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面向现代化”的思考方式

张兴国

[摘 要]现代化作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主线，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就在于它开辟了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因此大踏步赶上世界现代化时代。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总设计师”，自觉“面向现代化”，理解时代本质、把握时代主题，阐发马克思主义精髓，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计划、市场的手段性质，提出具有方法论意蕴的“生产力标准”，确立“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模式。当前乃至未来一个较长时期，现代化作为时代主流的状况不会改变，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邓小平“面向现代化”的思考方式及其蕴涵的现代化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对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仍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邓小平；面向现代化；思考方式；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7-0004-09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1]1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近现代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中国和世界）意义的深刻而又精准的科学判定；揭示了“改革开放”“特色道路”和“赶上时代”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正是这一实践逻辑成就和彰显了改革开放作为“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三次伟大历史变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2]“新的伟大革命”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的开拓者，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理念、伟大革命的新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奋起追赶时代的自主性，与时代本质、主题和精神深度契合的自觉性。本文试从邓小平“面向现代化”的思考方式的角度，释读邓小平如何“面向现代化”思考和解答关涉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发展方向、道路、思想信念及时代使命等重大课题；进而揭示“伟大革命”（改革开放）、“特色道路”和“赶上时代”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以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一、“面向现代化”理解时代本质、把握时代主题，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熏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东西问题是和平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3]邓小平对时代主题转换的科学判断，是在对现代化时代本质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作出的。首先，现代化构成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本质。从宏观视角观察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体和本质不是别的正是“现代化”；世界性是现代化的本质属性，“现代化”的“世界化”是现代化世界性属性的空间展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即是‘世界化”。[4]同样，能够“化”起来并已经“世界化”了的只有且只能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世界化的根本内容。在此意义上，“世界化”即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世界本质和世界化的现代内容，规定了“现代化是世界近现代历史的主线。”[5]其次，现代化的阶段性决定时代主题及其转换。时代本质规定时代主题；时代本质展现的不同阶段，规定着时代主题的转换，从现代化的实现方式的角度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二战”前（或可称早期）阶段，军事入侵和殖民是现代化实现的主要方式或特点，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二战”至当代阶段，经济、贸易交往、互惠共赢成为现代化实现的主要方式或特点，因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体现现代化的时代本质的两大问题中，邓小平明确指出发展（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现代化（建设）问题；和平是发展（现代化）的条件、环境和途径、方式，和平从属于发展并为发展服务。因此在邓小平看来，现代化（发展）是时代主题中的主题，这个主题可称之为和平的现代化或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正是“面向现代化”的思想和观念自觉，深刻理解时代的本质规定，敏锐及时把握时代的主题转换，邓小平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战略胆识和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果断开启改革开放这一社会主义新征程，不失时机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到实现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6]140并且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6]163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实质是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革命”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是国家社会发展路向的根本性改变。这一改变与现代化实现方式由军事、殖民转向经济、贸易的世界大趋势高度吻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论断，揭示了改革开放与“赶上时代”的内在因果联系，证明了改革开放的理念和实践与当今时代的现代化本质的一致性。所谓“赶上”时代，即融入、参与时代之意。改革开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现代化新时代，自觉融入世界现代化洪流之中，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回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7]

二、“面向现代化”阐发马克思主义精髓

马克思主义作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本质及其主题转换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依据。邓小平基于对现代化时代本质的深刻理解，敏锐发现并及时把握时代主题转换，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之间的本质联系，不但在实践上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和方针，果断实现“工作重心转移”，而且在理论上，树立了科學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针对如何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3]63二是对“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3]291这两个问题是因果关系：“没有搞清楚”是结果，“不是完全清醒”是原因。进一步看，这里的“不清醒”和“不清楚”又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对现代化作为时代本质的认识不够清醒，因而对时代主题转换的事实确认不够及时。在邓小平看来，科学理解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必须正确認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关系：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代化（不是反现代化）理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生产力的变革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发展中的传统与现代一个重要区别。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与对现代化的热情拥抱之间不是割裂和对立的，而是内在逻辑一致的，也即是说，马克思否定和批判的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实现方式，而不是现代化本身。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现代化才可能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确方向。然而，西方现代化理论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制度捆绑重叠在一起，认为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并且鼓吹资本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受此影响，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批判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分割开来。“文革”期间的某些观念（口号），如“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就是把实现现代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其结果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3]63再如，“抓革命，促生产”的说法，表面上主张发展生产力，但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原则，替换为通过革命的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抓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革命”，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否定性特质，这是典型地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曲解。事实证明，抓革命的结果不仅没有促进生产，而是使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鉴于此，邓小平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3]63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说，我们深刻地检讨了我们的历史，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3]254-255其次，世界现代化实现方式的重大转变——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是马克思之后时代所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现代化实现方式转变显现的是现代化的阶段性；在现代化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在军事和殖民是现代化主要实现方式、战争与革命便成为时代主题的阶段时，马克思主义批判、革命的功能和作用得以突出体现；而当经济贸易、互惠共赢成为现代化实现的主要方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建设、肯定功能和作用便得以彰显。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对时代的现代化本质认识不够清晰，对时代主题转换把握不够及时和准确，我们往往习惯于在“否定性”（革命）的意义上理解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弱化乃至忽略其“肯定性”（建设）的意蕴和价值。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变化为深化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必然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发挥新作用，获得新发展，而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新时代条件下获得新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第三，“面向现代化”确定区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的客观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头和主体，在时代变化了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观点做出科学区分：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9]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是个科学体系的观点出发，明确主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别开来。[6]163他指出：“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抓不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6]171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的本质联系的观点和思想，为我们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提供了衡量标准，简言之，就是以时代的现代化本质为根本标准。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关于“计划、市场是手段”“三个有利于”“不争论”等系列观点，都是“现代化标准”的具体化。

三、“面向现代化”揭示社会主义本质

现代化的基础和主体是经济现代化，而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长，既是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又是它的结果，是经济现代化的实质。从现代化的视域看，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它是现代化的一种实现方式；社会主义从属于、服务于现代化事业，而不是相反。因此，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本质同一性的历史和逻辑基础。这样，在现代化与生产力、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与逻辑同一性中，蕴含和生成了社会主义与生产力之间本质同一性。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新的经典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73这一经典表述表明，就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核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换言之，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和结果，只有在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有意义也才有可能，否则便是普遍贫穷。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6]162-163“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255多年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3]291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没搞清楚，往往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仅仅局限于道德层面或意识形态框架内，因此才有“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那样荒诞的口号和观念，才会出现像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反思中经常把传统社会主义视为“反现代化”的错误看法。[9]617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重要转折。社会主义合法性不再只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抽象逻辑推演或意识形态立场站位上，而是基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本质关联，建立在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现实作用上，进而从根本上恢复了社会主义作为是科学（规律性）与价值（目的性）、效率（发展生产力）与公平（社会公平正义）相统一的原本性质。同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还澄清了多年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另一个误解，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起来，生产力就会自然而然发展的观念。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370这说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不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还需要具体的经济“体制”建设及其改革。改革的目标和结果就是使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更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要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能搞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导致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个现代化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行得通、走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坚持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才能得到更好的坚持和发展。”[10]

四、“面向現代化”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3]225这里所说的“不够格”，不是针对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是就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程度——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而言的；换言之，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我们搞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3]252而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不发达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因而也是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依据。当然，造成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这个事实的原因，绝不能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自身，而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因素。主要是中国在近代化（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同时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没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应有的大工业生产力和相应的市场经济。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构成我们国家今天之所以尚处在不成熟的和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根由”。[1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命题中的“社会主义”是“定性”，“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3]252是“定量”，这个“量”即是现代化水平。这一理解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命题及其现实形态，是定性与定量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辩证统一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在指出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还不够发达、“不够格”之后紧接着说，“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225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所有制、分配形式）定性，而较少从生产力（现代化）定量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定标准，也往往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不够高、不够纯，按劳分配仍然是社会消费品分配的主要形式等生产关系要素方面。种种这些片面理解，是造成平均主义、普遍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启航——历经40年辉煌历程的今天，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12的基本判定，意味深长。从“面向现代化”的视域和发展取向上看，“没有变”的科学判断至少传递两个明确信息：一是，邓小平当年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判断没有过时。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无论面对成绩还是挑战都需要头脑清醒、理性应对。要时刻牢记，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还有不小的距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实质是指“现代化”的高度发展或称充分的现代化。从这一点看，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甚至还不是中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更不是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9]二是，基于全球社会发展的社会学视野，“没有变”的科学判断意味着从社会总体上看，我国仍处在从农业（传统）社会向工业（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一过程，社会学称为“社会转型”或“转型社会”）。虽然至今对现代化的整体判定还没有世界公认的指标体系标准，对社会转型或转型社会的含义还有不同看法，但关于现代化基本性质的判定及现代化作为社会转型或转型社会的根本内容和目标，已形成基本共识，即作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社会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它着重强调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其含义与“社会现代化”基本一致。[12]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13]由此可见，从根本内容和指向上看，社会转型和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两种称谓、两种表述而已。

“社会转型”的概念、理论及现实过程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三大社会形态”理论[14]不谋而合：“三大社会形态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由“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自由个性”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由“人”到“物”再到“人”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过程。基于现代化视域，人类社会进程可分为前现代（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和后现代（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三大阶段。从两者的对应关系来看，与马克思的“物的依赖关系”形态对应的是“工业社会”阶段，与“自由个性”（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对应的是“后工业社会”阶段。由于与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现实的社会主义诞生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这种社会主义虽然在大的历史阶段上属于“工业社会”，但它又同时保留了明显的农业社会痕迹——生产力水平低。因此，这种“现实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介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过渡性社会形态，属于发展社会学指称的“转型社会”。也即是说，从人类历史宏观演进过程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属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大体上也属于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中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物的依赖关系”形态的一个阶段；而“社会转型”的完成（摆脱“物的依赖关系”）则意味着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根本性改变。然而今天的中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的事实表明，现代化建设对当代中国而言，仍然是“进行时”而远不是“完成时”；在这个意义上，仍然可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6]231

五、“面向现代化”明确计划与市场的手段性质

如果说邓小平“面向现代化”的思考方式，在理论上解决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而对社会主义科学认识的实践转折，就是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邓小平针对长期以來把计划与市场的区别归结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的错误认识，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373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观点（简称“手段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是他“面向现代化”的认识及实践成果：首先，基于现代化视域，发现计划和市场对社会主义而言都是手段不是目的。市场和市场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特征，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市场与现代化具有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多次使用“新市场”“世界市场”“资产阶级时代”等词汇，对资本主义推动的现代化运动，给予客观描述和肯定性评价，甚至用“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来表述资本主义现代化所拥有的时代意义和价值。[15]从马克思对现代化与市场、市场化关系的理解可以看出，只有面向现代化才能发现市场、市场化对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面向现代化揭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本质同一的关系基础上，发现了市场和市场化对社会主义的正面价值；认定“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163由此开启了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完成了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诞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不但改变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改变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面貌和形象。其次，“手段论”剥除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使我们能科学认识“两制关系”。由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影响，在我国，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解，长期以来被意识形态化为“两制关系”——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等于资本主义。这种把“两制关系”、计划与市场视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我们的科学研究中的表现，就是长期以来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关系的分析，[9]619其结果是更加深了对市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及“两制关系”的误解和误判。

“手段论”昭示着“两个事实”。一是隐含一个历史事实：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的特产更不是它的专利。人类生存和发展始终离不开交换活动。历史学研究表明，封建社会特别是在晚期，市场交易已不是偶然现象，甚至出现市场经济的雏形。我国史学界，关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便是一例。二是显现一个理论事实：社会主义与市场并不对立更谈不上根本对立。很明显，既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具有内在同一性，那么社会主义与市场就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市场内涵于社会主义本质之中。这“两个事实”表明，以计划还是市场作为区分“两制”的标准，把市场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因此邓小平强调：“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3]36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必须承认市场在“两制”中的作用及其产生的后果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市场永远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及其现代化实现的手段；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由手段转变为目的，资本逻辑和市场原则对社会的全面宰制，使市场异化为“市场社会”。在此意义上，“市场”还是“市场社会”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尺度。第三，“手段论”揭示了“两制”的共同性。从根本上看，市场（和计划）之所以成为“两制”均可共享的手段，根源在于它们都是现代化的基础性手段；在现代化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与“两制”均获得手段意义上的同一性。这表明，“两制”同属于现代化的实现方式——现代化是内容，“两制”是形式。具体说，“两制”同属于工业社会（文明），分享着现代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两种建构方式。基于现代化意义上的“两制”共同性，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37这也意味着，计划与市场统一于现代化事业的手段功能，远超越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对立。因此罗兹曼认为，描述不同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用市场和计划的不同作用比用两种意识形态来描述实际情况更为恰当”[16]这也许是邓小平的“手段论”和“不争论”的观点和做法的真实用意或观念依据吧！

六“面向现代化”提出具有方法论意蕴的“生产力标准”

从实践逻辑的角度看，现代化的主体和基本动力是经济发展（现代化的经济层面或现代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工业革命的发生），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动力则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科学技术（革命）又是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进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概念内涵的角度看，工业革命（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则是工业革命的基本内涵；科学技术（革命）又是生产力的重要内涵。从以上对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概念内涵的分析可见，现代化→经济→生产力→科学技术，构成一条实践逻辑链条；它反映了生产力与现代化（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本质联系；从而为邓小平生产力标准（观）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和充分的实践根由；“生产力标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因此成为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核心。在邓小平看来，实现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更是“一场新的大革命”，而“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6]231因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含义和基本内容，又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和重要前提条件；离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现代化只能是空谈。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化标准的实质就是“生产力标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思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和市场等与现代化的关联就转变为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关联；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初级阶段论”“手段论”“三个有利于”“不争论”等一系列创新思想和实践，都是“生产力标准”（即“现代化标准”）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成果，同时也是它的具体表述。

“生产力标准”的方法论意蕴主要在于：其一，生产力标准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揭示了生产力是社会有机体——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在联系构成——存在的根本基础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在实践层面的内在联系表明，从生产力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它既是革命、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更是创造、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在方法论意义上，“生产力标准”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阐释和实践视角的转换——从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其二，“生产力标准”是“工作重心转移”的理论武器。生产力标准揭示了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联系，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关系的争论；“生产力标准”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政治标准。这些意味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基本视角从“政治”看经济转向从“经济”看政治。其三，“生产力标准”深层次解决了手段与目的关系，突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释读及践行的目的视角。在邓小平看来，计划和市场作为手段，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介服务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更深层的目的则是服务于现代化。就是说，相对于现代化而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它是更有利于现代化的实现和发展的社会制度形式。正是“两制”在对现代化追求上存在着共同目的和利益需求这一点，规定了“两制”之间拥有“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规定了“两制关系”的主流是“竞争”不是“斗争”；这一主流又规定了正确处理“两制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合作、借鉴”而不是“对抗、冲突”。同时，只有在“两制”都是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手段的意义上，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取代（战胜）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取代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人为的目的预设。坚持“生产力标准”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释读及践履，实现了从手段看目的到从目的看手段的视角转换。

七、“面向现代化”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模式

邓小平提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163强调“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6]237“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面向现代化”思考的一个战略性、总体性结论。

现代化作为人类近代以来的时代本质、世界潮流，体现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不二选择。同时，现代化又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通过不同的经济形态、政治架构和文化样式，得以现实且鲜活地呈现出来。不言而喻，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必然要体现现代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辩证统一的本质特征。然而，邓小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不但反映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另有深意。

首先，“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一，“中国式的现代化”从根本上不同于现代化的“西方模式”。由于现代化缘起的历史地理空间特殊性，加之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势介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实现方式曾被宣称为现代化的后来者走向和完成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但历史事实证明，某些仿效“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并不成功，而且由此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社会灾难。“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对“西方模式”（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和变革性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是在认真总结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实践中严重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是一条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成功的现代化“正路”。其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核心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辩证融合。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有两种提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6]86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6]153前者强调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后者强调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内涵。这“两种提法”概括性揭示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互规定、相互彰显、相互推进的本质联系与辩证关系。一方面，从现代化看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定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義的根本任务，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彰显社会主义生命力和优越性，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所以，“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9]620所以邓小平说：只有“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6]86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看现代化。社会主义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性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历史实践证明，现代化的实现除了资本主义道路（方式）还有更佳的选择：在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经历了“早期现代化”失败后的历史选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40年的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现代化“中国道路”，蕴涵并彰显着现代化拥有了更加科学合理的价值导航，引领现代化走“正路”。这也是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6]164的真实用意所在。总之，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出路，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二者的深度契合，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其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实质和结果在于寻求探索一种新的文明秩序。当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时代命题，意在坚持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辩证统一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以避免重踏“老路”又不至走向“邪路”。不仅如此，“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理据及其实践成就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仅是“外源性后发现代化”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成功典范，而且也是一条超越西方文明的新文明秩序的创生之路。对此，金耀基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敏锐觉察到：“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它基本上是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一个历史过程。”[17]88按照金先生的看法，这种新文明秩序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中国这个‘轴心文明的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了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新文明创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对‘现代性特别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西方中心主义”的反省与批驳，是积极探索现代性的多元性的时代成果。因此，“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17]89现在看来，基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举世成就，对金先生的判断应予补充：这种新文明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集现代化、时代化、中国化、世界化于一身的。总之，“中国式的现代化”孕育生成的新文明秩序，新就新在她将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辩证和谐一体的文明形态，这也必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

八、结语：邓小平“面向现代化”思想是划时代的；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精髓；彰显马克思主义思想活力；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焕发社会主义时代生命力

作为“面向现代化”思想核心的“面向现代化”的思考方式，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意味着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文明转型）概念不仅仅是个技术性指标体系，还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目的性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9]620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视野看当今世界，现代化仍旧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至于西方思想界所谈的“现代性之终结”的后现代性论述，事实上只限于西方少数国家才有经验的意义；[18]况且，即使在这些国家所谓“后现代”也不是普遍性现象。今天的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一样，仍然置身于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同一个历史进程中。[9]643而且“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性仍将是我们长期的渴望和追求。”[19]“面向现代化”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伟大事业。因此，邓小平“面向现代化”的思考方式及其蕴涵的现代化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对于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而言，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审视当下抑或展望未来，都具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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