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专业化促进合法性
——专业社区工作参与社区党建工作的个案研究

郭丽强，郭伟和

（1. 河南卫生干部学院，郑州 河南，450000；2.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关系——运动式治理(中共群众路线策略)的内在张力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总结了我国社会管理的基本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1]随后，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会议上，社会管理格局被总结成五句话，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2]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3]确实，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经验，那就是通过群众路线来实现党对基层社会的动员和组织；[4]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体吸纳了在延安时期群众路线的基本经验，继续通过基层党组织来领导社区群众组织，完成和实现各项基层社会变革的政治目标。[5]它一方面是对全社会进行全面教化和政治动员、完成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策略手段，[6]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科层化、官僚化现象而采取的超常规的权力策略。[7]学术界认为，虽然都是群众动员和组织，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不同于当年苏共的群众动员，中共的群众动员策略更强调群众的参与和配合，因此中共的群众动员相比苏共当年的群众党员更能获得群众的拥戴和认同。[8-9]

然而，通过运动式群众动员策略进行社会变革和经济建设的模式，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十多年的运行，开始产生绩效问题。面对这个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原因导致的问题，主张通过弱化国家控制，增强社会活力来实现。这种流行的观点背后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化的理论分析框架。[10]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开始引入有关东亚研究的皮特·埃文斯(Peter Evans)的观点来讨论中国发展问题。埃文斯把韦伯的科层理性能力能否嵌入社会来引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11]而不是把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受埃文斯启发，赵鼎新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出现的绩效问题核心不在于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原因，也不是国家强不强的问题，而是伴随国家自主性而来的过度强调意识形态干扰了经济发展。他认为，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邓小平领导下，我国才开始一方面保持强大的国家自主性，另一方面放弃了过度的意识形态教条，通过改革开放等切实的措施，进行新的经济建设模式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绩效。[12]然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在基层社会秩序的治理方面开始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因为群众路线得以实施的组织基础——单位和社区都在经历着市场化带来的改革和重组，国家难以通过原来的单位和社区组织对群众进行动员和组织。因此，在国家统治绩效获得增加的同时，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开始面临一些挑战和压力，正如蔡禾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进行社会治理的一个内在张力就是如何在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维持平衡。[13]

实际上，我们发现，国家的社会治理策略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通过不同的策略来分离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国家治理的绩效更多是通过引入经济管理的绩效考核目标责任制和官场晋升的锦标赛等方式来推行；[14-15]而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主要通过强化和改进基层党建和党群服务体系来推进。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主题，不断地强化基层党建和改进群众路线，努力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弱化的基层社区秩序等问题。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建工作出台的一系列文件都是围绕着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型转变和扩大覆盖面来开展的，不断完善和加强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导和协调能力，通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而增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合法性、认同性。201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了我国社区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16]

二、从合法性和绩效性平衡关系到国家治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两难

在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内部张力，这就是韦伯在讨论现代政治制度转型时发现的一个问题。韦伯认为，政治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如何实现权威类型由克里斯马型(超凡魅力)向法制理性型的转变，提升国家治理的形式理性程度，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理性化。然而韦伯发现科层管理体制会导致“只能在两者之间做一选择：或者是挟‘机关’而治的领袖民主制，或者是无领袖的民主制，即职业政治家的统治，他们没有使命感”[14][17]98这个困境，他随后表述为政治伦理中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对立，“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两者之间却有着及其深刻的对立”。[15][17]107

能否超越韦伯所说的现代政治中领袖魅力和科层僵化的困境以及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对立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转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一问题已经在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年的有关基层党建的文件中有所认识，并试图通过区域化党建来解决。早在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的意见》中就提出，党建工作要在基层空间内突破条块分割、打破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隔阂，即实现党建工作区域化。[18]尤其是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进一步把区域化党建明确为“以街道党组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参与，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的党建工作新机制”。[19]

中共十八大以后，基层党建工作上升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高度，从两个方面来推进。

一是通过工作方式转变，把领导和管理寓于服务之中，通过基层党群服务来稳固党的群众基础。比如2014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基层党组织要转变工作方式、改进工作作风，把服务作为自觉追求和基本职责，寓领导和管理于服务之中，通过服务贴近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众。”[20]这显然是试图通过增强各级党组织的责任伦理来增加党的领导的群众满意度。

二是通过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来化解基层社区矛盾，促进社区和谐稳定。比如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指出：“当前，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加强城乡社区协商，有利于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在基层群众中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努力形成共识，汇聚力量，推动各项政策落实；有利于找到群众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促进基层民主健康发展。”[21]这显然是试图通过增强制度化的民主协商渠道来增强党的统治的合法性。

但是，我们发现在基层社会落实党建意图时容易出现韦伯所说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的一个悖论：领导越是发挥责任伦理，事必亲躬，越容易出现基层执行人员的科层僵化和缺乏使命感，致使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缺乏真正的群众参与，没有获得感。这个问题的实践机制是什么？它是一种现代政党政治无解的困境么？通过专业化社区工作能否实现对这个问题的超越，给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一些新方向？本研究试图通过一个在华东某市JHT街道的基层党建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项目实验案例来深化这个问题的讨论。

三、领导推动下的程式化活动——JHT街道基层党建实施过程的内在悖论

(一) JHT街道区域化党建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动力

位于华东某市JHT街道的QD工业园区始建立于1996年，1998年因和韩国某市的合作得名QD工业园。园区占地面积30平方公里，辖区内共有6个社区，都属于村改居性质的社区；在380多家企中规模以上企业80余家，大批的工厂入驻之后，吸纳了大批外来打工人员，近十几年内人口时有波动，但是现总人口约3.5万中流动人口近两万人。①

QD工业园区恰处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转变中，呈现出新旧参差之样貌。尚未完工的高档商品小区伫立在村貌依旧的平房区内，村巷里坐在门口聊天的老大爷们和住在工厂集体宿舍的工人们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共居于同一社区。本地人和外地人间、各类组织之间的层层关系使片区处在复合的结构形态内。社区的复杂性蕴含着居民诉求和利益趋于多样化，在吸收矛盾的机制还未形成的境况下，矛盾激化为冲突的机会也增大。如何在社区层面促进各群体之间的融合、如何有效整合社区内资源去追求一种地方性的身份归属感、促进社区融合发展就成为QD社区需要应对的实践问题。JHT街道是通过贯彻中共十七大以来的区域化党建思路和党建活动来实现基层社区的融合发展。2012年6月JHT街道党工委成立QD工业园片区联合党委，统筹园区党建，直接承接全面兜底社区服务工作。2014年在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之后，同年9月，QD工业园区又建成了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2016年更名为党群服务中心，内设一站式综合服务大厅和各类开放性活动场馆，成为区域性党群服务工作依托的主要设施；室外还有约2.5万平方米的开放运动场所颇具吸引力，成为最具释放居民活力的公共空间。②

(二) 区域化党建活动例行化——责任伦理推行的意外效果

在社区发展的现实压力和上层党建要求的双层夹击下，在街道党委书记和组织科长的积极推动下，片区联合党委试图寻求基层党建的创新和突破。总体上来说，JHT街道QD片区的党群工作有两个构成部分：一是搭建各类公共平台，丰富各类关系主体间交流的渠道，为资源的汲取和整合构建交流平台；二是发掘与动员各方资源和党员群众，积极利用平台参与到各类党群服务工作和公共活动中去。这基本上体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社区党建的两大机制：一个是通过表达机制和协商机制来实现社区民主；另一个是通过改革工作方式把领导和管理寓于服务中来促进群众的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然而我们发现，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着上述韦伯所说的内生困境：越是依靠领导的责任意识大力推动，越导致一线工作人员日常活动的例行化，恰恰缺乏社区群众的主动参与和融合发展。下文，我们就JHT街道QD片区党建的两大机制的实际运作过程来阐述韦伯所说的现代政治转型的内生困境。

1. 效果不均衡的协商议事机制

JHT街道的社区级议事会议，每年于年初、年中和年末进行三轮。会议由片区联合党委、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负责召开，召开前两日动员居民代表参会。会议的基本议程一般包括由社区书记先对社区财政收支状况、集体资产的使用、工程建设以及关系到居民实际利益的福利待遇等集体事项进行简短汇报；然后，由居民提出疑问、意见和建议；最后，社区书记现场回应，当场解答不了的问题在会议后1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解决方案；超出社区层面解决范畴的事务提交上级商议。会议的议题集中于集体土地承包、社区环境整治、社区卫生、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修、低保、医疗等领域。除了上述内容，也会允许会议代表临时提出一些居民和政府的矛盾、居民彼此之间的矛盾等敏感性问题。

通过社区居民议事制度，公开政府和社区的公共事务，实现上情下达，这确实符合现代公共治理之道。然而，我们发现，恰恰是居民临时提出的一些敏感性问题导致市民议事制度的合法性功能被削弱。比如在一次议事会议上，居民杜某提出自己作为低保户为什么不给解决廉租房问题？负责社会救助的街道干部解释说，杜某每月享受700元的低保和110元的养老补贴，合计810元，而根据《关于ⅹⅹ区保障性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申请资格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廉租房补助的申请条件是家庭人均收入不超过760元，所以杜某不符合廉租房补助条件，而低保金额以每月定额补差的方式发放给低保户的，不是可以随意减少的，因此，不可能减少低保金以适应廉租房补助标准。除了有街道干部回应外，也有其他居民代表提出社会救助应是公平的，规则不能因为谁的意愿就改变。了解了街道干部的解释和其他居民的反应后，杜某没再说什么，但是在会后工作人员回访时，杜某态度并不是很和善，只是冷落地表示：“知道了，以后不找了，早这么跟我说我不就早知道了么？”③

这个案例说明，社区居民议事会议一方面公开了基层社区公共事务的表达商议的途径，有助于社区和谐稳定，但同时也进一步公开了社区居民对基层公共服务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居民和政府之间是一种效果不对等的表达机制：居民认为政府给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是理所应当的，政府如果满足不了居民的要求，就会引发不满，归咎于日常管理工作的不透明、不公开。那是不是社区公共服务真的缺乏公开透明的日常信息披露平台呢？

2. 僵尸型的民情社区网

为了解决街道公共服务的日常信息披露问题，2014年JHT街道的“民情社区网”上线运行，目的旨在建立“民情采集”的街道官方网站。民情社区网目前由“党员e家”“互助社区”“民生快报”“志愿之家”“积分查询”五个子网站构成，并连接微信平台和个人手机客户端通道。各功能区看似功能不同，但内容大致都是街道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问题，包括政务信息动态及宣传、居民的提问和反馈、社区服务性党建活动的线上招募动员等，基本趋向于街道级综合性网站。作为一个宗旨在于动员居民参与公共事物的平台，其核心功能板块定位于“互助社区”，居民注册后可以自由参与已有问题的讨论，或向相关政务部门、党群服务中心定向提问。按理说，这个网站就相当于一个居民意见的日常沟通渠道，给了居民常规性意见表达的途径。然而，网站统计显示，自网站2014年上线始截止到2016年7月，两年总累计解决问题657条，平均一天一条信息。再看2016年度，截止到7月份，上半年共计16条信息，相比上年度其信息表达功能是急速下降的。④

再来具体分析一下其中的“互助社区”板块的内容，2016年半年仅有13条的信息量，每条发起基本处于“一来一回”便完结的状态。而且，网站显示的“问题已经解决”的状态像个黑箱，是指提问已经答复？还是真的对反映的问题予以解决？不得而知。⑤“互助社区”实质成为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之间单项“提问—反馈”式的交流工具，既不清楚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落实情况，也不清楚居民的满意程度。

3. 例行化的居民服务活动

通过互联网站难以实现居民和基层党建部门的积极互动沟通，那通过线下的动员组织活动是否实现了居民和党建部门的积极互动了呢？QD片区党建中动员居民的方式主要包括传统的组织联系方式和新的经济激励方式两种。传统联系群众的工作方式又分为两个小途径：一是街道干部分包联系社区党组织、社区党组织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党群联系链”途径；二是街道党政班子成员直接联系服务群众，通过“结对帮扶”的方式帮助一名生活困难党员群众，每年慰问走访两次以上，帮助解决具体困难。

除此之外，QD片区基层党建工作也围绕“健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长效动员机制”进行新的尝试。2014年出台了《百姓积分奖励办法》，积分奖励办法具体是指居民实名注册并在片区中心办理“百姓积分卡”后，可登录“民情社区网”参与解答问题、参加各社区和片区党委组织的活动、参与社区公益志愿活动等，并获得相应积分。然后，以100分为1元的兑换率到超市、影院、药店等同街道签订协议的场所刷卡消费。为了引导居民积极参加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组织的活动，QD片区联合党委学习借鉴了广东等地的社区服务中心的活动，引入了一家小小鸟社区服务社，承接街道党建部门交办的党群服务活动。从2016年的片区联合党委的工作计划表中可以发现，从1月到12月安排满档，除去5项常规党务工作之外，多达9项工作是面对党员和居民的开放性服务活动，包括“六点半”课堂、插花艺术培训、红色电影放映、书法培训讲座、社区志愿活动等。表面上片区联合党委的工作开展得热闹非凡、形式多样、服务到的群体也颇为全面。然而，这些工作好似一个个活动串串烧的嘉年华，而工作人员时刻处于忙碌的“办活动”的状态中，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和获得感并不高。这个问题也在广东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服务中表现出来，只不过广东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因为有考核指标，使得社区服务活动更加形式化。虽然是通过社会工作机构运行的所谓“专业服务”，然而正是背后相似的社区治理体制都强调居民服务的活动形式和内容的指标考核体系，才导致基层社区服务缺乏居民参与和组织的内在发展动力，徒有各种形式化的活动。[22]

本来想通过经济激励为导向的市民积分卡制度和民办社会服务社的“专业活动”，来刺激居民参加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活动，但仍然无法吸引很多人来参与社区服务，也不能激发大家志愿服务的热情和对社区的归属和关心。

我们现在走到今天也感到遇到了瓶颈，如何在提升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居民的自我参与、自我服务的主动性上边，感觉找不到方向和方法。我们也希望通过社会组织来协助参与党群服务，但是感觉他们不够专业，也缺乏人员，所以仍然是开展得不深入。(街道副书记)

正是在此背景下，2014年10月JHT街道党工委和北京某大学社会学院合作建立“红色1+1”社区治理协同创新基地，试图通过引入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帮助QD片区的党群服务工作实现专业化⑥，突破街道党建工作例行化和活动化的瓶颈。项目计划从2014到2017年用3年时间来总结JHT街道的党群工作基层创新经验，并通过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来协助JHT街道的党群服务工作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从2015年到2017年，每年暑期某大学都会派驻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实习。这三年，笔者之一都是作为指导老师或者带队老师参与到学生实习工作中。然而，我们发现专业社会工作虽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社区服务的例行化和活动化的问题，试图通过专业动员组织方法来延续党的群众路线，但是最后却是有组织化、无组织型。下面我们主要以2016年的专业实习为例来分析其原因。

四、有组织化、无组织型(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的专业社区组织工作

(一) 由组织活动到组织居民

2016年7月28日，某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9名实习生在督导老师的指导下来到QD片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始为期5周的专业实习，尝试将专业的社区动员和组织理念与方法带入党建工作的实践中，探索基层党群服务专业化模式。经过初步的调查探究和街道党委组织科协商，实习社工确定以发掘片区“能人”、培育居民小组为核心目标，试图通过小组工作的策略来引导社区自助团体组织的发育，以此作为党委领导下的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具体发育手段。实习社工分为三个小组面向不同群体挖掘社区积极分子，推动社区自组织的发育。第一小组确立其工作方向为动员青年志愿者，培育成一个青年志愿服务领袖小组，成为可持续性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载体。她们提出“大骨头”青年志愿服务组织人才培养计划，具体工作策略是培育小组的领导能力、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等，将其发展成为社区志愿者团体的骨干领头人，领导社区志愿服务管理团队。

第二小组抓住了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过程中亲子教育的代际冲突这一敏感问题，提出了“家有儿女”亲子教育互助支持小组计划，旨在为社区居民搭建围绕亲子教育问题展开的互助交流平台，进而从中发展家长领袖，鼓励他(她)们建立以邻里互助支持小团体为依托的核心圈子。具体内容有：培育小组内支持互助氛围，引导成员之间建立彼此融入的情感关系；化解小组内祖辈家长与年轻家长的理念冲突，增强小组组员教育孩子和处理彼此关系的知识和能力；发展亲子教育的家长骨干并强化其彼此联合与凝聚力。

第三小组则以片区内打工的青年工人的情感问题作为介入的干预点，提出“情感对对碰”青工互助小组计划，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明爱暗恋补习社”。QD片区有大约2万名工厂打工者，这些“新移民”生产生活在高度分工的工作环境下和管理式的宿舍中，难以建立起彼此互动交流的自然关系。而处于生命发展重大转折阶段的青年工人群体，能否得到彼此的情感支持，找到另一半，又是一个很紧迫的情感需求。小组的具体目标有：引导小组成员分享其有关自己情感状态及态度；鼓励小组成员为彼此的问题和烦恼献言献策；发现有潜力的小组领导，带领小组成员建立互助支持网络并吸纳更多成员，互相倾诉心理压力，分享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和压力事件的有效方法。

三个小组虽然在介入的问题、针对的群体和具体目标侧重点不同，但秉持的基本理念、开展小组工作的策略、指向的社会性目标较为一致。他们都不是为了组织活动而组织活动，而是希望通过活动来吸引居民，培育互助小组。其社区组织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引导社区居民自愿参与到共同关心的事务当中，通过小组活动引导大家通过相互分享各自的经验，来理解彼此的差异，学会接纳和欣赏差异，进而建立相互同情和支持的共同体，发展集体合作的应对问题和压力的策略，实现社区增能和发展。[23]

(二) 作为组织居民手段的专业活动

虽然专业社区工作是以组织居民群众为目标，但是吸引居民参加小组也要通过一些活泼有趣的活动。专业社区工作和一般社区服务活动的最大不同在于一般社区服务活动是以活动为考核目标，并不关心居民的组织培育，而专业社区工作是以活动来吸引居民参加小组，活动只是一种动员策略。

为了动员和吸纳居民参加小组计划，实习生尽其所能，利用多条途径和渠道联系和动员片区居民参与小组计划，包括利用QD片区现有的E家人平台和协助社区服务社开展例行化的活动。她们在1—2天内高效完成线上和线下宣传产品，包括宣传单、报名表、电子宣传产品、线上报名表等，和片区负责人沟通后，这些宣传依托“片区党群共建”微信平台、“E家人微信群”、各QQ群发布线上宣传招募帖进行扩散。利用承办联合党委的每周常规“K歌活动”与“六点半课堂”党建活动的契机寻找目标群体。此外有两个小组独自开展了“亲子趣味赛”和“探索自我、艺术减压”瑜伽主题活动吸引潜在服务群体参加，并于下班时间在园区企业门口发放传单。

经过策划和宣传发动，三个小组分别招募了8—10个组员，开始进行小组培育。8月8日，“大骨头”青年志愿者领袖小组开始活动。3名实习生分别扮演组长、副组长和观察员角色，并提前布置小组场所，设定轻松的小组氛围。在第一次小组活动中，组长为成员介绍“小组工作”是什么，其目标为何，并通过游戏方式开启组员之间相互认识和熟悉。接着引导组员共同参与商议今后几次小组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安排，并通过共同讨论制定了小组规范。最终以组员分享作为总结，组长也为组员布置了思考题：“社区内需要什么样的志愿活动，我们能够开展什么类型的志愿活动？”

8月9日，“明爱暗恋补习社”开始了青年工人情感支持小组的第一节活动。在第一次小组中同样达成初步效果：通过游戏，组员和工作者以及组员之间相互熟悉，初步了解小组组员的特点；共同制定小组目标和小组规范，形成开放包容、多元安全的小组环境。

8月13日，“家有儿女”亲子教育互助小组以破冰游戏、订立小组契约和分享自己的家庭故事，使工作员、组员之间互相熟悉，建立了初步的小组关系。

在接下来的活动中，各小组工作的动员组织方法类似，都是通过游戏、讨论、分享的形式展开，但是到达的目标和实现的主题任务不尽相同。“大骨头”小组的第二次小组活动围绕增益组员“组织策划能力”目标，通过让组员模拟策划志愿服务活动的经历来推动服务性学习。第三、四次小组活动分别围绕“管理激励能力”和“冲突解决能力”主题开展，小组成员的熟悉度、参与度和凝聚力都进步一增强。在小组实践过程中，工作员在分析每个成员互动特点和参与方式偏好的情况下，引导和激励所有成员参与到小组互动和讨论活动中，促进小组朝着一种参与式民主管理风格发展。

“明爱暗恋补习社”则因为情感问题比较敏感，且组员的男女比例不一，动员起来更加困难。工作员试图激励组员彼此分享自己在情感生活中的经历和故事，包括对于情感方面的一些压力、烦恼和困惑，同时引导其他组员也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和建议。但是，组员们对此问题明显有一定的阻抗，容易变成对开放组员的起哄和嘲笑。为此，工作员需要引导组员们既学会开放自己的情感，又要学会尊重他人的感受。然而，依然会出现小组内的尴尬和起哄，导致本来就少的女生退出小组。这需要工作员进一步发动新的成员加入，把封闭小组转变成一个半开放的小组。最终，通过工作员带动和引导，组员们慢慢学会了倾听和理解，进一步加深小组成员之间的了解，增加彼此的熟悉程度，并逐步学会去反思自己的情感结构和目前情感状态；通过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并互相倾听，逐步认识到关于日常生活的情感伦理观所具有复杂性，并引导成员以包容而非冲突的方式去处理这种多元性。组员明显意识到男性和女性之间在对待情感问题上具有差异并表示理解这种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学会了性别敏感和尊重性别差异。

“家有儿女”的介入方式则通过放小短片、情景再现等手段，引导组员明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并通过工作员的引导来重构对某一问题包容性的理解，继而转变彼此冲突的态度。活动通过播放电视剧《虎妈猫爸》中的一个片段引出两代人对如何教养孩子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分享自己教育孩子的故事，互相交流自己教育孩子的态度和疑问。通过工作员的引导，使讨论更深入、升华，大家知道了时代不同，教育孩子的方式发生改变，而如果不协调好代际差异，将会导致孩子教育的进一步恶化，结果会是适得其反。

在小组成员培养起合作和凝聚力之后，工作人员推动小集体走出小组活动室，进入社区面对公众进行对话。“大骨头”组员们开展了一次社区卫生倡导活动，向社区居民共发放100个无纺布袋，收集到了至少100个签名，并且通过沿街发放传单，让更多的居民了解到爱护社区卫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和社区居民的实际交往以及社区居民的肯定反馈，“大骨头”组员切实感受到因承担社会责任而获致的成就感和获得感。

“情感小组”也在最后一次活动中走到社区倡导代际之间包容理解不同婚恋观，让社区公众反思中国传统婚恋价值观，缓解适婚青年来自家庭家族、朋辈群体、社会文化的压力。在工作员的带领下，小组制订并印制了理解大龄青年婚恋问题的“告家人宣传书”，由小组的新一任小组长负责带领大家进行发放。他利用本地人的资源优势，向身边朋友、公司同事发放小组引发的不要对大龄青年逼婚的宣传单，并和大家一起宣讲和讨论青年人的情感压力。

“家有儿女”小组工作员则请到爱益普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专业老师，面向社区居民举办了一次“沟通之道”的主题讲座活动，把当下的亲子教育代际差异和沟通协商问题引向到社区公众讨论。

(三) 有组织化、无组织型的结局

尽管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生在专业带队老师的带领下，通过活动组织居民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当他们结束实习离开QD片区后，预定的小组目标还是无法完全达成。开展专业社区工作的核心目的是希望在片区内培育出有行动能力、资源调动能力的居民组织，并希望他们具有较强的社区关怀和共同体责任，解决街道党群工作中单靠组织活动缺乏居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可持续性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发动工作，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确实启发了小组领袖，他们愿意继续带领相关主题的支持小组，以“明爱暗恋补习社”小组为例，小组成员表达了承担社区活动的组织者的意愿，并非常希望小组得以延续。

光光极力推荐阳仔成为我们的新一任小组长，负责组织活动。阳仔开始并没有表态，光光和胖哥说他们可以作为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起哄让阳仔成为新一任的小组长。小凯表示赞同，其他组员在微笑，没有讲话。阳仔最后接受了大家的提议，大家开始叫他“阳组”，他自己笑称自己是“养猪”。副组长表示那么其他小组成员就是“猪”了。小组成员哄笑。组长表示，很开心阳仔愿意成为我们的新组长，其实大家也不必太拘谨于谁是组长和组员，在组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可以轮流成为组长，带领大家讨论和活动。大家鼓掌阳仔成为新组长，我们的组还能持续下去。副组长补充，往后大家如果需要活动的道具和场地可以和我们的机构督导老师联系，如果有什么资源上的困难或者其他问题也可以随时和工作员联络。(第五次小组工作记录)

然而，小组的延续问题在社工实习生的实习期终止撤出片区后还是胎死腹中，并没有顺利发展起来。这背后的原因，仍然是专业社区组织工作理念和方法以及与现有的社区党群工作体制之间的张力问题。然而，我们发现，这之间的张力并不完全是街道党建领导者的观念和态度问题，或者说党群工作的路线和方针问题，而是上述韦伯说的领袖的责任伦理导致的下属执行体制的问题。

五、专业社区组织工作嵌入党群体制的双重阻碍——难以撼动的工作习性和难以突破的铁笼

之所以出现专业社区组织工作成效的难以持续的情况，当然有实习生的专业能力问题，但是更多的还是两套体系之间从行动模式到制度结构的冲突。QD片区党群服务中心尽管是在街道党委领导的大力推动下，力图从管理转向服务，不断强调人民为中心。但是正是因为其日常管理和服务的执行团队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专业社区组织，而是听从街道领导指挥命令的从属性服务机构，就导致街道领导越是负责任、亲自指挥和监督，下属工作人员越是缺乏创造力，从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习性、到中心的管理制度，都日益缺乏社区服务机构的亲和力和灵活性，而是复制了街道机关的管理模式和工作习性。

比如中心自己设置的“小小鸟”服务社，本来是作为实习生的日常合作伙伴，街道领导希望“小小鸟”服务社的工作人员和实习生紧密结合，学会专业化的社区服务的流程和活动组织。但是长期的行政体制塑造的“小小鸟”服务社习惯于听从街道组织科布置工作并对他人布置工作，并不习惯于一起开会讨论、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工作看法；又加上实习生和“小小鸟”服务社的工作人员有年龄差距，难以在性格上融合，所以双方的关系基本上就变成了实习生帮助“小小鸟”服务社完成街道布置的两项惯例性工作：一个是周三的红色K歌活动，另一个是组织周五下午的六点半课堂；“小小鸟”服务社则帮助实习生协调实习工作的场地和地方关系。在整个实习过程，“小小鸟”既不习惯实习生为了搞活动要利用晚上加班等非正常工作时间，更不参与实习生的活动设计和活动执行。到最后实习结束，实习生希望把自己努力培养起来的小组积极分子转介给“小小鸟”服务社时，由于小组积极分子和“小小鸟”服务社的负责人双方都不熟悉，所以难以接续实现对居民互助小组的支持和推动。这背后存在着工作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专业社区工作是在平等尊重、支持鼓励的价值理念下，通过启发动员来实现居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而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机构则是在上级领导的指导下完成对居民的服务任务，并不看重居民参与中的拥有感和获得感。

机构这边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一种免费资源的提供者，而没有把自己当作是服务者。我们上星期有在做相亲会，通知一部分人参加之后，因为人员招募的问题最后没有成功举办。我们通知过的那部分人可能会因为第二天的相亲会而改变自己的行程，但是机构好像并没有这个意识，我们当时是说给这些人道歉，但是机构这边的态度就是认为，我们办相亲会就是给他们提供一种免费的福利，最后因为种种问题没有办成的话，我们不需要向他们道歉。(A实习生的实习总结)

除了工作理念和方式上的差异之外，QD片区党群服务中心管理制度的僵化，难以容纳居民参与和使用服务中心的灵活需求问题。中心有商业性服务、行政性服务和社会性服务三种不同性质的服务，在空间布置上把行政性服务放在一楼、把商业性服务放在二楼、把社会性服务放在三楼。这就在接触方便性上给社区居民制造了一种官僚化、商业化的感觉，不那么亲民、不那么方便。另外，整个中心的后勤和保安管理都是委托给一个独立的机构运作，他们的管理制度是按照刻板的时间表和等级化的结构来设计和执行的，无法顾及社会性服务的灵活和机动性。比如举办小组活动需要在居民吃过晚饭之后，但是中心的管理制度是晚上加班需要特殊报批，而且报批的程序比较复杂，这些都不利于居民群众的使用。

美中稍显不足的地方在于协调方面，可能也是由于机构这边本身的一个制度要求，所以这边的保安可能会不太认可我们的专业实习身份，工作中会遇到一些阻碍。比如8月27日活动当天我们需要一大早来机构这边准备活动材料，保安可能就会不理解我们，而认为我们没有按照常规工作时间过来，要求“领导打电话”，否则就赶我们出去。(B实习生的实习总结)

连实习的工作人员都不能灵活掌握工作时间，那可想而知实习生走了以后，居民积极分子想利用中心开展活动，需要多大的耐心和积极性，才能突破机构管理的官僚主义倾向。

当然，这不是说QD片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就没有居民参与和使用，其实我们发现中心三楼的市民活动场所还是有一些居民在自主使用。但是，这些居民通常都是当地的老居民，而且和中心有着比较熟悉的关系，这样他们才能和中心后勤管理部门协调好时间和场地，来中心免费使用。但是对于新来的陌生市民和工人，如何突破僵化统一管理体系，实现对党群服务中心的认同，成为一个拥有感的成员资格实在是困难重重。

六、嵌入性和自主性——专业社区工作参与社区党群服务工作关系问题再思考

JHT街道QD片区党群服务中心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在基层通过创建服务型党组织和加强基层社区协商机制等区域化党建措施来创新其基层社会治理，维护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基础。但是目前基层党群工作创新的困难在于，靠领袖推动的基层社区服务工作容易陷入一种例行化的工作惯性，结果使得基层党群服务只是徒增了一些例行化的活动，既不能发挥基层服务人员的专业性，也没有提升社区居民对基层党建工作的参与性和获得感。专业社区工作小组工作的方法，虽然有利于培育居民积极分子并产生出自助互助小组的萌芽，但是碰到基层党群服务中心的行政化行动惯性和僵硬的管理架构，也难以持续的发展。所以如何实现专业社区工作和党群服务工作的结合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王思斌提出嵌入性策略，希望把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体系之中，慢慢实现功能上的互补互构关系，既让社会工作获得一种社会承认，也让我国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得到专业化提升。[24]然而，如何避免嵌入性带来的专业扭曲和自主性的丧失？有研究指出，广州家庭综合服务在嵌入街居体制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的问题。[25]单纯的嵌入性不但容易带来专业社会工作自主性丧失[26]，而且对于加强和改善基层党建工作并无积极意义，社会工作如果成为一种类似科层官僚服务，也会产生现代科层官僚体系相似的困境，容易成为缺乏价值伦理和自主判断的例行公事的活动。然而，在以上案例中，我们看到专业社区工作不是不能去动员和组织居民、延续党的群众路线的，关键是能否获得基层党建部门授权，获得独立自主的空间和资源，来开展真正的专业实践。

实际上，就社会工作的宏观实践方向——社区工作来言，其核心在于动员和组织居民，通过社区增权来促进社区发展。对比社会工作的社区服务文献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我们发现，专业社会工作的社区组织动员模式的思路理念和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群服务的思路理念是一致的。专业社区组织动员模式强调把群众的参与当作社区服务的灵魂，而不是把群众仅仅当作一种依赖于政府服务的消极使用者；强调对群众骨干积极分子的培养和能力建设，使他们成为基层服务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者；强调人民大众的社区归属感和成员身份，实现社区团结和凝聚力，实现内在发展。[27]2014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基层党群服务格局也是要依靠党组织带动各类群众组织、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服务，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服务格局，而不是仅仅依靠党组织自身提供服务：“基层党组织要带动群众组织、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服务，协调面向基层的公共服务、市场服务和社会服务。深入开展以服务为主题的党建带工建、带团建、带妇建活动，充分发挥群众组织服务作用。建立健全各级党代会代表联系党员服务群众制度，广泛开展以党员为骨干的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各类专业人才和实用人才开展服务，培养群众服务骨干，引导群众参与服务、自我服务、互相服务，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服务格局。”[20]

从广东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和在JHT街道的项目实验来看，专业社区工作和基层党建之间的结合困难并不在于两种体系之间的理念问题，而是落实执行机制问题。广东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中的社会工作服务出现异化其关键不在于社会工作专业性不够，他们高薪聘请有香港专业社工督导，而且大部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社工都是持证上岗，其异化的关键是新公共管理体制下的量化考核指标侧重于活动产出，而不是居民动员和组织。在华东某市的探索实践也说明，专业社区工作是可以延续党的群众路线来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关键是当前基层党群服务中心仍然是从属于街道的领导责任，靠上级领导的指挥命令来开展工作。正是责任伦理引导下的街道领导导致了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行动习性和管理体制都过于行政化，变成一种例行化的活动，缺乏居民的参与和认同。这就是韦伯提出的自上而下的权威领袖带来的职业官僚“缺乏使命感”的问题。只有通过一支相对独立自主的专业社会工作体系(主要指宏观取向的社区工作策略)才有可能解决官僚化服务体系中内生的“科层僵化”和“缺乏使命感”核心问题，因为专业社会工作有自己的一套相对自治的专业价值观、专业理论和专业方法，来激励和制约它们开展群众动员和社区服务。所以保持专业社会工作的自主性对于当前基层党建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是何等的重要。专业自主性是解决行政化社区服务体系内生困境的关键性外部力量，如果仅仅为了获得体制承认而被动地嵌入体制，那专业社会工作就会像体制内的行政化服务体系一样产生“缺乏使命”的紧张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打造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关键是结合新时代的社会矛盾的新特征，通过专业社会工作的一套专业自主的社区组织动员的体系，来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建工作，打破科层化、例行化、活动化的基层党建工作模式，总结出一套理论上自洽的专业社区工作和基层社区治理体制的融合机制，向世界阐明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专业化转型的道路和模式。当年，中国共产党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国情，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路线和方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街居管理体制。[27-28]然而伴随着科层化而来的刚性和僵化，基层社会的党群服务体系容易退化成一种官僚化服务体系，失去社区居民群众的参与和信任，降低我党在基层群众的威望和认同性。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自上而下的领导和命令，因为试图通过加强领导的责任伦理来克服下级的官僚化问题，只会导致基层服务人员失去创新和灵活性。当前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关键在于是否信任和放手专业社会工作通过独立自主的专业性组织动员方法，来做党和群众服务工作，而不是把专业社会工作当作一种工具和手段来使用，嵌入到现行的基层官僚化服务体系中。当然，放手和信任并不等于放任不管，而是通过价值信念的引导，让专业社会工作成为和党的宗旨相一致的新社会组织，和原有的群团组织一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注释

①②③④⑤数据为笔者调研所得。

⑥ 社会工作专业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种取向，社区工作属于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其专业性主要表现在社区动员和组织方法上，这和中国共产党的党群工作的路线传统是有共性的。这正是本文试图讨论的核心问题，能否通过专业化的社区动员组织方法来传承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而不是现在广东家庭综合服务模式表现出来的异化成各类个案、小组和社区活动的所谓社会工作专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