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在东赵：一个郑州人的北大和夏商周三城

□赵富海

李伯谦出生在1937年3月22日，农历二月初十。当年，东赵村的李合文家添了个孙子，因为这是李家的长孙，就取名为伯谦。

1956年夏，李伯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那时的他满怀着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的无限崇拜，报考了中文系，梦想着将来也能当一名作家，结果中文系没录取，却由于历史成绩突出而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这一年的夏天，瘦弱的19岁的李伯谦带着母亲缝制的几件粗布衣服，只身来到了北京西北郊的燕园。而此时，他这一年冬天的棉衣还没有着落。靠着一件从学校申请来的棉大衣，他在北京大学度过了第一个冬天。

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第一年不分专业，全体学生在一起上基础课。张政烺、齐思和、邓广铭、商鸿逵、田余庆、许大龄等相继授课，令他眼界大开，暗自为误打误撞进了历史系而庆幸。可是到了1957年春夏之交，第一学年的学习很快就要结束，每个学生都要选择专业，这让李伯谦犯了难，不知如何决定。这时候，教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吕遵谔老师来动员说：“学历史就要搞考古，考古多好，游山玩水。”吕老师说的“游山玩水”引起了李伯谦的兴趣，他便选择了考古专业。这年暑假，李伯谦在东赵村南的取土坎上捡了几块古代陶片，还写了一篇小文，说这里可能是一座商代大遗址。

1959年春天，李伯谦参加了一次完整的田野考古实习——发掘陕西华县泉护村元君庙新石器时代遗址。从这年的3月到8月，他们发掘了元君庙仰韶文化早期的墓地。李伯谦不仅亲手清理出了几千年前的氏族社会墓葬，还到临潼、西安、宝鸡等地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参观，深刻地体会到考古工作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手段。这一次实习，坚定了他献身考古事业的决心。

1961年夏，李伯谦毕业了。苏秉琦老师认为他成绩不错，各方面表现突出，就留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几十年来，李伯谦始终坚持在田野考古的第一线，带本科生、带研究生主持和参加考古发掘20多次，开展考古调查50余次，工作区域北至黑龙江肇源，南至广东揭阳、汕头，西至青海西宁，东至山东泗水。特别是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和房山琉璃河、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和荆州荆南寺、山西曲沃曲村，这些地方都有李伯谦的身影。

李伯谦田从事野考古工作数十年，先当学生后带学生，在这漫长的时间，他认为田野考古工作与登上三尺讲坛一样重要。

1962年9月，李伯谦和高明、严文明等同事，带领考古专业1959级学生到安阳殷墟发掘。殷墟堪称中国考古学的圣地和摇篮，更是每一位从事青铜时代考古研究者的向往之地。在将近5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参加了殷墟大司空村商代遗址的发掘和资料整理，并对豫北纱厂和大正集等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通过这次发掘，李伯谦获得了对殷墟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的总体认识。

1963年9月，李伯谦又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60级学生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二里头遗址是考古学家徐旭生在1959年在豫西调查“夏墟”时发现的，该遗址规模宏大，文化遗存丰富，是探索夏文化和商汤亳都的重要对象。能够到二里头遗址发掘，是夏商周考古工作者梦寐以求的事情。发掘和整理工作持续到次年1月，初步把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

1957年夏天，作为北京大学学生的李伯谦在东赵村采集到绳纹陶片、陶瓮、石镰等遗物，并撰文说，这里可能是商代大遗址。2005年，已是考古学家的李伯谦，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发掘东赵遗址。2014年，发现夏、商、周“三城叠压”。2015年，东赵遗址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国内媒体争相报道。

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张家强是东赵遗址发掘工地的负责人，他说，早在1957年，李伯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期间，就曾调查过该遗址，采集到绳纹陶片、陶瓮、石镰等遗物。1960年，和李伯谦一个村的郑州市第三十六中学历史教师郭增福在遗址北侧冲沟内，采集到一件平底铜爵，年代属于二里岗时期。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对东赵遗址进行了复查，发现有丰富的二里头至战国时期遗存，定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在郑州西北郊区进行考古调查时，确定东赵村西侧岗坡上有商代遗址。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 “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课题，进行了先期的考古调查工作。2011年冬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东赵遗址进行了复查，在村东南发现了沟状河湖相堆积，在堆积的底部发现有龙山晚期陶片。当时顾万发在对遗址东部断崖剖面清刮时，发现基槽状堆积，初步判断东赵遗址存有城址。2012年春季，又对一些重要遗迹进行了分析，确认了东赵遗址有龙山文化至商末周初文化遗存。

东赵遗址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遗存年代跨越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早商二里岗期、两周时期，年代序列完整，其中以新砦期、二里头时期、二里岗时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张家强在《郑州东赵遗址发掘重要收获》一文中，阐述了对东赵小城、中城、大城文化价值的认识。

张家强将东赵遗址大、中、小三个城址的学术价值概括为四点。第一，发现了一座新砦期城址。这是目前嵩山以北区域发现的第一座新砦期城址，丰富的遗存使新砦期的分期与文化面貌更加清晰，有助于学术界对新砦期遗存深入研究。第二，发现了一座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发现了二里头时期单个遗迹出土的卜骨，发现了二里头时期城墙基槽内奠基现象。这些发现均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第三，发现了大型的“回”字形二里岗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规模仅次于偃师商城的早商建筑基址，由此可彰显东赵遗址在早商时期的重要地位。第四，发现一座东周时期的大型城址及丰富的西周、东周时期文化遗存，有助于对文献中的两周时期该区域有关封国进行探索。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在谈及东赵遗址时，指出它的三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1.发现叠套的大、中、小三座城址。在东赵遗址同一地发现了三座城址，这种“一地三城叠罗汉”的现象，在考古学上罕见。

2.发现商代大型宫殿基址。在东赵遗址的南部发现一座商代大型建筑基址，叠压着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城的东南角，东西长约75米，南北长约40米，是一座大型回廊式建筑，主殿和围廊地面主体已被破坏。其始建于二里岗文化二里岗下层早段，至二里岗文化二里岗下层晚段废。该回廊式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是目前郑州地区发现的早商时期面积最大的完整宫殿。另外，遗址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迹、二里头文化二期灌溉网络、二里岗文化白家庄期遗迹及西周早期遗迹等，虽然看似普通，但是对于更好地理解整个遗址的变迁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3.遗址遗迹反映出许多重要历史信息。第一是东赵小城。它与新砦期的新砦、花地嘴、瓦店等遗址密切相关，互为网络，应该是“后羿、寒浞代夏”时期的一处重要军事要地。第二是东赵中城。它繁盛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处在整个夏王朝时期的辉煌阶段。参看郑州地区的望京楼、滹沱岭、西史村等夏代城址以及二里头、蒲城店等其他地区的夏代遗迹，可以推断出，东赵中城应该是夏王朝繁盛时期郑州地区的重要城市。第三是东赵大城。其时代为战国晚期，这一时期郑州地区基本尽归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所有。从城墙建筑、城市基本布局并且结合韩故城的发展来看，它应该是当时韩国之邑，可能是韩国的附属小国或韩国首都的护卫城。第四是东赵宫殿建筑基址。其面积巨大，时代为二里岗下层时期，这一时期郑州商城正是发达时期，商代早期诸王均在此立都。此处应该是供商王朝王室使用的离宫之类的设施。第五是西周早期遗存。东赵遗址发现了丰富的西周早期遗存，结合文献、金文及卜辞记载，这类遗迹很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旃、丹之地及古檀国有关，从而为寻找古檀国提供了重要线索。

东赵遗址“三城叠压”是个奇迹，它的发现和发掘更是一个传奇。从小居住在夏、商、周三城城墙根下的李伯谦，20世纪90年代出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此后十几年间，参与夏、商、周三城考古发掘的考古工作者，许多是李伯谦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如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北大教授雷兴山；而考古队的驻地，竟然是李伯谦家世代居住的老宅，这真是个传奇！

也许上苍早就安排李伯谦去做 “夏商周断代工程”，让他降生在郑州东赵夏、商、周三城这块热土上，正所谓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两千多年前的司马相如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笔者将李伯谦对号入座：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

从2003年开始，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的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将东赵遗址作为考古发掘点，开始了长达10年的发掘，李伯谦担任学术指导和顾问。笔者问李伯谦，听说东赵遗址全票通过，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说：“票数是保密的，就是评上了，如轻风在我耳边吹过。”

原工作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王文华曾主持发掘夏代大师姑遗址，在撰写大师姑遗址报告时，他请李伯谦老师写序，李的序堪称一位考古大家的文化散文，读来亲切、温暖。他写道：“在我的家乡，有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城，这真让我高兴。”这是浓烈的家国深情在内心的一种蕴含，是不能用时下流行的所谓“低调”来解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