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桑植白族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19-02-18 23:33高峰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19年4期

高峰

1984年6月27日，桑植县“民家人”被正式确认为白族。桑植白族祖居云南大理，现主要分布在桑植县洪家关、芙蓉桥、刘家坪、马合口、走马坪等五个白族乡。从桑植县“民家人”确认为白族至今的三十余年，学术界对桑植白族的研究从无到有，研究内容不断细化，研究深度不断精进，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明晰桑植白族的研究进展，本文将以学术界30余年来关于桑植白族的研究成果为主要分析对象，并结合笔者实地调研所得，力图对桑植白族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总体回顾与反思。

一、三十年来桑植白族研究的历时性回顾

除云南泛洱海白族聚集区之外，广泛分布于武陵山脉湖南西部境内的桑植县、张家界市、沅陵县等地区也成为白族的一大聚居区，尤以桑植县最为集中。[1]根据文献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桑植白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桑植白族的来源、桑植白族仗鼓舞、桑植白族宗教信仰、桑植白族民家腔、桑植白族民歌、作为整体的桑植白族文化研究等方面。

作为远离民族主体的散杂居群体，桑植白族的族源问题是学者们开始最为集中关注的核心问题，即桑植“民家人”是否为白族和其具体的来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始终贯穿着桑植“民家人”识别为白族的历史过程。回顾历史来看，桑植“民家人”是否为白族和其来源问题是一个久经时间考验的复杂过程，是官方、学界、民间三方多次调查，反复求证的结果。在桑植白族身份确立后，吴万源以调查确认工作参与人的身份，从桑植县民家人的历史来源、民族特点、与云南白族的渊源关系及民族特点的相互比较三方面对桑植县民家人的族别问题进行了系统介绍，这份时隔一年后从调查亲历者视角写出来的文章为后续学者了解桑植白族的族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铺垫作用。[2]吴万源还撰写了关于桑植县白族教育发展的调查报告。[3]钟以举根据桑植白族718人ABO血型的调查资料，认为其为进一步确认桑植白族为云南大理白族的后裔提供了更直接科学的依据。[4]在桑植民家人被确认为白族后，沅陵等地也有民家人被确立为白族。赵珍峰从族谱、祠堂对联、庙文碑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考证，认为沅陵钟姓与桑植白族钟姓同出一祖，确认沅陵钟姓亦为白族。[5]王剑峰系统研究了湖南桑植白族的来源及其族群特征，通过2个月的田野调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田野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湖南桑植白族的来源及其族群特征研究》，这也是目前笔者能找到的最早专门研究桑植白族的博士论文。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专著《桑植白族经济及其社会结构研究》，这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桑植白族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一定意义上填补了民族学、人类学关于桑植白族研究的空白。[6]2006年3月15日，邻近桑植的湖北省鹤峰县铁炉白族乡得到官方批准成立。张丽剑对铁炉乡白族的来源、传统文化、鹤峰白族文化特点进行细致分析后认为，鹤峰的“民家人”从桑植迁入，距今300多年历史，族源为云南大理白族，部分暴露白族文化的同时也受到周围土家族、苗族、瑶族的明显影响。[7]一言以蔽之，正是1984年桑植“民家人”被识别为白族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定调，为后续学者们研究桑植白族奠定了名副其实的坚实基础，使得桑植白族的研究不断丰富起来。

仗鼓舞是桑植白族特色鲜明且独有的民族文化，既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也自然地融入进桑植白族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向智星较早地论述了仗鼓舞的舞蹈队形、仪式与特征，并探索了仗鼓舞形成的历史渊源及其在白族人民生活中的现实意义。[8]侯碧云认为桑植白族仗鼓舞在保留云南白族舞蹈基本动律的同时，又历经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过程，经过70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表演的随意性和内容的广泛性、动作的复杂多样性、显著的地域性、舞武合一、精美的程式化、表演形式的多彩性等六大艺术特征。[9]余勇、田金霞运用德尔菲法及层次分析法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评价体系，并对桑植白族仗鼓舞、桑植民歌、张家界阳戏等在内的九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实证分析。[10]欧阳岚以桑植白族仗鼓舞起源传说为例，从历史记忆角度切入，探究了传说在历史现场的记忆与失忆。[11]黄晓娟从白族仗鼓舞的生存环境、历史渊源、形态特征、文化内涵与功能、传承与发展等角度综合研究了桑植白族仗鼓舞。[12]朱立露对仗鼓舞的音乐、形态、表演场合、表演形式、舞蹈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舞蹈传承的多样性艺术形态及文化内涵等也进行了探讨，[13]笔者认为这是一篇立足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工作基础上系统探究桑植白族仗鼓舞的佳作，值得细读。钮小静、谷莉从音乐民族学等多学科综合视角认为，仗鼓舞具有突出的民族历史文化价值、民族伦理价值、民族群众性健身价值和民族教育价值等多层面的价值，亟待最大限度地不断实现和创新这些价值。[14]周佳欢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认为仗鼓舞的起源与变迁受到与其相关的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原生性”的仗鼓舞在政策的引导下走向舞台，不可避免地被占有、改变和重建，其编舞、舞曲改编等融入了现代化审美需求，音响及舞台效果的呈现已与“原生性”的仗鼓舞形成强烈的对比。[15]当前，学者们已就桑植白族仗鼓舞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形态特征、文化内涵、功能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探究与积累，特别是随着仗鼓舞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界的研究更进一步丰富起来。

本主信仰和三元教是桑植白族重要的民间信仰方式。桑植白族本主的供奉在现有的五个白族乡存在着地域性的内部差异，本主崇拜体现在游神仪式中，逢本主节、春节或其他重大节庆活动，会举行相应的游神活动，“桑植白族游神”已于2008年列入湖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万义、胡建文、白晋湘运用文献资料、田野实地调查、历史比较等研究方法，从民俗视角出发，分析了芙蓉桥白族乡“三月街”游神习俗与全民健身之间的关系，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保护与全民健身体系同构应该注重对民俗“生活相”的整体保护，将文化生态作为重点保护内容，构建政府、学校和地方组织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16]罗维庆、龙珍珠研究认为，以祭祀游神为主要内容的桑植“三月街”是其历史记忆的现实反映，其包含的历史记忆所导致的民族认同使其升华为确认该民族的文化标志。[17]张明、尚晴、龚勇通过田野调查法梳理了桑植白族游神仪式的活动范围、活动人群等遗存状况及请神、游神和安神的基本过程，并分析了游神所具有的民族记忆、商贸促销、娱神乐人等方面的功能。[18]徐佳晨对芙蓉桥白族乡游神的祭祀过程及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游神祭祀是白族与其他民族群体区分和强化自我认同的标志和手段，必须依靠交流将本土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语境之中，使其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19]魏金济从云南大理和湖南桑植本主神像、本主庙建筑的视角研究了桑植本主信仰的变迁。[20]田春丹以桑植七个白族乡为田野调查点，利用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材料，对桑植白族“三元教”这种民间信仰进行描述性分析，初步展现了桑植白族“三元教”的整体概貌。[21]刘璇基于对芙蓉桥白族乡“三月街”文化节当天游神活动的田野调查，从参与活动的女性心理视角下探讨了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22]周佳欢从身份认同视角通过三个游神仪式个案解析了“游神”仪式音乐变迁，分析了仪式音乐与身份认同的关系。[23]回顾近三年关于桑植白族的研究，陆群结合口述史、历史文献、地方志及田野考察等方法，围绕桑植白族本主信仰进行深入研究，先后探究了土司政权与民族关系，[24]分析了桑植白族本主神祠的空间分布及原因，[25]归纳了湖南白族本主信仰的特征，并从比较的视野来探究其与云南白族的联系与区别。[1]可以说，这是近三年来桑植白族研究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且学理性较强的最新成果。

不同族群拥有不同的语言，共同的语言成为特定族群外显的重要标志。对于桑植这一特定地域上居住的特定族群——“民家人”而言，“民家腔”具有重要的意义。桑植“民家人”通行“民家腔”，即“民家人”自己的话语。谷利民编写了《桑植白族民家腔口语词典》，首次尝试用书面语记录和保存了近6000条常用的民家腔口语词汇，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成为学术研究不可多得的工具书。[26]作为桑植白族人，钟江华博士是近三十年来对桑植白族民家腔、张家界方言语音进行专业和系统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学者，相继完成了其硕士论文《湖南省桑植县芙蓉桥话语音研究》，[27]博士论文《湖南张家界方言语音研究》，[28]同时，还发表了其他系列研究成果，如张家界白族聚居区“民家腔”的语音特点，[29]湖南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民家腔”的人称代词，[30]湖南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民家腔”的“子”尾，[31]桑植芙蓉桥“民家腔”中“哒”初探，[32]湖南白族汉语方言的语音底层问题，[33]桑植县“民家腔”文白异读研究。[34]“民家腔”曾作为“民家人”被识别为白族的重要凭证，意义重大，而学术界对其关注却极其有限，钟江华博士近年来关于桑植“民家腔”的相关研究可以说既为桑植白族语言的系统研究添砖加瓦，更为开拓新的研究议题起到了突出的示范作用。

桑植县有“民歌之乡”之称，桑植白族在继承大理白族传统的基础上，创作了不少歌谣。桑植民歌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族民歌成为桑植民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陈金钟，王子荣主编的《桑植白族民歌选》，对桑植白族民歌进行了分类梳理，收录了众多在民间传唱不衰的白族歌谣，是一部系统研究桑植白族民歌的重要著作。[35]汤静从桑植白族源流歌、山歌、民间小调、花灯调、情歌、哭嫁歌六个主要的音乐体裁对桑植民歌进行了探析。[36]刘淮国对桑植白族民歌的类型、风格特征以及演唱形式与演唱方法展开讨论并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37]王爱红对桑植白族民歌衬词的艺术形式和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桑植白族民歌曲式结构严谨，曲体多样，尤其是曲中衬词的运用使民歌在烘托气氛、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38]舒达以研究桑植白族情歌为切入点，来探究桑植白族民歌的美学内涵。[39]欧媛、王静、尹华光通过分析桑植民歌的内涵和旅游价值，提出了以民歌漫画展、民歌体验村、民歌旅游课堂等路径来实现桑植民歌的旅游开发价值，这是从旅游管理的学科视角来探究如何实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40]杨和平以桑植民歌口述史为研究个案，并结合田野调查及文献追踪，对桑植民歌的历史源流、艺术特征、活态现状及传承发展进行了详尽解读。[41]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已就桑植白族民歌的体裁类型、艺术风格特征、演唱形式、历史现状、保护传承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浅议层面，缺乏研究新意。作为归属于桑植民歌体系下的白族民歌，目前专门研究桑植白族民歌的成果仍相对较少。

不同学者就桑植白族的一个文化事项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将桑植白族文化作为研究整体进行了概述、探讨。戴楚洲认为虽然张家界一带白族从云南大理迁入700多年，但民族特点仍然显著，并从族称、服饰、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日、文艺、宗教九大方面进行了介绍。[42]谷厉生认为，桑植白族的文化特点表现为：整体意识、人和精神、德法相应、无畏强暴、重开拓学先进五方面。[43]提及对桑植白族文化的整体研究，绝对离不开张丽剑博士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张丽剑的博士论文《散杂居背景下的族群认同——湖南桑植白族研究》以桑植白族为个案，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在散杂居的背景下来探讨“民家人”族群认同的内涵和结构，并对我国散杂居族群的研究提供借鉴意义。这也是继王剑峰之后第二篇也是现存唯一一篇专门系统探究桑植白族的博士论文，业已以同名出版，为后续学者窥视桑植白族文化变迁提供了有力的材料支撑与理论反思。[44]张丽剑还认为由于分布上的散杂居，加之地域隔绝所导致的与大理白族联系减少，学界对桑植白族的研究较少，并撰写专文从白族族源、宗教信仰、民间信仰、仗鼓舞、桑植白族民歌、傩愿戏、族群研究、风俗习惯进行了回顾，并对桑植散杂居白族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45]可以说，这是早期笔者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对桑植白族研究专门进行文献回顾的论文，也是一个深耕桑植白族研究学者的专业梳理，对本文有重要启发。除此之外，张丽剑还对散杂居桑植白族的文化变迁，[46]湘鄂西白族在全国白族中占有的独特地位，[47]桑植白族普化型民间宗教信仰的“三元教”，[48]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如何影响白族文化在桑植扎根壮大，[49]桑植白族“连理会”文本的文化解读[50]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既有宏观层次的整体探讨，也有微观层面的专门聚焦，视野开阔，极大的充实了桑植白族的学术研究成果。袁子英考察了桑植白族地区白族民俗、文物古迹濒临灭绝的现状及抢救的紧迫性，并探讨了发掘保护和传承白族文化的举措。[51]王淑贞从生产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语言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分析了明清时期湘西白族民俗文化的变迁，并探究得出其呈现异地中的念本性、对立中的磨合性、渗透中的融合性、差异中的和谐性等动态特征。[52]鲁静以桑植白族为例，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研究了少数民族对民族政策的认同感。[53]肖丽萍从伦理学的角度反思了从大理迁入的桑植白族其择地定居的生态的和社会的伦理标准，剖析了其真诚迁入与当地各族人民热忱接纳的伦理对接及以和为先、宽容宽厚的道德准则等道德因素。[54]周声以桑植白族为例，探究了散杂居少数民族发展权保障的问题。[55]刘晓艳探究了桑植白族祠堂由兴到衰再到兴的主要原因及过程。[56]谷雨根据桑植县白族居民生活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宗教习俗、建筑材料等相关因素分析，结合民居的现状特点，研究了桑植县白族民居的建筑环境，系统地归纳总结桑植县白族民居建筑与环境的文化特征，以实现桑植县白族民居建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57]同时，在桑植白族文化的整体介绍方面，还有一批代表性的著作。桑植白族本土学者谷中山主编的《湖南白族风情》，堪称湖南白族的百科全书，成为专家学者研究民族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和广大读者涉猎白族风俗风情的历史画卷。[58]谷俊德著作《胎盘里蹲着的村庄》，以民俗散文的方式描绘了桑植白族的风俗习惯。[59]陈俊勉与侯碧云主编了《守望精神家园——走近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学术界提供了概览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全貌的有力途径，其中，桑植白族仗鼓舞和游神被收录其中。[60]谷俊德主编的《桑植白族风情》，[61]谷利民主编的《桑植白族博览》[62]两书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详细介绍了特色鲜明的桑植白族文化，对外界了解桑植白族文化的整体面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成立于2009年4月23日的桑植白族学会，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和吉首大学民族研究所合作出版了《湖南白族历史文化文库》丛书，联合张家界市白族学会、大理州白族学会于2012年7月1-4日在桑植县天平山举办了“白族文化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白族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63]另一方面积极协助政府组织相关活动，如举办桑植白族文化展览、指导各白族乡开展白族传统乡村文化活动等，增进与大理州各县市白族学会等的往来，在传承桑植白族文化与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着有力贡献。

综上所述，学术界目前在桑植白族的族源、仗鼓舞、宗教信仰、民家腔、民歌及白族文化的整体概述方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章和著作，桑植白族学会、张家界白族学会在学术研究与地方事务方面也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但总体来看，桑植白族作为白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值得进一步开拓。

二、三十年来桑植白族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30年来，国内桑植白族研究的学术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初步确定了桑植白族研究的历史渊源、民族识别过程及各文化样貌，构建了桑植白族的地方学术平台，一批专门从事桑植白族研究的本土文化精英和高校专家学者不断成长起来，为推动桑植白族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国内桑植白族理论研究与地方实践仍存在较多待完善之处。

(一)研究反思

1.桑植白族研究领域发展不均衡，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较为薄弱。

在桑植白族的研究过程中，研究主题的集中主要表现在对桑植白族仗鼓舞、白族游神、本主信仰、民家腔等文化事项的集中关注上，特别是随着桑植民歌、桑植白族仗鼓舞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桑植白族游神被纳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学术界对其研究开始不断增多。而在桑植白族的语言、教育、建筑、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等方面的关注尚显不足，研究领域发展存在不平衡。已有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以谷厉生、谷忠诚、谷利民、谷俊德等为代表的桑植本土白族文化研究学者及中南民族大学张丽剑为代表的散杂居民族研究团队。他们在三十年来桑植白族的研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直接架构起了桑植白族研究的大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这批早期对桑植白族倾注心力的本土学者年岁渐长，桑植白族的现有研究力量总体而言十分单薄，这也造成了对桑植白族文化的研究工作进展较为缓慢，处于一种分散、个体的自发阶段。

2.既有研究成果缺乏理论依托，研究深度尚显不足，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少对现实议题的关注。

三十年来桑植白族的相关研究成果总体建立在前期民族识别时的材料上，处于叙述层面的较多，理论研究极为欠缺，偏重于对文化现象的罗列、介绍，大多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对各文化现象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关注不够，这就导致了当前推陈出新的学术成果十分有限，大多停留在解读的“浅描”层面，缺乏必要的研究深度。同时，自桑植白族被识别的三十多年来，学术界的关注话题研究新意不足，一方面在于仍受限于与大理白族地域的隔绝，学术界对桑植白族研究较少的现状并未从根本上转变，另一方面在于缺乏对现实议题的关注与跟踪研究。从笔者的田野调查来看，近年来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白族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日益追求，桑植白族与大理白族已经不断深入的往来互动需要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如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的农耕文化节，芙蓉桥白族乡多次举办的“三月街”等极具现实研究意义的文化现象。但近年来，也看到了学者们专门就桑植白族某一主题不断进行学理性深挖的趋势开始萌动，如陆群教授在本主信仰的既有研究上另辟蹊径，钟江华博士则在方言学领域执着深耕。同时，也有学者站在以“旅游立市”的张家界市宏观格局上，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关注桑植白族民俗文化在张家界西线旅游环线中的重要地位，开展关于桑植白族民俗文化与桑植红色旅游融合的实践研究。如何开发桑植白族文化使之更好地融入进张家界旅游圈，拉动经济发展，这也渐成多学科可加以关注的议题。

(二)研究展望

1.尝试运用比较的视野在既有研究成果上继续深挖，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文献整理与实地调查工作上，推陈出新。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要对不同文化事项做综合考察，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同维度上探究其文化的变迁、传承和发展。其次，从比较的视野看问题，既要关注白族游神、白族仗鼓舞等文化事项在桑植各个乡镇的地域性差异，也要关注桑植白族文化和大理白族文化、与周围土家族、苗族文化、与其他散杂居民族文化的族群性差异。同时，尝试运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口述史、文献研究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收集材料，运用不同学科理论对个案进行专题研究，不再拘泥于就事论事的一般做法，多去解读文化背后或显或隐的文化要义，为丰富桑植白族学理性较强的研究成果添砖加瓦。

2.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扎实田野工作，深化个案研究，发现具有理论与现实张力的选题。

笔者通过两次去往桑植白族地区田野调查的经历发现，现实经济发展的刚性需要其实已经催生了很多值得研究的现实议题。如芙蓉桥白族乡和马合口白族乡各具特色的仗鼓舞在政府的介入下都已经进行了舞台化的创新，并在各级舞台上多次进行文化展演；自民族识别后，大理白族一直与桑植白族积极往来，相继缔结姊妹县、乡、村，芙蓉桥白族乡举办的“三月街”文化艺术节；笔者2018年6月4日参与的以白族栽秧会为依托的湖南合群第二届农耕文化节等等。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身处贫困实情的白族村一方面不断将通过国家力量承认的桑植白族仗鼓舞打破地域局限，积极主动的将仗鼓舞融入进更大的现实舞台得到宣传与介绍；另一方面积极利用与大理白族的姊妹亲缘关系，在族群认同意识和现实发展需要的双重动因下再造了桑植白族栽秧会，既彰显了对白族文化的认同，也借机发展了特色经济，为自己开出了一剂脱贫攻坚的良方。[注]具体案例可关注高峰的《散杂居民族的族群认同与文化再造——基于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的调查研究》(未刊稿)。笔者列举上述实例既想表达目前学术界对上述议题的关注十分欠缺，又想借此说明要从既有的研究成果中适时跳出，发现更具理论与现实关怀的研究问题，通过对个案的深化研究某种程度上亦可提炼类型学意义上的发展经验。

三、结语

三十年来的桑植白族研究固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体而言，其研究选题和领域有待深化与更新，研究队伍有待扩充与强化，理论探讨有待加强，其学术影响力仍然较小。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历时性梳理及个人的田野调查，笔者认为一方面既要重视从比较的视野在既有研究成果上继续深挖，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文献整理与实地调查工作上，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也要多关注现实，当族群认同下的文化自觉意识渐渐转变为切实可见的实际行动，对桑植白族文化再造过程的持续探讨存在着大有可为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