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西方中心论的破除

熊声波 张 丽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部，云南 昆明 650228）

“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论”是近代西方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强调欧洲国家在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西方国家凭借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表现出盲目乐观主义心态，更是断言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民主的政治，人口的红利，这些都将是中国超越西方国家的有力支撑。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曾预测，“中国的国家模式注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世界发挥强大的影响力，由此也将改变未来经济发展的理念。”［1］“中国的崛起将对国际体系的本质产生深远的影响……将日益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2］现在西方国家不得不正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所以，“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表面上强调不同民族与地区在地缘、制度、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差别，实质是故意夸大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民生活状态，突显西方生活的优越条件，贬低东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意识形态的攻击，是新形势下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新的和平演变方式。

一、西方中心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西方中心论”的滥觞

“西方中心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希腊时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孕育了当时最初的“欧罗巴”文明，对现当代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地理大发现及世界历史被书写之前，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误将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所以，最初“中心论”作为地缘来讲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希腊处于世界的中心。地理大发现及新航路开辟后，人们开始具有世界历史的意识，欧洲、亚洲、美洲及非洲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更加密切，“中心论”这个词的内涵与外延得以发展。在此之前，欧洲虽未能形成全球性视野，但在理念上却不自觉地将“自我”作为世界的中心。欧洲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可以追溯到他们对历史的书写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方面。

1.“西方中心论”体现在对历史的书写中。希腊——罗马时期，史学家们善于记录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战争史，其视角多以希腊——罗马为中心，主题则是充满着神话色彩的战争。希罗多德因不偏不倚地记录历史事件而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他描述了希波战争的过程，整个记录视野广博、全面，但视角却将希腊作为整个欧洲的中心。比如，他在《历史》开篇就写道：“阿尔哥斯在今天通称为希腊的地区中，是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其他国家的。”［3］如果说希波战争是一场希腊反对波斯侵略的正义战争，那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述的就是希腊的一场内战，同样未能跳出以希腊为中心记录历史这个范畴。“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内容来著述历史，反映了历史学家以及他同时代人的历史观念。”［4］20 世纪初期的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评论希腊时期的历史题材时认为，这一时期历史著作只专注于本身所在区域的历史，而无法写出一部较广泛的通史，“所以，对希腊历史学家来说，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像是一部希腊史这样的东西。”［5］

如果说希腊史学家们将“世界中心”设在本国，是由于未形成世界历史的意识；那么，黑格尔的历史观，就纯粹是其个人唯心主义的表现。它的特点，不再仅以历史事实作为观察世界的对象，而是试图建立一种普遍的历史观来说明整个世界的进程，欧洲中心论便披上了这种看似“理性”的外衣。为了探寻历史运动的规律，黑格尔建立了一个恢宏大气的历史体系。在他的体系中，“绝对精神”是人事活动的表现，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绝对精神”是运动的，它的运动过程是自我认识自由的过程，它从东方出发，因为东方没有自由，最后来到日耳曼民族，在那里，人类全体因为基督教的影响而表现出全体自由。“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的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6］

黑格尔的历史观看似具有世界历史的意识，但他的“起点”与“终点”说，本身就带有偏见，历史成了他个人意志偏见的表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此处有两个错误：第一，他将历史运动描述为自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实则是认为西方是民主、自由和理性，而东方则是专制、奴役和愚昧，为西方中心论提供了独断论式的“理论论证”。第二，由于第一点的错误，导致他的历史观仍然没有克服古希腊史学家们的缺陷，只不过因为披上了世界历史运动的外衣而稍显精致罢了。

2.“西方中心论”的产生还在于他们所认为的“优越”的资本主义制度。让现代欧洲人产生“优越感”的并不只是渊远流传的古希腊文明，还在于现代文明的创立。大约在3 世纪至6 世纪时，欧洲人遭受到来自日耳曼人和匈奴人的侵略，导致古典文明的流失和旧的生产关系的瓦解。正因此，欧洲破旧立新，突破传统体制和思想的束缚，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并建立现代文明制度。随着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一些人口占多数的欧洲国家成为了现如今的欧洲大国。他们有着丰富的资源、优厚的经济条件，在17 至20 世纪初，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一系列的现代文明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贸易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的确给人类文明带来积极影响，但过度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里无与伦比的“优越感”，使欧洲国家贬低其他地区的文明与政治制度，认为只有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心。然而，资本主义制度，既不是人类社会最高的社会制度，也不是人类社会进程的最终结果，这种虚假的“世界中心”必将被无产阶级联合体所取代。

（二）现代“西方中心论”的产生

在现代，“西方中心论”这个词最初写作“欧洲中心论”，作为形容词性质，由德国人卡尔·豪斯霍弗尔在20 世纪20 年代首次提出，他从全球政治与以欧洲为中心政治之比较而得出这一概念。20 世纪70 年代，“欧洲中心论”作为名词性质由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来，他在《世界规模的积累》 中，通过资本运动的中心与外围关系来阐明“欧洲中心论”的概念。在他看来，资本运动的中心首先在英国，然后是欧洲大陆和北美，许久以后又是日本，他们通过向欠发达的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输出日用品，而使资本运动从中心向外围扩散，其本质是“正在形成的中心（西欧）与新生的外围在重商主义时代构成的关系是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基本关系。”［7］

在美国，“西方中心论”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全球的超级大国，其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明理念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苏联解体“前夕”，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世界新秩序”，要求充当世界领导，在全球推行美国价值观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制。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远超其他国家，“欧洲中心”俨然变成了“美国中心”，美国的心理变成了当年老牌欧洲大国的心理，更是杜撰出“美国例外主义”这样的概念，其表现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处处体现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优越感”。现如今，“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是指包括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内的“中心主义”国家，它们以西方历史、文明、科技、政治、价值观为视角，强行解读世界历史的发展。

二、西方中心论的实质

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之前，人们对“中心论”只是停留在地缘概念上的话，在此之后，西方人所刻意强调的“西方中心论”的实质在于既能掩盖其虚假的民主制度，又能向其他国家进行“无形侵略”的霸权主义及强权政策。所以，西方国家总是把自己打份成一个“正义之士”“世界警察”的身份，“承担”那些他不该承担的责任，实则对别国进行主权干预和强行“兜售”其意识形态。

（一）打着人权卫士的口号，行霸权独裁之事

西方大多数国家以三权分立、多党执政和竞争选举作为本国的政治制度，在他们看来，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然而，政治制度的好坏在于是否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纵观欧美近况：金融危机爆发、失业率居高不下、恐怖主义事件频发、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都证明西方社会在他们的“民主”政治治理下，结果却是社会动荡无秩序，难道这就是“民主”的优越性吗？西方今日之民主，已不再是“民主”原本之意，已然沦为某些大国蛮横独裁的工具。

以美国为例，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在世界大力推行“民主政治”，但讽刺的是，标榜最民主的国家却行最不民主之事。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实则清除反美政权组织。为了获得自己在中东的利益，美国将武器售卖给叙利亚反对派，支持叙利亚打内战。2017 年4 月7 日，绕开联合国，美军对叙利亚政府军进行空袭。2018 年5 月1 日，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对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25 名平民死亡。

除此之外，美国多次插手我国边疆及台湾问题，干扰中国内政。针对美国利用人权之名，尽干霸权独裁之事。2019 年3 月1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8 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 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屡遭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儿童安全令人担忧、性别歧视触目惊心、移民悲剧不断上演、单边主义不得人心”。［8］

（二）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制定标准，向世界渗透其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政党维护其统治的管理手段，很明显，“西方中心论”已然“越界”。西方国家试图将这种意识形态推向全球，在无形中将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进其他国家的文化当中。萨米尔·阿明论述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下的意识形态实质：“欧洲中心主义犹如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产品，另一方面是文化民族主义。”［9］

置于“西方中心论”影响之下的国家普遍认为，西方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也是现代文明创立的地方，这里处处文化优秀，经济发达，政治民主，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标准，所有与“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不符合的都是错误的。这种基调看似主观荒唐，但并非没有市场，“我们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的不少叙述也是在重复这种西方虚构出来的主流话语，中国也因此而产生了一大批‘言必称希腊’的学者和一大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信徒。”［10］西方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在世界被“认可”，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发达的经济使其具有话语权。然而，人类文明先进与否，并不止于用经济来进行衡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

（三）西方中心论演变成美国为首的“几方共治”

今天再讲“西方中心论”，绝不仅仅只限于西方国家，它已超出地理界限，意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随从”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西方国家在强调其文明优越后，又摆出另外一个“事实”：资本主义诞生在欧洲，现代化的起点也在欧洲，东方各国无法发展出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文明，也创造不出像西方国家那样的财富。由此，欧美国家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使社会财富增加，进而将人类文明推向辉煌。

然而，中国的崛起，无疑打破了这一“铁的事实”，这当然是欧美国家不能接受的，尤其是美国，它不希望现有世界格局被打破。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更证明：欧洲不再是人类文明的中心；资本主义制度不再是人类最优越的制度；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将遭到动摇。于是，美国在欧洲、亚洲“纠集”一帮帮手与中国制造不必要的矛盾，抛出“中国威胁论”，鼓吹中国的发展威胁世界的安全。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挑拨中国边疆事务，干预中国台湾问题，更是唆使中国邻国与中国制造矛盾，故意扶持韩国、日本和印度，以限制中国的发展，在利益面前，这些国家狐假虎威地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

（四）“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中心论”的陷阱

美国人格雷厄姆·艾利森杜撰了“修昔底德的陷阱”这样的词语，其表达的意思是大国之间更容易产生摩擦并最终导致战争，进而影响到世界发展的进程。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中分析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1］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告终，同样地，斯巴达被后来新兴崛起的底比斯打败。“修昔底德陷阱”与“中国威胁论”同理，都有针对中国崛起之意。然而，“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它的逻辑错误在于偷换概念，这里指出其逻辑错误的两个方面。

1.将修昔底德时代的矛盾与现代矛盾混为一谈。古希腊时期，不同民族间矛盾的解决方式只能通过战争，但现代矛盾不像两千年前那般，通过战争并不能解决一切矛盾。相反，战争也不再是解决当今时代大国之间矛盾的明智选择。只要是战争，就没有获胜的一方，唯有用对话代替对抗，才能打破这种负和博弈。而且，如今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国之间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矛盾都不再是通过战争可以解决的，影响和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除了战争，还有非传统的不安全因素。

2.将“修昔底德陷阱”等同于侵略概念。如果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向已存在的大国发起挑战，这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个国家侵略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这种行为是不正义的侵略行为，其意在于维护自己的霸权主义。反抗的国家则是正义的反侵略行为，为的是本国的主权不受外来势力的干预。所以，美国在故意散播“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议论时，其目的在于有意把中国塑造成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一个威胁到其他国家安全的侵略型国家，此时，美国再对中国进行制裁，似乎显得“合情合理”。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修昔底德陷阱”，倒不如说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意识形态精心构建的“陷阱”，其本质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改良，将自身的霸权主义、扰乱世界秩序、对别国进行侵略的祸水引向中国，使其强盗逻辑更加“合理”。

总之，鼓吹“西方中心论”已然成为某些强国在世界强行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民主”的方式，它体现为西方国家对话语权的掌握，并制定一定的标准，若别国与其标准不一致，则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并纠结其它国家对之进行抵制。“作为欧美人的世界观，西方中心主义让西方人把西方社会模式和文化形态看作是人类文明的标准，而把其他社会发展模式视为失范的另类加以藐视、贬低和排斥，甚至有时动用各种力量把其他文化纳入进西方文化的轨道。”［12］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大国在世界的拙劣“演出”，其实质都是侵略，只不过形式由以前的赤裸裸的殖民变成了今天文明的“输出”。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西方中心论的破除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外交政策上的新理念，它反映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平等、交流的需求，与“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理念正好相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长点是“求同存异”的理念，既承认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又说明人类为了同一个目标，具有相同的共识。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武器，又是顺应时代潮流，构建社会新秩序的全球治理方案。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冲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

西方国家以一种“民主”的口号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价值观强行灌输给全世界，只有符合其“理论体系”的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代表着人类正确的价值观，与之相异的，则是“非民主”。这是对人类的反动。这种强盗逻辑已经是今天“西方中心论”这一术语的副产品，被描述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且成为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量刑”的标准。

1.世界人民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各国的道路应该由自己选择。承认差异的存在反而能找到共同点，这一辩证的哲学道理，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都被论证过。无论是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法，还是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无论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的统一”，都以辩证哲学方法论向人们证明“和而不同”的道理。一味地以所谓的“民主”普世价值观强行压迫其他国家遵从，这究竟是民主还是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管国际格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文明多样性，做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13］

2.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共同命运的永恒主题。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普世价值，若真有，那也只能是生存，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唯有生存既是人类关涉世界的本质，又是人类种群延续的必然。因此，构建一个和平的世界，既是世界人民的愿望，也是人类繁荣延续的前提。世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配称得上“中心”，若真有，那也只能是以人类命运为中心。人类要获得美好的生活，就应该努力发展，但这种发展并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发展，而是全人类的发展。“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1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尊重生命，尊重主权，倡导各国共同发展。所以，它是破除“欧洲中心论”强盗逻辑术语的中国方案，彰显了大智慧，是人类持续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致力于构建和平世界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战争是其主题，“从公元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延续40 余年的冷战，教训惨痛而深刻。”［15］“回首最近100 多年的历史，人类经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16］“这100 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17］

当今世界主题虽从过去的战争与革命转换为今天的和平与发展，然而，局部地区仍然存在着武装冲突，东、西方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还存在着经济、贸易、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和平景象背后，实则暗流涌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18］“西方中心论”的实质在于霸权政策与强势逻辑，是对人类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改革开放之后更发展为一个强国，中国不但不称霸，反而以一个大国的责任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1.积极践行亚洲新安全观。与欧洲列国相比，亚洲国家发展起步晚，多数国家在近代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许多国家独立时间还不到100 年，经济整体尚欠发达；亚洲热点地区危机四伏，美韩共同部署的萨德导弹随时威胁周边国家、朝鲜核威胁并未解除、日本军国主义有抬头趋势、领土争端、恐怖主义和民族宗教冲突也时常发生在这片大陆，这些表明亚洲国家缺少长期安全合作基础。“亚洲各国人民希望远离恐惧，实现安居乐业、普遍安全，希望各国互尊互信、和睦相处，广泛开展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19］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已成为西方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战略阵地。“今天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众多文明、民族的汇聚交融之地。亚洲和平发展同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亚洲稳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亚洲振兴是世界发展之福。”［20］中国作为亚洲国家，积极推动亚洲安全合作，维护亚洲的繁荣稳定，为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奠定基础。

2.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持“西方中心论”的国家往往凭借其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垄断世界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全球安全治理，目的就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一家独大的格局。世界的安全需要世界人民共同维护，大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维护世界和平，更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便是这样以一个大国的姿态为促进世界和平而不断努力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以和为贵”，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对其他国家发动过任何侵略战争。20 世纪50 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明新中国将与各国人民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迈入新时代，更以一个大国的担当捍卫世界的和平，在与邻国关于领土争端方面，“中国一贯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同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已经通过友好协商同14 个邻国中的12 个国家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21］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致力于不同国家间平等发展

“西方中心论”将人类社会类比自然界，套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没有看到人类社会的本质。“西方中心论”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向周边侵略，顺者昌，逆者亡。自然界遵守自然法则，是自然界发展的必然；人类社会，若也以优胜劣汰来进行管理，则和当年法西斯的侵略如出一辙。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打破“西方中心论”，摒弃自然法则，强调每一个个体的价值与平等，遵从和而共生的社会理念，致力于不同国家间的平等发展。

1.成立“亚投行”，助推亚洲经济发展。“亚投行”全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的是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22］正因为“亚投行”筹建的理念是平等发展，所以，首次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意向国就达57 个。目前，“亚投行”成员国多达97 个，投资总额为964.038 亿美元，而且，成员国已然超出亚洲区域，非亚洲区域成员国多达26个，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投资总额为225.485 亿美。［23］“亚投行”的成立，一方面致力于亚洲的经济发展，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打破西方国家在区域金融多边机构的主导地位、向亚洲国家进行经济“侵略”的格局。另一方面，助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承诺加大对外开放的方案，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截至2018 年底，中国已同122 个国家、29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 份政府间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朋友圈遍布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大量基础设施援建，大大提升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2011年，中欧班列全年仅开行17 列，运送货物总值不足6 亿美元；2018 年，累计开行突破12000 列，运送货物总值达160 亿美元。2013 年至2018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64691.9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4.4 万个就业岗位，上缴东道国税费达20.1 亿美元。［24］这些数据有力地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还有更多的潜能随着各国的合作而不断被发掘出来。

“‘一带一路’包容每一个主体在经济发展程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上的差异，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所做的道路选择”，［25］旨在促进世界各国平等发展，冲破西方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壁垒，以发展为抓手，将沿线国家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既构建了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又构筑一道道铜墙铁壁，抵御霸权主义的不平等冲击。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致力打造全球文明

从长时段历史来看，世界文明被分成了古两河流域文明、古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它们成为现代文明的源头。除中国外，其他文明要么断裂，要么崩溃，只有中国文明，从古至今，一直延续，“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26］从短时段历史来看，汤因比把文明分成21 大块，并从“挑战与应对”的“有机论”角度诠释这21 种文明的存在与覆灭。就如历史从国别史、区域史走向世界史一样，文明也应该跳出国家与区域，现代文明应该是全球文明，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打造全球文明积极努力的可行方案。

1.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每种文明。每个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语言和风俗，这就形成了每个国家特有的文明，我们应该尊重它们，互相借鉴，吸收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文明，而不是以西方文明作为标准，去判断其他国家文明的好坏，或评判一个国家是否进步，更不能将全人类的文明起源归结于古希腊文明，也不可将现代文明简单地归结于欧洲文明。“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27］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28］

2.以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互鉴为纽带，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世界文明发源地不同，经过5000 多年的发展，衍生出成百上千种大小不一的多样性文明。文明如同生命有机体，有的已经消逝，有的文明得以繁荣发展。因此，文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29］虽然不同的文明之间会有差异，但就像自然界是多样性的统一，文明也是人类社会多样性的统一。不同文明间有合作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和平、发展、平等、共处。因此，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历史文明积累沉淀，又有对未来文明共同理念的追求。一切打着以文明、民族、宗教冲突为口号的制裁与侵略，都是反人类、反社会、反历史的行为。因此，只有加强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互鉴，构建一个包容的世界，才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1.“西方中心论”终将被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取代。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仍固守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必将阻碍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从人类历史发展看，“西方中心论”曾经在历史上有其合理一面，或者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必然与偶然结合的结果。犹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奴隶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否定那样，“西方中心论”在当时对生产力的解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当今社会的发展已进入一个经济全球化、格局多极化和信息技术化的阶段，各国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因此，“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已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早应随着滚滚的历史长河湮灭在人类的视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今天的“西方中心论”，无论以何种形态出现，都不过是旧的生产关系在黎明前的垂死挣扎，其结果终将被反映人民意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取代。

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但却是人类历史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社会形态的必经阶段，它超越阶级的部分利益，以人类发展的整体利益作为目的，这与历史进程的方向是一致的。西方国家也看到了整体利益才是人类的归宿，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又决定了它必须以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作为统治的出发点。由此，制造出类似于“西方中心论”这样的词眼，其本质不过是欺骗性的将个人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

马克思在分析阶级利益时指出，当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发生矛盾时，国家就以“虚幻共同体”的形式出现，“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30］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就将自己的利益宣扬成所有阶级的普遍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将人类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更打破“西方中心论”这种地域发展观念，将不同阶级和地域以人类共同命运联系起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如此致力于打造一个不同阶级、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自由发展的新理念。

综上所述，“西方中心论”强调个人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集体利益；“西方中心论”强调霸权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互相尊重，促进和平；“西方中心论”强调一家独大，打压任何国家的崛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共同发展，以发展促和平；“西方中心论”以普世价值观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侵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尊重各国文明，强调兼容并蓄。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明、每一个领域的公约数，它跳出狭隘的“西方中心论”，将全人类的命运用和平与发展的准绳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32］中国的崛起使得“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不攻自破，中国文化在世界越来越彰显其国际影响力，中国的综合国力、社会稳定、安全系数等，已超越大多数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今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但中国选择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