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方阵”视角下政治演讲中的身份建构
——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演讲为例

李国辉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83）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政治演讲一直以来都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关注焦点。话语具有建构任务，身份是话语建构的结果。身份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是演讲者通过话语策略来实现的，通过不同的话语策略构建出一种“我方-他方”的关系。话语策略包括不同的词汇使用、命题结构以及句法等。政治演讲中的话语更具有构建性，通过与民众的互动，表明与民众站在同一的立场，建构出“我方-他方”的身份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

2017年3月22日，英国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外发生枪击事件。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讲话。本文采用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此次讲话，并运用其中的一个重要框架，即梵·迪克（Van Dijk）的“意识形态方阵”，结合词汇分类和功能语法中的及物性分析方法解析此次演讲中“我方-他方”的身份建构机制。

1 理论综述

1.1 意识形态方阵

梵·迪克的“意识形态方阵”理论首先是为了研究话语中种族歧视，探索话语中隐藏的意识形态。梵·迪克认为，在话语中，根据利益需要，把人群分为“我方”和“他方”，并通过意识形态方阵表现出来。该方阵概括了反映群体意识形态极化结构的话语策略。梵·迪克在《话语与意识形态》一文中，将“意识形态方阵”的具体内容做了表述[1]：

①强调我方积极信息

②强调他方消极信息

③淡化我方消极信息

④淡化他方积极信息

意识形态方阵通过强调、淡化的双重过程，将群体内和群体外差别两极化：凸显“我方”的好以及“他方”的不好，同时缓和“我方”的不好和“他方”的好。这可以被概括为一种极化的话语策略，其内容可以大致总结为：我方群体的正面再现和他方群体的负面再现。其中的“我方”不仅指的是阵营内部成员，还包括同盟或朋友，而“他方“不但包括阵营外成员而且包括其同盟及朋友。

梵·迪克认为：“群体成员喜欢描写自己群体积极的正面。因为群体外成员是与自己群体不同的，他们是竞争者或反对者，所以他们倾向于描写外群体消极的负面。”[2]在具体的批评话语分析中，这种意识策略的影响随处可见，例如文本词汇和语法的选择、文本的修辞使用、口语语料中语音语气的使用、书籍报刊的文字排版等。

从实践方面来看，“意识形态方阵”简单易操作，仅将话语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归纳为群体的极化问题。这对话语的建构分析和批判性分析都有借鉴意义。本文借助“意识形态方阵”这一分析框架，通过对词汇、短语和句法的分析，旨在发掘出演讲者在演讲中的身份构建机制并探究背后的意识形态根源。

1.2 及物性分析

韩礼德把语言的纯理功能分成三种：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包括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及物性是经验功能的组成部分。“及物性是一个语义系统，将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分成若干种‘过程’（process），并指出各种过程中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ce）”。

韩礼德将及物性系统分成六种不同的过程：物质过程 （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3]。 物质过程指的是做某件事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一般由动态动词，如“跑”“打”“做”等动态动词来表示。这个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是动作者（actor）和目标（goal）。心理过程表达的是内心世界的经验，主要表达“感觉”（perception）、“反应”（reaction）和“认知”（cognition）等心理活动。关系过程表达的是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a process of being）。行为过程主要包括各类生理活动（a process of behaving），例如如呼吸、咳嗽、叹息、做梦、哭等。言语过程指的是说话交流的过程（a process of saying）。存在过程是表示有某物存在（a process of existing）[3]。

韩礼德认为，作者在语言系统中所做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文化的选择”。不仅如此，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也是“意识形态的选择”。本文借用及物性这一理论，描写演讲者过程类型的使用，从而分析该过程类型使用原因以及该过程如何体现身份建构。

2 研究设计

2.1 语料收集与研究方法

为达到政治目的，演讲者在其政治演讲中涉及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演讲就更具有复杂性和政治性，因而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了在2017年英国议会大厦遭受恐怖袭击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对全国民众做的演讲。此次演讲是政府对民众的解释同时也是对恐怖分子的谴责，安抚民心的同时又号召大家一致抵抗恐怖主义。因此，意识形态方阵在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本文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文本按主谓结构分为42个小句，根据小句的不同语义，提炼出描写不同阵营的词汇短语；同时根据功能语法中及物性的理论，将不同小句分为不同的过程类型，并统计分析。本研究主要研究以下问题：

（1）演讲者在语篇中建构身份的实现方式是什么？

（2）演讲者为什么要建构这种身份，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2.2 研究步骤

具体步骤有以下几个方面：（1）按主谓结构将文本分为42个小句；（2）根据小句描述内容，提炼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短语并进行分类；（3）根据及物性，判断各个小句的及物性过程类型并统计各个类型的使用情况；（4）结合意识形态方阵分析词汇短语与及物性过程类型。最后探索出演讲者如何在词汇和及物性中通过意识形态方阵策略建构“我方-他方”身份。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词汇和“我方－他方”的身份建构

表1 极化策略下词汇短语的使用情况

身份建构包括品质建构，上表中的词汇和短语充分展示了“我方-他方”的品质建构。通过词汇的分类对比，可以发现演讲者构建了两种身份，“我方”（包括政府和所有人民群众）以及“他方”（具体指恐怖分子）。从评价理论的可靠性、恰当性、能力性三个维度来看，“我方”被赋予了积极属性[4]。语篇从可靠性角度塑造了我方是负责任的、值得信赖的政府形象。在“我方”的身份构建方面，演讲者刻画了“我方”的勇气（courage，b ravery）和责任（keep us safe）。 语篇从恰当性角度展示了我方追求自由、热爱和平，是正义的一方。演讲者在文中提到了“我方”民主（democracy）、自由（freedom）、人权（human rights）和法治（rules of law）的价值观，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品质。从能力性角度，语篇将“我方”刻画为专业、能力强的警察，如：“在精神压力下，他们仍保持镇定和专业”（makes their calmness and professionalism under pressure）。这可以使民众放心，起到了安定民心的作用。“他方”的身份建构与“我方”形成鲜明对比，“他方”是残酷、冷血和暴力。其中一些动词例如“attack，kill，destroy，threat”等也反映出“他方”的残忍本质，使听众一目了然。

通过“我方-他方”的形象构建，恐怖分子的反面形象和政府的正面形象清楚地展现在听众面前。演讲者揭露恐怖分子残酷的罪行，同时，又向大众塑造一种勇敢负责的政府形象，以此来呼吁民众相信政府并感激政府从而为特蕾莎·梅政府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梵·迪克的“意识形态方阵”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两种身份的塑造。演讲者的这种做法体现了意识形态方阵中的维度①和维度②，即强调我方积极信息和强调他方消极信息。在第一个维度里，政府的积极形象通过一些含有褒扬、感激、公平和正义等意义和概念的词语所体现。相反，恐怖分子的消极形象则是通过一些贬义概念的词，例如罪行、残忍、暴力和威胁等意义的词表现出来。

3.2 及物性和“我方－他方”的身份建构

在特蕾莎·梅的演讲中，共有42个小句，六类及物性过程的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2 特蕾莎·梅演讲的及物性分布情况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物质过程占主要比例，共有33个小句，占79%。这表明特蕾莎·梅的演讲侧重于叙述客观事件从而体现出自己演讲的客观性和权威性。由于其余过程出现的比例过少，本文不详细论述。本节重点分析物质过程小句中所体现的身份建构。物质过程中各成分的安排和选择，动作发出者和接受者都可以体现演讲者的目的和意识形态。本文就物质过程中的动作者分类，旨在构建出两种身份。通过根据动作者分类，33个物质过程小句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演讲者把恐怖分子作为动作者，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更详细地揭示破坏者的残酷罪行。通过详细描述恐怖分子的破坏罪行，演讲者试图向民众展现出“他方”是残忍邪恶的恐怖分子这样一种消极形象从而激起民众的厌恶和愤恨，以此来和政府保持一致共同反对恐怖主义。具体例子如下（S表示statement，文中出现的所有例句均选自http://www.vccoo.com/v/zbs4i1）：

S1 “…this appalling incident began when a single attacker drove his vehicle into pedestrians walking across Westminster Bridge, killing two people and injuring many more, including three police officers.”

S2 “This attacker,who was armed with a knife,then ran towards Parliament…”

S3 “The terrorists chose to strike at the heart of our Capital City…”

以上例子中，动作者主要为“attacker”（破坏者），“terrorist”（恐怖分子）。 不管使用哪个词，都指的是“他方”。通过物质过程的描述，体现了演讲者话语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充分描绘了恐怖分子袭击议会大厦的过程，为听众展现出恐怖分子的消极形象、残暴罪行，建构出残忍罪恶的犯罪分子的身份。同时表现出演讲者对这类阵营的谴责和抵抗。

第二类是将警察作为动作者。这类动作和事件展现了警察的勇气和无畏精神，同时也表现出政府所承担的责任，政府是负责任的。这为民众留下了一种积极的印象，也为特蕾莎·梅领导下的政府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以下的一些例子可以更好地说明：

S4“…police officers who keep us——and ou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safe.”

S5 “these events provide a particular reminder of the exceptional bravery ofourpoliceand security services who risk their lives to keep us safe.”

S6 “these exceptional men and women ran towards the danger even as they encouraged others to move the other way.”

以上例子都把警察作为动作者，通过物质过程表现出警察在当时的所作所为。例4体现了警察保卫国家和人民安全的责任和使命，例5和例6展现了警察为履行责任的勇敢和无私。演讲者的这类描述明显是带有赞扬和感激的情感，这和之前描绘恐怖分子时是截然不同的。同样是物质过程，同样体现了演讲者话语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但为民众展现的却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形象，警察身份代表了政府形象，因此演讲者也构建了一种负责、正义的政府身份。

第三类是将人民群众作为动作者。例子如下：

S7 “They will board their trains,they will leave their hotels,they will walk these streets,they will live their lives.”

S8 “And we will all move forward together.”

在例7中，特蕾莎·梅反复使用“they”作为动作者，构建了一系列排比句，形成了排山倒海的气势。这里的“they”并不仅指英国民众，也指的是来英国的游客，或者说是全世界渴望安定、反对恐怖主义的人民群众。例8中，特蕾莎·梅使用“we”就等同于把自己和所有人民放到了同一立场之上，让听众产生“我们是一体”的认同感。因此，减弱了权力，拉近了距离，使听众可以更加信任政府，让人民相信政府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同时也呼吁人民群众和政府一起共同抵抗恐怖主义。

通过以上及物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演讲者为了使自己的演讲更加真实可信，往往会大量使用物质过程。物质过程中动作者的不同使用，帮助演讲者构建出“我方-他方”的两种身份，即“我方”的积极形象与“他方”的反面形象。同样这类身份建构也体现了梵·迪克“意识形态方阵”中的维度①和维度②。

4 结论

本研究旨在揭示政治演讲中，演讲者是如何对“我方-他方”的身份进行建构，使其在话语中帮助演讲者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给听众从而实现演讲的政治目的。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特蕾莎·梅通过选择不同的词汇以及在物质过程中选择不同的动作者来构建“我方-他方”这两种身份。

特蕾莎·梅演讲中的身份建构明显体现“意识形态方阵”策略，这是由政治语篇的本质和语篇发生的社会背景决定的。梵·迪克认为，“政治语篇更是政客建构现实、输出观点、影响舆论的核心手段之一”[5]。在英国刚刚经历了恐怖袭击之后，民众难免会对政府有些质疑和抱怨，特蕾莎·梅通过此次演讲塑造出积极的政府形象（我方）、建构残忍邪恶的恐怖分子形象（他方），谴责恐怖分子的邪恶与残忍，强调政府的责任与贡献并呼吁广大民众相信政府，与政府站在同一立场，共同抵抗恐怖分子。不仅仅是英国民众，呼吁全世界各地的人民一起反对恐怖主义。

本文采用“意识形态方阵”作为分析框架，结合功能语法定性定量地分析语篇中的身份建构，从而进一步展现了意识形态方阵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较强的实用性，有助于揭示语篇中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政治语篇的深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