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的内涵、特点及其时代价值

许奕锋

我国政党协商是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基础之上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奋斗目标就国家大政方针和关系国计民生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的一种民主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世界政党政治的重大创新。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是在总结我国长期以来政党协商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指导新时代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行动指南，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又一理论指引[1]。

一、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就政党协商作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涵盖了政党协商的科学定位、构成要素和制度安排等方面，丰富了新时代政党协商思想。

（一）进一步对政党协商进行科学定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对政党协商如何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提出，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首要形式，是贯穿我国协商民主的一条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党协商这一科学定位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可靠的现实依据。在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和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协商。从“三三制”政权、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到协商建国，政党协商逐渐成为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式，贯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发展的全过程，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具有奠基性意义。特别是政党协商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确立的重要原则、运作机制和制度规范，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2]。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党协商协商主体具有高层次性，协商内容具有重要性，即往往都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协商过程具有规范有序性，即明确了具体的形式、程序和要求等等，这些方面对于其他协商具有很好的示范带动、路径指引以及规范推进作用。

（二）进一步明确政党协商的多元构成要素

1.进一步明确政党协商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文件开篇语就提到，“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和实施政党协商的根本保证，政党协商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牢牢把住政党协商的大方向，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因此，我们的政党协商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我们可以通过发挥政党协商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优势和作用，不断推进我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2.进一步明确政党协商的主体及其职责

政党协商离不开协商主体，不同的协商主体在我国政党协商这一民主政治生活中肩负着不同的政治职责。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要取得成功，无不需要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齐心努力[3]。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搞好政党协商，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民主党派在提高政党协商水平中担负着重要责任，但中国共产党担负着首要责任，因为我们是执政党，应该更加自觉地做到虚怀若谷、集思广益[4]。要积极推动政党协商的有效开展，作为领导政党，就要虚怀若谷地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开阔的胸襟、平等的心态、民主的作风广纳群言、广集众智，丰富协商民主形式，增强民主协商实效，为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5]同时也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主动接受、真心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工作水平。”[6]各民主党派是政党协商的参与主体，承担着政党协商的重要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7]。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就要“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为政党协商深入开展打下坚实基础”[8]。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各民主党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积极贡献，他说：“长期以来，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和社会主义参政党……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不懈努力”[9]，强调“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10]。

3.进一步优化政党协商内容、完善政党协商形式

《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对政党协商的主要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包括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有关重要文件；国家宪法的修改建议，有关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等等。与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相比，增加了“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大问题”等表述，对政党协商的内容进行了优化和完善。政党协商的有效开展必须通过某种形式或者某个渠道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开展政党协商的各种形式作了阐述，明确指出针对政党协商的具体内容，比如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重要人事安排等方面可以采取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形式。特别是就有关重要文件、重要事项，可以采取书面形式直接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意见建议，进行直接协商，各民主党派也可以采取直接参加中共中央的国内考察调研以及重要外事活动等形式，这丰富了政党协商的形式和途径[11]。

4.进一步明确政党协商主要目标和主题任务

坚持以凝聚共识为目标，政党之间通过民主协商对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基本性问题达成相对一致性的意见和看法。坚持政党协商，一定意义上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就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重要人士安排、重点考察调研成果等通过协商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党协商不是为了协商而协商，而是在协商过程中实现民主政治，这是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12]我国的政党协商浸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厚植于中国土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且休戚与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主题。无论是作为政党协商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作为政党协商参与主体的民主党派，都认同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发展进程上来看，我国政党协商经历了“联合与革命、团结与改造、爱国与建设、和谐与发展”[13]等主题变迁。当前我国政党协商的主题自然也要反映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历史担当，必然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相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期以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积极投身改革，特别是始终把深化改革作为建言献策的重点内容，为推进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14]新形势下需要我们明确政党协商的主要目标，汇聚人才和智慧，凝聚最大共识，服务统一战线和提高我们党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和水平。

（三）夯实政党协商的制度规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 周年大会上指出：“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15]政党协商的生命力在于实际效果。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还是无党派人士，都要依据各自职责，按照政党协商的内在要求，通过制度规范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十八大报告首提“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我们亟需做的就是进一步设计和建构协商民主的制度结构的支撑机制和程序。程序性制度建设方面，当前我国协商民主的程序性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健全之处。比如，在协商规划的制定环节，协商议题、协商时间、协商主体等方面不够清晰；在协商活动的准备环节和反馈环节，通报主体、反馈主体、通报时间、反馈时间等方面尚未作出明确规定。我们要把政党协商原则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落到实处，就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及《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意见》中规定的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各种协商形式，进一步细化各种形式的实施步骤和工作流程，使政党协商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避免过于模糊、原则和抽象。在政党协商实体性制度建设方面，相关文件已经规定了政党协商的内容主要是大政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但并没有具体指出哪些属于大政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因此，需要进一步细化政党协商的实体性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建立健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多种协商方式，不断提高协商民主的科学性和实效性。”[16]“要从制度上保障和完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探索有效形式”[17]，要充分发挥政党协商的制度效能，就必须注重政党协商的规范化建设，以逐步实现政党协商的制度规范，提高政党协商的制度效能。

二、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的显著特征

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根植于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在继承和发展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协商民主思想上赋予了政党协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以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在继承协商民主的传统基础上，积极推动和践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18]这一重要阐述彰显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的权益保障贯彻到民主政治和治国理政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有通晓古今中外民主实践的视野，认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19]。政党协商正是基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民主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民主协商这一重要方式和平台，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纳群言集民智，谋求社会团结与和谐稳定。

（二）体现了民主建设的法治思维

当前，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也逐步实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民民主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就政党协商而言，其有效开展，得益于它有明确的协商内容和丰富的协商形式，而政党协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则是实现其价值和目的的必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20]。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推进政党协商的法治化。他认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树立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依法参政议政”[21]。中国共产党主张要依法推进政党协商，依法保障政党协商参与主体的利益与诉求，也鼓励大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2]。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同样要依法参政。因此，要强化政党协商的各个参与主体增强依法按章循制履职的法治意识，做依法治国的积极推动者[23]。充分发挥政党协商的制度效能作用，就要注重协商程序的规范化建设，推动政党协商的科学化发展。

（三）体现了深厚的文化素养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进行追溯与挖掘，为我国当今的理论制度寻找文化之根、民族之源。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对我国协商民主传统进行深度挖掘，有力回击了我国协商民主“无根”论，破除对西方民主政治文化和西方协商民主的“迷信”，溯清了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夯实协商民主在我国的文化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24]。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和理论话语的高度，阐述了我国协商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包括政党协商在内的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绝不可落入西方民主的窠臼，必须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挖掘协商民主的渊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的话语体系，在稳定的政治结构中拓展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制度保障[25]。

（四）体现了严谨的哲学思辨

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深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滋养，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26]。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出发，又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坚持问题导向，运用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等科学的思想方法，阐释了政党协商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明确了开展政党协商必须坚持的目标、路径、方法、步骤等，对政党协商进行全新思考、全新谋划。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既有鲜明的规律性总结提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历史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和运用，又有丰富的、深刻的辩证思考，以全局的视野、深远的眼光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政党协商的关联性、协调性问题，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特别是结合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既回应了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有对人民群众期盼美好生活诉求的积极回应；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规律的进一步认识，也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三、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鲜明的理论优势和时代价值。

（一）在创新发展世界政党理论上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提出，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宽广视野和历史担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力、民心感召力、组织动员力、自我革新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力，既来源于强大的组织体系和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来源于以民主协商为重要平台的组织聚合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西方政党为适应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危机，作出了不少适应性变革和调整，其政党理论也在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西方的政党理论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强调政党间的竞争和轮流执政。政党之间虽然为了赢得竞选或掌握组阁权的需要也会进行合作，但由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其合作是暂时的，甚至可能因为突然中止合作而引发政局动荡或更迭。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西方国家按照他们的政治实践制定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政党理论，诱导中国按照他们的标准去改变。因此，我们要避免落入其陷阱，并通过努力改变这一不利状况。我国政党协商作为一种非竞争性新型政党制度，已经为世界政党文明的发展增添了崭新的元素。世界政党协商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必然要关照中国国情和政党特色，并随着社会转型作出回应和调整。我们既要避免前苏共现象，即避免长期僵化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要注意在政党理论创新中树立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我们要注意和防范的教训是：有的西方国家政党因为竞选而提出各种创新型理论和思想，但在赢得选举后却往往自毁承诺；有的西方国家政党甚至在国家经济最好最快的增长时期丧失了执政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政党协商以及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一定意义上就在于防范上述教训，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理论发展和创新。在政党协商的发展和完善中，应该明确包括政党协商在内的中国政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间的紧密联系，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引领作用，并将现有的概念、理论、制度、实践等逻辑关联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二）在积极建构中国政治话语上具有鲜活的话语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在本质上是对中国政治的话语呈现、理念表达、经验传递和理论概括[27]。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的理论渊源，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也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深刻阐述。从思想内核来看，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在不断总结我国政党协商的历史发展基础上，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协商因子和西方民主政治发展中的有益成分，明确了政党协商的科学概念、形式内容、制度建设和发展要求，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创新，成为了新时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破除我国政治制度话语误区、增强我国政治制度话语权的现实需要。我们需要给予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提供丰富的理论研究和理论解释，积极回应西方有关“压制言论自由”“一党专政模式的中国版”“花瓶摆设”“权宜之计”等攻击性话语。特别是要认真分析自身模式的历史性扬弃，避免“一党专政”这一具有特定时空适用性的话语成为一张随意性很强的标签而歪曲我国的政党政治。政党协商能够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进行发展和建设，可以在世界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中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占有一席之地。我们需要注重对政党协商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打造，构筑深厚的理论功底，并以此为基础更好地与国际社会开展对话，不断充实自己的政治话语资源。

（三）在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具有强大的实践价值

政党协商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发挥政党功能的重要载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政党协商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而作为参与主体的各民主党派能够吸纳不同的社会人群。政党协商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基于共同政治目标的政治协商，也必然包含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战略目标，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为之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和理论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但串联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携手前行的历史，也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我国政党协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积极构建政党命运共同体的黏合剂、助推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开展政党协商，不但能够联系人民群众、利益聚合、整合政治资源，还有建构共识、民主监督、智力支撑等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能够为推动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广泛的共识基础和必要的智力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团结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必须激发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亿万人民群众投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积极性，凝聚我国方方面面的力量和智慧。