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地缘战略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赵韦博 李晓辉

内容提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科学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深入剖析了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一贯奉行的地缘战略，探索总结了地缘战略的本质及规律。主要包括：地理环境是一个国家制定和推行地缘战略的首要物质基础；审视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通常要紧密联系该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当下时代的普遍共识；成功的地缘战略取决于一以贯之的目标及对时势的巧妙利用，进而实现对地缘战略问题认识的重大飞跃。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对地缘战略的深入探索和研究，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今世界复杂局面和国防政治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习主席在今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①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8-04-10。地缘战略，为人类认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对国家战略和国防建设的影响提供了全新的视域。生活在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深刻洞悉这一“国际政治的秘密”②1864年，为了以理论与知识加强对工人阶级运动的指导，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撰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就是在这个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工人要了解国际政治的知识，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进而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创造条件，紧紧围绕欧洲主要国家地缘战略的地理缘起、历史传统和实现路径，特别是通过剖析俄国、英国围绕世界霸权展开的激烈地缘博弈，直击欧洲政治军事发展的实质和要害。他们关于地缘战略问题的探索与揭示，对于我们更好理解习主席相关讲话的主旨要义，更清晰辨识当今世界复杂形势格局、拓展大国视野、重塑大国国防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地理环境是一个国家制定和推行地缘战略的首要物质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想全面认识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首先离不开对该国地理环境特征的认真考量和整体把握。在他们眼中，地理环境不单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更是一个国家战略擘画、谋求发展的重要起点。

（一）地理环境的典型特征，是一个国家制定地缘战略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通常天然赋予该国地缘战略的优劣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研究地理环境特点对一个国家地缘战略的重大影响。他们常常以独到的战略眼光，对欧洲及其周边的地理版图加以解读，一语中的地指明欧洲主要国家制定各自地缘战略的主要依据和突出特点。其中，沙皇俄国的地缘战略备受他们的关注。19世纪中叶的沙皇俄国，已由原本偏安东欧一隅的莫斯科公国，扩张成为横跨欧亚大陆、能够左右欧洲政治的强大帝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物质基础”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36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即根本因之于它因地制宜的地缘战略。

他们分析指出，俄国的地理环境相对于欧洲诸国而言，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俄国在战略上的安全地位给了它多么大的优势”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49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俄国只有自己的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唯有此面可能遭受欧洲军事强国的攻击。其他方向不是靠海就是毗邻弱小。且俄国本土幅员广阔，国内道途梗阻，补给来源缺乏，“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36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即便是盛极一时的拿破仑帝国也折戟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强大的、在防御方面几乎是不能攻破的俄国，在进攻方面却相应地软弱无力”④《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36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在幅员广阔且生产低下的国内，军队的征集、组织、武装和调动处处都碰到困难。因此，“俄国外交总是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⑤《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37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它更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37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这也就可以解释，俄国为什么总是在对付显然弱小的敌人如瑞典、土耳其和波斯时，才单独以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战争，而在需要面对强敌时，更愿意运用外交手腕，通过形成有利于己方政治格局的地缘形式，极力保证盟国军队和土地承受主要战事的破坏，而自己总是“担任后备军这种在大多数战斗中都备受珍惜、但在所有的大战役中却能以较少牺牲换得决定战局的荣誉的角色”⑦《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37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一个国家只有认真考虑自身地理环境的典型特征，充分扬长避短，方能在与强国的博弈斗争中进退裕如，以较小的代价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二）一些要地的占有与加强，是一个国家推行地缘战略需要考虑的关键环节，常常真实反映出该国地缘战略的实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伴随着开疆拓土的主观努力，特别是对于一些战略要地的占有与加强，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必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这既是推行既定地缘战略的使然，更不可遮掩地凸显出该国地缘战略的实质内容。他们在分析俄国发展史时指出，俄国真正强势崛起于世界，始于彼得大帝。而彼得大帝治国的最显赫成就，就在于迁都圣彼得堡。正是这一迁都行为，使得俄国的地缘战略根本摆脱了地域性扩张的传统色彩，首次具有了进行世界性侵略体制的鲜明特质。

在他们的眼中，彼得大帝的迁都行为，无疑极大地改变了俄国的地缘环境，“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18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1712年，彼得大帝将首都随着军事征服的步伐迁至刚刚占领的圣彼得堡。西方对此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为了保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出海口。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判断更为独到精辟。他们指出，彼得之前的俄国，一直是一个崇尚大陆霸权的内陆性国家，其地缘战略重点一直在东方。自彼得继位以来，聚焦争夺阿速夫海、黑海、波罗的海以及里海的出海口，俄国先后同土耳其、瑞典、波斯多次交战。直至彼得把都城从内陆中心莫斯科迁到滨海地区圣彼得堡，这个“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18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这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18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不仅是俄国领土扩张首次实质性迈向海洋的显著标志，更是俄国由“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向“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转变的必然结果。④《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16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显然，他们是把彼得大帝的迁都行为，放在这位俄国君主力图实现其囊括欧洲、征服世界的贪婪野心而构思出的这样一个全球战略的框架中来加以审视的。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这一战略举措不仅使俄国“从一个半亚洲式的内陆国家转变成为波罗的海至高无上的海上强国”⑤《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20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更直接反映出俄国地缘战略的实质性转变：即战略重心由东方转移至西方。“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末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18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占有并迁都圣彼得堡，立即使俄国在与北方各邻国地缘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使俄国与欧洲所有地方保持经常的直接接触，特别是奠定了同海上强国荷兰、英国建立联系的物质基础，使得这些国家开始依赖俄国供应造船材料，从而助力俄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飞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的深刻地缘思考表明，战略要地的占有与加强，对于改善一国地缘战略环境及长远发展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

现实启示：地缘战略的本质就是，从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相匹配的角度，审视一个国家的天然属性和行为方式。优秀政治家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和把握，还通常超越这一匹配的现有与表面形式，更加注重二者潜在互动、矛盾转化可能带来的地缘动能规定和地缘秉性改变。这是思考与塑造国家安全不能不考虑的重要视角和思路。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地缘战略，这一“国际关系物质基座”，常常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利用，服务于其侵略扩张目的。特别是个别国家超出维护本国主权与安全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设卡立哨，严重威胁他国和地区安全，极大增加生乱生战的危险。这个“自然疆界论”⑦自16世纪末17世纪开始，法、德、俄等一些对他国抱有领土野心的强国极力鼓吹“自然疆界论”，主张应以对自己国家安全有利的大山、大河等作为其领土主权的自然分界线。后来，该理论又披着“民族原则”的外衣，渐渐异化为欧洲大国侵略和霸权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萨瓦、尼斯与莱茵》《波河与莱茵河》等文中，集中对这一反动理论进行批驳，最终使其无所遁形。，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加以拒止的。当前，霸权主义国家利用和扩大其现有军事优势，对我国周边任何潜在、实在的部署与布势，都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一方面，我们要在国际社会广泛呼吁，彻底揭示霸权主义国家全球扩张的险恶用心和重大危险。另一方面，对于霸权主义国家于我国周边加紧布势，我应强化针对性设防，超越传统陆海边界积极布局重要战略通道、太空以及临近空间，甚至大胆预置相应力量于主要作战对手重要军事部署、重大海外利益周边，形成“犬牙交错、武装共处”①针对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前，印军制造加勒万河谷事件，公然侵入阿克赛钦地区，进逼和包围我边防哨所和巡逻队，毛泽东要求边防部队执行“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二十字方针，既不允许印度的领土野心得逞，又有力避免扩大事态。这一方针对当前搞好战略预置有重要启发。的战略缓冲地带，方能下好克敌制胜的战略“大棋局”。

二、审视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通常要紧密联系该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当下时代的普遍共识

在观察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地缘战略时，既要同它自身发展的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也要以它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为依据，如此才能深刻地了解该国地缘战略的特质，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看待地缘战略问题时一直秉持的基本观点。

（一）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并非某位君主的天才即兴创作的产物，它通常与该国地缘战略发展演变的历史传统紧密联系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②《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向对历史传统的惯性影响十分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正是秉持这一科学方法，通过详尽考察俄国扩张的历史，祛除各种影响俄国地缘战略发展的非主要、偶然性因素，进而在历史纵向的全面深入比较中，正确解读俄国地缘战略的来龙去脉，准确研判其趋势走向，使得现代俄国地缘战略的延续性和独创性清晰地展现出来。

他们通过对俄国扩张历史的详尽考察指出，俄国的地缘战略也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富有侵略扩张性，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才最终演变为自彼得一世以来直至俄国现行的扩张性地缘战略。当时西方针对俄国地缘战略的探讨一直存有偏见，主要归结为两种说法：一种是低估或干脆否认俄国的地缘战略，（认为）俄国的崛起纯属机缘巧合，即“俄国被认为是彼得大帝的天才即兴创作的产物”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01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俄国从来就有广漠的版图，并非后来发展所强大起来，甚至硬说“这个使十九世纪欧洲害怕的北方幽灵”④④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01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早在9世纪柳里克王公们统治下就是笼罩欧洲的现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则通过叙述俄国在三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揭示了俄国地缘战略演变的实质：第一，柳里克王公帝国时期，讲到了柳里克王公帝国如何不断分裂直至彻底衰微，以及该帝国与莫斯科公国之间延续性的微乎其微；第二，两个“伊万”的莫斯科公国时期，详细追述了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伊万一世和三世，如何借用蒙古统治势力之手纵横捭阖，逐步赢得与周边对手的斗争并最终走向强大与独立，并且指出其与“现代俄国”地缘战略的本质联系，即“只要改换一下姓名和日期，就可以明显看出伊万三世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样”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14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第三，彼得一世缔造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加以发扬的“现代俄国”时期，他们指出，“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彼得一世，不仅继承了两个伊万的传统政策，更有自己的全新创造：他把两个伊万的传统政策“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并且进而“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15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在经过了被蒙古征服、摆脱蒙古控制、向北寻找出海口等历史阶段后，“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15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使得原先那种被动求生自卫、为维护安全而地域性扩张边界的地缘战略，最终演变为主动开疆拓土、趋于世界性扩张的地缘战略。简言之，俄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有着图谋扩张且相对稳定的地缘战略，其通过运用有利地缘战略形势孤立、弱化和赢得对手，逐步产生觊觎世界霸主的扩张野心，使其地缘战略更趋世界扩张性，也使得欧洲强国越来越感到巨大威胁。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一国地缘战略必然深植于其发展演变的历史传统，只有以深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一国的地缘战略，才能找到其发展演变的核心脉络和内在特质。

（二）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无法忽视所处时代地缘战略的普遍特点而孤立存在，它必然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制约和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欧洲地缘战略的准确把握，还来自于他们对于时下欧洲政治的普遍特点的深刻理解，从而使他们能够直接抓住欧洲主要国家地缘战略的内核。自英国实现“光荣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欧洲主权国家开始资本化、民族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为满足大资本家私欲甚至扩张野心，全然不顾国际道德和外交准则，采取建立攻守联盟和不惜转换联盟、相互欺骗和背信弃义、公然撕毁条约和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等手段，以谋求扩张领土、扩大殖民地和占有世界市场。正是在了解这一“国际政治的秘密”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深刻洞悉了欧洲强国地缘战略的实质内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英国、俄国这两个身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世界性强国，对欧洲政治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国家所各自奉行的地缘战略，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战略互动，不仅承载着欧洲政治的普遍特点，更是认清欧洲诸国地缘战略共通特性的一把“密匙”。英国通过先后战胜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赢得了海上霸主和欧洲强国的地位，为防止欧洲大陆产生新的竞争对手，英国一直奉行“均势政策”④18世纪初的北方战争中，英国先是在背后支持俄国反对欧洲强国瑞典，意图通过扶持俄国这一波罗的海的新强来维持瑞典和丹麦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均衡，继而又在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中联合普鲁士共同对付法国和奥地利，目的在于在陆上充分利用普鲁士制衡奥地利，在海外彻底摧毁法国在美洲、印度和海上的殖民体系，最终确立了欧洲霸主地位和世界殖民霸权。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又先后组织和领导七次反法同盟，打破拿破仑称霸欧洲的局面，巩固了自身的霸主地位和海外利益。的地缘战略。然而，英国这一善于运用地缘战略的高手，很快又被后起之秀——俄国所超越和取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认真分析后指出，俄国通过不断扩张日渐成为欧洲强国并觊觎欧洲霸权的桂冠，而英国正是俄国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和帮凶”①《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英国在推行地缘战略中对俄国的拉拢与绥靖，为俄国向西侵略扩张提供了机会，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同样，西方其他国家“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②《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也几乎都把俄国看作可以利用来牵制己方直接敌人的力量，使得俄国在地缘外交中左右逢源，直至拿破仑帝国被摧毁，终于使得“整个欧洲都俯身在沙皇的脚下”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60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他们进一步指出，俄国攫取欧洲霸权的事实最终宣告了英俄合作的结束，为维护切身利益使英国“成为反对俄国兼并和扩张领土计划的死敌”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而克里米亚战争则为从18世纪以来的英俄关系作了小结，他们终于转友为敌了。可以说，正是英国为满足于现实需要，处处体现出卑劣、背叛与阴谋的“纵横捭阖”的那种地缘战略，成为俄国、普鲁士、法国等欧洲强国争先效尤的对象，而最终又使得英国自身在俄国地缘战略的高超运用面前显得拙笨。同样，对世界霸权幻想雄心勃勃的俄国，它的地缘战略自然也无法摆脱这种时代特征。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对一国地缘战略的理解把握置于其所处时代及外部环境的整体特点之下，并成功剥离了各国地缘战略的华丽外衣，才能够对一国地缘战略实质具有了科学透彻的理解，进而使得其实质内容和天然秉性展露无遗。

现实启示：“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⑤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反映人类政治行为对地理因素依赖的地缘战略学更是深深地镌刻上历史传统这一印记。纵观人类大历史，深入了解一国地缘战略的发展现状与历史趋向，不仅应当追根溯源其一以贯之的根脉与灵魂，也不容忽视时代发展当下的大环境大趋势。唯有这种全面、纵深审视地缘战略的立体维度，方能够剖析并详见地缘战略的来龙去脉，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单薄和肤浅。反观现实国际政治风云，尽管政治发展总体趋向于文明与包容，但是受服务现实利益需要的西方地缘战略传统，特别是“零和博弈”观的影响，霸权主义国家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挑起新的政治对抗甚至是武装冲突。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提倡共商共建共享、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观和国防观，虽为国际政治发展和全球安全理念带来了一股清流，但数百年来充斥于霸权主义国家血脉的地缘战略传统绝不会轻易消失。在面对中国等世界新兴力量的崛起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抱团取暖”“集体对抗”的战略遏制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一“国际政治传统”，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实在的反制措施。新中国自成立伊始就曾长期处于西方的包围与遏制中，却依旧取得了今天发展的卓越成就，这其中根本离不开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超凡的思维理念和斗争艺术，有如毛泽东的“一条线”构想和划分“三个世界”战略。这些重大的理论建树和战略构想所折射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已深度融入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观和国防观中。在今天的伟大斗争中，我们更应充分继承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红色血脉”的战略传统，以独有的中国智慧中国定力毫不松劲地坚持斗争，努力赢得伟大斗争伟大复兴。

三、成功的地缘战略取决于一以贯之的目标及对时势的巧妙利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制定出正确的地缘战略前提下，唯有在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能百折不挠地加以施行，并且面对形势变化时能够善于随机应变，才能真正实现地缘战略的目标。

（一）地缘战略得以成功实现的关键在于保持目标的清晰性，特别是在遇到艰难险阻和危险挑战时始终笃定如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一旦确定下来，就必须努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努力战胜国内外各种可知和未知的不利因素，始终保持目标的清晰性和坚定性，以笃定的指向和行动确保战略目标最终实现。在他们眼中，欧洲近代史中俄国的强势崛起即是他们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他们以独到的眼光聚焦俄国地缘战略的核心脉络，使得俄国称霸世界的扩张野心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他们看来，从莫斯科公国立国伊始，前后数百年间，俄国能够扩张为一个面积最庞大的帝国，并成为维护欧洲秩序和传统的“宪兵”，根本在于俄国一贯秉承的清晰的地缘战略，即俄国的历代君主和外交家都“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35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到，自莫斯科公国的两个“伊万”开始，俄国的地缘战略就十分清晰且坚定。伊万一世“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一次也没有偏离过他为自己规划的这条政策路线，而是顽强坚定地坚持它，有条不紊地勇敢地执行它”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06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伊万三世也“并不是通过一次勇敢的攻击，而是通过二十年左右的耐心工作”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307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在与鞑靼人、诺夫哥罗德、拥有封土的王公们及立陶宛—波兰的反复斗争中，将莫斯科公国从蒙古人的枷锁下解救出来，使其扩张为一个令欧洲惶恐的庞大帝国。这种追求权力和领土扩张的战略韧性，在彼得大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为了攫取世界霸权，彼得大帝大兴征战，力图打通阿速夫海、波罗的海等直接通往欧洲的海上通道，以及占领君士坦丁堡这把俄国“房屋的钥匙”④《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67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以攫取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略枢纽。然而这一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在构成彼得大帝全部军事生涯的4次战争中，俄国曾经多次败北，甚至一度将夺取的阿速夫海北岸和黑海，连同那里新建的俄国舰队、港口和码头，都重新放弃或是归还于土耳其。但即使如此，彼得仍然一以贯之地坚持既定目标，同北欧强国瑞典进行了长达21年之久的战争，同土耳其发生了多次军事交恶。纵观俄国战争史，俄国自彼得大帝伊始，就一直把夺取和维持海上通道作为一个矢志不渝的目标。⑤从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加冕到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倒台的370多年间，俄国与土耳其、英国、法国等国共进行了30多次比较大的战争，其中半数以上与争夺上述水域有关。同样，对于君士坦丁堡的侵占，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是俄国对外政策一贯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是不择手段的。”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6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正因为有了彼得大帝治下俄国地缘战略目标与追求的始终若一，俄国才得以借助这一强劲的推力向前奔跑起来，才会有经过叶卡捷琳娜二世直至保罗一世等历代俄国君主的共同努力，终于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际，基本实现了原定的地缘战略目标，从而使俄国作为一个庞然大物野心勃勃地迈进19世纪，逼使欧洲不得不接受它，并同它认真地打交道。

（二）地缘战略目标的清晰性并不排斥手段运用的灵活性，要想在纷繁多变的地缘条件下实现地缘战略离不开正确利用形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地缘战略实现的原则时，特别强调地缘战略的目标不应当轻易改变，但实现目标的手段则需要根据地缘条件的变化实时进行巧妙调整，如此才能保证更好地实现目标。他们在分析俄国地缘战略得以成功的原因时指出，俄国“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正确地利用了现存的形势”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36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以“唆使这些强国相互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37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俄国之所以能够于短短数百年间强势崛起，根本原因在于“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42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俄国的历代君主非常善于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缘条件，不断调整借以实现自己的地缘战略的手段，为俄国攫取世界霸权一步一步奠定了根基。在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周围的邻国，诸如瑞典、土耳其、波兰都已趋于衰落。即使是几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如奥地利、法国、英国，也通常“被传统、经济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所引起的永无休止的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彼此经常想以狡计取胜对方”④《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41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对于意欲实现世界霸权的俄国而言，这种形势无疑是可以利用的、再好不过的了。彼得大帝“这位真正的伟人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⑤《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40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他清楚地看到、制定并实行了无论是对瑞典、土耳其、波斯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并善于利用奥地利、法国、英国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唆使这3个国家相互倾轧或用许诺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以“保证俄国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41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不仅如此，俄国还善于利用欧洲内战与革命的每次机会。比如，俄国对邻国的战争总是在欧洲诸国忙于内部事务的时候进行，叶卡捷琳娜对土耳其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战争。同时，每次欧洲爆发革命也都是俄国借以西进的良好契机。“法国革命的爆发给叶卡捷琳娜带来了新的时运”，她“只是把这一事件看做是使欧洲各国彼此争吵起来，从而使俄国能自由行动的一个新的有利时机”⑦《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45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当俄国联合欧洲诸国战胜拿破仑法国之时，俄国疆土已经极大扩张，俄国军队成为战胜法国的绝对主力，此时，“在欧洲大陆上，他不再有对手了”⑧《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51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再次证明了俄国“不仅没有受到损害，而且还得到直接的益处，”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59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西欧各国政权深受打击，而俄国作为传统秩序的维护者，直接出兵匈牙利镇压了欧洲革命，使得“不仅匈牙利，整个欧洲都俯身在沙皇的脚下，这就是革命的直接后果”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60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在他们看来，俄国地缘战略对于时与势的巧妙利用还突出表现在，俄国总是善于根据地缘条件的变化，“把自由主义和正统主义的词句巧妙地结合起来”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446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打着迷惑性的、为其侵略行动辩护的“合法借口”和幌子，巧妙地蒙骗了欧洲诸国的政府和舆论，或利用政体、宗教和文化的相似性来结成政治—军事同盟，或挑拨利益冲突的强国之间的关系唆使他们互相倾轧，这正是俄国地缘战略对于手段灵活运用的突出体现。正是这种建之于灵活性之上的高度欺骗性，使得欧洲诸国常常心甘情愿为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所利用，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俄国称霸欧洲进军世界的“单纯的俄国的工具”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437页，人民出版社，1961。。

现实启示：地缘战略目标选择的清晰与实际行动的笃定，直接关系政治和战略目标能否有效达成；国际交往主体的利益与需求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决定了地缘战略要想真正有效管用，还应当依据国际政治时与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其实现路径。正是以上两点，共同决定了各个国家为实现各自地缘战略的相互角力，使得国际政治、国际交往表现为风云变幻、常令人难以捉摸。在资本主义体系依旧主导的国际社会，西方所施行的地缘战略十分复杂多变，这种复杂性包含国际认同（国际“合法性借口”）、民族关系、外交素质等传统因素，以及暴恐活动、移民问题、网络信息技术等新因素的叠加。与此复杂性相伴相生，霸权主义主导下的地缘博弈和侵略战争也依然具有高度欺骗性。我们只有充分认清其霸权目标的唯一性和运用手段的复杂与多变性，才能彻底识破以霸权主义国家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外交和国防理念与行动的高度欺骗性，进而在国际社会“一语中的”地准确揭露其真实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灵活把握斗争技巧与艺术。同时，在世界各国政治发展越来越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新时代，要想实现和平崛起于世界，中国的地缘战略眼光应当也必须放眼全球的时与势，趁势而为、顺势而上，笃定坚持中国特色发展理念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观国防观，以“中国声音”和“中国影响”的耳濡目染，使更多想要独立自主发展的主权国家同中国相向而行，使国际力量的天平更多倾向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力量”，进而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安全与发展，勠力实现两个百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