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庐江何氏家学与家风述论

王朋兵

(中共池州市委党校 综合理论教研室，安徽 池州 247000)

庐江何氏家族是东晋南朝时高门士族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安徽地域内重要的文化世家，这期间该家族成员仅正史立传的就有近三十人之多。从家族发展轨迹看，庐江何氏起家于魏晋何桢之世，崛起于东晋何充居位执政时期，全面兴盛于南朝时期[1]。庐江何氏在世家大族的成长道路上，极重文化传家，努力追求并保持具有自身特色的家学与家风，体现了比较鲜明的家族文化取向；同时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庐江何氏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品格的家学与家风，进而成为当时社会一支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力量。

一、门世奉佛——庐江何氏与佛教

自东晋何充之世起，佛教作为一种家族信仰进入并长期保持在庐江何氏家门之中，进而成为家族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史称何点“门世奉佛”[2]卷三十。庐江何氏“门世奉佛”实肇始于何充之世。《梁书·何敬容传》载：“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并建立塔寺。”[3]卷三十七《世说新语·排调》篇又载：“二郗奉道，二何(何充、何准)奉佛，皆有财贿。谢中郎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4]817何充、何准在东晋佛教文化领域表现得极为活跃，因之佛教文化成为何氏家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自刘宋以降，何氏家族不断有成员活跃在当时佛教文化领域，并影响深远。其中，何尚之、何点、何胤最具代表性，三人皆为当世知名崇佛文士，不仅与其他崇佛文士交往密切，如何尚之与颜延之、宗炳(颜延之作有《与何彦德论感果生灭》《广何彦德断家养论》等文，显然，二人有佛教学术上的交往活动)，何点与周颙、孔稚珪[3]卷五十一，何胤与周颙等[5]卷四十一,而且他们与当时名僧交往频繁，《高僧传》《弘明集》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其中就有佛教学术文化方面的交往活动。《弘明集》卷十四载：“右梁释僧祐纂采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于释教者，多宗炳、何尚之辈著。”[6]卷十四《高僧传》卷八《僧印传》载：“宋大明中，徵君何点招僧大集，请印为法匠，听者七百余人。”[7]卷八又《高僧传》卷八《昙斐传》载：“斐神情爽发，志用清玄……又加谈吐蕴藉，辞辩高华，席上之风，见重当代。梁衡阳孝王元简及隐士庐江何胤，皆远挹徽猷，招延讲说。”[7]卷八值得一提的是，元嘉十二年，何尚之著《答宋文帝赞佛教事》，此文对认识佛教在南朝的兴起有重要意义。文中何尚之把佛教同治国联系在一起，认为佛教能够起到维护社会秩序、有助于治理国家的作用。因之，宋文帝对何尚之大为赞誉，称曰：“释门有卿，亦如孔氏之有季路。”[6]卷十一何点为齐梁间玄谈名士，佛教义理亦成为其玄谈内容之一，如《南史》本传所载崔(慧景)、何之谈即为例证，又曾“在吴中石佛寺建讲”[3]卷五十一。何胤在佛教领域内的学术文化活动更是突出，在梁武帝尊儒崇佛的文化政策下，何胤备受礼遇；同时何胤作为萧子良西邸文士，是其崇佛活动的重要成员之一，如《南齐书·徐孝嗣传》载：“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庐江何胤掌知斋讲及众僧。”[5]卷四十四在何胤丰硕的学术成果中，有其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3]卷五十一。

陈寅恪认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7]庐江何氏崇奉佛教的家族文化对其门风的形成起到了明显的涵养作用，使得何氏家风在形成之初就与佛教结下了渊源，并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清身洁己”的风尚，这种“清身洁己”的风尚在该家族成长历程中始终被家族绝大多数成员继承和发展，进而成为何氏家族门风的主要特征。何准一支是庐江何氏家族活跃在南朝政治文化领域的主要力量，也是家族兴盛的代表性支脉。《晋书·何准传》载，何准“高尚寡欲”，屡受征辟皆不就，“散带衡门，不及人事，唯诵佛经”[8]卷九十三。何准三子，次子惔“以父素行高洁，表让不受”，显然受父影响，唯子澄历官较显，但也“清正有器望”[8]卷九十三。惔有二子，次子叔度据《南史·何尚之传》载，“恭谨有行业”，为官能“清身洁己”[2]卷三十。可见，这种“清身洁己”的门风是家族多数成员修行修身的重要准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上不乐仕进，淡泊功名；在价值取向上，强调清身洁己，重操行、内修，并主要付诸于文化追求。何氏“清身洁己”的门风起初为何氏家族由事功型“势族”(何桢实由军功起家，是当时的“小族”)向文化型士族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并能够长期引导家族成员注重追求更能延续家族发展的文化价值，为庐江何氏在南朝时期成长为一流世族奠定了文化上的条件。南朝时期，何氏门风融合了新的时代内容，在玄学、儒学的家学实践中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地保持与主流文化的互动，不断为其家族的政治和社会利益拓展空间。

二、玄学世家——庐江何氏与玄学

《世说新语·政事》篇有一段话颇耐人寻味：

王(濛)、刘(惔)与林公(支遁)共看何骠骑(充)，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4]155-156

该条注引《晋阳秋》曰：“何充与王濛、刘惔好尚不同，由此见讥于世。”何充以政务为要，不预玄谈而受当时名士讥笑，说明庐江何氏随晋室南迁后，还未能及时融入江左主流文化中。田余庆先生认为：“按晋代时尚，旧时儒学大族如果不转习玄风，一般是难于继续为世所重的。”[9]入宋以后，何尚之完成了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变，并迅速地确立了当时玄学领域的核心地位。《宋书·何尚之传》载：“(元嘉十三年，尚之)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10]卷六十六何尚之聚生徒、授玄学的活动很快得到官方的高度认同和接纳，《宋书·雷次宗传》记：“时(元嘉十六年)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10]卷九十三自此以后，玄学成为何氏家学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

刘宋“四学”并建，玄学得以独立成科，并被官方化，“标志着它已经从士人的手中转移到国家学术的宝座”[11]。何尚之在官方玄学领域居领袖地位，不难推测他在这一领域的造诣和影响，史称何尚之立身简约，平时在家常著鹿皮帽，与人交谈亦见名士风范。尚之子偃“素好谈玄，注《庄子·逍遥篇》传于世”[10]五十九，这是《宋书》中见载不多的一部重要的玄学著作。王微《报何偃书》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10]卷六十二何偃子戢与南齐清谈名士褚渊“特申情好”，“动止与褚彦回相慕”，被时人称为“小褚公”[5]卷三十二。“何氏三高”(何求、何点、何胤)在实践中体现了玄、道结合。何点身上体现了魏晋玄学名士的风流和意趣，其玄谈内容或臧否人物，如《南史·陆慧晓传》载：“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照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若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2]卷四十六或品评时事，如《南史·废帝郁林王传》载：“处士何点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悬，三才之所系，今化而为犬，不得立矣。’”[2]卷五何胤儒、玄、释兼修，《梁书》本传载：“既长好学，师事沛国刘瓛，受《易》及《礼记》《毛诗》，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3]卷五十一清人赵翼指出：“梁时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学义。”[12]卷八强调了当时清谈儒、玄、释综合交融的事实，诚如王褒《幼训》一文所言：“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3]卷四十一何胤出玄入释，又勤治儒学，可知其玄谈不固执一端，而求综合，体现了梁时玄谈的实际面貌和趋势。

与时推迁，庐江何氏发轫于佛教层面的“清身洁己”的门风逐渐融合了玄学中与之相通的东西。这种门风与玄风的结合最集中体现在家族成员对待士大夫出处问题上的态度：高尚隐逸，追慕清流，由此获得较深远的社会影响。“何氏三高”为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兄弟三人以标榜隐逸而享誉士林。史载，何求“清退无嗜欲”，“隐居波若寺，足不踰户，人莫见其面”[2]卷三十；何点则集中表现了名士的任诞自适：“遨游人世，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屩，恣心所适，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号为‘通隐’。”[3]卷五十一何胤在建武初年之后，先后隐居东山、会稽若邪山、秦望山，以聚徒授业、精心著述为事。此外，何氏家门中还有多人崇尚隐逸，如何点从弟遁与孔稚珪为伍，《南史·何宪传》称之为“退让士也”[2]卷四十九；《梁书·何炯传》载，何炯“慕恬退，不乐仕进”[3]卷四十七；何佟之二子取名为“朝隐、朝晦”[3]卷四十八，显然有门风濡染的痕迹；何胤“子撰亦不仕，有高风”[3]卷五十一。总体看来，南朝时期，何氏家族“清身洁己”的门风在玄风的熏染下，主要以躬践隐逸的方式被家族多数成员所继承并发展，一方面政治上表现得极为内敛，另一方面文化上表现得极为活跃。显然，何氏“清身洁己”的门风为家族文化实践注入了一股清流，使得家族越来越多的成员热衷于文化追求。

三、师心儒学——庐江何氏与儒学

以孔、孟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文化是维系士族长盛不衰、代代相沿的基础。庐江何氏能薪火相传、家业相继，自然离不开士族文化根基——儒家文化的濡养，在实践中以恪守孝悌之义、勤治儒学为主要内容。

在儒家道德实践中，庐江何氏以孝持家，在家族内部重孝悌之义，以此伦理道德作为规范家族成员行为的重要准则。东晋南朝时期，何氏家族成员中有多人以孝行闻天下，何琦被录入《晋书·孝友传》，何子平被收入《宋书·孝义传》，何炯见载于《梁书·孝行传》。另外，家族其他成员也时有孝行被史书所收录，如何点被世人奉为“孝隐士”。而在儒家学术文化领域，何氏家族成员表现得也极为活跃，儒学的地位在其家族文化体系中越来越突出，成为何氏家学后期的主要内容。何宪博闻强学，为王俭集团重要成员之一，该集团以弘扬儒学为主要特色。《梁书·何炯传》载：“炯年十五，从兄胤受业，一期并通《五经》章句。”[3]卷四十七最能代表何氏家学儒学成就的是何胤、何佟之二人。何胤早年曾师事一代儒宗刘瓛，受《易》及《礼记》《毛诗》，一生以建武四年(497)为限，前期在国子学担任要职，并领导学士为朝廷修撰五礼，又经常参与朝廷组织的礼仪活动，据《南齐书·礼上》载：“其(永明三年)冬，皇太子讲《孝经》，亲临释奠，车驾幸听。”[5]卷九随后朝廷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释奠”仪式，预会者纷纷作诗称述这次活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了何胤《侍皇太子释奠诗》九章，显然，何胤也参加了这次集体的文化活动。后期聚徒授业，以传播儒家文化为务，因迎合了梁武帝复兴儒学的文化政策而备受礼遇，其私人学馆还经常接受朝廷派来的国子生，影响广泛而深远。何佟之是继刘瓛、吴苞之后京邑唯一硕儒，尤精礼学，《梁书》本传称：“佟之少好三《礼》，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三百篇，略皆上口。”[3]卷四十八他同样参加并负责过朝廷组织的修撰五礼活动，《梁书》本传称其“所著文章、《礼义》百许篇”[3]卷四十八；《隋书·经籍志》录其《丧服经传义疏》一卷、《礼答问》二十卷、《礼杂问答钞》一卷。可见，庐江何氏自始至终严格贯彻了儒家的礼法准则，宗族内部重孝悌之义；而在学术方面，齐、梁之际何氏家族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儒学领域，涌现出了何佟之、何胤二位一朝一野、名重当时的大儒。

在政治实践中，何氏家族部分成员秉承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如何充、何尚之、何偃、何昌宇、何敬容等，他们在朝中担任要职，地位显赫，由此成为家族的中坚力量。从政治行为看，他们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尚清名、清正的从政风操，何氏“清身洁己”的门风为他们在政治上的平流进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何充居宰相之重，“虽无澄正改革之能，而强力有器局，临朝正色，以社稷为己任，凡所选用，皆以功臣为先，不以私恩树亲戚，谈者以此重之”[8]卷七十七；史载：“(何尚之)执衡当朝，畏远权柄，亲故一无荐举，亦以此见称。”[2]卷三十这种从政风操在提携族人方面较为保守，却更有利于家族长期的政治利益。居高官者不树私亲，而私亲也不乐攀附族人中居高官者。《晋书·何准传》载：“兄充为骠骑将军，劝其令仕，准曰：‘第五之名何减骠骑？’”[8]卷九十三又《陈书·何之元传》载：“之元宗人敬容者，势位隆重，频相顾访，之元终不造焉。”[13]卷三十四他们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权势，居官自然能够清正廉明。《南史·何尚之传》载，尚之父叔度为官能严以律己，“太保王弘每称其清身洁己”，并注意对儿子的教育：

(何尚之)告休定省，倾朝送别于冶渚。及至郡，叔度谓曰：“闻汝来此，倾朝相送，可有几客？”答曰：“殆数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关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尝作豫章定省，送别者甚众，及废徙东阳，船泊征虏亭积日，乃至亲旧无复相窥者。”[2]卷三十

叔度的一番话实质上是教导儿子为官要清正，不要贪恋权势。何尚之后来在仕途上屡历显职，始终恪守“清身洁己”的从政风操，与其父的这类教育显然是分不开的，而且十分注重对该门风的传承。《南史·沈麟士传》载：

(麟士)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谓子偃曰：“山薮故多奇士，沈麟士，黄叔度之流也，岂可澄清淆浊邪？汝师之。”[2]卷七十六

黄叔度为东汉后期著名隐士，淡泊名利，朝廷屡征皆不就，以此称誉士林；沈麟士为何偃同时代的“奇士”，视功名如草芥，以隐居授徒为业。何尚之教育子偃要向黄叔度、沈麟士之辈学习，实则提醒他不要过于热衷功名、权势，而应提升自己的道德文化修养。尚之父取名叔度，显然含有这方面的价值追求。因此，何氏家教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强调“清身洁己”的道德修养。这种门风作用于政治实践，使得何氏从政者极重官德修养，且往往能勤于政事，并因政绩突出而名重一时。何昌宇居官“素有名德”，又“以风素见重”，“历郡皆以清白称”[5]卷四十三。何敬容一生仕履丰富，早年为建安内史时，“清公有美绩，民吏称之”[3]卷三十七；出为吴郡太守，“为政勤恤民隐，辨讼如神，视事四年，治为天下第一”，世人称其为“何吴郡”[3]卷三十七；后居宰相之重，因与时俗相悖而败业，“及敬容免职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无余财货，时亦以此称之”[3]卷三十七。可见，何敬容从政始终恪守“清身洁己”的风操。

四、结语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在文化传家的长期实践中，涌现出了诸多以从事学术文化活动而见称于世的家族学者。南朝各正史《儒林传》《隐逸传》《处士传》等突出学术文化性的人物传记中不断有何氏家族成员被收录，加上一些未被收录的何氏学者，如何炯、何宪以及被列入《陈书·文学传》的何之元，形成了一个阵容较大的何氏家族学者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何氏家族文化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家族学术文化活动与国家的文化建设活动联系紧密。这主要是因为家族中有不少成员在国家文化领域担任要职，如何尚之、何胤曾任国子祭酒，何攸之、何宪曾任国子博士，何佟之曾任国子助教、国子博士等，他们的职务本身就是为国家文化建设服务，因此，他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国家文化活动中去。不仅如此，有的在朝廷文化活动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如何胤领导学士修撰五礼，何佟之“明习事数，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3]卷四十八。第二，综合交融，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庐江何氏在南朝学术文化各领域皆涌现出了一些学业专精的才学之士，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物身上侧重点不尽相同，但综合来看，体现了何氏家学博通的特点。而且这种博通逐渐成为家族成员个人在文化实践中努力追求的一种趋势，以这样的学术素养从事文化活动，自然能左右逢源，具有极强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十分有助于何氏家族文化与时推进，不固执一端，使得其学术文化的发展能及时顺应主流文化导向，并因自身成就突出而易为主流文化认同、接纳。第三，佛学、玄学突出。涉足这两个领域的何氏学者居多，在时间上又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成为何氏家学的主要特征。自东晋至梁、陈，何氏家族成员对佛教始终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以至崇奉佛教是该家族最为典型的文化特征。宋至梁，玄学一直保持在何氏家门之中，他们居玄学领域或挥麈玄谈，表现出名士的风流意趣；或著述立说，体现其良好的玄学修养和造诣。齐、梁之际，家族大多数成员淡泊功名、出玄入释，在处世方式上体现了玄、佛结合。

庐江何氏在世家大族成长的历程中，其“清身洁己”的门风起到了重要的潜在作用。它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道德素养，在实践的过程中倾向于内在品质的锤炼，因此，何氏家风彰显了其家族优良的道德风范。在不断承传、深化的过程中，这种门风对整个家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何氏家族成员逐渐倾向于追求雅的价值观，引导越来越多的家族成员进入到学术文化领域，从事学术文化活动。第一，为官者能以“雅道自居”[2]卷三十，追求“风韵淹雅”[8]卷七十七，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品质。如何尚之、何偃父子，二人并处权要，史臣称之为“巧宦”，其实正说明了他们合理地发扬了家风之张力：以“清身洁己”的心态步入仕途，一方面能秉公执政，清正廉明，不徇私情，如尚之任吏部尚书期间，有人向他求官，他感叹说：“此败风俗也。官当图人，人安得图官。”[2]卷三十同时又不完全留心庶务，追求士大夫雅趣，史载何尚之、何偃父子与幕僚之间经常“文义赏会”，并慕名士风流。第二，随着雅的进一步深化，何氏家族成员在对待政治出处问题上越来越内敛，主要表现在纵心尘外的从政心态上。而在学术文化领域却越来越活跃，二者此消彼长，以至家族中越来越多的成员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文化活动上。或聚徒授业，或著述立说，或为朝廷的文化建设倾心倾力。显然，通过这些学术文化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成果、影响，家族的文化特征、文化优势被凸显出来，同时也构成了何氏优越门第、家族稳定发展的内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