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的抑郁症患者媒介形象
——以《南方周末》（2005-2018）抑郁症报道为样本

魏逸茗

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2017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的主题被确定为“一起来聊聊抑郁症（Depression：let’s talk）”。“抑郁症”一词首次出现在世界卫生日的主题中，昭示着抑郁症已成为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

2017年2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了最新的抑郁症患病率数据，并对有关抑郁的介绍进行了更新：现如今全球抑郁症患者人数已超过3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3%，与10年前相比增加了18.4%。据估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人类所背负的第二大疾病，到2030年或将上升为第一大病种。极端情况下，抑郁可导致自杀。抑郁症每年夺走近80万人的生命，甚至已成为15—29岁年轻人的第二大死因[1]。

随着大众媒体健康传播的发展以及社会认知的开放，人们对抑郁症的关注度和认识水平日益提升。然而，在抑郁症已有成熟治疗方案的今天，中国的5400万抑郁症患者中依然仅有20%接受了专业治疗[2]。如今，WHO正积极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行动和措施，避免更多的抑郁症患者走向彻底绝望。宁菁菁、黄佩在撰文中指出，根据拟态环境和议程设置理论，公众对某种疾病的认知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媒体建构的结果[3]。大众媒介作为公众获悉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能否以正确的方式呈现抑郁症议题、塑造抑郁症患者形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抑郁症患者群体在社会上的处境，也影响着庞大的潜在抑郁症患者群体能否正视自身疾患并接受专业治疗。在抑郁症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媒体肩负着比以往更重的传播责任，对抑郁症患者媒介形象进行研究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是有关抑郁症的媒介表征研究。国内学者迄今对媒体抑郁症报道所做的研究大多以文字报道为研究对象。董伟对2000—2008年我国内地党报、健康报、都市报的抑郁症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抑郁症议题处于边缘地位，尚未普遍进入主流媒体的报道视野，且报道中存在偏见和歧视，没有客观、公正、科学地把抑郁症当作一种正常的疾病来报道，抑郁症患者失语现象严重[4]。宁菁菁、黄佩同样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以新浪网和凤凰网2012年4—6月的抑郁症报道为例，发现新闻网站在建构抑郁症相关议题时存在价值倾向和新闻偏差，大多聚焦于公众人物而忽略普通患者的真实处境，并常常对抑郁症背后的社会因素避而不谈，最终使抑郁症演变为娱乐和猎奇意味浓厚的符号。安徽大学王翠和华东师范大学庞旭同样采用文本分析法，分别选取2004—2009年和2011—2015年的有关报纸媒体报道进行研究。也有少数学者对我国电视媒体的抑郁症报道进行了研究。任金州、康云凯认为抑郁症议题在电视媒体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已逐渐被弱化，且电视媒体在抑郁症传播中多有报道失衡、片面化解读、侵犯隐私等失范行为[5]。

在国外，美国学者Patricia Geist-Martin等曾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抑郁症患者身上的精神疾病标签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耻辱”烙印，媒体对抑郁症患者的偏向性报道会对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6]191。学者Juanne N.Clarke曾对1983—2008年北美（美国、加拿大）主要英文杂志对儿童抑郁症的报道进行框架分析，发现北美父母们相对于深究儿童患病的原因，更多的是关心孩子们行为上的变化以及是否需要接受治疗等问题，试图减轻他们接受治疗的心理压力[7]。

笔者经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后发现，学者大多以主流纸媒、网媒、电视媒介的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晚近研究和有关报道效果的研究有待补充；国内研究中所选报道的时间跨度不长，且对新闻文本和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多，可借鉴Juanne的研究，将时间跨度扩大到十年以上（如将王翠和庞旭分别选取的两个时间段合并起来），探寻新闻文本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分析是比较适合做媒介表征分析并得出有效结论的方法，可结合叙事学中有关形象塑造方法的内容对其进行改进，研究新闻文本的修辞策略，以及传者把叙事内容作为信息传递给受者的交流过程[8]。

二是有关民众对抑郁症认知的社会学研究。精神病学和人类学家Kleinman在研究中发现，对抑郁症的理解和诊断在中西之间存在着跨文化差异，直观表现为中国抑郁症诊断率明显低于西方[9]。Kleinman发现，同样有着心情压抑、情绪低落、不愿参与社会活动等症状的患者，在美国被界定为“抑郁症”（精神疾病），而在中国则最常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神经官能方面的紊乱）。如果按照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的诊断标准，这些“神经衰弱”患者中至少有70%已完全满足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条件。Kleinman认为，中医文化对患者的主观叙述造成了影响，他们常在自述中描述躯体上的、外显的症状，而不认为自己的情绪或精神存在疾患[9]。

尽管Kleinman的这一研究迄今已逾三十年，但有关研究所揭示现象的讨论一直在持续着。许烺光认为，这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注重整体的和谐，让人们克制自己的情绪有关[10]。也有调查数据和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存在以被诊断为抑郁症为耻的现象[11]，民众不愿意接受专业精神科的治疗，但私下购买、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数却在逐年增加[12]。

然而，大众媒介对民众认知实践的影响在社会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虽然有诸如何伶俐、汪新建等学者在研究中提到在大众传媒的关注与宣传下，人们越来越习惯和敢于接受抑郁症[13]，但仍缺少有关抑郁症患者本人或对抑郁症缺乏了解的普通受众如何受大众传媒信息影响的第一手资料。笔者试图通过程序式、标准化、可深入了解特定问题的结构性访谈来填补这一空缺。

（三）研究目的及方法

本文旨在通过对主流媒体较长时间内的抑郁症报道进行分析，研究自抑郁症问题进入媒体报道的议题设置和报道内容以来，抑郁症患者的媒介形象在主流媒体塑造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随后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探究抑郁症患者本人，或原本对抑郁症缺乏认识的普通受众，会如何看待媒体所建构的抑郁症患者媒介形象，会如何消化新闻文本中的修辞策略及叙事方法，探究这种建构对抑郁症患者和较少接触抑郁症信息的普通受众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研究目的，本文选取了文本分析和结构性访谈作为主要研究方法。

一是文本分析法。首先，从媒体报道的文本出发，探究媒体对抑郁症患者形象的再现方式。媒介文本通常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媒介的文本分析体现的则是一个解构的过程，即跳出文本所预设好的框架，综合运用文学、哲学、语言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超越媒介文本的能指，探索符号表象背后的所指。本文在进行文本分析时，结合叙事学中有关形象塑造的内容，研究新闻文本的修辞策略和传递过程，并将新闻文本置于生产它的语境中，探究其与社会环境的连接点。

根据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总结，本文选择了由《南方周末》（包括南方周末报系旗下的一报两刊一网①及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发②、以抑郁症③为主题的长篇报道（字数≥1000）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2018年。选用的样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1 样本报道基本信息概览

《南方周末》是隶属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全国性综合类报纸，创办于1984年，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报。根据自身定位，其面向的核心读者群为知识型读者。2005年11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登人物特写《与死亡冲动抗争6年》，报道对象张建新为彼时国内唯一向媒体公开讲述抑郁病程并公开接受治疗的人。《南方周末》关注抑郁症议题由来已久，多年积累下的媒体影响力使其成为公众阅读文字报道的主要场域，其报道多以主流价值观为导向，对公众了解抑郁症信息的影响权重较大。基于以上考量，本文选取《南方周末》作为主流媒体代表具有相对合理性。

二是结构性访谈。在通过文本分析总结出抑郁症报道的特征后，笔者希望探究新闻文本所构建的抑郁症患者形象对抑郁症患者和较少接触抑郁症信息的普通受众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于此研究目的来说，为解释一个总体或参数上的特征而设计的、面向不特定多数人的问卷调查或其他随机抽样研究是不切合的，故笔者选择在给予受访者刺激源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性访谈的方法。

结构性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又名标准化访谈（standardized interview），是一种可靠程度较高的研究方法，具体操作是给予每一个受访者相同的刺激源，呈现统一设计、有一定结构的问题，确保答案的可靠性以及不同样本之间的可比性。此方法不仅方便询问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且可以选择性地对某些特定问题作深入调查，还能对被访问者的态度、行为等进行观察，由此获得许多非语言讯息。笔者在可接触的范围内访问了两位抑郁症患者以及两位背景不同、此前对抑郁症缺乏了解的普通受众，出于对受访者隐私的保护，本文中受访者均以匿名形式出现。访谈提纲及受访者简介见文末附录。

作为结构性访谈刺激源的是 《与死亡冲动抗争6年》（2005）和 《姑妈的抑郁症：第一年，没人知道她是生病了》（2016）两篇报道，具体实验方法是在给受访者阅读此两篇报道后通过访谈和观察，分析他们的反应。选择这两篇报道的理由是它们在形式上都是人物特写，发表时间间隔11年，蕴含社会语境的变迁，因而具有可比性。

二、文本与语境：抑郁症患者的媒介形象

（一）从文本分析看抑郁症报道的变化

从宏观上看，《南方周末》的抑郁症报道在近三年出现较为明显的数量增长和密度增大态势，发布平台也从纸媒扩大到了新媒体；仍刊登在纸媒上的报道，近两年的发表节点也从普通刊期转到发行量和传阅率均更高的新年特刊。这些报道的作者大多为记者，在2016年首度出现了由专业人士撰写的时事评论类文章，跳出了抑郁症报道原本仅属于社会新闻和健康科普板块的局限。可以说，《南方周末》对抑郁症问题的日益关注，使相关议题正快步走进大众视野。在微观上同样也有以下几点变化：

一是从“污名化”转向“去污名化”。宁菁菁、黄佩等学者均曾指出，我国媒体在塑造抑郁症患者的形象时长期存在着“污名化”现象。污名化，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是对陌生的某一事物或某一群体，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对其冠以负面性的印象。媒体对抑郁症患者的污名化则是指，通过渲染抑郁症患者与常人有异、行为举止无法被理解等，来达到吸引关注的目的。其操作手法包括但不限于：在抑郁症患者自杀或肇事后进行突发事件报道，片面化地呈现患者极具社会危险性的负面形象，运用夸张或捏造的表现手法突出当事人“抑郁症患者”这一身份标签。缺乏人文关怀的“污名化”，无法塑造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患者形象，亦无法为普罗大众提供有益的健康信息，无法使社会各界以正确的态度敞开心扉接纳抑郁症。

《南方周末》自2005年刊登对张建新的人物特写以来，未曾发表过带有强烈斥责、鄙视等消极情绪，过分塑造、渲染抑郁症患者负面形象的煽动性报道，大多数报道秉持了其“正义、良知、爱心、理性”的编辑方针，恪守职业道德，保持隐忍克制，但在2005至2018这十余年的时间跨度间，亦可看出它在塑造抑郁症患者的媒介形象时从“污名化”向“去污名化”转变的趋势和轨迹。

2015年前《南方周末》的报道常将抑郁症和其他一些醒目标签联系在一起，其中又以2008年12月8日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的《12岁的体操冠军——抑郁症患者》最为典型。该报道不仅在标题中着重突出了“12岁”“体操冠军”和“抑郁症”三个标签，而且第一个小标题是《这个小孩说：“我想自杀，或者杀人。”》，使读者在对当事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已先入为主地接受了由“小孩”和“杀”组合而成的危险意象。出现在第一个小标题之后开启全文的第一段文字同样也在叙述当事人尝试自杀的经历，紧张、惊悚的氛围极具冲击力和威慑性，易造成或加强受众对抑郁症患者行为举止诡异、社会危害性强的刻板印象。

文末，记者又写道：“日记结尾，他再狠狠记下一笔：XXX你死定了，我一定要烧死你”，再度利用当事人的过激表现强调抑郁症的可怕。全文未见记者对主人公“抑郁症患者”这一身份的人文关怀，未见其对主人公或其家属的尊重或理解，而仅见其功利地利用这一标签完成了新闻写作，字里行间弥漫着事不关己的疏离感。

2016年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在2月发表了同为抑郁症患者特写的《姑妈的抑郁症：第一年，没人知道她是生病了》 ，全文平淡质朴、生活气息浓厚，竭力为患者寻求与常人无异的认同感。同年4月，《南方周末》评论版“自由谈”在川师学生凶杀案嫌犯疑患抑郁症引发舆论哗然之后，及时刊发文章《别再污名化“抑郁症”》，传播中国心理干预协会理事何日辉对抑郁症“去污名化”的号召：“我们不能再污名化抑郁症，否则是对抑郁症患者和家属的极大伤害。”文中由掌握话语权的专业人士厘清了反社会人格障碍、自闭症、抑郁症等相关概念，普及了专业知识，并指出“抑郁症患者很善良”。2017年新年伊始，《南方周末》环境版刊登科学性较强的《雾霾抑郁症？未有科学定论，但亟待研究破题》一文，探讨了空气污染与抑郁焦虑之间存在关系的假说，间接写出抑郁症的形成可能存在包括环境恶化在内的多方诱因，患者个人不应承受过多苛责。从中可以看出，《南方周末》对抑郁症患者“去污名化”的觉悟正在提高。

二是从“个体”转向“群体”。此处的“个体”是指抑郁症患者曾经是孤立存在的原子化形象，媒体过去对抑郁症议题介入程度较浅，仅把抑郁症视为稀有、新奇的事物，也仅以猎奇心态报道某个偶然出现的患者个体（如自愿接受媒体曝光的张建新）；相对地，“群体”是指抑郁症患者正在转变为一种社会性的划分，一个由若干具有共同特征的个人组成的整体，随着媒体越来越关注其普遍性与社会性，出于报道的需要，媒体正将他们人为地整体化，使之逐渐转变为一个整合后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新型集群形象。

《南方周末》早年报道多以单个抑郁症患者为对象，如张建新、“12岁的体操冠军”等。2005年，《打捞掉进抑郁里的人——柏晓利医生的医疗尝试》开拓性地尝试站在救助方角度关注患者群体，但其真正要突出的主角是柏晓利医生，文中提到小组组员时只说“有的人抑郁，有的人焦虑，有的人为了追求完美而出现强迫”——患者群体仅以笼统、扁平、符号化的方式呈现，作为颂扬柏医生时的配角。

该报最近两篇报道则明显体现出媒体对抑郁症议题的介入程度更深——作为一个庞大集合的抑郁症患者群体正越来越受关注。首发于2017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健康版的《抑郁症患者会不会更多？》和首发于2018年2月1日健康版的《抑郁症冰山》（刊登在官网上时标题改为《别抑郁 说爱我》），均出现在受关注程度和传阅率较高的版面和时段，且两篇报道都在一开头便严肃指出我国抑郁症患病率数据的增长以及该疾病对患者生命幸福感剥夺的严重性，强调其发展态势不容小觑。这些报道更是通过对多名一线专业人士的采访，以及对流行病学、精神病学、心理治疗等领域先进研究成果的引述，让受众一窥中国抑郁症患者群体的全貌。

表2 《南方周末》最近两篇抑郁症报道中的受访者（按文中出现顺序排列）

这些报道以富有人文关怀的笔触细致刻画了各地救助者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到的不同病患，如与世隔绝的“茧居少年”，只希望解决身体不适、抗拒精神科治疗的“逛医族”等，在推广现实医疗经验、为提高我国抑郁症患者就诊率建言献策的同时，也塑造了更加丰富的抑郁症患者形象。

三是从“自上而下”转向“由内而外”。“自上而下”是指，媒体在塑造抑郁症患者形象时，采用自上而下的上帝视角叙事，具有冷静、客观、公正、理性等特点。“由内而外”则是指，媒体站在患者自身或其贴身亲人的角度，进行更主观、更个人化的刻画，把故事从内心的个人经验传递到与之平行的外部世界。

样本中针对抑郁症患者的人物特写有《与死亡冲动抗争6年》（2005）、《12岁的体操冠军——抑郁症患者》（2008）以及《姑妈的抑郁症：第一年，没人知道她是生病了》（2016）三篇。前两篇均用自上而下的上帝视角审视抑郁症患者，第一篇文章全文用第三人称“他”称呼报道主体，以旁观者视角叙述张建新在初三时被老师打巴掌形成的心理阴影，抑郁情绪达到顶端时濒临死亡的灰暗时光，以及他艰辛曲折的求医路。第二篇文章中记者以居高临下和事不关己的态度对身为体育生的当事人进行访谈，当问到当事人的伙伴为什么打他时，当事人的回答中出现了“食物链”一词，记者接着问道：“你知道什么是食物链吗？”“你从哪里学到这个的？”，侧重点仍然在于渲染年幼的体育生在训练营中成为残酷竞争的牺牲品，毫不顾及这是否会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第三篇文章以患者侄女“我”的口吻叙述，站在亲人立场上为患者发声。全文没有夸大其词的渲染和危言耸听的异化，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我”的记忆串联起“姑妈”一步步走向“害怕”，最后被确诊为“抑郁”的真实经历，以及用饱蘸温情的笔触描写了许多令人动容的生活细节，从中可以看出患病后的姑妈依然拥有与常人无异的心智与情感。

从“自上而下”向“由内而外”的转变也暗合媒体知识生产的整体变化，如“非虚构写作”文体的兴起；也是社会语境作用于媒介文本的结果，新媒体的开放与自由，打破了普通人与记者之间的疆界，乃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诗人[14]。文学疆域不断地扩大，文学的可能性也不断地丰富起来，日常生活的意义被充分放大并被赋予了日渐强大的美学意义。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抑郁症报道也被赋予了更为强大的文学性，因而愈发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体验。

（二）从结构性访谈看《南方周末》对抑郁症患者媒介形象的引导

庞旭在研究中指出，在关于抑郁症患者的报道中，反映患者作为“积极的治疗者”或“乐观的战斗者”形象的极少，但这其实与抑郁症患者通过个人自述或随笔等呈现出的自我形象有所偏差[15]。笔者在对《南方周末》样本报道进行文本分析时也发现，《南方周末》在2015年前所塑造的抑郁症患者大多以受难的弱者形象（张建新）或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负面形象（体操冠军）出现，尽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负面形象已随着近几年“去污名化”呼声的兴起逐渐淡化，但近两年的媒体报道中仍常通过一套完整的说服链，强化抑郁症患者同时承受着肉体折磨和心理煎熬的弱势形象（姑妈、小冉）。为探究媒体这样的塑造方式是否会对抑郁症患者本人以及不太了解抑郁症的普通受众产生负面效果，笔者访问了两位抑郁症患者以及两位背景不同、此前对抑郁症缺乏了解的普通受众，在让他们阅读《与死亡冲动抗争6年》（2005）和 《姑妈的抑郁症：第一年，没人知道她是生病了》（2016）两篇报道后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结构性访谈。

此前对抑郁症了解较少的受访者L和N在阅读两篇报道后均产生对抑郁症患者惋惜、心痛、担忧的情绪，曾因抑郁情绪接受过心理治疗的受访者Q感受到有些压抑，正受抑郁情绪困扰的受访者F则坦言这两篇报道让他感到不适。他认为，这两篇报道都存在把抑郁症笼统概括的情况，且其中一些描写（如对主角患病前“本来可以xxx”的对比描写）并未顾及抑郁症患者敏感的感情。这样经过攫取片段和二次加工的报道虽然能帮助一些原本对抑郁症一无所知的人了解抑郁症是什么，但相比之下他更喜欢看真实患者的自述，或专业性更强、真正有助于应对抑郁情绪的抑郁症知识。

受访者L和N均表示通过阅读这两篇报道增进了他们对抑郁症患者的了解。受访者N认为报道中塑造的“姑妈”形象打破了她的既有认知：“ 《姑妈》一文的主人公是外向咋咋呼呼的，这和我想象中的患者不一样，我一直以为外向的人不会抑郁，这也是我知道身边那位同学得抑郁症后的感受。她虽然比较文静，但看上去和相处起来真的很正常。这两篇报道看完的感受是外表看起来正常的人可能内心正陷在无尽的痛苦之中。”

受访者N和Q均表示更喜欢 《姑妈》一文“由内而外”的叙事方法。N认为，以亲人口吻叙事更富感染力，也更具有可信度，Q认为亲人更了解本人，能一点点看到患者的变化并记录下来。受访者L则更喜欢“自上而下”的人物特写，他认为这样的叙事更沉着冷静，受主观情绪的影响小，更便于展现事件全貌。

当问及对媒体抑郁症报道及相关的健康传播有什么进一步的意见或建议，受访者Q提出，虽然现在年轻一辈大都知道抑郁症，但老一辈中还是有很多像文章里的“姑妈”那样，觉得抑郁不是病，或者不敢面对自己（或自己亲人）得抑郁症的人，而往往正是这些人，等到真正去医院检查时病情一般都已经比较严重了。由此她建议，媒体在报道中可以淡化“患者”和“医生”这样的标签：“把心理咨询看成平常和朋友的聊天，其实就不觉得害怕了。一旦把心理咨询师定位成医生的话他们就可能不会敞开心扉或者不愿意咨询……让人们不要太畏惧，毕竟早发现早治疗还是可以治愈的”。受访者L则建议媒体可在人物特写式的报道之后附加一些知识性的资料，例如科普应当如何正确处理抑郁情绪，预防抑郁症，或告知应该怎样正确帮助抑郁症患者。

三、讨论与结论

本文以文本分析和结构性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南方周末》为主流媒体代表，首先对其2005—2018年的抑郁症报道进行了解构式的文本分析：宏观上看，抑郁症报道在近三年出现较为明显的数量增长和密度增大态势，发布平台也从纸媒扩大到了新媒体；仍刊登在纸媒上的报道，近两年的发表节点也从普通刊期转变到发行量和传阅率均更高的新年特刊；开始出现由专业人士撰写的时事评论类文章，抑郁症报道跳出了社会新闻和健康科普板块的局限，相关议题正快步走进大众视野。从微观上看，抑郁症报道从宣扬患者异质化的“污名化”，逐渐转向具有人文关怀的“去污名化”；从仅关注某个原子化的患者个体，转向关注患者的普遍性和社会性，抑郁症患者从被孤立转向被认同、被整合；叙事视角从客观平衡、“自上而下”的上帝视角，转向站在患者本人或亲属角度，更主观和个人化的“由内而外”视角。

笔者以两篇间隔11年的人物特写报道为刺激源，对特定受众进行了结构性访谈。实验发现，对潜在的抑郁症患者来说，现有抑郁症报道易给他们造成负面情绪，加深情绪上的困扰；对于一般读者，报道中建构的抑郁症患者形象是能产生效果的，“由内而外”的叙事方法因其感染力强、主体介入程度高，在受访者中更受认同，但亦有受众希望多看到“自上而下”式的报道。

总的来说，媒体对抑郁症问题日益关注，且正积极重塑抑郁症患者的媒介形象，这样的重塑也对受众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抑郁症患者曾经的“污名化”标签正逐渐被揭去。然而，重塑中的抑郁症患者形象仍有许多问题，例如以“受难的弱者形象”为中心的刻板印象依然深入人心，采编中对敏感脆弱的抑郁症患者易造成二次伤害等等。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抑郁症报道可以适当引进患者自述的形式，在征得本人同意的基础上公开抑郁症患者自己的倾诉，使外界了解抑郁症患者的内心体验与自我理解。这样做既能逐渐消除抑郁症患者以“受难的弱者形象”为中心的刻板印象，又能减少记者在采访和撰写中对当事人难以避免的二次伤害。但这并不代表要完全舍弃传统报道中通过转述或旁白来构建大众对抑郁症患者的认知的路径，“自上而下”的上帝视角有其冷静、客观、公正、理性的优点，在特定情况下仍然可以采用，但要注意避免采编时的失范行为。

其二，媒体应持续关注抑郁症议题的报道和引导。虽然抑郁症议题已进入主流媒体的大众化视野，但由于精神病学在中国的传播起步较晚，仍有许多人对抑郁症所知甚少，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因此前长时间的“污名化”宣传对抑郁症存在一些误解和偏见，而这些误解和偏见在现今媒体“去污名化”的正确引导下很有可能被瓦解，媒体不能放弃努力。有关抑郁症报道可将视野放宽，选择更前沿的议题，通过更丰富多彩的报道形式为大众学习和讨论抑郁症知识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诚然，本论文也只是一次试探性研究，困于研究者个人能力，尚存在局限与不足。本文的结构性访谈受访者数量较少且被试的普遍代表性欠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增加被试人数、丰富被试身份背景，从更广泛的受众反应中提炼信息、寻找规律，增强实验精准度和可信度。此外，本文对传媒业的话语权力结构分析不够透彻和深入，例如为什么会形成文中提到的三种转变趋势，受众心态对媒体报道态度的选择造成了什么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继续从根源上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以充实根源探讨。

注 释：

① 一报，指《南方周末》；两刊，指《名牌》杂志和《南方人物周刊》；一网，指南方周末官方网站iNFZM.com。

② 样本中不包括《吃三文鱼，治抑郁症？》《吉林延吉一男子持刀伤人2死12伤 家属称有抑郁症史》等转载文章。

③ 因本文主要从新闻学角度对抑郁症进行研究，抑郁症在精神病学范畴内的问题不属于本文研究重点，故在此不对抑郁症的概念界定作过多讨论而是采用约定俗成的抑郁症概念，即：抑郁症，或称抑郁障碍（depressive disorder），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抑郁（depression）为主要症状的一组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或情感性障碍（affective disorder），是一组以抑郁心境自我体验为中心的临床症状群或状态。参见朱紫清、季建林、肖世富著：《抑郁障碍的诊疗关键》，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附录

一、访谈提纲

（一）情感层面

读完两篇报道后产生了怎样的情绪？

加深还是疏解了你关于抑郁症的困扰？

是否引起你的不适？

是否获得你的共鸣？

（二）认知层面

两篇文章中塑造的抑郁症患者形象和你想象中或接触到的（或你本人）是否相似？有什么不同？

你认为两篇文章中对抑郁症患者的形象塑造是否带有价值倾向或偏差？如果有的话是什么？

（三）意识层面

（探讨两篇报道不同的叙事方法）

更喜欢/更能接受/更愿意媒体以后多发表哪一种？

对媒体抑郁症报道及相关的健康传播有什么进一步的意见或建议？

二、受访者简介

（一）受访者Q，女，22岁，本科在读，高中曾因抑郁情绪休学1年，及时接受心理治疗后基本痊愈

（二）受访者N，女，22岁，本科在读，某同班同学近期被确诊为抑郁症并休学，此前对抑郁症了解少

（三）受访者L，男，48岁，研究生学历，此前略读过有关抑郁症的科普性文章，未接触过抑郁症报道

（四）受访者F，男，22岁，赴英留学生，现正受抑郁情绪困扰，尚未接受专业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