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版本流变考

苗润雨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蒋廷黻（1895—1965年），字绶章，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11年只身赴美留学，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受到蒋介石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

虽弃学从政，其从政成就与学术成就相比，却远远逊色。清华任教期间，蒋廷黻已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琦善与鸦片战争》等著作和文章，成为史学界的一颗耀眼明星。他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为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编纂付出了巨大心血；他批判单纯考据，反对“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开创了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史学研究方法，被誉为中国近代史领域“开山的人”“执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真正奠定蒋廷黻学术地位的，当属《中国近代史》。该书将中国近代史分为四章，第一章“剿夷与抚夷”共七节，专讲近代中国外患，自中外接触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共四节，专讲内忧，即太平天国运动；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共五节，论述洋务运动历程；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共七节，从甲午战后瓜分狂潮讲到抗战前夕，论述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些救国方案。由于内忧外患，近代中国出现求复兴的救国方案。整体看，一二章为因，三四章为果，构成因果关系。该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认为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能否实现近代化。

该书在1949年以前风靡一时，是近代史研究领域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厚积薄发的“初步报告”里充满爱国和忧患意识，旨在唤醒更多人投身抗战建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改革开放，该书在大陆学术史上曾消失，没有人再提到蒋廷黻的史学观点，即便诸多学者无形中仍受蒋构建的史学体系影响。改革开放后其重新立于近代史研究的舞台。迈入21世纪，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出版形成热潮。该书在港台、大陆、海外广泛流传，多个版本得以发行。《中国近代史》的版本流变反映着特定的时代话语。

多年来，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或发表多篇书评，或研究书中历史观和史学范式。然该书问世以来版本繁多，关于版本的系统研究较少。本文拟考察多个版本，疏通版本源流，分析出版情况背后的深层背景，以助于择定善本、弘扬经典。

1 民国时期的版本：抗战烽火中的时代产物

1938年时值日军全面侵华的危急关头，许多受过西学影响的人士都在剖析中华民族的弱点，渴望救国于危难。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决定编辑一套《艺文丛书》，每册3～6万字，请学识广博者撰写。当时正值蒋廷黻辞去驻苏联大使，又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长在汉口赋闲之际，蒋应《艺文丛书》邀约，花了两月时间，在各种书籍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根据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写就了5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这便是第一个版本，1938年作为《艺文丛书》之七由艺文研究会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

该书属政治型历史而非纯学术著作，其诞生有着特殊的时代语境，也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蒋在总论中提及该书的写作目的：“现在我们要研究我国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1]面对国家危难，各界仁人志士寻求救国之道。一部近代史不仅可以剖析历史成败，更能为时局提供指引，唤醒国人的爱国心，为挽救民族国家贡献学术力量。因此这本书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该书出版后，多份报纸和期刊对其进行了介绍。1939年《图书季刊》指出：“蒋君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对于近代史实与史料有深切的认识。”[2]1943年谷霁光评《中国近代史》，认为该书“对于材料的排列，纲目的分配，以及叙论的配置，可以说十分妥当，最适宜于一般人的阅读……关于本书的论断，大体公允平实，……惟行文措词之间，有的地方，略显露骨”[3]。沈链之对该书给予极高评价：“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近代史……这确实是在普通历史教本中找不到的。”[4]

青年书店在1939年翻印此书，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1941年萧文哲评该书时充分认识到其经世之功能，认为“蒋以鼓励民气弥补物力之缺陋，而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迷梦”[5]。1939年商务印书馆将蒋的《中国近代史》和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一起作为《民国丛书》第二编出版发行。

1949年7月，台湾启明书局以《中国近代史大纲》为书名重排出版，蒋廷黻应约写了小序：“这本《中国近代史大纲》是民国27年5、6两月起草的。那时我已辞去驻苏大使的任务，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在汉口有几个月的安逸，于是趁机写这本小书。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6]此版本再版时将之前两版的第四章最后一节“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教”删去，在后面附上了作者另外两篇文章《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以下将这两篇文章统称为“外二种”）。这是该书问世后第三个版本，此版改变了原书的篇章结构。自此删减章节并增加附录成为该书出版的一大趋势，此版小序在之后再版中也多次被引用。

综上，《中国近代史》自1938年问世到新中国成立共出现了三个版本，分别是1938年艺文研究会版及1939年商务印书馆版本和1949年台湾启明书局版。再版时均以第一版为底本，改变书名、校订内容并删减章节或增补文章。该书在当时受到广泛关注，报刊媒体对其进行多次介绍，学者发表评论肯定这一全新的史学成果。

2 1949年至1978年的版本

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多年，《中国近代史》在大陆学界曾消失，极少看到大陆出版社出版此书，在港台则有多次再版。

在台湾，1959年启明书局再版《中国近代史大纲》，到第四章第五节结束，该版以1949年台湾启明书局版为基础加以删改；1970年台北大西洋图书公司以《中国近代史论集》为名出版该书；1978年台北九思出版社再版《中国近代史研究》。在香港，1954年立达出版社再版《中国近代史》；同年中美图书公司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出版，该社于1964年和70年代又有两次再版；1960年立生书店再版《中国近代史》；1970年香港上海印书馆再版，1973年该社第二次再版。1974年惊声文物供应公司印行《中国近代史大纲》。据笔者统计，港台此时共有11个版本出现。

这时期大陆无出版社再版蒋氏《中国近代史》，这与港台出版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后该书在大陆的沉寂具有复杂的原因。

3 改革开放后的版本：政治理性中的“回归者”

《中国近代史》曾在知识界流行，也因政治上的方向一度受到非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吹在中华大地，学术自由和政治理性渐成时代风气，该书终又慢慢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港台地区对该书的出版多年来呈现一种较为平稳的态势，没有大陆那样波折起伏的再版情况。1982年，台北里仁书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名再版该书。

1985年，陈旭麓先生到长沙参加左宗棠逝世百周年纪念的学术讨论，访问了岳麓书社。该社钟叔河提议陈旭麓为《中国近代史》写几句话将其重新出版。岳麓书社终于1987年4月将其再版，该版以原版为底本，将第四章第七节删去。重印前言提及：“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所以付印时除个别词句外，于其述事论史悉存原貌，不加改削。只有原书最后一节，讲的是抗战建国的现实，不免囿于成见，就把它节略了。”[7]6此版本同时收入《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和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合成一册，以《中国近代史外三种》书名面世。书前有该社出版说明和陈旭麓写的重印前言，书后附有蒋廷黻女儿蒋寿仁1986年在美国加州写的纪念性文章《欣慰与回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第一个《中国近代史》重刊本，该书被辑入《旧籍新刊》再版。《旧籍新刊》的宗旨即是“辑印前代较有影响而现在仍不失其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为广大研究工作者提供历史资料。”[7]1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隐匿后，该书终于重回学界，此后多位学者的论文均选择此版本进行参考，这对近代史研究意义非凡。史学大家陈旭麓认为：“重印这本书，对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和了解此前一些代表性论著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会没有帮助。”[7]6这一版本的面世的确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改革开放后，许多学者重新解读该书，刘祯在评价1987年岳麓版时说到：“我们不会全盘接受蒋廷黻这部著作，但是拿此书来印证当今读书界流传的‘要获得新知需读旧书’这句话，却不是没来由的。”[8]他从蒋氏这本旧籍中获得了诸多不同以往的思考。

1999年岳麓书社第二次再版，该版在最后仍引用了1987年版的出版说明。相较于1987年版，该版并未有篇章结构变化，只是在书末增加了责编文正义先生写的重版后记，后记中摘录了文正义1988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的文章《不会遗忘的人和书——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文章指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虽是众多近代史中力作之一，但也有不足之处”[9]，较为客观地评价了《中国近代史》。

海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近代史》。此版以第一版为底本，编者前言将1987年岳麓版“重印前言”节略印出。该版正文部分将原书最后一节节略印出，节名由“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教”更改为“贯彻总理的遗教”，相较于原版，改动较少，正文后有《评〈清史稿·邦交志〉》和《琦善与鸦片战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以《中国近代史大纲》为名再版该书，此版据青年书店1939年版编校再版。该版将原书最后一节删去，因为：“原书中的个别提法、观点，不尽恰当。最后一节‘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教’所论有失公允，故删去，其他一仍其旧。”[10]在正文后附有“外二种”。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再版该书，由沈渭滨编撰。此版以第一版为底本，在内容上有所节略。该版在“总论”之前加了沈渭滨撰写的导读，即《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此外，在书的附录部分，该版插入大量历史影像，以图片形式叙述了自建国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将近代史延伸至当代。该版是获得普遍认可的权威版本，删改程度不大，附有导读介绍，还原初版的同时又便于阅读。这一版本首次加入长篇导读，这是它备受学界瞩目的原因。当时，大家对该书已经做到了“存其文”，但是“原其人”仍有待努力。沈渭滨先生的导读详细介绍了蒋廷黻的生平事迹及他的学术成就，使读者在阅读经典时更能够知人论世，只有这样才有助于人们客观理解该书的观点。导读部分又对该书本身作了详细解读，包含其体系框架、版本情况、史学观念等内容，使读者阅读前对全书有一大略认知。详细的导读与严密的修订使该版本成为众多《中国近代史》版本中的权威一版。

综上，改革开放后港台地区有一个版本，大陆则出现了五个版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学艺术事业得到迅速复苏、日趋活跃。邓小平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对怎么写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11]。邓小平的这番讲话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工作的纲领。因此，大陆地区出版现象的回暖实则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与学术自由之风，人们对待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相比之前有了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政治理性促使该书重现光芒并多次再版，《中国近代史》终避开了政治色彩而以学术面貌回归。

4 新世纪的版本：助力民族复兴中的畅销书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近代史》备受青睐，不仅成为学校教育的通俗性读物，更是相关学术研究的必读经典。一部学术著作，历经政治起伏与时间洗涤仍能多次再版，足以说明它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甚至是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新世纪多个出版社再版了该书。据不完全统计，港台地区再版三次。这些版本是2001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中国近代史》、2013年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中国近代史》以及2016年台湾海鸽出版社的《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陆再版时有些增补蒋氏其他文章，有些成为插图增订本，有些无篇章结构变化。下面笔者将按照这三种类型予以归纳。

再版时增补文章现象始于1949年台湾启明书局版。2006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删去原版最后一节并附“外二种”。2010年岳麓书院《中国近代史》附《评〈清史稿·邦交志〉》和《琦善与鸦片战争》。2012年武汉出版社增补《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琦善与鸦片战争》两篇文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附有蒋氏三篇文章《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琦善与鸦片战争》，2016年版多附一篇《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2017年版附有两篇文章，这是一版插图增强版，序言提出此次再版是适应当今时代重建中国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重塑中国文化和精神的要求，2019年版与2017年版附录相同。2015年群言出版社版本第一辑为“中国近代史”，第二辑为“中国与近代世界”，辑录蒋氏十二篇文章。中州古籍出版社版本附“外二种”。2016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版本增补“外二种”及《蒋廷黻小传》《蒋廷黻眼中的中国近代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再版该书，在三篇附录外又加一篇《蒋廷黻这个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中国近代史大纲》增补三篇文章。2016年中华书局出版两版，书名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新编》，增补内容有诸多不同，《中国近代史》为彩图增订本。2016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版本也均有附录。江西教育出版社再版该书时增补逾十万字，补入《蒋廷黻简明年谱》，精选《独立评论》5万字，内容更加厚实。2017年华中科技大学《近代史》增补蒋氏四篇文章。2018年华文出版社《中国近代简史》有三篇附录。2019年团结出版社《蒋廷黻讲中国近代史》增补“外二种”。

许多出版社再版该书时增补了图片，这使读者在阅读时获得直观感受，对促进全民阅读、普及历史知识、弘扬中华文化都有一定意义。2004年上海古籍版《中国近代史·插图本》增加了历史影像插图，2014年版本与2004年版颇为相似。团结出版社共出两版《中国近代史》，其中2006年版在书籍的扉页和书中增补了大量图片，共计143幅。2014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版本每一节都有相关插图辅助阅读，该社2016年版本在图片选取上稍有调整。云南人民出版社版本插图较少。2017年现代出版社版本在前言部分有22幅彩图，包括地图、人像、照片、城市以及复原图。研究出版社版本在目录之前有12幅图，涉及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和人物。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版本收录了包括甘博、汤姆逊等诸多同时期来华外籍人士所记录的珍贵影像60多幅。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你一定爱读的中国近代史》在正文前有7幅彩图。2018年现代出版社再版插图增补版。

还有些版本未增加附录，如201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海燕出版社版本。该书不仅在大陆广为流传，近几年也在日本发行。2012年该书在东京出版，由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会首次发行。现任东京外国语大学综合国际学研究院教授，专攻中国近代史的佐藤公彦翻译该书。此版本按照原版未删减本翻译，是不可多得的足本译本。

综合新世纪再版情况，共有近40版。这种出版热潮背后诉说着当今中国的时代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2]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强盛。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中国要提升文化实力，就需要让每一个公民了解本国文化尤其是熟悉本国历史。因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3]“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14]《中国近代史》以通俗的语言讲述了中国近代百年的沉沦和抗争，是响应开展全民阅读的经典之作，对塑造民族国家记忆、普及历史知识十分有益。该书多次再版使人们得以重读大师经典，重新了解百年近代中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作用。该书的出版热是弘扬传统文化、实现民族复兴语境下的必然现象。《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部民国经典，历经沧桑仍具学术价值，在重读经典的时代，该书受到热捧是社会需求使然。

5 结语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不同时期的出版情况及版本变迁反映着特定的时代因素。它在抗战烽火中诞生，也曾“消失”在大陆，后在政治理性中重新回归，又在当今中国民族复兴语境下受到“热捧”。《中国近代史》曾被多位专家给予高度评价，历经坎坷后，至今仍在学界屹立不倒，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巅峰之作，经过岁月洗礼，必将受到更多阅读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