以及区域族群等亚群体中，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对应方式、共生形态、分离距离和响应模式呈现千差万别的形态，或主客分离，或主客合一，相互响应，彼此共生。众所周知，广西素有“歌海”的美誉，在传统社会中与壮族生命融为一体的文化事象首推壮族的民歌习俗，而壮族的诗性文化基因也广泛隐含在浩如烟海的民歌之中，然而，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壮族人生命体中能歌善唱的天赋并不见得自然而然地代代相传，甚至出现了诗性文化基因传承谱系断裂的情形，许多年轻壮族人对民歌的节奏、韵律、诗意和诗境所蕴含的审美意韵，缺乏天然的敏锐感知能力。壮族的神圣性文化基因主要包括作为花神、花王、生育女神的姆六甲；作为创世男神和人文始祖的布洛陀；作为英雄神的布伯、作为民族守护神的莫一大王，等等。这些神性基因虽然以不同的存在形式在特定的空间得到传承，但是，现代文化对传统习俗的解构，也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新一代壮族人未能在壮族信仰传统和神性基因中获得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归依。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苛求壮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存在完全统一的对应关系，但应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尽可能地推进壮族生命主体的遗传基因和文化基因的深度交融。壮族文化传承者应当通过寻找壮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优化两种基因的演化谱系，维护双重基因复制和衍生过程的安全，力避优质基因受到侵蚀，在更深的层面上，激活两种基因的互动机制，在彼此“响应”的过程中实现双方的和谐共生。

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彼此响应和共生的前提是唤醒对壮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基础是壮族生命主体对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的认知。对于壮族生命遗传基因的认知，依托于遗传学和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12］对于壮族文化基因的认知则需要审视壮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提升出隐含在壮族文化演进历程中相对稳定而对壮族文化变迁方向和形态特征起到决定作用的文化密码。因此，有必要通过学校教育、社会传习、文化普及、旅游体验等多种路径，推动壮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彼此响应，让壮族生命主体领悟壮族文化基因和文化象征符号的深层意蕴，在参与壮族民俗活动以及传习壮族文化的过程中，生成与壮族身份相契合的文化认知图式和历史记忆，由此成为“身体”与“心魂”彼此响应、相互交融而协调统一的壮族“文化全人”。

四、壮族文化基因传承的微观实践

壮族文化基因的延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壮族社会文化的诸多层面。壮族文化基因在宏观层面的传承立足于壮族社会整体，而微观层面的传承通常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具体路径中展开。壮族小孩从呱呱坠地开始，还在襁褓中就有机会在壮族文化的熏沐中成长。因此，有必要引导壮族家长在壮族儿童的文化习得过程中树立壮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具有壮族特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渐形成对壮族文化的认同感。同时，壮族学校要积极推动民族文化进入校园，开发壮族乡土课程，编写壮族乡土教材，组织学生在课外活动中体验壮族文化，让壮族青少年在微观实践中直接感知壮族文化，延续壮族文化基因，建构壮族文化认知和传承体系。

首先，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强化壮族文化基因的熏沐与传习。

家庭是孕育生命和文化的摇篮。人类通过缔结婚姻和组建家庭而延续生命，家庭在孕育和传承生命基因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认知主要从家庭日常生活、从幼儿的语言训导中习得。家庭教育具有经常性、广泛性、真切性和潜移默化的特点，壮族青少年的思想意识、礼仪规范、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文化养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家庭文化熏陶的深刻影响，人们的认知结构和文化品性，也深深地打上了家庭教育的烙印。因此，壮族家庭教育是有效保存壮族文化基因核心路径之一，壮族文化基因的传承应以微观的家庭教育和儿童文化认知教育为起点，使壮族子弟在自家的特定文化语境中耳濡目染，自觉或不自觉地习得本民族的语言、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从童年开始生成本民族的文化记忆，对本民族文化萌生崇敬之心，待到成年之后，自觉地珍惜并传承本民族文化，以强大的民族生命内驱力，承担起传承壮族文化的历史使命。

壮族家长的文化自觉是实现壮族文化熏陶的前提，壮族家族中的长辈们要以传承壮族文化为己任，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微观层面，为壮族文化基因的传承创造良好的环境。

民族语言是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文化基因的延续也有赖于母语的传承。壮族有自己的语言，壮族家庭对幼儿语言的传授主要是用本地流通的口语教授亲属称谓、物品名称、讲故事和唱儿歌等内容。

在传统社会中，壮族家庭教育同民歌语言的习得密切相关，壮族民歌文化基因传承的理想模式是：让壮族儿童从四五岁开始就学唱歌，鼓励父亲教儿子，母亲教女儿，形成幼年学歌、青年唱歌、老年教歌的“传、帮、带”的传统习俗。父母根据儿女的年龄特征，教唱适合他们心理特征的歌。让壮族子女在传歌中知晓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知识，自觉地传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诗性文化传统。

此外，家庭祭祀、家规家训、治家格言也是文化基因的有机组成部分。壮族家长每逢过节往往举行相应的祭祀仪式，从中隐含着对祖先和圣灵的崇敬，让孩子积极参与祭祀仪式，让孩子阅读家谱，遵从家训家规，使之在行为习惯养成的过程中渗入壮族文化元素，有助于强化壮族少年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进而自觉地赓续壮族文化基因。

其次，将壮族文化基因移植到校园环境建设中。

在漫长的壮族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壮族教育的主体是针对壮族学生的汉族文化和现代文化教育，壮族自身的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体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壮族教育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保护和传承壮族文化是壮族子孙义不容辞的使命，而学校作为壮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机构，有责任和义务对壮族文化基因实施有效的保育措施，促进壮族主客体双重基因的交融，实现“民族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双重目的。

文化基因移植就是在原有基因载体上，重新植入新类型的基因，激发文化基因载体的新生活力，强化文化基因新的功能，使文化基因得以重生，并在新的载体上得到延续和传承。譬如，将富有壮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校园环境建设之中，营造具有浓郁壮族特色的校园环境，展示丰富多彩的壮族生活场景。广西许多民族学校将壮族铜鼓、干栏建筑、花山岩画、壮族服饰等文化符号刻写在学校的墙壁和走廊；或者绘制壮族人抛绣球、板鞋行走、跳竹竿、对山歌、跳“蚂舞”等壮族文化活动和场面；或者采用办墙报的形式，用壮文介绍壮族“三月三”歌圩、壮族民歌、师公舞、壮族礼仪、壮族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方面的民风民俗；或者开设壮族民俗文化的陈列室，摆放具有壮族特色的物品和工具，有纺织区、农耕区、饮食区、建房区、民族体育器材区等，构建壮族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让师生从中领悟壮族生产活动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文化形态；或者建立壮族文化体验基地，将石磨、水车、石舂、石绞、榨花生油的磨盘、制作席子的工具等农具放在一起，让老师和学生在这里体验壮族先民的劳作生活，感受祖辈们的艰辛，激发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敬仰之情，这将对壮族文化基因的保存和延续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三，在乡土课程开发与课外活动之中保育壮族文化基因。

遗传学领域的基因保育是通过人工的操作，守护、保存基因组织，使之获得新的机能和活力。相应地，壮族的文化基因也应通过人为的、有意识的组建，达到保育的目的。壮族语言是壮族文化基因的核心存在载体，将之融入壮族地区的乡土教材编写和乡土课程开发当中，有助于壮族语言获得新的载体。壮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壮族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民俗风情、历史掌故等等，都可以成为乡土教材的编写和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丰富学生的壮族文化知识，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通过大量的壮族文化知识积累，促使壮族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壮族文化基因还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进行传承。根据笔者调查所见，广西武鸣县庆乐小学的教师和学生积极将壮族文化基因和文化习俗移植到课外活动当中，组建富有壮族特色的“勒庆乐”艺术团，聘请民间艺术人士创作、教唱壮族原生态山歌。该艺术团的山歌代表作《让壮乡儿女走向世界》《赞庆乐》《太阳爬上山》《口口酒都甜》、壮族舞蹈《情满五色糯米饭》《送客歌》等节目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广西区标准壮语才艺表演、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文艺汇演等大型社会活动中广受赞誉。该校学生和教师分别参加的全区壮语演讲大赛、讲壮语故事比赛、全区壮汉双语教师说课比赛等，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第四，壮族主客体双重基因的激活与多民族文化基因共生。

壮族主客体基因共生是指壮族生命主体基因和作为客体的文化基因以某种和谐共存的形式存在于同一结构之中，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壮族人不仅拥有本民族的身份，也拥有作为民族心魂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内涵、不同类型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主体和表现形态会有明显差异，但隐含在壮族生命主体和文化客体中的各种基因则是相对稳定地保持壮族的本真性。正如刘魁立先生所说：“本真性的概念是在承认文化在变化的同时，保证文化的变化保持在一个同质限度之内……关注事物本真性正是将保护和发展这样两个似乎对立，但却完全统一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达成辩证的统一。”［13］

壮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可以在壮族内部各支系之间“共生”也可以同其他民族“共生”，在相互比照、相互理解和包容中，使文化基因链不断地推陈出新。譬如，位于桂西多民族聚居区的隆林中学，壮、汉、苗、瑶等民族学生互教互学，在一年一度的文化艺术节中同台献艺，体现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共生理念。

毋庸讳言，从整个壮族主客体共生的微观场域的实践情况看，壮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壮族文化基因和其他民族文化基因的协同共生还面临很多难题，壮族教育的管理机构还未从壮族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双重响应的理论高度，推动壮族文化教育事业的深化发展，壮族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还有待加强，校本课程开发和师资培训机制还有待完善，尤其需要系统完善教师的多元文化知识，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4］和滕星教授提出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15］作为实施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理论基础，让学生了解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起源迈向一体化的进程，自觉地参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将各民族文化传承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延续的整体谱系之中。

五、结　论

身为壮族人，身体里流淌着壮族的血脉，传袭着先祖的生命基因，理应怀“壮心”，立“壮志”，真切感知壮族文化脉搏的律动，自觉守护民族文化根脉，不能空有壮族的躯体而没有壮族的心魂。在壮族文化传承面临诸多困境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学校教师和学生以民族文化进校园为契机，通过认知民族文化的杰作，习得符合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壮族生命遗传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彼此响应、相互交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壮族生命基因与文化基因的主客响应、主客共生，这是实现壮族民族发展与文化繁荣的有效路径之一，也是激活壮族的文化创造活力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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