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玲的阵地

盖勇

云玲，我姑，那一年，她二十一岁，身材高挑，婀娜曼妙。两道乌黑浓密的眉毛下，圆亮的大眼睛像是在与你说话，齐腰深的麻花辫子，走起路来灵动而又潇洒。清脆的嗓音和爽朗笑声，仿佛山林间涓涓细流击打岸边石子带起的水花。红润的嘴唇难掩两颗俏皮的虎牙，浅浅的酒窝嵌在粉红如霞的脸颊。

1972年，铁路局招工，云玲作为职工子女，顺利进了铁路，被分配到临河站广播室，后来又调到行李房，一干就是28年，直到1998年，响应政策提前退休。我小学的寒暑假大部分时间在行李房度过。我严格遵循云岭定的规矩：“玩儿可以，绝对不能踏入库房半步，尤其是装卸车时必须回休息室写作业。”我从来不敢触碰红线，因为那就是规矩，行李房的规矩，也是云玲的规矩。所以，休息间、楼梯、大厅、门口便成了孩子们的娱乐场所。

云玲是一名普通的行李员，28年，工作中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多年评为先进，行李房也就成了她坚守的阵地。一张一米二的木头长条桌上放着实木算盘，算盘上一根长长的棉线，拴着一支白色发黄的油笔，笔杆上还点缀着笔芯流出的墨迹。一叠厚厚的货票被宽口夹死死地咬在一块砖头大小的刨花板上，那块儿木板已经包了浆，不知陪着多少行李员接发了多少趟列车，这些都是云玲的“武器”。

行李房的仓库里永远充斥着臭鱼烂虾、瓜果香茶混合在一起的独特味道，站在行李房大门口远远就能闻到。只要竖条音箱里的《迎宾曲》一播放，工作人员纷纷集中到库房，按照发运装车计划开始忙活，每次听到这个音乐，我和其他孩子一窝蜂哄吵着跑回休息室，那是工作人员的接车命令，也是孩子们回休息室的信号。

铁路人没有节假日，云玲也如此。印象中，好几个除夕夜，我都会陪着云玲他爹我爺爷去给云玲送饺子。爷爷拿猪腰子饭盒，满满腾腾装着20个大饺子，10个猪肉酸菜馅的，10个猪肉白菜馅的。用一个大瓷盘，摆放着年夜饭，每种菜不多，但与家里餐桌上的菜肴相同，再用另外一只一模一样的盘子扣着，外面用三层棉纱屉布严严实实包着，生怕一丝冷风吹凉了里面对来年的祈望。到了行李房，我跟爷爷看着云玲吃完年夜饭，她给爷爷拜年，我给云玲拜年，云玲的年就这样在行李房度过。

童年时光畅然无忧地度过，转眼，我已成翩翩少年。小学毕业要到外地上初中。临行那天，专门来行李房，我趴在铁栅栏的窗户边偷偷地看着她，云玲坐在铁栅栏包围的窗户里面正给旅客办理托运手续，隔着窗，依旧能闻到她麻花辫上蜂花洗发水散出淡淡的幽香。

云玲看了我一眼，继续为旅客办手续，速度明显加快，我知道，她是想快点结束手头的活送送我。“二姑，我要走啦！”“你等会儿！”她拨拉着算盘，嘴里念着熟悉的口诀，五原一块四毛八，前旗两块三毛六……一个接着一个办托运的旅客像是故意不让我们姑侄告别，我大声跟云玲说：“二姑，放假回来看你！”说完，背着小书包走出行李房的大门。

站台上，送行的人比旅客还多，熙熙攘攘，我探出头到车窗外，望着车尾的方向，云玲还在行李车旁认真工作。站务员提醒送站的人回安全白线，这意味着列车就要开动。老妈让我收回脑袋，突然听到车窗外有人喊我的小名，我再次探出头张望，是云玲！我挥起手“二姑，我在这儿呢！”她穿过人群，拎着水果跑了过来，从车外递进二百块钱，老妈按照中国人的惯例推让一番，我在一旁不知道该不该收钱，其实，我心里想要那二百块钱，终于，在云玲的坚持下，二百块钱还是扔了进来，这时我才看清楚，云玲眼里噙着泪，她用修长的无名指抹下眼角，只说一句话：“好好学习，别打架！”而后，火车就开了。那一年，云玲四十三岁。

在外地上学几年，放假回来没再去过行李房。直到毕业后的好多年，我去行李房取东北亲戚托运来的包裹，行李房的味道依旧那么熟悉，各种货物散发出来的气味交融在一起。行李房的女人们，虽没了往日的青春和张扬，但还是各自端着五颜六色的饭盒比拼着各家菜式，饭盒里不再是从前的炒白菜、炒土豆、炒萝卜，变成了红烧肉、红烧鱼、炖牛肉。

行李房那扇铁栅栏没有玻璃的窗户早已换成一整块透明玻璃，行李员也换上了电脑打印机这些现代武器。库房里，两台叉车和链接车整齐地停靠在库房墙边，货物按照品类整齐堆放，并在旁边标注了发运车次和方向。女人们见到我，热情未减，还像当年那样，扯着大嗓门喊我小名。云玲听见有人喊我名字，从货物仓储区出来，这一次我们是主顾关系，她拿着货票在成百上千件货物中快速找到我的包裹，交了十二块钱手续费，这才说说家里话。那一年，云玲就要退休。

现在，云玲退休好多年，她的阵地已经从行李房转向学校、菜场，每天接送孙子和外孙子上学，再到菜市场为家人准备可口饭菜。当年的麻花辫已经变白，会说话的眼睛被老花镜遮住失去了光彩，那对儿酒窝深陷，嘴里的牙齿所剩无几，两颗虎牙在牙床上摇曳徘徊……

时间像细雨，在每个人身上不停冲刷，云玲的芳华也已不在，但她坚守阵地的精神不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