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对朱彝尊碑帖考证的质疑

⊙ 聂国强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醧舫，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朱彝尊一生跨越明清两朝,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卒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是清初访碑活动重要参与者，观其一生的访碑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之豫章，之粤，之东瓯，之燕，之齐，之晋，凡山川碑志，祠庙墓阙之文，无弗观览。”[1]朱彝尊在访碑期间椎拓了大量的碑刻，并撰写了许多金石跋文，这些文字大都收录在《曝书亭集》之中，后来光绪年间的朱记荣又将这些跋文辑为《金石文字跋尾》，共计140余篇。

一、对汉代碑刻的析疑

（一）《右汉酸枣令刘熊碑》

朱彝尊跋《右汉酸枣令刘熊碑》云：“上元郑簠汝器所藏，碑文全泐，存字不及百名。”[2]朱彝尊这句话中包含了两个地名：广陵、上元。根据明申嘉瑞《（隆庆）仪真县志》记载：“武帝元狩六年，立子胥为广陵王，地属广陵国，统县四。东汉建武初为广陵郡。”[3]可见汉代时“广陵”为郡。至于“上元”，根据清武念祖所撰《上元县志》，“上元”即为邑。可见在朱彝尊的题跋中两个地名前后级别并不一致。所以，翁方纲认为朱彝尊的这种说法并不妥当，在《两汉金石记》提出自己的观点：

朱竹垞跋云“右汉酸枣令广陵刘熊孟阳碑”，愚谓题汉碑者，当以汉碑之例题之，应称“海西”，不应称“广陵”，即以其下文称“上元郑簠”可证也。每憾竹垞《经义考·承师门》内于汉唐以后经师，忽而书“郡”，忽而书“邑”，尝据其可知者为悉更正之，附识于此，以见著录有体，非敢漫议前人也。[4]

翁方纲指责朱彝尊《经义考》中行文不规范，经笔者查阅，如徐侨，字崇甫，义乌人[5]；江默，字徳功，崇安人；郑文遹，字成叔，福州人；倪思，字正甫，吴兴人。义乌和崇安均为县，而福州和吴兴均为郡，类似“忽而书‘郡’，忽而书‘邑’”，在《经义考》中确有此事，翁方纲所言不虚。

（二）《汉华山碑》

历代学者对于碑后出现“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一句的理解，众说纷纭，是“郭香”察书，还是“郭香察”书？争论不休。让我们来看朱彝尊的理解：

“郭香察书”字义，诸家论说纷纷，关中赵孝廉子函以“郭香察书”配“杜迁市石”，其说近是。载考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灵帝熹平四年，有太史治历郎中郭香姓名，殆即察书之人欤？[6]

朱彝尊没有说明该碑书者何人，但他根据《续汉书·律历志》的观点认定为“郭香”察书（察即督察之意）。这样的观点又见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

华州郭胤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华阴王无异家。某末曰：“京兆尹勅监都水椽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东汉人二名者绝少，而“察书”乃对上“市石”之文，则“香”者其名，而特勘定此书者尔。汉碑未有列书人姓名者，欧阳叔弼以“香察”为名，殆非也。……使其在本郡之官与掾，则市石、察书，有不必言者矣。《律历志》：“有太史治历郎中郭香，岂其人欤？”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因书之，以遗无异，而又惜允伯之不获，同时而论正也。[7]

顾炎武否定欧阳修“郭香察”所书的看法，和朱彝尊一致，同样将《续汉书·律历志》记载作为重要证据，而论定为“郭香”察书。其实，从宋代洪适就开始认为是“郭香”察书，只是没有提及《续汉书》一事。较早以《续汉书·律历志》来论证“郭香”察书之说，要见于明董斯张所著《吹景集·察书》一书。董斯张较为认可洪适的观点：“洪说颇近之，犹未快。”接着引用道安法师所撰《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来论证“察书”一事早已有之，最后提到《续汉书·律历志》：“熹平元年，有治历郎中郭香，岂即其人耶？”[8]总而言之，从明代董斯张到清代朱彝尊、顾炎武都因《续汉书·律历志》的观点一致认为《汉华山碑》是“郭香”察书。翁方纲也赞同朱彝尊、顾炎武的观点，见《苏斋题跋》云：

虽不能定为果中郎书，然顾亭林、朱竹垞皆谓《律历志》，郭香即此人。考郭香之名，见于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议，其时坐侍中西北，与光、晃相难问者，即蔡邕耳，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说，则香何不可以察邕之书哉？[9]

清陈文述高度赞同翁方纲这一评论：“其理甚明，说亦最正矣。”[10]然而，民国欧阳辅在《集古求真补正》中有一篇非常详实考证的文章，文中反对朱彝尊和顾炎武的观点：

顾亭林、朱竹垞又搜得《汉书》有郭香与蔡邕同坐论事，邕可以理香之说，香何不可察邕之书？此亦一偏之言。中郎学通天人，故能正香律历之误，香无名术士，岂足察中郎书哉？况香与香察自为二人，不得混而为一，如李广与广利不得谓有飞将，而无二师也。古今单双名同一字者，何可胜道。[11]

欧阳辅认为“郭香察书”四字已经明确了该碑的书写者就是“郭香察”，本来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是后人偏要将“郭香察书”中“察书”二字分离开，以此争论“郭香”其人。此外，欧阳辅认为在其他任何汉碑中均无“察书”二字出现，所以，“察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这一问题，从宋代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直到启功先生还写文章来论证此事，启功先生的回答某种程度上也回复了欧阳辅的质疑，即自宋到清否定“郭香察”此人书写《华山庙碑》一事，就是嫌弃此人的名气太小了。[12]启功先生一语中的，古人学书往往推崇名家书法，以求名正言顺，所以许多汉碑也附会给了在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蔡邕、锺繇等人。

（三）《汉泰山都尉孔宙碑》

（四）《竹邑侯相张寿残碑》

朱彝尊跋：“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见熊方《后汉书·同姓诸王年表》。”[15]朱彝尊所说的《同姓诸王年表》又称《同姓王侯表》，由宋熊方根据《后汉书》所撰写，清耿文光云：“《后汉书》无表，宋熊方作《同姓王侯表》二卷、《异姓诸侯表》六卷、《百官表》上下二卷，其书采入《四库全书》外间，未易得见。”[16]而《同姓王侯表》中关于彭城靖王恭以及其子阿奴的情况是依据《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之《彭城靖王恭传》：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赐号灵寿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东观记》曰：“赐号，未有国邑也。”），十五年封为巨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为国。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师正南，不可以封。”乃徙为六安王，以庐江郡为国。肃宗崩，遗诏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国。恭敦厚威重，举动有节度，吏人敬爱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为竹邑侯。[17]

由此可见，朱彝尊所参照的文献并不是原始材料，对此，郑业斆曾质疑朱彝尊的做法，见《独笑斋金石考略》云：

朱竹垞跋云：“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见熊方《后汉书·同姓诸王年表》。”案：明见范史《彭城靖王恭传》，盖即熊方所本。竹垞必舍此而据处何邪？[18]

二、魏晋碑帖

（一）《魏封孔羡宗圣侯碑》

朱彝尊跋：“考魏王受禅，在汉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坛即阼事讫，改延康为黄初，而碑辞叙黄初。”[19]朱彝尊认为魏王受禅时间为汉延康元年十一月，而梁章钜认为朱彝尊所云有误，见《三国志旁证》云：

《后汉书·献帝纪》：“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志·文昭甄皇后传》：“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魏受禅碑》：“十月辛未，受禅于汉。”《五代史·张策传》：“曹公薨，改元延康。是岁十月，文帝受禅。”皆是十月受禅之证。此纪《先书》“十一月癸卯”，《后书》“十一月癸酉”，两书十一月既于文为复，而癸卯、癸酉相距三十一日，亦无同在一月之理。《宋书·礼志》云：“汉延康元年十一月，禅帝位于魏。”《册府元龟·帝王部》云：“延康元年十一月，受禅。”并沿陈志之误。朱竹垞跋《孔羡碑》云：“魏受禅在延康元年十一月。”亦失于不考耳。[20]

从上文中可见，汉延康元年十月为魏王受禅时间无疑，朱彝尊的观点显然有误。梁章钜上面观点实际来源于欧阳修，宋代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跋《受禅碑》中已有详细的论证。欧阳修认为，《后汉书·汉献帝纪》记载魏王登坛受禅时间为“延康元年十月乙卯”，《魏志》记载时间为“延康元年十月庚午”，《受禅碑》中记载时间为“延康元年十月辛未”。可见三家说法并不一致。显然“延康元年十月”无疑，只是具体日期有差异，欧阳修经过考证最终认可《受禅碑》时间，即“十月辛未”，如欧阳修说：“汉、魏二《纪》皆缪，而独此碑（《受禅碑》）为是也。”[21]根据欧阳修的观点，再参照梁章钜的文字发现，梁章钜实际平移了欧阳修的考证来批评朱彝尊。

（二）《吴宝鼎砖字》

朱彝尊跋云：“有螭文，知非民间物。考是年六月，皓起昭明宫，方五百丈。”又云：“砖者之为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阳、铜雀、香姜之瓦，皆可制砚。而是砖，相之理觕质暴，若似乎火气不交，垺不孰者，殆为圬者所弃，流转民间，未可知也。”[22]朱彝尊通过砖的花纹，认为非民间之物。清吴世宜对此有所质疑，见《爱吾庐题跋》云：

朱竹垞以《吴宝鼎砖》有螭文，定为非民间物，则此当亦内庭所用。然张芑堂孝廉得《哀子汤猛龙凤砖》文，乃墓砖，是不可晓。[23]

而钱泳比吴世宜的观点更加直接，钱泳《履园丛话》云：

《吴宝鼎砖》，康熙四年，吴之村民于小应岭掘地得之，文曰：“大吴宝鼎二年岁在丁亥作。”计十一字，书法在篆隶之间，一面有螭文，笔势劲挺。朱竹垞《曝书亭集》亦载此砖，以为宫殿上所用，引孙皓起昭明宫为证，然魏晋以前砖上大率皆有文，不独此砖也。[24]

朱彝尊有这样的错误判断，自然是由于当时出土砖文数量有限，以及朱彝尊自身对砖文认识的局限性。当钱泳提出朱彝尊的问题时，已经是清中期，随着金石材料的出土数量不断增加，不断会有新的发现，那么对于前期的许多研究成果一定会提出质疑，需要重新定位和认识，这也就不难理解钱泳对朱彝尊观点的质疑了。

（三）《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

朱彝尊跋此碑云：“右《曲阜县修孔子庙碑》，魏兖州剌史李仲璇撰文并书……仲璇，《魏书》有传，自兖州还，除将作大匠，卒，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25]朱彝尊认为李仲璇为该碑的书写者，而全祖望认为朱彝尊的观点有误，《鲒埼亭集》云：

是碑兴和三年，以颂李刺史仲璇修孔庙功，而竹垞即以为仲璇所作，误矣。其书法庞杂，最为纰谬，亭林讥之者备矣。[26]

虽然全望祖判断朱彝尊判断有误，但是他也没有确定该碑的书写者是谁。又据黄易在《岱岩访古日记》中记载：“碑侧有王长儒书一行。”[27]后多依据黄易的观点认定该碑书写者即为王长儒。

（四）《裹鲊帖》

朱彝尊跋云：“‘裹鲊味佳，一一致君，所须可示，勿难，当以语虞令。’凡一十九字，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书，今藏宛平孙氏。”[28]最大争议点在帖中“一一”字，朱彝尊认为是两字，赞同如此观点者，如王士祯，他在《池北偶谈》中的观点和朱彝尊完全相同。[29]针对朱彝尊的释文“一一”二字，王澍有不同的看法，并加以论证：

《裹鲊帖》乃右军晚年书，笔力沈劲，独最他帖，故薛绍彭赞有“右军为书，暮年更妙，《裹鲊》一出，众帖咸少”之语。真迹在北平孙少宰承泽家……帖凡一十八字，“致君”上，玩其笔法，当是“今”字，朱竹垞释作“一一”，作一十九字，误也，十八字。凡五句：“裹鲊味佳”句，“今致君”句，“所须可示”句，“勿难”句，“当以语虞令”句。言：“裹鲊味致佳，今以致君，若复须此，可更示我，勿欲之而不言也。”“难”当如忿，斯难之“难”，去声。“当以语虞令”者，言不特我致君，并当以语上虞令亦致君也。古人短札古雅，简到乃如此。若出今人手，不知费如许纸笔矣。[30]

按照王澍的考证，《裹鲊帖》的释文并断句应为“裹鲊味佳，今致君，所须可示，勿难，当以语虞令”，共十八字。实际王澍这一释文和断句是继承了宋朱长文《墨池编》的观点。[31]在清代如此释文者还有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有记载。[32]

三、隋唐碑帖

（一）《唐太宗晋祠碑铭》

朱彝尊跋云：“唐太宗自晋祠兴师定天下，贞观二十一年七月，御制碑文及铭，勒石于叔虞祠东隅。”[33]清洪颐煊认为朱彝尊所说立碑时间（贞观二十一年七月）有误，见《平津读碑记》云：

《晋祠铭》在乾阳门街，贞观二十年太宗幸并州所置，御制并书。《册府元龟》亦云：“太宗贞观二十年正月幸晋祠，树碑制文，亲书之于石。”今碑有太宗飞白书“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九字题额。《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戊申，幸并州。”“二十年正月上，在并州。”“三月己巳，车驾至京师。”碑正其在并州时所作。《金石萃编》以碑首题“贞观二十一年七月”，盖未见此额，沿朱竹垞题跋之误。[34]

又见陆耀遹撰《金石续编》云：

按《唐太宗晋祠铭》碑阴诸臣题名并太宗飞白题额“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九字，《萃编》皆失拓，但见碑首有“贞观二十一年七月”题字。据以《编年》与孙氏《访碑录》皆沿竹坨之误也。[35]

关于《晋祠铭》的立碑时间，早在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就有记载：“右《唐晋祠铭》，太宗撰并书。晋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初起兵祷于叔虞祠，至贞观二十年，太宗为立碑。”[36]笔者又根据《晋祠铭》拓本见碑额确为“贞观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可以进一步证明朱彝尊记载有误。然而，曾经一起与朱彝尊访晋祠的曹溶，在《金石表》中却记载：“《晋祠铭》，行书，太宗制并书，贞观廿年，太原县。”[37]可见曹溶记载与朱彝尊不一致，由于朱彝尊和曹溶之间的关系之密切，可以说《金石表》的成果是朱彝尊和曹溶共同访碑的记载，所以笔者认为朱彝尊之所以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是由朱彝尊当时的误写所致。

清代金石著作中论此碑者，沿袭《晋祠铭》立碑时间为“贞观二十一年”的不在少数，如顾炎武撰《求古录》[38]《金石文字记》[39]，林侗撰《来斋金石刻考略》[40]，（清）鲁燮光撰《山右访碑记 一卷》[41]，赵绍祖辑《金石文钞》[42]，钱大昕编《范氏天一阁碑目》[43]，（清）孙星衍撰《寰宇访碑录》[44]，杨宾撰《大瓢偶笔》[45]、《铁函斋书跋》[46]，等等。

（二）《唐骑都尉李君碑》

朱彝尊跋云：

李君讳文，字纬。东汉以后，字必以两字，称一字者罕矣。载于《唐书》，房玄龄字乔，颜师古字籀，李众字师，李琇字琇，张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审字审，李恢字祚，李条字坚，窦思仁字恕，张义方字仪，此本不多见也。[47]

朱彝尊认为东汉以后，而称“一字”的人非常少，他举了《唐书》中十一人的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但是清赵绍祖并不认可朱彝尊这一说法，他在《古墨斋金石跋》中进行反驳：

按竹垞所数凡十一人，然《唐书》所载以一字者甚多，就余所知，如佑庶人字赞，任瓌字玮，颜师古弟相时字睿，武士彟字信，武士逸字逖，李思训字建，姜协字寿，杨元琰字温，杨仲昌字蔓，郭晤字晤，郭暧字暧，颜杲卿字昕，张均字均，鲜于仲通字向，李叔明字晋，陆长源字泳，崔伦字叙，崔衍字著，又十八人也，乙卯十月琴士识。[48]

可见，朱彝尊关于“称一字者罕矣”并没有深入钻研《唐书》，就急于下定了结论，虽然他所谓“此本不多见”的观点并没有错，但是用词依然不够严谨，导致赵绍祖抓住这个“把柄”对朱彝尊进行抨击。

（三）《唐龙门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记》

朱彝尊跋云：“建自咸淳三年，以调露二年赐额。”[49]“咸淳”是南宋皇帝赵禥的年号，并不是唐代的年号，钱大昕认为朱彝尊有误，《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有详细考证：

右《大卢舍那像龛记》云：“高宗天皇大帝所建，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始于咸亨三年四月……”娄机《汉隶字原》云：“汉碑凡‘元亨’字皆作‘享’，至‘子孙享之’之类，又皆作‘亨’。”考之九经字样，凡“元亨”之“亨”，“享献”之“享”，“烹饪”之“烹”，《说文》作‘亯’亦作“ ”，只是一字，经典相承。隶省作“享”者，音“响”，作“亨”者，音赫（平），又音魄（平），后人复别出“烹”字，其实皆可通用也。予初见《张阿难碑》书“咸亨”为“咸享”，疑其下笔之误。今此碑亦作“享”，又《唐书·杜审言传》称“咸享初”，盖唐时虽用楷书犹存篆隶遗法，“咸享”即“咸亨”，正是从古。朱锡鬯跋误作“咸淳”，不知高宗纪元有“咸亨”，有“永淳”，无“咸淳”也。[50]

钱大昕论证了“享”“亨”“烹”皆可以互通，所以《大卢舍那像龛记》有时称“咸亨”年间所建，有时也用“咸享”。而笔者认为，朱彝尊所谓的“咸淳三年”这样的错误，是朱彝尊记忆有误造成的。

钱大昕还找出了朱彝尊类似的记忆之误，朱彝尊跋《晋义成节度使驸马都尉史匡翰碑》云：“然史称其历郑州刺史，而碑不书何欤？”[51]而见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云：“史匡翰字符辅，雁门人也。……俄授检校司徒、郑州防御使，未几，迁义成军节度、滑濮等州观察处置、管内河堤等使。”[52]因《旧五代史》记载“郑州防御使”与朱彝尊所云“郑州刺史”观点不符，所以钱大昕认为朱彝尊有误：

朱锡鬯云：“史称历郑州刺史，而碑不书。”按《五代史》本云郑州防御使，不云刺史。此朱氏记忆之误。[53]

（四）《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颂》

朱彝尊云：“立碑之岁，大历十三年也。”[54]而钱大昕认为立碑时间为“大历十一年”，而非“大历十三年”，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云：

后题：“大历十一年岁次丙辰五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建。”朱锡鬯跋以为十三年者，因碑石微损而误读耳。碑云：“河东节度副大使兼工部尚书太原尹北京留守薛公兼训”，兼训以大历五年镇太原，十一年冬以病去，鲍防代之。碑立于是年五月，兼训犹在镇也。[55]

根据钱大昕的说法，因为碑石剥蚀而致朱彝尊误读。一般而言，朱彝尊和曹溶的观点是一致的，果然曹溶在《金石表》中也记载为“大历十三年”。再如赵魏撰《竹崦盦金石目录》也记载“大历十三年”[56]，均有误，根据目前所存碑拓以及其他金石学著作已经确定《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颂》立碑时间为“大历十一年”。

（五）《镇东军墙隍庙记》

朱彝尊跋云：“《东军墙隍庙碑》，施宿《会稽志》，张淏续之，均不载其文……。”[57]见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镇东军墙隍庙记》，钱镠撰，开平二年，岁在武辰月（月字上下皆空）。”[58]曹溶《金石表》云：“《镇东军墙隍神庙记》，行书，开平二年，绍兴府。”而为碑命名往往以碑额为准，该碑额为“崇福侯庙之记”，所以该碑碑名应为《崇福侯庙之记》[60]，由此碑名的命名，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推测顾炎武、朱彝尊并未见到碑额。[61]

概括来讲，朱彝尊被后人质疑的问题主要包括文字释读、立碑时间、形质材料、书丹作者等几个方面。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朱彝尊个人原因造成，如记忆之误；另一方面是时代局限所造成的。清初金石学仍处在一个复兴开始阶段，出土材料也相对有限，难免在认识上受到制约。当然，就朱彝尊总体的学术成就而言，即便出现这些问题，也不能改变朱彝尊在金石学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注释：

[1]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M].卷8.清宁都三魏全集本.

[2][6][15][19][22][25][33][47][49][51][54][57]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M].卷2.清光绪十六年刊翠琅玕馆丛书本.

[3]申嘉瑞.仪真县志[M].卷1.明隆庆刻本.

[4][14]翁方纲.两汉金石记[M].卷16.清乾隆五十四年南昌使院刻本.

[5][13]朱彝尊.经义考[M].卷31.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9][58]顾炎武.金石文字记[M].卷1.清嘉庆中虞山张氏刊本.

[8]董斯张.吹景集[M].卷14.明崇祯二年韩昌箕刻本.

[9]翁方纲.苏斋题跋[M].清钞本.

[10]陈文述.颐道堂集[M].卷7.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11]欧阳辅.集古求真补正[M].卷3.民国十二年江西开智书局石印本.

[12]启功.记汉刘熊碑兼论蔡邕书碑说[G]//启功.启功书法丛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17.

[16]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M].卷23.民国排印本.

[17]范晔.后汉书[M].卷50.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18]郑业斆.独笑斋金石考略[M].卷2.清光绪十三年刻本.

[20]梁章钜.三国志旁证[M].卷3.清光绪二十五年文澜书局石印本.

[21]欧阳修.集古录跋尾[M].卷4.清光绪四年古香书阁印.三长物斋丛书本.

[23]吴世宜.爱吾庐题跋[M].清光绪五年刻本.

[24]钱泳.履园丛话[M].卷2.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

[26]全祖望.鲒埼亭集[M].卷37.四部丛刊景清刻姚江借树山房本.

[27]黄易.岱岩访古日记[M].民国十年山阴吴氏西泠印社木活字排印遯盦金石丛书本.

[28]朱彝尊.曝书亭集[M].卷53.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原刊本.

[29]王士祯.池北偶谈[M].卷11.金溪李氏自怡草堂刊本.

[30]王澍.竹云题跋[M].卷2.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31]朱长文.墨池编[M].卷5.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孙承泽.庚子销夏记[M].卷1.清宣统中顺德邓氏排印风雨楼丛书本.

[34]洪颐煊.平津读碑记[M].卷4.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35]陆耀遹.金石续编[M].卷4.清同治十三年毗陵双白燕堂刊本.

[36]赵明诚.金石录[M].卷23.三长物斋丛书本.

[37][59]曹溶.金石表[M].清末抄本.

[38]顾炎武.求古录[M].清光绪中吴县朱氏槐庐家塾刊槐卢丛书本.

[40]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M].卷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鲁燮光.山右访碑记[M].民国十八年序会稽顾氏金佳石好楼石印顾氏金石舆地丛书本.

[42]赵绍祖.金石文钞：总目[M].清嘉庆六年海宁陈氏慎初堂刊本.

[43]钱大昕.范氏天一阁碑目[M].清抄本.

[44]孙星衍.寰宇访碑录[M].卷3.清嘉庆七年兰陵孙氏刻本.

[45]杨宾.大瓢偶笔[M].清道光二十七年粤东粮道署校刊本.

[46]杨宾.铁函斋书跋[M].卷3.清道光二十七年粤东粮道署校刊.

[48]赵绍祖.古墨斋金石文跋[M].卷3.清光绪中贵池刘氏刊聚学轩丛书本.

[50][53][55][61]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M].卷3.清嘉庆十年刻本.

[52]薛居正.旧五代史[M].卷88.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56]赵魏.竹崦盦金石目录[M].卷3.民国十四年钱塘汪氏刊食旧堂丛书本.

[60]王士俊.河南通志[M].卷30.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