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流下的暗涌
——“自叙传”小说演变轨迹探析

吴筱婕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作为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开端，“自叙传”小说流派在“五四”个性解放浪潮的影响下，在受到了日本文学、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多重影响后，形成了自身特殊的艺术风格。那么，从词源的角度来看，该小说流派是如何在词语翻译、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文学史中是如何在各种影响源流中演变发展的？笔者从词源探究的方法切入，追溯“自叙传”小说从词源流变上体现的影响源流，结合该类小说受到的多方文学影响，试图分析梳理其生长过程、变化原因、流派艺术特色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后续影响，从而呈现“自叙传”小说更完整的演变轨迹，并分析它的文学史意义。

一、一种切口——“自叙传”现代词义分析

从现代词义分析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阐释“自叙传”小说的表层含义。“自”在《新华字典》里释义为：本人、己身、自己、自家、自白等，“自”含有的“自我”指向，说明“自我”的价值和意义是这类小说思考的重点。“叙传”从释义上看是文体名，形式上则表现为作者自叙的传记，以记述家世、生平为主，兼及编纂旨趣、体例等，例如《汉书》有“敍传”一篇，分上下。但从内容上看，“叙传”的“叙”也可理解为“叙述”，即作者在表达“自我”时采用的叙述方式，因为在多种言说方式中，最适合表达内在“自我”的常是小说的“内聚焦”叙事，不论采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都是作者表达内心感受的需要。“传”通常被释义为“流传”，但笔者更偏向于理解成接近“自传”的意义，正是这种在小说中的坦诚叙说使这类小说赢得了读者的青睐。

以上分析可见，按照现代词语的释义角度分解来看，“自叙传”与真实的自传在史学涵义上并不相同，“自叙传”强调的是一种接近作者心灵的自传。正如郁达夫所认为的：“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1]178可见，中国的“自叙传小说”在内容上取材贴近作者生活，视角上多为内聚焦或第一人称叙事，在精神内涵上透露着作者的个人气息：郁达夫的小说中，青年主人公透露着他自身特殊的富春江的感伤气质；郭沫若极具自传性的《残春》中，“爱牟”的名字取自英文“I am”的发音；陶晶孙的小说里，主人公的留日生活大多是他自身经历的改编。

二、“自叙传”小说前身词源追溯——日本“私小说”的静流

中国的“自叙传小说”和日本的“私小说”，都有着表达自我的“自叙传”书写特征，从这类小说最初的代表作家郁达夫、郭沫若等人入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均受过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因而考察日本如何完成从西方小说翻译到日本小说，再产生了日本“私小说”的路径，从词源角度探源中国“自叙传”小说受到的主流与静流的影响，能让“自叙传”小说的词语背景更为明晰。

日本文学界里的“小说”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1885年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髄》中谈论的“小说”一词，最初是针对英语“Novel”的翻译，该论文中列举了“长篇小说(Novel)”“短篇小说(Short Story)”“私小说(I Novel)”等词，而后“小说”才作为文学词语出现在日本的书报中，慢慢被学界认同和使用。“私小说”在日本被单独分类，也是日本学者们把这类小说与西方小说对比后才形成的。“私小说”最初的代表作是1907年田山花袋的《棉被》，而该词语正式出现则是在1920年9月小说家宇野浩二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小说《甜蜜的世间》。在序言中宇野浩二首次使用了“私小说”这一词汇。1921年，久米正雄在《新潮》杂志的学术会议上，正式把它当作文学体裁术语使用，而后“私小说”才成了日本文学中特有的一种体裁。

对于它的阐释理解，一种是按照词语特征来定义。“私小说”在《大辞泉》(1)的定义：作者自身を主人公として、自己の生活体験とその間の心境や感慨を吐露していく小説。日本独特の小説の一形態で、大正期から昭和初期に かけて文壇の主流をなした。わたくし小説。《大辞林》(2)(第三版)的定义也类似《大辞泉》。而《日本语大辞典》则解释“私小说”：“以作者本人为主人公，把身边的实际生活和心境以体验的告白这一形式描写出来的小说”。虽然日本各大辞书对“私小说”描述、分类和归纳的角度略有不同，但总体上认为“私小说”具有以作家自身体验和经历为素材，细腻描绘作者当事心境的体裁特点。另一种定义，则从“私小说”的影响源出发，认为“私小说”发端于日记文学，它的形式是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演变中生成的。持这类说法的学者们认为，“私小说”翻译自Ich-Roman(德语，英语“I Novel”的来源，即第一人称小说)，所以它的定义中涵盖了第一人称小说。但实质上，Ich-Roman还包括了许多用第三人称视角叙事的小说，它与日本的“私小说”在文学分类上是并不能等同。“私小说”的“私”是作为“我”字义的日语汉字，然而只把它译为“自我小说”并没有完全囊括它的特征，“私小说”中的自叙性使它被中国现代作家推崇和改造，用来抒发当时留日作家们的个人心境，以及描绘时代思绪。日本评论家久米正雄说：“我最近所说的‘自我小说’……并不是‘Ich-Romen’(德语：第一人称小说)的翻译，倒是另外可以称之为‘自叙’小说。总的一句语，就是作家把自己直截了当暴露出来的小说……一这么说，就跟‘自传’啦，‘告白’啦相同了？那又然，这必须名符其实是小说。结合……心境问题，这一条微妙的线正是分别艺术与非艺术的境界线。”[2]43很显然，久米正雄强调的“自我”，是艺术的而非生活的自我，这接近于郁达夫对“个性”的理解。可见，日本的“私小说”注重“再现”而非“创造”，注重书写个人的心境而非情节的生动曲折，“自我”是它的基础，自叙性是它的突出特征。

在梳理日本“私小说”的词语渊源后，通过辨别“私小说”和“自传体小说”的区别，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一文学类别在日本的生成与演变。

对于“自传体”小说，虽然日本有“自伝的小説”和“自伝小説”两个不同的词条，但它们更多属于外来的小说类别。《大辞林》(第三版)这样定义“自伝小説”：指基于自身的人生体验，并以此为小说素材而重新构建的文学作品。(自らの人生体験を素材に小説として再構築した文学作品)。而“自伝的小説”暂无释义，笔者个人的理解是，它可能更对应英语的“autobiographical novel”(3)，即借鉴了“自传体”小说的叙述策略和体式，或者同时融合了自传和小说这两种文体形式的特征。因此，日本的“私小说”“自伝小説”和“自伝的小説”含义和特色是不同的。“私小说”中，作者重在抒发对自身经历的当下心境和感受，有着较浓烈的个人情愫，叙述态度较为主观，“自伝小説”则是回顾性的，作者以过来人的视角回溯往事，在自我的叙述中还结合了社会观点，叙述态度较为客观。“私小说”更多地采用自我暴露的叙述方式，呈现出作者内心的真实，甚至包含一些不符合社会主流观念的心理景象，更具有写实主义风格。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日本小说家小谷野敦曾列举大量歌德、黑塞、卡罗萨、亨利·米勒等人的作品来比较西洋“自伝的小説”和“私小说”，认为二者都是作者基于真实经历的情感表达和心境抒发，很难将它们区别开。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日本文学来说，“私小说”是在西方小说词源的流变和翻译下，以及在其他小说类别的发展下才形成的体裁类别。“私小说”和“自传体小说”依旧存在着差异，许多部分是不能等同归类的。而对于日本之外其他国家的文学，因为“私小说”的体裁定义并没有明确，借鉴这类小说体式完成的作品大多可归入“自传体小说”中。同时，中国的这类小说还可归入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提及的“自我小说”流派中。

三、多元催化剂探析——传统文学与欧洲文学的暗涌

笔者认为，中国的“自叙传”小说在形成时，日本“私小说”只是一个前身源流，但真正促使它得以生成的，则得益于多方文学营养的催化。如上所述，第一个主要的影响，便是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作为一个浪漫主义流派，“自叙传”小说“较多地接受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同时又吸收了1921—1926年正风靡日本的‘私小说’的创作特点和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加以创造性的发展。”[3]73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在该派小说创作中有迹可循，例如，郁达夫对日本“私小说”作家葛西善藏、佐藤春夫等极为推崇。伊藤虎丸也曾说：“创造社文学运动在小说方面的最初成果是郁达夫的《沉沦》，我认为，这篇小说是在当时的新进作家佐藤春夫的出世作《田园的忧郁》的影响下写出来的。”[4]52中国的“自叙传”承袭了日本“私小说”以作家自身经历为素材，重在抒发当下心境的特征。而具体影响了“自叙传”小说的共有三类“私小说”。首先是自然主义私小说的影响，日本作家们在吸收西方自然主义文学时也进行了改造，在创作时更追求写实和客观的描写。1907年田山花袋的《棉被》，被认为是日本私小说的发端，该小说把“暴露现实”进一步变为“暴露自我”，显示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契合了正留学日本的创造社作家们的思想和心理要求。只是不同于日本自然主义极度追求写实的态度，中国作家们采取的表达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其次是唯美主义私小说的影响，它产生于自然主义私小说最为盛行的时期，该派作家以佐藤春夫与谷崎润一郎为代表。但该派作家主张在创作中舍弃人生理想，只单纯追求艺术美和幻想的情绪。最后是白桦派私小说的影响，它由来自上流阶层的文学青年所组成，如小路实笃、有岛武郎等。白桦派主张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对于前两种“私小说”都予以反对，并在创作中追求纯粹的道德正义，因而在小说中描写的多是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创造社作家们在日留学时，恰逢该派盛行因而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例如影响了郁达夫的志贺直哉。

中国“自叙传”小说的影响源流之二，便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正如T. S.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强调的，个人艺术创作与传统文艺始终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这可以作为我们探析“自叙传”小说影响源流的切入角度。

一方面，传统文化心态方面的影响，这隐蔽在小说主人公行动轨迹下的心态之中。传统士大夫的快意潇洒和知识分子的自律与自省意识在该类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同时体现。强烈的叛逆意识和忏悔意识的交织，使其中人物常陷入痛苦压抑中，宣泄痛苦过后的自责又加剧了生存的苦闷感。另一方面，现代“自叙传”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发展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写作模式。初唐时期张文成的《游仙窟》[5]是中国小说史上首个运用第一人称叙事的“自叙传”小说，其中作者、叙述者与小说主人公三者合一，神仙眷侣的故事取材于作者自身的爱情经历。元稹的《莺莺传》[6]则是中国小说史上首个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自叙传”小说，作者虚构了男主人公张生来承载自身的爱情和婚姻历程,他自己却以旁观者的身份讲述故事，这创新了“自叙传”小说的叙述方式。而后，“自叙传”小说并没有太大突破，到《红楼梦》才打破了沉默，曹雪芹把自己的身世经历融合到宝玉的命运中，中国才有了首个“自叙传”性质的长篇小说。20世纪初，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下，种类繁多的新小说肩负启民匡世的重任登上了文坛，但却是与它创作风格迥异的苏曼殊和徐枕亚创作了《断鸿零雁记》和《玉梨魂》等带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该类小说表现出了由客观外部世界向主观内在世界的转移。

中国“自叙传”小说影响源流之三，便是其他如法国、俄国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尽管中国“自我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之间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身处东西方文化碰撞时代的作家们接受了复杂而多元的文学影响，中国“自叙传”小说还受到俄国文学、法国文学的影响。日本“私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有一些相似处，但二者精神本质不同。前者缺少后者的反抗意识和一定程度上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因此中国“自叙传”小说中的“零余者”们更接近俄国作家们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自叙传”小说甚至还带着法国文学里的忏悔意识，“自叙传”小说作家的“忏余”心态与卢梭《忏悔录》中强调的“露骨的真率”有许多相投合之处。因此可见，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主要在叙述方式及表现手法方面，而欧洲文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则渗透到小说的思想中，铸成了中国“自叙传”小说的内在精神。

四、昙花一现——“自叙传”小说流派的短暂盛放

从叙事学隐含作者的角度来分析，“自叙传”小说常用当下视角回顾往事，并反思事件的意义。这类小说既可以运用第一人称叙事，也可以运用第三人称叙事，而小说叙述者对往事的回忆和评价中常体现了真实作者潜意识的意志思想，有着作者自传的性质。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把这类创作叫“身边小说”，因这类作家常以身边琐事为题材。笔者认为，因为“五四”时期作家们多是一些生活经历较狭窄的青年知识分子，创作时也普遍取材于自身经历，所以“身边小说”并没能阐述其特征。而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归纳的“自我小说派”，更能准确概括这类小说的特征。因为该派作家不仅常以生活经历为小说题材，而且喜欢用第一人称即自我的描述方法，着重抒发个人内在心绪，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自我表现色彩。因此这类小说在题材、艺术表现方法上都与自我密切相关。事实上，该类小说是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坛上影响的体现，作为一个浪漫主义流派，它也有着突出的主观性特征，因而自传式的写法比较多，对内心生活的描述往往超过对客观世界的冷静反映。

中国的“自叙传”小说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形成，“五四”时期，思想启蒙对“个人的发现”的主张，使得“自叙传”小说中有着作者强烈的自我觉察意识。郁达夫认为：“把小说的动作从稠人广众的街巷间移转到了心理上去，是近代小说的真正的开始”，“欧洲的近代及现代的小说，大别起来，也不外两种，一类是叙述外面的事件的起伏的，另一种就是描写内心的苦闷纷争的，而不将全力倾泻在外部事变的记述上的作品。”[7]108在这一创作观念指导下，文学研究会的庐隐和创造社的郁达夫分别创作了一系列“自叙传”小说，而后这类创作进入了高潮。受到新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丁玲的小说创作也具有“自叙传”的性质，在内容上，她勇敢暴露了时代女性的内心矛盾，尤其是对爱情的追求与苦闷，在形式上，她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这使“自叙传”小说又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这两方面的创新对后来的“自叙传”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莎菲女土的日记》以日记体形式完成了一部现代女性的“精神自传”。

在获得了“自我”意识之后，作家们开始通过对“自我”形象的任意书写来展开思考与自我暴露，从而构成了“五四”文学的一股新力量。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该派作家们的一致认可，例如郁达夫曾在《“自我”狂者须的纳儿》一文中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的生平和思想，对他的自我扩张理论大加赞赏。作家们倾向于浪漫主义，还跟他们的留学经历、当时的哲学和文学思潮相关。例如，创造社其他作家如成仿吾、陶晶孙也大多留学日本，在五四这样新旧交替的时代，青年们内心有着强烈的宣泄苦闷和个性解放的呼声，而主情主义和个性主义恰好是浪漫主义的标志特征，因此浪漫主义就在这些影响下被接受了。

有了共同的创作方法后，该流派还具备了其他的团体形成条件，例如对某种风格的模仿与追随，社会的承认等。它有自己的社团(创造社)和刊物(《创造日》《创造周刊》等)，作品受欢迎程度也较好，例如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销量高达两万多册。这派作家真率地抒发感情，这完全不同于古典小说的审美向度令读者耳目一新。“自叙传”小说流派主要有三类创作代表，一是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二是文学研究会的庐隐、王以仁等，三是浅草—沉钟社的林如樱、陈翔鹤等。他们遵循共同的创作方法并表现出相似的创作特色，因此有自己的刊物，发表了近似的文学主张，有代表作家的引领和其他人的跟随学习，使其风格能够流传下去，这些都表明它是一个文学流派了。其中，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堪称代表，在浪漫主义文艺观影响下，郁达夫的这类小说里有着悲伤苦闷的叙述态度和忧郁的主人公形象，它们凸显了该小说流派的创作特色，影响了以创造社小说家为主体的抒情小说的发展，并直接带来了这类小说的繁荣。

在题材上，这类小说不同于现实主义作家取材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而是通过身边琐事透视整个人生和时代。虽然作家以自己的生活为写作蓝本，但它们并非自传，因为其目的仍在于抒发情感而非记录历史。在艺术特色上，这类小说主观性较强，因这派作家们主张创作是出自内心的要求，抒情和主情主义是其艺术核心，“在所谓创造的文学里——为诗、小说、戏剧等——原是以情感为中心的”[7]159。因此，作家们并不强调塑造典型人物形象，而是通过被弱化的情节或场景来渲染氛围和抒发心绪，例如，庐隐的《海滨故人》并未细致刻画青年女性们的性格，而重在表现她们探索人生失败后的迷惘和苦闷。同时，此派作家追求真率和坦白的抒情，因此不仅大胆表现忧郁感伤的情绪，还颇多露骨的变态性心理描写，正如郁达夫所说:“我们所持的是忠实的真率的态度。”[1]291该派作家创作时重内省不重观察，重感悟不重推理，因此他们的心理描写极为细腻和别致，常常表现为笔下人物的自白和内心独白，主张“作家对于人物的性格心理的知识，乃系由他自家的性格心理中产生出来的。”[8]26因此，郁达夫《北国的微音》中认为，抓住“孤单”和“凄清”细细地玩味，造成艺术品便是绝好的创造，成仿吾和王以仁也赞同此观点，因此他们的作品少有明朗乐观的气象。

该派小说形成后不久，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开始衰落了。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开始后，较为激进的“左”倾思想提倡下，浪漫主义便被指为唯心主义、个人主义和没落阶级的艺术方法，在中国日渐衰退，“自我小说派”也就随之暗淡收场了。这个流派虽然没有壮大，却有着特殊的文学史贡献。它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坛，在思想上与其他流派一道张扬了个性解放的时代呼声，在艺术上引领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通过浪漫主义文艺观念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技法。

五、隐形轨迹——“自叙传”小说的后续影响

笔者认为，尽管原先较为纯粹的“自叙传”小说流派消失了，但它融入了而后的小说流派中，影响了后续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甚至承载了更多“文以载道”功能。

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时期，现代文学由“人的文学”发展到对生存的关注，小说也更多表现了对人类生存和人心复杂性的思考。例如，徐訏和无名氏的部分小说，有着作家心灵的“自传”特质，小说重点在于传递作者的生命思索而非讲述个人的传奇经历。作家们在这类小说中体现了自身的精神成长历程，也体现出“自叙传”小说的潜在影响。正如无名氏所说：“新的艺术不只表现思想，也得表现情绪，不，应该表现生命本身。生命起源自川流不息的大江河，汹汹涌涌直奔前去。艺术必得藉情绪来象征这种大生命的奔流。”[9]26而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小说都有着在和平年代回顾艰难革命岁月和成长的特征，例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只是作家们写作重心由内转向了外部，偏向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非个人化叙事，把人物放置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且缺乏深入人物心灵，因而叙事较为浮泛。到20世纪90年代，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盛行，甚至还产生了卫慧《上海宝贝》、棉棉《糖》这类大胆倾诉女性心理的“另类情感”小说。卫慧在《上海宝贝·后记》中说：“这是一本可以说是半自传体的书，在字里行间我总想把自己隐藏得好一点、更好一点，可我发觉那很困难，我无法背叛我简单真实的生活哲学。”[10]作家们在小说中通过描述个人情感体验表现了内在的主观世界，这也是“自叙传”小说的一个潜在影响。但这类私人化写作，更多体现的是当代人们欲望的焦虑，而非20世纪20年代“自叙传”小说里的时代苦闷感，因而二者还是有所区别。

总之，从词源角度切入“自叙传”小说流派的变化，我们可发觉其最初受到日本“私小说”的直接影响，在中国生成时则得益于浪漫主义思潮、欧洲文学影响和传统文学源流的多方影响。有着留日经历的创造社作家们作为该流派初期的主要创作力量，在作品中显示出了抒情且自我的主情主义特色，虽然格局并不开阔但有着解剖自我的勇气和直面内心的坦诚。而后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和环境的限制，尽管“自叙传”小说并未壮大，但它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坛，使得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在思想和审美上均有了新的向度，也为中国文学后续的小说流派发展贡献了自身的力量。

注释：

(1)《大辞泉》デジタル：由日本小学馆发行的中型国语辞典。

(2)《大辞林》(第三版)对“私小说”的定义：作者自身を主人公とし、自分の生活や経験を虚構を排して描き、自分の心境の披瀝を重視する日本近代文学に特有の小説の一形態。わたくし小説。2.イッヒ-ロマンの訳語。

(3)“autobiographical novel”定义，摘自wikipedia：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is a form of novel using autofiction techniques, or the merging of autobiographical and fictive el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